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月:伪人文的旗帜何以飘扬起来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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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月:伪人文的旗帜何以飘扬起来
关键词:流行音乐 汪峰
作为所谓华语流行乐坛的“摇滚诗人“与深具人文精神的歌手,汪峰以及他的歌曲都值得研读,一个文化工业下的歌手是如何与人文精神联结起来?伪人文的旗帜如何飞扬起来?
   
       汪峰火了,彻彻底底地火了。2004年,一首让他“一飞冲天”的热门大曲《飞得更高》频频在各大晚会与大型演唱会上响起,也就是从那时,他实现了从非主流到主流,从小众歌手到大众明星的角色转换。从此,这个声音嘶哑、戴着眼镜,永远穿着一身黑色、蓄着胡须的男人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大陆流行乐坛的主力军,被贴上了所谓“人文歌者”、“中国新摇滚代言人”的标签。从他在2013年举办的名为“存在”的演唱会宣传语中我们能简明扼要地了解到他的不菲战绩:“出道19年,发型9张专辑,获得10项最佳专辑奖,17首获奖金曲,20次最佳男歌手奖,一共获得82个音乐奖项,参加120场音乐节,演唱会覆盖15座城市,行走两万公里,现场观众人数近30万,总辐射人口1.5亿。”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永远看起来深沉而又低调的男人却被各种绯闻炒到了风口浪尖,他陆续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感情生活,可频频被其他新闻抢占版面,网友们戏谑地称要帮汪峰“上头条”;更有网友甚至整理出了“汪氏歌词高频词汇表”,把其一百多首歌里相同词汇编号整理在一起做成表格,在网络上玩起了按照编号随机创作汪氏风格歌曲的游戏……造成这种现状,当下网络舆论的娱乐化与消费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样一个标榜着深具人文精神的摇滚歌手被解构,一个“摇滚诗人”般的人物最终走下神坛,应该让我们想到更多。
   
       我们可以把汪峰创作的一百多首歌曲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是宏大的、励志的、激发正能量的、带有一定主旋律意味的作品,这些是我们在各种大型公共活动中经常可以听到的,诸如《我爱你中国》《飞得更高》,等等;第二类是情歌,汪氏情歌总是那么地沧桑而深沉,仿佛一个成熟男人散发着诚挚情感的自白,诸如《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如此爱你》,等等;第三类,也是所谓最具人文精神的,诉说着生活在当下每个个体的精神状态,被成为直指内心的歌曲,诸如《春天里》《存在》,等等。我要做的是分别选择其中一首歌曲作文本细读,探寻汪峰从走红到被解构的隐秘所在。
 
     《我爱你中国》可以称得上汪峰歌曲中“大歌”的代表,这首歌在2005年推出的时候承袭了《飞得更高》的高人气,旋律极具感染性,歌词质朴、易懂,在国家意识逐渐淡漠消解的氛围中,挑起了国人强烈的爱国情绪。这首歌一经推出,便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以流行歌曲的形式作为外衣的、与传统的说教口吻明显的“爱国歌曲”不同的、带着某种“红歌”意味却又广受听众喜爱的歌曲,成为激发集体主义以及爱国情绪的良药,迅速而长久地被各种大型集会及晚会征用。整首歌的基础是在一种个人与国家二元关系中架构的,整首歌的叙述是在一种个人与国家的对话中进行的。汪峰善于把比喻这种修辞用在其歌词创作中,一如既往地,在这首歌里,他把个人比作流浪的孩子、滚落的石子、离群的燕子,这些意象往往都是失去主体 ,无依无靠的,不具任何力量的;同时,祖国作为一个包容的、宽厚的、温暖的母亲形象出现,给这些无助的个体以温暖和力量。他把祖国比作无与伦比的太阳,这无疑是一个从革命时代就形成的半固化的比喻;可是在这首歌的语境中,竟然没有让人有突兀之感,原因可能就在于在定义上这并非一首主旋律歌曲。在流行音乐的外衣下,它那看似诚挚的情感、对祖国的想象变得让广大听众容易接受了。同时,他运用大量的排比段落来抒发对于祖国的感情:“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这样的表达如此直白,如此真挚,加之其高亢嘶哑的嗓音与可记忆性极高的旋律极具煽动性,很容易把听众的情绪引致高点。这在他蛇年春晚上对这首歌的演绎就可见一斑。当汪峰着一袭戎装似的黑衣站在中国红的巨幕背景之下,用大段的重复卖力地唱着“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直到动情处还有一个下跪的动作,在这样一个全民关注的时间点上,势必激起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拉起全民对中国作为大国形象的想象,也恰巧暗合主流意识形态,这宣传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种大众喜爱的娱乐形式而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暧昧的借力。汪峰与之相似的歌曲还有很多,比如《飞得更高》《怒放的生命》《光明》,它们都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感染性,旋律高亢而激昂,歌词内容中包含了浓浓的积极向上的因素,可以说在这个个人主义盛行、国家集体感淡漠,个体心中弥漫着无力感、失败感的年代,给广大大众流行音乐的受众注射了一支效果显著的兴奋剂,虽然这种表现炽烈的感情,是否真的来自创作者内心,来自每个受众内心,似乎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
 
       如果说仅仅有这种充满激情与正能量的歌曲,那汪峰也只能是一个晚会型的激情派歌手,可作为目前中国流行乐坛顶尖的唱作人,当然少不了流行音乐中的主旋律—情歌。汪氏情歌被认为是独特的,尤其吸引女性听众的,并且年龄段跨度很大。也许是因为他情歌里的主人公总是一个成熟的、坚硬的、散发沧桑感的男性形象,这与所谓偶像派的长相精致的奶油小生截然不同。奶油小生唱的情歌似乎只能是软绵绵的小情绪与小故事,而汪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坚硬的、成熟的男人一旦唱起不矫饰的、温柔的、深情的情歌,就会立即融化广大女听众的心。比如在《当我想你的时候》中,在木吉他的淡淡伴奏下,歌手用温柔而忧伤的声线勾勒出一些让他触景生情的画面:夕阳西下、雨中、相互依偎的恋人、勾起回忆的街道……在副歌部分,划出了一个超长的时间段:十年,他说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但是与之反差极大的是,这样一个沧桑而成熟的男人,却在想你的时候莫名地哭泣,而且排比、铺陈、重复,这个哭泣的画面一直贯穿至尾。这个男人流泪画面会让女性听众为之心疼,极大地激起听众的怜悯与感动之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歌的MV中,汪峰蓄须、吸烟、落寞地行走,这样一个成熟的,一眼看上去就是跻身于社会中上层的、又如此为爱憔悴、用情至深的形象,在这样一个女性的择偶观粉粉转向成熟男人或者说成功人士的年代里,恰巧这个成熟男人又表现得那么深情而惹人怜爱,这势必戳中无数女性的泪点,为其赢得大量女性听众。与之类似的汪氏情歌还有很多,无一例外的,都是温柔的、深情的,却也是满含成熟与沧桑的。当这种特性与最普通的情话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却能产生出远远超过口水流行歌的感染力。同样是唱“我如此爱你”这样的句子,以上各种因素一起作用产生的效果就足以打动更多的人,可能这正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下怀,而且遮蔽性地叙述,隐藏掉现实中许多并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这无疑就给广大听众吃了一颗甜甜的糖果,可这颗糖果是不是糖衣炮弹,还需要仔细分辨。
   
       如果是第一种高亢的“大歌”助汪峰进入主流乐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第二种汪氏情歌又为其吸引了很多听众与爱慕者,而最广受赞颂的,使他获得人文精神的代表者、“摇滚诗人”之类称谓的,却应该是另一种极具迷惑力、碰触了大多数听众神经的一类歌,如《春天里》《生来彷徨》《存在》等。这类歌曲出现得最多的就是如孤独、自由、迷惘、绝望、青春、理想、生命……这种形而上的、玄而又玄、哲学性极强的词汇,可这种探讨往往只是空洞的、不触及筋骨的。它只是触碰到了生活在当下作为个体的人的集体性的感觉经验,只是描述性的,抑或沉浸在对往昔怀旧式的追忆里。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汪峰对现代生活是怀疑的,正如他在微博的签名中写道:“现代文明是一堆垃圾,我们都在扮演着拾荒者的角色,将自己越淘越空。”可问题就在于,面对当下的状况,他采取的是一种后撤式的、描述性的创作,对于应该怎么办,往往是失语的,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就与他所尽力反抗的东西形成了某种隐形的媾和,仿佛在告诉听众,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没办法做什么,只能听听我的歌,聊以自慰吧,就像他在《生来彷徨》中唱的:“这生活会把你的心伤烂,可它从来不会有一丝怜悯,再也别像个傻瓜一样的哭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不如让我们一起放任自流吧,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如此悲观的情绪荡漾在整首作品里。即便是对现代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可是,面对这样的世界,如果只是一起放任自流,那么所谓的“摇滚精神”,从何而来?除了流向悲观,汪峰还很容易陷入对过去的怀念,比如那首红之又红的《春天里》,他把那个青涩的、贫穷的、与理想的过去比喻成春天,与现在成熟之后、有了家庭与事业的自己做一种对照。那时的自己是没有现代生活的,没有为名利所累的,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却能唱出最快乐的歌谣,接下来用他死后的声音唱出:“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这句老无所依唱得时如此撕心裂肺,这之中包含了对现在的不满、毫无希望,认为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老无所依,也就是无路可走,这无疑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否定。同时,这里也包含了对往昔的赞歌式的回忆,把那个前现代的回忆描述成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但是对于未来的看法依旧是死路一条,没有回答,这其实是和《生来彷徨》这种歌具有同构性,都是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但是为什么《春天里》能得到那么多人的接受?也许是因为回忆都是美好的,都是温情脉脉的、乌托邦式的,即使这首歌所诉诸的群体是都市中的中年的中产阶级(就像MV中汪峰的形象),但这种对往昔的回忆却触碰了所以人敏感的神经,因此也有了旭日阳刚的走红。不可否认,汪峰是有社会关怀的,可是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他采取的态度和做法确实悲观的、失语的、不作为的,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形式上的反抗,实质上的空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悄悄表明与现代性、资本的力量是和解的,是中了其圈套的。如果这类歌曲如此为广大听众所接受、喜爱,当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与不满时,人们只会悲观地感慨“那又能如何呢”,姑且听听这样的歌曲,或者在汪峰的演唱会上宣泄这种无处安放的情绪,那这真的称得上所谓的“人文精神”“摇滚精神”么?可能只算是给“铁屋”中沉睡的人一些聊以自慰的麻醉剂罢了。
   
       通过对以上三种歌曲的分析,能看出很有意思的一点:汪峰一面有浓浓的悲观主义情绪,对世界不抱希望,一面却又能如此励志,大肆唱着要飞得更高,要怒放的生命;一面像是承袭了某些黑暗的摇滚精神,另一面却又能唱出新时代的“红歌”;一面在歌声中如此深情款款,至死不渝,另一面却在私人生活方面被爆出如此多的负面新闻。这也许是汪峰的一种不自觉的分裂,一方面可见其创作也许只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另一方面这有人反应了生活在当下的个体的分裂与彷徨,或者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分裂,甚至反应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分裂症。汪峰作为一个“大众偶像”,他本人以及他的歌在今天如此受欢迎,并非偶然。他似乎找到了当下适合最广受众口味的一个平衡点,作为“偶像”,他不流俗、不谄媚、散发着艺术家的气息,却又如此随和而包容(这在他作为“中国好声音”导师的表现中可以看出),用一种抵抗的姿态走出了一条体面而成功 “人生之路”。同时,他的作品迎合了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个个体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在适当的时候给予他们兴奋剂、糖果抑或麻醉剂,这仿佛就是给千千万万的汪迷找到了人生的导师和精神的归宿,可是,呈现出的表象是否就是真实?这是否是被有意塑造和叙述出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完全否定汪峰。不可否认,在今天的主流音乐圈,他的作品依旧是带有个人风格的、创作讲究的、有一定人文情怀的,这与流行音乐中的口水歌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在这个大环境下,两者具有了某种同构性。显然,汪峰在商业上是成功的,是以一种全力配合或者说以一种迎合的姿态投入到文化工业的制作和生产过程中,并且作为“人文”和“摇滚”符号被广大听众所认同和接受;但需要警惕和注意的是,这个所谓的人文歌手的人文性到底在何处?如果这种人文性仅仅是歌唱一些空洞的词汇,一种形式上的呐喊,那这还真的是所谓“划时代的摇滚”“直击心底的歌声”么?如果这就是被最多听众所接受与喜爱的好的音乐作品,那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大众音乐文化生产与消费,究竟要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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