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时代关心环境议题，青年时期参与社会运动，直到迈入中年回归田园生活，这一趟路走来，虽称不上千回百折，个中滋味却也足够让自己刻骨铭心。

    

    至少在30岁那年，自己选择离开作为台湾政经中心的台北市，回到雪山山脉另一头的农乡宜兰，心中对那曾让我热血奔腾、费心计较的社会议题，有一股再也努力不下去的疲惫与挫折！“不如归去”是当时心底最真实的吶喊！谁知道，汩汩的涌泉与肥沃的土壤，却为一颗伤痕累累的种籽，带来未曾有过却又似曾相识的抚慰与滋润，让生命获得落地的沃土，寻着生根的勇气！

    

    感谢社区伙伴以及所有参与这次研习会的各地伙伴，我从没想过这条人迹罕至的幽秘小径，竟有一群同路人，与我扶持同行，也让我有机会回溯这趟与农结缘的过程，并有勇气整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归农半生记……

    

    “农” 的出现

    

    农家出身的父亲与终生务农的阿公，给了自己一条剪不断的农的脐带。然而，定居都市，节岁返乡的生活形态，在儿时留下的农家印象，总是带着某种疏离却又熟悉的异样感觉。

    

    直到升上中学，家中发生经济变故。“你阿爸的工厂倒了，赶紧上车走吧！” 阿公口中声声着急的催促，一家大小被迫离开城市，回到台中乡下，自己才真正学着拿起锄头，牵起牛绳，过起乡下孩子的田野生活。在那短短不过一年的光阴里，映照在一个11岁孩儿眼中的真实农村生活，与年节偶尔返乡的轻快情调及玩乐气氛自然大不相同。

    

    老实说，在那样靠着几分地种稻勉强糊口，住的是泥土砖外敷灰泥的三合院，没有抽水马桶及卫生纸，耕作要靠牛犁田，人力插秧与刈稻，就连学校注册费也缴不起的穷困农村生活里，“当一个农夫”这样的选项从来都不曾在心里浮现。

    

    新鲜的传统“生活文化”

    

    尽管都市孩子回到乡村，生活充满了不适应，却也处处充满了新奇！因蛰居乡间而必须融入在地的生活，学习以乡下人的身分过日子，反倒让自己看见许多原本未曾发觉的农村场景。

    

    “这里居然没有卫生纸？”面对着眼前的茅坑，以及摆放一旁不知名的米白色细木棍，还有永远不曾减少漫天飞舞的苍蝇，这大概是回到乡下生活的第一堂课。“瓦斯炉在哪里？”原来乡下的晚餐得从烧柴取火开始，虽然这样省了瓦斯费，却日日见到大伯母劈柴、结草引火种的忙碌身影。有个爱种菜的阿嬷，孙儿们便成了现成的除草跟挑粪工。而双手灵巧的阿公，总是能用屋边的各类竹丛变出畚箕、竹箩等生活用品，看在自己眼中有如神奇的魔术师。

    

    然而诸如此类代代相传的乡村生活技术，却在现代化的大义名分下逐渐失传。这种技术与生活能力的集体退化，直到旗美社区大学标举“农村是一所学校”，陆续开办暑期的“农村工作坊”，才见到有人在农村的主体意识之下，关注并促进城乡之间的技术与文化交流。

    

    另外一项让都市孩子印象深刻的，要数农村里的集体劳动文化。住在都市里，生计是专属于父母亲的工作，然而乡村却是一个不分男女老少的生活共同体，所有人吃一口饭，便需要有一分的劳动，生活就是一连串劳动的连续。而自己也在各种农活劳动中，养成了藉由参与劳动并融入新团体的习惯，说得夸张些，袖手站在汗水涔涔的劳动者身旁，便足以让自己感到局促不安。

    

    绵密而沉重的乡里“关系”

    

    总是听人家说，乡下是人情味浓厚的所在，然而，当自己真正在乡村生活过之后才知道，绵密的人情味背后，却是复杂而沉重的乡里关系。当大多数亲友质疑或反对我们一家大小，回到乡间倚靠种田的阿公抚养时，“难道咱家里差多这几双碗筷吗？”年已花甲的老人却说出这么一句话，留下了嗷嗷待哺的孙儿，却也加重了自己肩上的重担。

    

    走在乡间的小径上，与都市巷弄截然不同，遇到的几乎都是熟识的人，也因此一举一动也成为众人的话题。自己常以为，或许是乡间有限的土地与资源，让所有人的权利义务紧紧相依，也因此有时到了斤斤计较的地步。即使是亲友之间的友善馈赠，也难免带着期待回报或巩固彼此关系的隐约意涵。这样的氛围让年少气盛的心难以折服，直到离开乡村到都市生活，才发现邻里不相闻问的疏离更令人难受。从日本生活俱乐部生协或主妇联盟[1]共购中心的经验都发现，积极参与合作社活动，乐于承担各项劳务者，通常都是乡村出身的都市生活者，反思己身，似乎多年来也在一路摸索，人与人之间绵密与沉重之间适当的关系距离。

    

    “大自然”的生命导师

    

    “我长大的志愿要开动物园！” 这样的文字虽未出现在儿时的作文本上，却是心底始终难忘的最初。打从有记忆开始，各种形态的奇妙生命总是吸引自己的目光，生物课也是学校里的最爱，上菜市场最喜欢的是卖活鱼虾的海鲜摊，下课返家途中，两旁零星的菜园沟渠便是最佳的自然观察教室。

    

    回到乡下生活之后，与自然界生物接触的面向更是大大打开，还记得与蜜蜂的第一次遭遇，竟是徒手捕捉之后，久久不愈红肿疼痛的记忆。乡间同龄的玩伴仿佛知道所有小动物的藏身处，先找到一处腐熟的堆肥，挖开堆肥找蚯蚓，绑好蚯蚓钓青蛙，钓了一袋青蛙再喂鸭子，那满地青蛙乱蹦惹得鸭群花枝乱颤的兴奋模样依旧令人难忘！生活在乡间的生活，又仿如一堂活生生的实用生物课，年轻力壮的母牛是耕作劳动力的主要来源，猪圈里又肥又臃肿的母猪除了能吃馊水，每年生出的小猪仔可是重要的现金收入。成群的鸡鸭则是逢年过节，拜拜请客最称头的上等料理。出了家门外，沟里的河蚬随时可以成为晚餐饭桌上的佳肴，果园中枯叶下捉迷藏的锹形虫则是男孩子们捉夺的宠物，春日的翩翩舞蝶到盛夏的唧唧鸣蝉，转眼便成为野孩子手里的囊中物！还有那完美保护色下成群躲藏在相思树上的巨大毛虫军团（大灰枯叶蛾），转眼成为泥丸炮弹连环攻击的最佳目标！

    

    除了这些动物之外，阿公亲手栽种的各类果树，更为窘困的童年带来难得甜蜜的滋味。从门口随时结果的土芭乐树，到沟渠边上高大的莲雾树，鸭舍中挺立的杨桃树，牛寮旁的硬桃树，处处可见的土桑葚，还有夏日里孩子们最期待的荔枝，以及暑假中仿佛永远吃不完的龙眼……那种放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爬到树上饱食整串在丛红荔枝的豪气，似乎只属于那段年少轻狂的青春，再也不会回来。还记得在那样一段与自然相伴的岁月里，年纪稍长的堂兄是我们最佳的自然老师，每个不同的季节里，只要一早见到他神秘的表情，就知道这天又将有趟神奇的探险，或许是翻寻蓊郁绿荫下野生的木耳，或许是溯溪上行探觅传说中胪鳗的踪影……即使多年之后，那份稚气未脱的兴奋与紧张却仿如昨日。

    

    我有时会开玩笑的说，选择当个农夫，是另一种完成儿时梦想的方式，因为在友善耕作的稻田中，慢慢地，又能见到那些儿时记忆中的小生命，这也是当初选择带着儿女返回妻子家乡定居的一大动力，只是儿时乡居经验短暂的自己，十分清楚无法扮演当年堂兄孩子王的角色，这确实让儿女们的乡居生活失色不少，更别提农地重划后的水泥化沟渠早已失去大部分的生机……

    

    “农” 的反思

    

    升上中学二年级，跟随着命运的脚步，一家人来到了台北都会圈生活。应该这么说，当自己离开了农村，或经历了农村生活，“农”的反思才真正开始，农村才进入思考的视野。

    

    具体地来说，来到台北之后，自己才第一次离开土地（地面）生活，大约20多坪（1坪 ﹦3.3平方米）的狭窄公寓楼上，摆上一架缝纫机便成工作的场地，摆上一大张木板床便是歇息的卧房，再扣除必要的厨房及卫浴，所剩无几的才是读书消遣等作息空间。

    

    这跟农村的生活环境大不相同！农村的生活场景是一连串空间的连续，大清早离家上学，从柴香扑鼻的厨房戴上便当，走出晒谷的稻埕，迎着早晨特有的迷蒙雾气，步上坎坷不平的田埂路，穿越门前芭乐[2]树下的绿意，跨过潺潺溪水奔流的竹桥，桥下是孩子们经常摸蚬的所在，再过去是水牛避暑戏水的石阶坡……座落在四面水田的农舍家屋，对于孩子们来说，四季里几乎有无数种返家途径的组合，端看当日哪棵树上开了花、结了果，也看哪片田里熟了瓜，哪条溪里有鱼游……

    

    渐渐地，自己开始学着关注环境的议题，知道了惯行农业使用的农药对化肥，对环境的遗害，也想起住在乡下时，帮忙阿公喷洒农药后，阿公催促孙儿盥洗淋浴的吆喝声，以及阿公急忙用盐巴漱口的背影。循着这条脉络，进入大学的环境工程系就读，来到台湾最为广袤的嘉南平原，正值87年戒严令解除，台湾反公害运动开始进入最高潮，高雄市后劲地区居民反对第五轻油炼解场的抗争运动现场，成为自己修习社会学分的最前线。

    

    当时映入年轻眼帘中的不公不义，是坐拥污染设备的中国石油公司与城市边缘农民的对立，高墙之内的中油员工拥有健身房、游泳池、图书馆及宽敞的绿地公园，高墙之外的后劲农民面临的却是用地征收的压力，无止境的空气及废水污染，更让自己永远难忘的，是那自地底不断抽取而出的清澈却充满油气味的地下水，依旧灌溉着厂区外一望无际的青翠稻田……

    

    “自然” 生态的破坏

    

    回首1980年代的台湾，如果要为这个时代注记的话，称为“反公害/环保启蒙的十年”决不为过！或许是台湾进入快速经济增长阶段后，一切行为仿佛只为一个目的﹕“向钱看”，导致各式各样的工厂污染事件层出不穷，例如焚烧废电缆所引发的戴奥辛空污事件（高雄茄定）、高银化工镉米污染事件（桃园观音）、三晃农药厂公害事件（台中大里，庶民抗争最终关厂）、李长荣化工厂污染事件（新竹市，教授参与抗争最终停工），乃至于高雄后劲的反五轻运动，都是民间在长久积怨之后，所引发的自力救济抗争行动。

    

    此外，1979年所爆发的米糠油多氯联苯事件（台中，彰化），则为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拉开了序幕！接下来1986年的西南沿海因溪水污染引发的养殖绿牡蛎事件，也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1988年的农田镉米外流事件（桃园观音），再加上1993年发现的核二厂秘雕鱼事件（台北金山，变形鱼事件），乃至于媒体对农药污染以及化肥滥用的环境伤害等报道，在在都让台湾民众开始对食品的安全深感不安！

    

    也因为在这样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下，催生了诸如消费者保护基金会、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以及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等环保团体，而自己也利用大学课业之余与寒暑假的空档，积极参与台湾环保联盟的各项活动，也藉由一次又一次的营队与田野访调，认知到台湾的土地已经为经济的发展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其中，又以桃园观音所发生的镉米污染事件，以及核电厂的核废处理以及核安问题让自己最难以释怀，毕竟这些瞬间、点状而不可逆的严重污染，形同即刻宣判土地的死刑，天地生万物以养人，人类为何有权力伤害自然环境至此地步？受到这股内在驱力的鼓动，上街头游行、静坐示威的现场远比空洞的教室来得有吸引力，但也在与政府一次次的正面冲突中，发觉自我内在的无奈与恐惧……

    

    “迷信”的传统生活文化?

    

    在农村的传统生活文化中，最特殊而鲜明的应属信仰与祭祀的风俗。即使是离乡进城的游子，也多会带着祭祀祖先或初一、十五祭天地敬神鬼的习惯。犹记少时回乡寄居他人篱下，面对生疏却紧凑的劳动生活节奏，心情难免时时紧绷，唯有到了农历初一或十五，在返家的田埂路上，远远便能望见门埕上难得点亮的晕黄灯光，一桌素品供奉，加上作为背景音乐的诵经梵唱，在这样异于平常的气氛下，一切平日的俗务紧张与人世烦忧似乎都得以暂时忘怀，多年后回想起来，似乎觉得每个月四次周末仍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而每个月两次敬奉天地的拜拜，才是真正属于农民放松的假日。

    

    进入大学生活后来到南台湾，才发觉比起屡经外来政权统治的台北都会，南部早期汉人开垦的农村与城镇，明显保留了更多传统信仰的元素，甚至还可见到尚未彻底汉化的平埔族习俗。在那些个上山下海踏查环境污染现场的年轻岁月，开始觉察语言的问题，作为都市生活必备工具的共通语（国语），在农林渔牧的现场根本无法通用，这才发现来自北方的国语（普通话），在南方水稻文明地带的局限性。

    

    也在同一时期，在反对公害/保卫环境的社会运动浪潮下，开始有人重新省思并肯定传统庶民生活文化的价值，进行全岛农渔村的信仰习俗的调查（如台原出版社），年轻的自己也才知道，乡间流行的八家将阵头并非主流价值偏见下的不良份子集团，而是先民将春夏秋冬日月星斗的变化，结合四肢动作与鬼神信仰所产生的身体记忆型农民实用艺术。

    

    直到后劲反五轻事件中，在地居民首次在反对行列中出动了神轿与宋江阵，也曾抬出假棺木为中国石油公司进行逼真的送葬仪式，甚至还曾留下逼迫警力撤退的成果。还有一次在台湾首次进行地方公民投票决定五轻案存废的前夕，后劲信仰中心的庙宇出现发炉的异象，让不断进行笼络与分化的中油公司意外吃下公投否决的苦果。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地方居民拒绝统治菁英的价值观，甚至反过来将民间的仪式文化强力加诸于政府权力之上。这样的片刻深深刻印在年轻的心底，乃至于后来在榖东俱乐部[4]的活动形态中，自己也采行了仪式性的插秧祭、收获祭及冬聚，并且在插秧前与收割前聚众到庙里拜拜，让都市消费者也有机会间接感受农民与天地之间的真实互动。

    

    “农” 的连结

    

    相较于离开农村之后，不断增加对农村关照程度的自己，当年留在农村同辈的堂兄弟们，却早早选择了离农的道路！“当个土农夫一辈子没出息！”有次返乡自己照例大谈农民自立、兴农救国的高论时，堂兄不客气地扔下这么一句便离开，留下无言以对的自己。

    

    难道不是吗？相较于待在都市不断强调农村的价值，留在农村面对真实的生活显然要困难得多了！然而年轻的我始终不解，为何在过去物质水平不高的年代，不识字的阿公与阿嬷能够靠种地养大八九个孩子，当年轻一代具备更多的知识，累积较多的金钱之后，反倒无法继续生产农作物，维持耕种土地的生活？不过显而易见的，除非务农能够挣得更多的收入，填补日益增加的生活花费，否则几乎没有理由，能够说服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继续务农。

    

    离开大学之后，这样的疑虑依旧埋藏心底，直到遇见日本生活俱乐部生协，才仿佛见到一线曙光！生活俱乐部源起于1960年代的日本东京，以消费合作社型态组织都市的家庭主妇，集结稳定而持续的购买力量，取得与农民/制造商直接交涉的机会，希望获得更合理的价格及更理想的品质。如果农民愿意改变滥用农药或化肥的习惯，生产的农产品就可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如此生活在农村方有实质的生计基础。

    

    运动者的“生计”

    

    然而道理说来简单，如何集结原本即疏离的都市消费者，愿意为相同的价值而采取行动却不容易。幸好在1990年代初期，台湾社会已累积十年以上的环境保育意识，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也在此间诞生，当时基金会内关注的面向林林总总，包括了妇女地位、教育、自然步道乃至于消费品质等，而消费品质委员会便顺理成章成为共同购买运动的起点。

    

    从刚开始在极为有限的品项（葡萄、稻米）与局促的空间（基金会办公室一隅）中展开的共同购买，难免有种扮家家酒的气氛，任谁也想不到竟然会有后来的发展与规模。但不可否认的，第一批参与的成员都有高度的理想性格与行动能力，愿意忍受超时的劳动与会议，并且尝试各种非主流的另类组织手法，例如在都市社区中集资成立劳动合作社（台北县潭墘社区合作社），藉以满足都市核心家庭生活机能不足的困境，同时也作为共同购买的取货据点。

    

    虽然投入之初，薪资微薄，但是劳动时间的弹性安排，以及不断接触新鲜事物的学习空间，都让自己愿意留下来尝试这份工作，也得到专职运动者难得的生计支持。而其他兼职参与合作社劳务的朋友们，也多以时薪计酬的方式，从在地社区劳动中取得微薄的收入，虽不足以真正补贴家用支出，但至少减少家庭成员对此类时间支出的抱怨。

    

    直到后来共同购买的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对料理感兴趣的成员筹组“妈妈生产班”，除了活用稍有瑕疵或盛产过量的农产品进行加工贩售，同时也提供了参与成员更稳定的收入来源，甚至还引进精神障碍的劳动伙伴，建立一个多元友善的社区劳动环境。

    

    至于有机农产品的定价，也采取产消双方合议的模式，也就是日本生活俱乐部所称的“生产者原价方式”，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决定自己劳动成果的价格，也学习建立合理的产销流程及园圃管理。

    

    理念社群/社区的存在

    

    提到共同购买的推动或合作社的组织，总少不了要提到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在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成立的历史中，却可以看出理念型社群或社区的关键性存在，正是这些活跃的社群，扮演了推动消费者教育的主体。

    

    台湾社会历经1980年代初期的反公害运动，以及1980年代末期解严的政治震荡之后，社会上充满了对生活现况不满，并且愿意行动图谋改变的张力。其中，从生活面向做出改变，并且在社区中扎根的应属主妇联盟为首。不少在主妇联盟的成长活动中汲取养分的新女性，在90年代初期也开始回到社区，因应各自社区的不同需要，而开出各种美好的人间花朵。例如由陈来红女士发起的台北县书香文化推展协会（1996），便是集结一群育儿阶段的妈妈们，从满足母亲学习成长以及幼儿阅读童书的双重需求，由各乡镇的袋鼠妈妈读书会所发展而成，这些社区读书会也成为各地最初的共同购买据点，甚至还催生了第一个社区共购取货站—台北县潭墘社区合作社。另外，同样缘自于妇女成长需求而成立的奇岩社区发展协会（1994），从一条自然步道的解说训练开始，慢慢发展出共同购买取货站，社区厨房以及社区生活空间，同时提供妇女二度就业与发挥天赋的机会。而台中地区的共同购买运动，也与主妇联盟台中分会（1990）的发展息息相关，第一个台中共购据点—三民好所在，便与台中分会共处一个屋檐下。而台南市绿的关怀协会也在1997年成立第一个共同购买班，其后发展独立成为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南社。至于新竹地区的共购行动，初期也曾借用新竹市公害防治协会的场地作为据点。

    

    回首共同购买草创十年，若非许多在各地社区默默付出，推广共同购买理念伙伴们的努力，主妇联盟合作社将无法打下如此深厚的基础。因此，许多人也觉得早期的共购组织规模虽小，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运动性。相较于今日合作社规模虽成长近十倍，或因理念社群的参与日渐减少，运动推广的重担回到合作社有限的专职人力肩上，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信基础与互动距离也渐次疏远。

    

    “农” 的实践

    

    2000年，时值30岁的自己，生活仿佛陷入一场难以脱出的泥沼……离开主妇联盟共同购买中心后，原本在城乡之间频繁往返的节奏慢了下来，再也不需要赶早出门驱车市郊，遍访菜圃农夫运搬进货，也不需要总是利用假日拜访都市消费者，举办各式宣传活动了！有一两年的时间，生命有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唯一的收入来自零星的日文翻译，终日活动的空间只在家中的电脑房与厨房、厕所之间打转，心中原有对于自然或乡野的渴望，竟然只能寄托在阳台上那几盆寒酸的绿意，以及一缸来自朋友水塘的小小大肚鱼群。

    

    “倒不如你也出来搞个通路吧！”有些共同购买时代结识的农民朋友，提出这样热情的建议。当时，以公司形态经营的主妇联盟共购中心，仍是台湾少数的有机农产品运销通路，再加上网际网路开始普遍化，如果以此串连过去熟识的有机农民，或许有机会另辟新局也未可知。

    

    但是这样的想法很快便沉淀了下来！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并不在消费端，而在于生产者这一端！藉由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所属的消费品质委员会长期的经营，确实在都会区集结了一群主体意识明确，诉求清楚，同时也具有行动力的积极人士。然而，在与农民往来的过程中，却发现到以小农家户生产为主的环境下，愿意及早投入转型有机或减农药生产的农民，通常有较特殊的个人或家庭因素，而且四散各地，除了少数外部资源介入的案例之外（如台大城乡基金会所辅导成立之台北县三芝蔬菜生产班），大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彼此间在蔬菜盛产季节也容易产生排挤作用，无法更进一步建立有机农民的论述，与都市的消费者产生运动性的对话。在如此的前提下，继续留在都市经营消费族群，即使另起炉灶亦须同样面对产销对话失衡的问题，有可能的话，是否该沿着这条产消长河溯流而上，直接进入农村生活，甚至扮演农夫的角色……？

    

    华德福社群/社区

    

    2000年的春天，为了脱离台北一成不变的都市生活，也为了带领年幼的女儿接受华德福教育[4]，下定决心举家迁往宜兰县，租屋落脚在一片稻田绿意之中。

    

    或许受到过往填鸭式升学教育经验的影响，自己始终对教育改革抱持关注，直到辗转听闻宜兰有人推动华德福教育的消息，经过初步的接触之后，直觉这便是自己理想中的教育形态，便头也不回地选择远离台北，来到宜兰县冬山乡的慈心幼儿园，这也是台湾的第一所华德福学校。这所学校完全颠覆了自己脑中“学习”的概念，以配合生命节奏为宜，以快乐学习为本，在没有课本的教室里，老师必须使出浑身解数，铺陈出孩子得以想象与翱翔的自由天空！

    

    为了进一步理解华德福教育的概念，自己除了担任学校的日文教师，同时也透过研习课程学习生机互动农业[5]的基础。由于华德福教育极为强调家长社群的共同成长，透过频繁的师资培训与学习课程，帮助自己快速建立在异乡的人脉基础，同时也激起自己实践农作的动机。后来，在翻译工作之余，开始借用岳父老家的农地，尝试种植一两亩的蔬菜和两三亩的水田，每有多余的收成，便用木箱装盛送到学校的办公室贩售，成为幼儿园第一位非正式合作的农夫。

    

    2001年夏末，第一次试种的稻米收成，辗转分送之后仍有不少余量，再度求助于华德福学校的家长网络，也得到许多正面的肯定与回馈，成为日后选择种稻维生的一大助力。还记得当时第一位买米的妈妈，透过电邮捎来这样温暖的讯息—“读着青松米手札，望着黄澄澄的米粒，仿佛看到太阳的能量饱满的蕴藏在其中。能吃到这种米真是一件幸福的事，要分外感恩、珍惜，谢谢你们的努力和用心！”

    

    在市集里协力“关系” 的摸索

    

    不过，2001年的青松米生产经验，以务农为业的角度而言，仍以失败收场，生产出来的稻米虽然卖出一半，仍有一半是赠送给熟识的朋友，总结来说仍是不敷成本，只能勉强算是半农半X。尽管这样的生活，在身心上带来深深的满足感，但是却无法寻得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线。最后，下定决心暂时离开台湾，寻找到其他地方学习农作的机会，其中也考虑过以色列的集体农场，或是澳洲的生机互动农场，不过最终却在命运的安排下，重新踏上日本的国土，进入研究所攻读环境法。

    

    在日本生活期间，虽然没机会直接接触农业，却发现农夫市集与农产直卖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有机农产品或自然食品的另类销售管道。2006年，在旗美社区大学的发起下，开办了台湾第一个示范性的农夫市集，以推动 “地产地消，自给自主”的理想。同年年底，合朴农学市集亦在台中诞生，成为目前台湾历史最久的农夫市集。2009年夏日，宜兰的大宅院友善市集也在梨山阿宝的发起下诞生。老实说，刚开始自己对市集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市集是一项高度动员的行动，尽管每次持续的时间有限，但幕后却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这对自己而言是项不小的负担。后来幸运地，得力于慈心华得福家长社群的积极投入，才让大宅院市集在宜兰站稳了脚步。回顾日本生活俱乐部的经验，平日系以点对点的方式直接传递农产品与资讯，而每年一度秋季的生活祭则像是大型的食农嘉年华，除了传达合作社的运动理念外，同时也作为招徕新社员的手段。

    

    不过在参与大宅院友善市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市集作为人际关系触媒的重要性。平日忙碌的农民可在定期的聚会中，交换最新的资讯或者寻求协助。而对食品安全或有机农业有兴趣的消费者，也可在自然的接触下获得值得信任的讯息。更重要的是，农民有机会在一起策划与布置场地的同时，藉由完成共同任务的经验形成团体意识，进一步谋求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在这样的启发下，从2009年起，榖东俱乐部也利用每三次田边聚会（插秧、收割、冬至）的时机，邀请宜兰在地的小农伙伴们设摊集市，增加消费者在稻米之外的安心选择。另外，也邀请有意愿的榖东朋友们，在榖东市集上展露自己的料理才华或手艺，也藉此增加参与俱乐部的面向。

    

    “农” 的未来

    

    2004年春日，结束了在日本法学研究所的学业，历经几番内心的交战，终于选择回到台湾宜兰下田务农。旁人看来这是放弃了博士学业而选择了农业，但是自己的心里非常清楚，自己选择的是立刻投入农业，而放弃的是过几年再投笔从农！简单的说，务农已经是心底唯一的选择。

    

    还记得那年春天，回到秧苗新绿的兰阳田畔，望着五甲多地宽广的水田，心底只有一个深深的感受——“我终于还是回来了！”毕竟经过前半生种种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奔走，对自己的了解逐渐沈淀而清明，明白城市并不属于我，而我更不适合城市！但是回到农村能干什么？务农能活吗？

    

    当时，好友何金富先生已经透过农会关系租下田地，并且募集了一群都市的消费者，约定以“预约订购，承担风险”的契约种植方式支持农民，这对于自己而言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无论如何都值得一试！于是在返家之前，便受托草拟了榖东俱乐部第一份榖东招募说明，题之为“相招来种田，让都市人也能吃到自己种的米”，以每台斤50元/每谷份30台斤，亦即每谷1,500台币的方式募集谷金。如此不但确保了受雇进行耕作的田间管理员的劳动所得，也让自己有了起步的信心，仿佛也看见农业新的未来。

    

    榖东社群的“关系”

    

    老实说，榖东俱乐部最早的发想其实来自于共同购买，只不过将共购多样化的品目简化至最低，只有一项稻米！另外，为了强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互相支持的关系，选择了“风险分摊”的合作生产方式。而且，为了与购米的榖东保持一种持续互动的管道，特意选择每月定期配送到府的方式，一方面减轻了榖东家中保存稻米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稻米的新鲜度。更重要的，藉由每个月配送的机会，将田间工作的情形藉由文字传递出去。

    

    如此一来，榖东便有机会从单纯吃米的消费者，进化成为理解甚至有机会参与田间劳动的共同生产者。2006年起，除了纸本的田间讯息报之外，还增加了部落格[6]作为讯息沟通的管道，无论是春夏或秋冬，还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榖东们都有机会透过文字或图像，与田间的作物一同成长，与田里的农夫同喜共忧。

    

    依照这样产消紧密互动的设计，原本可以期待更多元的组织发展，甚至另外诞生一个由生产端发起的共同运销管道，乃至于一个更多农夫得以参与的社群支持农场。而这样的气氛，早在第一次榖东会议时便已浮现，甚至有人提议直接成立协会组织。只不过当时在第一批的榖东成员中，并未出现有意愿积极投入协助非营利组织运作者，反倒是有若干榖东从营利的角度，认为榖东俱乐部有机会在日趋激烈的有机市场中做出区隔，这使得后来的发展慢慢趋向田间管理员中心制，由位于产地的田间管理员同时肩负生产与行政的工作，也因此减弱日后榖东社群正常发展的机会。

    

    农户的多元“生计”

    

    在榖东俱乐部发展的初期，历经过两次供应价格的调升，第一次在于不了解水稻耕作的成本，低估了全年度管理稻田所需的人事费用；而第二次则因为转移耕作的地点，需要重新摸索耕作的方式，因而减少耕种的总面积所导致的单位产量成本上升。幸运地，由于彼此之间稳定的信任关系，这两次供应价格调整都未对产消平衡引起太大的影响。

    

    然而，到了2009年，榖东俱乐部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取消榖东分摊风险的义务，只维持“预约订购，计画生产”的精神，目的在于适度拉开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因为在组织人力（包括支薪与非支薪）尚未顺利发展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榖东联系事务，以及非榖东的体验推广工作，已让田间管理员的工作负荷到达极限，透过这样的切割，也让自己从受雇的田间管理员身分，重新回到自产自销，自负风险的小农立场。

    

    在失去榖东制度的收入保障之后，自己必须重新思考生计的问题。劳动力是农夫唯一的生产依凭，但随着年龄增长势必降低劳动能力的同时，该如何才能确保小农户的生计所需？除了台湾政府所鼓励的发展农企业之外，难道没有一条属于小农的道路？

    

    在近十年的榖东代耕经验中逐渐发现，当小农选择透过市集或直卖方式与消费者接触时，除了原本所生产的主力农产品之外，也有机会配合消费者的实际需求，生产各类农家自制的加工品，除了降低因盛产导致的浪费之外，更可以创造附加价值并开拓新客群。另外，随着都市不断扩张，农村生活经验日益珍贵，接受消费者直接到农场参访或体验，也成了另一笔收入的来源。只要农夫愿意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便能够让小农户在原有的产销基础上，创造出多样而稳定的生计基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依据农户自身的生活所需，配合自己及产区特有的条件，恰如其分地发展出永续经营的环境。

    

    小农社群/社区的再生

    

    从2004年开始的榖东俱乐部，对自己而言，仿如一趟神奇的归农返乡之旅，让自己从一个汲汲于外在追求桀骜不驯的青年，转化成为安住当下甘于平淡的中年。

    

    细细思索这一趟来时路，过去无论从事环境教育、生态调查、共同购买乃至于日文翻译工作，似乎都只是一种贴近梦想的手段，直到专职从农之后才发现，原来务农本身可以是梦想的目的地！这一点无需旁证，因为心中的满足与平静已说明一切。

    

    在生计上，榖东制度不但确保了基本的温饱所需，也提供了诚实做自己的宝贵空间。只要将田间农作的过程如实公开，便能够得到有心人的坚定支持，效果远比有机认证来得直接。

    

    在生活文化上，藉由学习传统农耕与酿造技术，主动传承乡间的传统智慧。再藉由榖东聚会及市集等活动，让都市消费者得以进入农村生产者的生活场域，让从未接触农作的年轻人与孩童，也有机会在心底留下土地的印痕。

    

    在人际关系上，则藉由农耕的实践赢得乡间农民的认同，进入同一套沟通语言与思考逻辑，进而有机会在原本疏离的农都产消关系中，居中扮演转译的桥梁角色。

    

    在自然环境上，则藉由友善耕作的方式降低农地的使用压力，在稻田的田埂、沟渠间保留小生物存活的空间。虽然在乡间土地开发的压力，以及农作物产量维持的前提下，无法积极保留较多的生态多样空间，但仍旧尝试透过各类田间参访体验，拉近消费者与田间生物的距离，希望提升消费者对于农耕现场生态永续原则的重视。

    

    最后，也是目前自己正积极关注的焦点，也就是一个新的农村社区形成的可能性！回首过往农村的历史，是由无数小农的生活交织而成，关注今日农村的破败，同样也是因为越来越多小农放弃农村出走所致。当年，许许多多的农村青年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涌入都市；如今，唯有让更多新世代的年轻人愿意离开都市投入乡村，实现自我生命的梦想，方有可能重启农村的新生命！十年前，榖东俱乐部的出现，看似提示了另一种乡村新生活的可能性，然而意外地，愿意起而仿效的人却寥寥可数。

    

    尽管如此，时代的巨轮依旧不停地转动，农业与农民议题在台湾社会持续发烧，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着摸索返乡归农的另类道路。而经过10年的岁月，榖东俱乐部也开始赢得乡间农民的信赖，愿意将农地主动出租委托代为耕作。慢慢地，员山乡深沟村也成为友善小农的聚集地，目前进行无农药稻作栽培的户数约有十户，耕作面积约为15公顷，其中还包括了由台湾农民阵线的学生支持者所发起的宜兰小田田，今年将首度聘任一名兼职的田间管理员，负责耕作约一公顷的水稻田，另外也与在地老农契约认购约一公顷的稻米。

    

    这样的波及效果看似缓慢，却在宜兰员山的乡间如实开展！总觉得都市的特质首推善变，但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农村的特质看似保守，但是一旦发生改变，就是彻底而长远的改变！纵使花费一辈子的时间，只要能够改变自己居住的村子也是值得，只因为在这个心血灌溉的过程中，日久他乡已成为故乡。

    

    本文作者赖青松为榖东俱乐部农夫

    
[1]主妇联盟简介见附录一。
[2]中国大陆称石榴。
[3]榖东简介见附录一。
[4]华德福教育简介见附录一。
[5]由华德福教育发展而来的生机互动农业(Bio Dynamic Farming)主张把土地上的动植物、生态环境和地球运行与星辰变化，视为活的有机体；以回归自然、不污染环境的方式，恢复土壤活力，使作物展现强健的生命力。不过，生机互动农业必须建立在有机农业栽培方式的基础上，若一块以惯行农法栽培的土地，受到化肥农药毒害，必须休耕数年，直至回复为有机农业无污染的状态，才能施行BD农法。
[6]香港称blog, 大陆称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