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明天不上班 爽翻 巴适的板

　　老子明天不上班想咋懒我就咋懒

　　老子明天不上班不用见客户装孙子

　　明天不上班可以活出一点真实

　　

　　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在2014年春节期间火了，随着收视率的一路走高，学员谢帝的这首说唱《明天不上班》迅速蹿红网络，成为新“神曲”。点击量与之匹敌的除了《卷珠帘》还有另一首神曲，学员王矜霖的《他妈妈不喜欢我》：

　　

　　她妈妈不喜欢我

　　因为我是唱歌的

　　没有固定工作

　　不想她嫁给我

　　

　　这两首歌的歌词构成的对偶，形成了一个绝好的隐喻，传递了这档节目和近年来众多音乐选秀类节目一直在制造和消费的一个叙事结构—通过音乐逃离劳动的可能性及其限定。明天不上班=自由职业=没有固定工作，敏锐的人们会感觉到，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劳动不稳定化带来的普遍神话和焦虑。作为一档以原创音乐和音乐人为选拔对象的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的参赛选手即不同于主要面向青少年的超女快男，也不同于主要面向成名职业歌手的《我是歌手》，而大多为在音乐工业流水线上长期默默无闻的职业和半职业创作人。这样一个独特的选手结构，和他们自传式的音乐创作，使得音乐与劳动之间的隐秘联系，在不经意间暴露在电视观众的眼前。音乐、工作与美好生活，这样的叙事在《好歌曲》学员的作品中被不断地吟唱：

　　

　　现在该如何是好

　　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没有存款也没有洋房

　　生活我过得紧张

　　心爱的姑娘你不要拒绝我

　　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

　　—周三 《一个歌手的情书》

　　

　　一路风景

　　疲惫的我又回到了原点

　　关于过去

　　就让它留在音乐里来纪念

　　曾经

　　年少的梦还没实现

　　第十一年若不放弃

　　就再磨一把剑

　　—刘金 《第十一年》

　　

　　从超女快男到《中国好歌曲》，作为音乐和电视工业结合产物的音乐选秀，在制造音像奇观的同时，为何在今日演变成为了承载工作与劳动这一“元叙事”的平台，这值得我们深究。

　　

　　网络技术与音乐工业的转型

　　一般认为，音乐工业的转型，即与电视工业的联姻源于互联网对于传统唱片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当然，这不是说在网络音乐出现之前音乐工业跟电视就没有关系，唱片工业同广播和电视之间的联动和整合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媒介史，在网络出现前，MTV、影视剧编曲、歌舞晚会等电视形式已经在唱片公司和广电部门之间形成了一个包含资本、劳动力和受众的广泛中间地带产业。但这一模式作为双方的补充，并未决定性地冲击甚至替代传统音乐工业中以专辑作为主要产品的盈利模式。

　　1999~2002年，随着刀郎、雪村为代表的第一代网络歌手和神曲的走红，MP3，网络下载，彩铃等模式的普及，中国跟欧美几乎同步地经历了唱片工业将死这样一个恐慌期。传统唱片工业依托版权、明星制和某种程度垄断发行渠道而获得的生存空间开始面临网络音乐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音乐工业金字塔尖的职业从业者开始变得“不稳固”，而另一方面，网络又为庞大塔基上的从业者创造了上升的渠道，这是新自由主义逻辑的一体两面。

　　在这种情势下，站在资本的立场上，音乐工业与其说是面临了危机，不如说是迎来了一个契机，开始向新自由主义的雇佣形式转型，即与电视工业联姻，将主要商品从唱片和版权转移到音乐人和受众商品身上。唱片工业通过与广电整合改造了自己的盈利模式，电视的巨大受众依然是对抗和收编网络音乐的灵丹妙药，通过音乐选秀类节目，广告商支付了原本由唱片公司支付的打造新人的成本，而广告商购买到了作为商品的电视受众资源，所以归根结底这个成本由观看电视的受众来埋单。这说的不仅仅是粉丝经济，而是在电视将受众作为商品转卖给广告商这一普遍意义上。

　　另一方面，挖掘新人的过程通过参赛选手们的“免费劳动”来完成，直到在选秀中获胜才能获得一份唱片公司正式的劳动合同，而此时歌手已经成为被市场认可的符号价值—这注定了对唱片公司而言几乎是一个包赚不赔的买卖。而这种体制下的选秀歌手，也主要不是通过发行唱片的方式来为公司盈利，而是通过商演走穴、上通告、广告代言等延长劳动时间和强度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剩余价值。在这里，不是由机械合成复制的唱片，而是不可复制的人的“演唱”或“表演”成为了商品的主要形态，而在以往，演唱往往是处于金字塔食物链底端的歌者谋生的手段，或是歌厅酒吧，或是“彩票庙会”、饭店洗脚城开业，或干脆就是地下通道和天桥底。而金字塔顶端意味着明星制、专业分工（创作、演唱、制作、发行的分离）、一年一张唱片、干半年闲半年。

　　

　　真人秀后的体制演变话语

　　其实仔细考察中国流行音乐史，正统的唱片发行作为固定盈利模式的黄金时代本就极其短暂。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双轨制和市场化的大潮下，被砸了铁饭碗的大量音乐人才从一开始就是以青歌赛、晚会、走穴、歌舞厅等方式谋生，再加上独特的版权制度，可以说港台和欧美流行乐那种比较稳固的唱片工业形态从来就没有在大陆确立过。音乐选秀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就部分源于这笔奇特的“遗产”，使得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特征的流水线标准化唱片工业还没有被受过民粹教育的中国人民接受就被抛弃了。同时一个连带的结果就是，那些独立音乐人们梦寐以求的高端细分市场也不容易形成，老百姓们的审美特征还带有革命群众文艺的遗风。

　　选秀音乐工业的悖谬之处就在于此，这样一笔“遗产”却催生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个人人渴求劳动价值、稳定就业的国家，却处在历史上劳动价值最动荡的时刻，不管是曾经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下的职业歌手，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逐渐沦为无产化的、没有固定收入的“天桥艺人”。我们需要在这个劳动关系变迁的意义上来理解“他妈妈为什么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固定工作”。

　　在所有这类学员故事的叙事中，不管是他妈妈还是我爸爸，所有的父母基本上都以反对甚至贬低孩子搞音乐的“守旧”家长形象出现，与追求梦想与自由的孩子之间构成二元对立。但是这些模糊了面目的同质家长的再现，遮蔽的正是作为经历了传统体制历史的一代人对于稳定劳动关系仍然强烈的政治诉求和对劳动生产性的朴素认知。而子女们通过选秀胜出证明自己是对的，家长是错的这一暴力的话语方式来完成反叛的同时，否定的正是诉求稳定劳动状况的合法性，从而为一种新的、自负盈亏式的、不稳定的、临时的工作伦理提供充分的正当性。

　　

　　关于自由王国的神话

　　这种新的工作伦理得以顺畅运转的奥秘在于，它把唤寻出的理想主体安置在了工业时代异化劳动的对立面上，即逃离劳动控制，“老子明天不用上班，不用见客户装孙子，可以活出一点真实”。因此“老子”们并不是不想要固定工作，而恰恰是他们真切的体验到，在这个时代，固定工作往往不再意味着福利与尊严，而是更多的剥削与压迫。

　　歌唱，作为人类最古老和原始的技艺之一，仍然是人最不能为机器所替代的劳动能力的领地，但同时，相比其他技能又是门槛最低，最平民化的技艺，歌谣本就是作为劳作中身体的休憩而出现。而通过以歌唱为业逃离工厂车间和写字楼的“神话”书写，使得音乐的功能在当代不仅仅限于休憩，而是成为了社会流动的筹码和美好生活的载体。因此不像任何实体工业和服务业，音乐工业有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进而有近乎无限供给的免费创意和内容风格用以收编、更新。

　　要在这一个意义上来理解那些参加选秀的青少年和不想上班的音乐人。在他们投机赌博、破釜沉舟的“奋斗”背后，依然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迁的向往，游牧的欲望；可是，看似奔驰的骏马驰骋在月亮之上的草原，却依然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大农场，被驯化欲望的技术看管着。而解放的行动就在于，如何将套马的汉子转变成拿枪的张麻子，如何将这些被驯化的欲望转化为带有公共表达性的行动和主张，不再只是反抗“她妈妈”和“我爸爸”，而是朝向一个人人有份稳定工作，想唱就唱的自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