2014年9月24日，媒体报导了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公开庭审的新闻。刘铁男再次成为头条，不仅因为位居“大老虎”之列，十八大至今，刘铁男是公开受审的八位省部级高官之一，更是这个案子颇有新闻看点：能源局、裙带商人、情妇反目、媒体人举报、妻儿卷入贪案。这个案子可以说聚集了贪腐案中吸引眼球的所有特征。比如，产生贪腐的制度原因，国家审批权限过多被认为是产生权钱交易的根本原因,能源局无疑是大权在握的部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铁林为立功，根据自己的贪腐经验写出反腐建议。他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什么，从制度上防止以权谋私。这份忏悔式的反腐建议应该是挺符合新一届政府下放审批权的改革思路。审判长也表示合议时会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另外，各类贪腐案中，最能吸引眼球的莫过于女性因素，刘案也不例外。更狗血的是，据说早已移居加拿大的情妇因“知道的事太多”几次遭遇死亡威胁，为自保，才向国内媒体寄送揭发材料。贪官中当然也不乏女贪官，跟其他报导女性事件的方式相似，要在贪官前特意加一个“女”字，标识出来，这也说明贪腐案中男性是主流，是“标准”模式，女性是少数派。只是女贪官对性别角色和官吏角色的双重越轨，更能兴奋各路看官们的神经。同样的情人桥段，媒体突显女贪官的是“淫”，而男贪官凸显的是“贪”——对性资源的不公平占有。

    那么，腐败到底有无性别偏向？女性贪官少、情妇反腐、甚至家人反腐，是不是女性比男性更清廉？有更高的道德水准？情妇和妻子频频卷入贪腐案，再次证明女颜祸水？女人的贪欲不仅毁掉了一个个前途无量的男人，又是“哲妇倾城”的现代误国版？

一，女性比男性更清廉？：腐败的性别特征

    虽说主流舆论更愿意把女性及女性贪欲视为男性贪腐的推手，但相信女性比男性更有道德感，更不能容忍腐败的观点，也不鲜见，在国内外的学术研究中都有所回响。时春荣和程小佩（2013）介绍了国外关于性别与腐败关系的相关研究和争论后，接受和相信女性更不能容忍腐败的正方结论。作为一个政治正确的结论，作者乐观地希望把这个结论用之于反腐斗争和妇女运动，因为这个结论非常有利于用作促进妇女参政的理由，特别是在腐败高发国家和时期。只是时春荣和程小佩的乐观依据的是超时空的国外研究结论，且案例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并非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最近这一观点得到了来自中国经验的支持。2014年7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下文简称人大国发院）发布该院首份反腐败研究报告《如何治理“一把手”腐败？》。报告结论称相比于女性干部占全部干部的比例，女性干部腐败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这份研究报告同样援引了支持时春荣和程小佩得出乐观结论的同一份国外文献（Swamy Anand，Steve Knack，Young Lee and Omar Azfar：2001），来佐证自己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结论：女性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和更强的公共利益责任感，更少腐败和更不能容忍腐败行径。

    报告收集整理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所有公布的厅局级官员腐败案例，包括367个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名（占大约60%）。在这份报告中，367名厅局级以上腐败官员中，有47%的官员（172名）曾包养“二奶”，与网上流传的“95%的贪官有情妇”的说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媒体经常援引“95%的贪官都有情妇”的说法同样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2013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中心发布《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基于2012年媒体公开报道的近200个典型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称“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这个结论被海内外媒体广为引用。但若用百度收搜，就会发现“95%的贪官有情妇”说法早于2013年之前就在网络上传播开了，只是出处不详，或是笼统地称“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或是称某某官员根据本地落马官员的统计。人民大学的报告因其学术性似乎坐实了95%的说法。难能可贵的是，人民大学国发院的报告作了分性别分析：女性占全部厅级贪官的3%。在219个“一把手”腐败案例中，女性只有3名，约占1%。对比女性干部占全部干部的比例，2009年全国地厅级干部中，女性比例为13.7%。于是得出结论：女性干部比男性干部更清廉。女性有利于清廉的观点在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上也有所回应。世界银行2001年的政策研究报告《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就认为女性拥有更多权利，参与更多公共生活的社会、商业和政府会更加廉洁，经济也更富生产力。从女权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类研究报告无疑是亲女权主义的结论，有利于与有厌女症倾向的、把男性腐败归罪于女祸的性别观念相对抗。所以，中国推动性别平等的最高国家机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也把人民大学国发院的报告挂在官网上。但是，政治再正确的结论，也必须经得起经验与逻辑的考验，否则，即使有学术的包装，也无法说服大众。

    女性比男性更清廉的原因，不管是诉诸女性的道德水准（Swamy Anand, Steve Knack, Young Lee and Omar Azfar:2001）还是诉诸女性更谨慎保守的文化特性（人大国发院：2014），都与民众的直觉和经验不相符。从方法论上讲，归纳原理推导出来的结论，总会存在例外。根据目前媒体报导的贪官案，爱财与好色似乎是贪腐案中的固定版本，不分男女。若有不同的话，有的女贪官可能还要加上色诱情节，把自己作为性行贿的对象交换出去，以换取自己的官位和贪污的权力资本。这种事例自然可以用来指控男性主导的官场生态环境不利女性的证据，但也无法证明女性有更高的道德价值。若诉诸于传统的性别文化，如人大国发院报告对女性更清廉的解释，是女性更谨慎保守，更不愿承担风险的性别文化。这种性别文化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和推导出女性更不容易抵制腐败，女性服从的性别文化加上官僚体制的权力等级关系，使女性在一个系统化贪腐的官吏文化和官吏网络中，更容易顺大流。女性拿自己性行贿去谋晋升，实则是这种顺从的性别规范在贪腐的男性文化中的极端表现。现在贪污的女性少，只是因为女性更少接近权力核心，缺少贪腐的资格和能力。其次，从一个相关性关系变成一个因果性关系，需要排除更多相关因素，才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因果关系。女性人数增加与机构中的腐败程度降低，这两个因素之间也许存在看似的正相关性，但中间横亘着一个制度环境，包括政经关系、权力结构等。正如人大国发院报告揭示的，“党委、政府、交通、司法以及国企等部门的‘一把手’更容易腐败”。“一把手”更容易腐败，是因为权力集中于“一把手”，贪腐易发部门都是政府的实权部门。若是不改变鼓励政经结盟和易于权力寻租的体制，参政女性的增加，增加的也许只是女性贪污比例的上升，而不是腐败的减少。汪琦、闵冬潮（2014）收集2000-2013年以来媒体报导过的女性官员腐败的17个案例，她们发现这些女贪官同样集中在财政金融、国有企业高管、党政正副领导，政府土地基建项目负责人等腐败高发部门，也就是说，女性贪官与男性贪官的腐败案的特征没有差异。他们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只要腐败的条件和机会具备，腐败行为就没有性别上的具体差异”。“在一个权力监督制衡至今仍然薄弱的制度环境下，握有实权的女人一样会滥用权力、堕落腐化。女性腐败案相对较少未必说明女人比男人廉洁，而毋宁说明了女人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他们的研究发现反驳了把女性看作更公正廉洁的一种性别的神话，正确地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女性越多——腐败越少”的关联只是一种错觉。

二，性资本还是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女性参与腐败的动因

    关于女性参与腐败的动机，汪琦、闵冬潮（2014）提出“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理论加“性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她们把参与腐败的女性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官员参与腐败，一类是作为情妇参与腐败，一类是作为家庭成员参与腐败。“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是指“因经济转型造成的资源向富人、男人、有权人流动的准无政府状态以及资源分配中有效控制的缺失”，实质是指行动主体作出行动决策的外部制度环境。“性资本”界定为“个人在一个领域内以性为中介用来获取地位的资源、能力及禀赋”。汪琦、闵冬潮推论称，“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环境中，造成绝大多数女性，包括女性官员和普通女性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和经济机制获得平等机会。于是，女性“转移焦点，利用个人性的策略和女性魅力换取她们本该在就业市场获取而未能的经济收益。对她们来说，与男性贪官结盟是拥有舒适体面生活的捷径”。“在当前中国，一些女性之以政府官员或官员家人、情妇的身份参与腐败，不仅是腐败环境下的被动影响的结果，而且还是她们个人为分有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尽管笔者非常认同把个体行动者放入宏观制度环境中进行考察的整合性研究视野，但是，笔者认为“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性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有一定的限度，若进一步的厘清概念，深入探究，也许可以进一步寻找这个理论框架下面的现实基底，寻找另一个解释性概念。“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性资本”的分析框架赋予女性主体性，避免把女性视为被动牺牲者。同时，又把女性这种貌视不正确的主体性归因于对女性不利的宏观环境，即，经济转型期中国“混乱的资本/ 资源获取”状况，从而避免了对参与腐败女性的道德指责。把女性看成主体，赋予女性主体性和能动性，这自然是1990s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的另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但是，“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框架没有解释为什么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环境中，会造成资源向富人、男人、有权人集中？性资本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女人拿性作为“资本”去换取自己所需的主体性，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社会允许性成为可交换的“资本”？更重要的是，性资本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女性家人参与腐败的原因，因为妻/女不需要用性资本与官员交换。

    若说夫妻关系中存在性资本的交换，也是发生在婚姻契约订立之时。婚姻契约成立后，家庭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恰是家庭私有的观念推动着家庭成员分工合作、共同谋利。家人反腐，无非是这个利益共同体存在破裂的可能性。作为共同体核心的男性官员想撕毁婚姻契约，从而造成利益共同体的解体；或是这个利益共同体实存名亡，存在另一个替代性的（与情人另组的）利益共同体，妻儿记恨报复，一损俱损。只要家庭仍是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就会有忠心耿耿的父母，为儿女贪，为家族贪。刘铁男在法庭上为三十岁的儿子还没有孩子而深深自责，因为同涉贪腐案而深陷囵圄的儿子估计短期内是无法为刘家传宗接代了。让刘铁男自责、驱使他贪腐、以及他急于立功减罪的内在动力机制可能是相似的。根深蒂固的家庭/家族传承的传统观念，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催生的私有观念相结合，才可以解释为什么贪腐案往往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贪腐。为家庭累积财产，并确保私有财产世代传续，这可能才是我们需要认真检讨的贪腐的内在助力机制。

    性资本理论无法解释家人（特别是儿女）参与贪腐，却可以解释部分女性缔结婚姻的原因。尽管恩格斯早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尖锐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婚姻的财婚性质和性交易的实质，并刻薄地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功能，无非是男性为了确保私有财产的传承，而对女性性自由的约束。当下的婚姻家庭制度和社会伦理基本上仍是在鼓励和支持女性把自己的利益和命运维系在男性/家庭身上。特别是相比男性，女性整体上处于结构性不利的处境，婚姻和家庭对于绝大多数女性仍是重要的甚至唯一的安身立命的地方。

   参与贪腐的妻子/母亲往往比参与贪腐的情人更容易获得公众的原谅，因为她只是爱家护犊过了头的妻子或母亲，这种为家庭和子女谋利的传统性别规范，在重估家庭价值的自由主义观念和提倡家庭美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加持下获得加强。中纪委寄希望于贤内助反贪腐，估计是靠不住的。贤内助和贪内助本质上是同一的。顺从和奉献于家庭的传统性别文化加上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可能只会加剧女性在贪腐中的作用。 参与贪腐的情妇，不管有无感情，不管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家庭的利益、还是为自己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都因赤裸裸的权色交易而被指责。实质上，情妇参与贪腐，与家人参与贪腐没有本质区别，都只是利益共生体。只是前者是建立在纯粹性契约之上的利益共同体，而且这一利益共同体只由利益綑绑，相比后者更脆弱。后者以血缘为基础，并受到国家法律和社会伦理保护。情妇反腐，或是女性希望以婚姻契约替换性契约无望，或是更多因利益共同体破裂后的反目报复。剖析情妇参与贪腐的原因，主流舆论经常归于物质女人的贪欲，或是归罪于男人无克制的欲望。女人的贪欲与男人的贪欲没有本质区别，情欲自由也并不必然为贪腐做注脚，而应追问这种贪欲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要问曾几何时男人的“成功”要以情人的数量做注脚？要问曾几何时女人可以拿“性”作为“资本”进行交易？以“性”作交易是古已有之的事，比如，娼妓是古老职业、恩格斯批评资本主义婚姻的实质仍是性交易，但是，从未理所当然地把性称为“资本”。所谓资本，是能够创造财富，带有新增价值的价值附着物。性资本，意味着性本身成了物，成了可交易的商品。在古代中国，卖淫称“卖身”，意味着身/性无法分离，性不是单独的商品。只有到了莞式服务的时代，性才真正与身体分离，成为可以换取金钱的生产资料。在中国，对性资本化的理解，也是最近三十年伴随全面市场化才逐渐浮现出来的。当人们逐渐接受市场原则来支配和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时，性的交易才变得正当合理。尽管对于广大性工作者而言，性，最多只是谋生的“劳动力”，称“资本”还太奢侈。但不管如何，性资本一词，隐含着认同性是创造价值之物，也潜在地认可了性交易的合理性，尽管未必在社会伦理和法律层面上光明磊落地认同其正当合法。所以，解释情妇参与贪腐的动因，不应止于妇女拿性作资本交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应追责到合理化以性作为资本进行交易的市场社会。一言以蔽之的“经济转型期的混乱”和“人性”只是遮蔽了问题，而不是解释了问题。“经济转型期混乱”的提法很容易把问题转移给“转型”，而不是转型后的体制。于是，乐观地等待转型的完成，忽略了对体制本身的批判。诉诸于抽象人性，与诉诸于女性道德一样，只可能陷入本质主义的泥坑。抽象化地理解人性，人性就成了人之为人的本性。性资本理论假定的理性人，确切地说是经济人理性，成为与转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人性”。问题不在于理性人的理论假设，而在于把理论当真理，把假设当标准，把理性人当现实中的标准人性。在市场社会里，自利，甚至不择手段的自利，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欲，视为理性的自然表现。被自然化的欲望，很大程度上合理化和道德化了自利行为。女人（当然也可以是男人）以性作为资本进行交易，无疑是符合理性的自利行为，特别是当性成为自然之人欲和可以身心分离之物，性交易的道德负荷大大减轻了，尽管男权社会的性/性别规范并未完全赦免女性性交易的原罪，却已为男性的性自由打开道德的便利之门。

三，为何贪官多情人？：资本主义新人性和贪腐中的性别等级

    女人贪欲与男人的贪欲本质上没有区别，男人的贪欲来自同样的人性驱动。竞争、自利、逐利的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对合作、利他、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反拨，被塑造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的时代精神。当狭隘的市场理性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几乎全部领域，甚至侵蚀到公权力领域。比如，由新自由主义精神支持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宣称用企业家精神治理政府，可能还未带来政府的高效和低成本，却已经毁掉了公职人员服务人民的公共精神，摧毁政府的公共性质，成为使权者谋私利的“国营企业”。当自利、逐利的资本主义精神成为公职人员的“新人性”，在权力缺少监督和抑制机制的环境下，贪腐简直就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当人性被认为是普遍的，欲望是自然的，要求公职人员抑制这种“人性”不是违反人性吗？！伴随产权的私有化，私有制重新植入了家庭，成为家庭的基石。道德化的自利欲望加上重新重视家庭的伦理，对个人/家庭财富的追求很大程度上也合理化了权力寻租。

    如果说，资本主义精神同样灌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女性和男性，那么，为什么自利的资本主义精神会与支配性男性气概同步生长呢？我们需要解释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男）贪官多情人的现象？这需要检讨“新人性”的建构过程，是如何把资本主义精神与支配性男性气概同步建构起来的。经济转型，不仅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也需要建立相适应的霸权性意识形态，即一种相配套的“新人性”。从集体主义时期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后毛时代被建构成是对毛泽东时代压抑的“自然”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反拨，是对人性的回归。与此相对应，毛时代被建构成去性化和性压抑的时代，无性化的“男女都一样”和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被指责成有违人性的时代错误，而遭到讥讽。重新性化作为对毛泽东时代无性化的拨乱反正，女性表现为对“女性化”和“女人味”的召唤，男性表现为对阳刚气和雄性气质的召唤。八九十年代，阴盛阳衰的坊间议热，对上海女人嫁洋人（主要是白人）激起的愤忿所隐含的中国男人对去势（性能力）的焦虑。进入新世纪，（男）国人对姚明进入美国NBA，以及刘翔的跨栏成绩表现出超体育的民族主义兴奋，也有部分也来自于中国（男）人对于自己身体（病夫的民族记忆）曾经的自卑。从性别角度看，资本主义化的经济转型伴随着重新性化和社会性别化的过程。不幸的是，男人的性化却是通过对女性之性的占有和支配建构起来的。这种重新性化的过程被建构成是对“自然”人性的回归，性欲、物欲都是“自然”欲望，是“人性”的复苏，从而自然之人性不仅得以逃逸和反抗政治的控制，甚至得到支持市场经济的新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和鼓励。性的话语政治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利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仅是与支配性男性气概同步建构，某种程度上讲，自利、征服、占有的资本主义精神是通过支配性男性气概建立起来的。物的占有和性的占有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新人性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男）官贪多情人，情妇拿性作“资本”，是同一种资本主义人性所驱动，那么，为什么在性别关系中却表现出结构性的不同？或者说，在同一个社会结构里，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的自利行为会呈现出性别特征，而处于同一社会位置的男女贪官表现出相似的行为特征。这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伴随着阶级的重新分化，同时出现了权力和财富向男性集中的性别分化？不能把性别等级的成因简单归于父权文化的封建遗毒，而需要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中去寻找重构的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更多地使用灵活就业制度，压缩社会福利。女性不仅成为非正规就业的主力军，而且要承担起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责任。家庭的私人化，对于有产阶级意味着财产的私有化。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只是大量的再生产方面责任—养儿、看病、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等——由私人/家庭负担。在传统性别分工的规制下，事实上是由女性承担。于是，当资本制度充分利用了传统性别规范，特别是对家庭内女性无偿照料劳动的剥削，制造出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制造出了无产阶级和中下层中产阶级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不利处境，比如女大学生就业难，打工女性因为生育和照料责任不得不中断工作成为临时工，而白领女性因双重负担影响职业晋升等。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不利处境，会进一步加剧女性对男人或（男权/男系）家庭的依赖。比如，一些中产阶级白领女性要求回家做全职太太、干得好不如嫁的好，等等，不能仅仅归于传统性别规范的要求或妇女解放上的倒退，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职场劳动的异化，以及女性在职场的不利处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仅制造了阶级等级，也再造了性别等级。生活在性别等级与阶级等级双重压制的市场社会里，注入资本主义新人性的女性，表现出汪琦、闵冬潮等研究者指出的以性资本交换财富的主体能动性。

四，结论：开启对资本主义“新人性”的批判性反思

    检讨贪腐中的权色交易，不应纠结于“色”，色只是媒介。腐败是以权谋私，女人无权，何来谋私？女人借助男人之公权，或男人以公权相赠，允自己的情人或家人去谋私，这本身就是握有公器之男人之过错。把责任归于倾城之“哲妇”，是逃避责任、回避反思的便宜之计；用“红颜祸水”注脚贪腐，只是把民众的不满引向女性。性资本理论，看似重视了妇女，彰显了妇女的主体性，却仍未逃出红颜祸水的旋涡。

    检讨以权谋私的贪腐机制，重心应落在“权”上，即，用权时的制度环境和使权者的内在动力机制。制度漏洞、权力体制，确实需要检讨，但是寻租者内在的动力机制同样需要检讨。比如，双轨制只是产生贪腐的外部制度环境，而偏私和自利才是产生贪腐的内在动力。刘铁男写反腐建议书，自然是变相指责制度的责任。自由主义者把产生贪腐的原因主要归为国家掌握太多的经济权力，把扩大市场化作为减少权力寻租的终极方法。政治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即使国家责任再少的守夜型国家，也会存在寻租的可能性。当舆论为刘铁男的一份反腐建议书再次兴奋时，刘铁男那句“价值观出了问题”的深深叹息，估计被大部分看客当作应景的政治语言，揶揄之后很快被遗忘。该是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新人性”了，才能回答刘铁男的质问：“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

参考文献：
1. 时春荣和程小佩：《“性别与腐败”关系之理论的发现及其意义》，《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 Swamy Anand，Steve Knack，Young Lee and Omar Azfar，Gender and Corrup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1，Vol.64
3. 《反腐败研究报告称：女性干部比男性更清廉》，参见，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官网：http://www.nwccw.gov.cn/html/67/n-171167.html； 上网时间 ：2014年9月23日
4. 世界银行：《通过权利、资源和言论上的性别平等促进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出版
5. 汪琦、闵冬潮：《性别与腐败——以中国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7月，第4期，Vol.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