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民国十九年的《现代艺术论文集》中收入了丰子恺先生《美术的照相》一文，副标题是《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现在照相真是流行极了，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自备照相器，自己会拍照；马路上卖照相器的店到处皆有，而且一二十块就可以买一具。”丰子恺先生那时正担任开明书店的编辑，也为开明书店的很多书籍作插图，绘制封面。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在任职立达学园期间，也曾先后兼课于上海艺术大学、澄衷中学和松江女子中学。想来丰子恺先生的朋友多半会是出版界或是教育界业余爱好摄影的文化人。把摄影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在当时的职员阶层即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机构中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专业人员中似乎是颇为流行的。我们从1930年成立的黑白影社于1934、1935、1937年相继出版的《黑白影集》最末处刊登的社员通讯处地址中可以大致想象出当时摄影学会会员的社会职务和社会地位，“……上海江西路工部局工务处；军政部第七陆军医院；五马路天祥银行帐房；北京路永康里国际摄影新闻社上海分社；上海法租界甘世东路天一影片公司；上海南门民立中学……”从1930年到1937年黑白影社的会员包括了新闻界、电影界、教育界、法律界、工商界、金融界、宗教界、医务界以及照相行业的从业人员，会员人数从最初的33人增加了168人。而总部设在南京路的中国摄影协会从1925年创办到1929年国内外会员竟已达八百余人。 

这种对于摄影的热情还不仅仅体现在参加摄影学会的成员身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普通市民对摄影同样也是趋之若鹜。《申报》1930年12月25日一则关于华社第四届摄影展的报道中写道：“三日来，细雨漾漾，由签名处报告参观之男女老幼，约五千人。足见沪上人士对摄影之注意矣。”又如陈传霖在《八年来的黑白影社》一文中的统计1932年黑白影展观众达2万人以上。1935年第四届影展观众多达4万余人。同样，我们从《良友》画报1934年第85期上刊登的“良友摄影旅游团在京沪”展览会现场照片中看到的也是当时参观者的踊跃。除了摄影展的极度受欢迎，上海滩上照相馆数量也因为利润的丰厚逐年窜升，1918年上海有照相馆39家，到1936年全市已增加到了378家。开设的照相馆多了，彼此竞争也日趋激烈，原来20年代初拍张全身照，要一两块大洋，到30年代已降到一元四张，还加送一张放大。同样，以摄影图片见长的《良友》画报在出版七年后的1933年每期的销售量从最初的二千份增加到了四万份。虽然当时一个五口之家以每月66银圆的收入买不起昂贵的照相器材，但是逢年过节还是可以去照相馆拍个全家福，给自己拍个全身照，或是买一份《良友》画报，或是去看个摄影展。就像西式饭店和中国人的生活很有距离，电影院、咖啡厅和舞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样，摄影也在某种程度上，向中国居民提供了除传统之外的休闲和娱乐的方式。所以我们当回顾二三十年代的摄影首先是应该把它放在都市的文化情结中进行还原。 

在还原上海摄影的都市语境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是不能被忽视的。纵观二三十年代的美术摄影像郎静山、陈万里、胡伯翔、陈传霖的作品，与他们长期生活的大都市浸染完全不同，他们的作品往往是风景、静物，而且总是强烈地传达出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一种世外桃园的乡土气息，如果拍摄的是裸体女性，则一定是极力遵循欧洲古典主义平衡唯美的绘画构图。尤其是郎静山的作品更是极力营造起一份中国山水画的宁静致远。虽然他们中有人开摄影工作室，创办摄影沙龙，成立摄影学会办展览、出刊物、做演讲，组织摄影旅行团，一切皆习欧美摄影之风，但他们的作品却有意识地回避着西方的现代主义精神，新都会艺术的特色与价值，在一座弥漫着外国气味的城市中，这批美术摄影者保持着一种暖昧的民族主义态度。 

在将上海变成资本主义的天堂和中国现代化动力中心的问题上，人们将这种“成功”归功于帝国主义。就像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逛一圈南京路就可以买到当时各国最先进的照相器材，仅一条南京路销售进口照相器材的就有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冠龙照相馆、王开照相馆、中华照相馆、兆芳照相馆、英明照相馆、宝记照相馆等不下十余家。虽然当时国产照相材料有钱景华之环像摄影机，陈筱舫君之印相纸及老焱若君之摄影用品，但都无法与当时铺天盖地，花样繁多的进口照相材料所抗衡，前者首先在技术上有明显不足，其次小规模的生产终抵不上大规模生产且全世界都有销售点的欧美相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37年4月举行的长虹第一次读者摄影展出品的选集中，在每件参展作品下面都注明了对成像作品时所用的软片和镜箱的描述，翻阅整本影集却没有一张作品是通过用国产的镜箱和软片拍摄的。进口照相材料价格昂贵，新技术新款式的相器刚问世一般都要一百多银圆一架，中档的也要四五十银圆。但因为当时上海的资本家、职员阶层中的部分人群已经有了相当的购买力，加之20世纪30年代，虽然世界正处于大萧条时期，但上海的经济水平却保持着稳步的提高。1931-1936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6.7％的增长率稳步的提高，这就为当时的进口相器打开上海市场的销售提供了经济基础。朱寿仁在《中华摄影杂志》1931年第一期的编者按里说“近年来因工业商业美术等种种需要，摄影术的应用范围，亦逐更形扩大。每年进口的摄影材料竟达数百万元。”当时各国相器的竞争也极为激烈，相器的更新很快，那时就有人感叹“摄影技术的发展是跟时代的巨轮前进的”。因为新相器的推出，旧款的相器就会减价销售，像丰子恺先生说的一二十块就可买一具的相机也就有了，这样一般的市民也能拥有一架进口的洋货，满足一下他们小小的“崇洋”的虚荣。民国二十一年刊登在《中华摄影杂志》上的柯达白朗尼镜箱标价仅十一元，就是因为当时柯达公司要推出最新款的小可藏诸掌中的柯达拍必利，这样到了民国二十三年《良友》第94期上的小型方形白朗尼镜箱的广告上说就只要大洋五元五角了，所以白朗尼成了当时很多学生和初学摄影者的首选。 

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有自备照相机，会拍照的，大都是接受了近代西式教育，会讲些洋文，平日穿西装打领带的白领或是经济收入还可以的文化人，南京路是他们下班之余的休息地，咖啡厅是他们文艺茶话钟爱的去处。对于他们而言，摄影体现的是一种现代都市的消费和娱乐，就如同看电影、喝咖啡、去舞厅一样是一种时髦。所以照相(摄影)在上海虽然人人喜欢，但一直不曾正式列入美术中，照相的性质被认为最多是属于工艺美术，跨于实用品与美术品两者之间。摄影被纳入学校的正式课程大概要到1930年的松江女子中学，虽然上海美专于1913年1月27日就在《申报》上登了摄影的函授课程的，但这个函授课程并不见于后来的广告，很可能维持不久便结束了。1933年由新光摄影技术社办的新光摄影函授学校的常年招生通告刊登在《中华摄影杂志》的第六期，这个函授学校的课程分职业摄影和艺术摄影，其中的艺术摄影科就是针对一般的摄影爱好者，向他们传授基础摄影知识和当时流行的摄影式样。函授课因为不限时间地点的优点，满足了沪上一批有点钱但没时间的职员阶层学习摄影的愿望。当时人们的注意力紧紧地被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吸引，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便的相机，越来越快的曝光速度，相比对于摄影艺术研究之热情还是相差甚远矣。二三十年代上海表面的繁华、现代与当时的纽约又有何异呢? 

如果一个人要描写都市文化，那么即使他是以一种闪烁其词的方式，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种族，多元民族及其殖民机构也都必然会被表达出来。的确，除了英法租界内西方风格的剧院、舞厅、咖啡厅、赛狗场、进口轿车和好莱坞电影，上海的都市风景还能剩下什么呢？如果在这道风景里少了闪光灯下明星、名媛、名人、政要的私人生活照片；少了那几十家集中在十里洋场的照相馆，照相器材行，少了画报上形形色色柯达(kodak)、仙乐(Sello)、卡惠(Kawee)、矮克发(Agfa)、培塞(Bessa)、禄来福来(Rolleeiflex)和客来乐(Clarovid)的洋文广告，那么上海的摄影的历史也将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