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是一个复杂的项目，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穿行各类机构，与各色人等——尤其是移民中介——艰苦谈判。“后备移民”（指那些正在操作移民项目的人）是移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人物。后备移民的数量比真正意义上的移民要多得多，他们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远。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日渐壮大的后备移民人群的研究，本文试图解开这一谜团：为何在遍地是机会的中国，还会有人大手笔投资收益高度不确定的移民项目？根据我对特定人群的研究，后备移民之所以走上移民这条路，并非因为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移民被视作加速财富积累并最终跟上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总而言之，本文希望引起对跨国和跨地区流动与联系之中的本地与国内因素的关注。

    

    一

    

    四十多岁的刘兰（音译）是一位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的妇女，她如此向我描述她前往意大利做保姆的内心感受。抛下十多岁的独生女儿令她十分痛苦，但最终她决定还是要走，因为女儿马上要上大学，她需要钱去交学费。否则，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仅靠在小旅馆兼职保洁工作，她几乎不可能改变自己、特别是女儿的命运。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推动的私有化浪潮席卷东北地区，成千上万像刘兰这样的人积极筹划移民海外。他们中大部分都作为非熟练或半熟练工移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排名前三的移民目的国。尽管去意大利的中介费用有点高（相比平均5万人民币，去意大利的中介费是7万），但有人告诉她办意大利的签证要快一些，于是她最终选了意大利。亚洲绝大多数雇主认为她年龄太大了。

    

    刘兰对移民的迫切心情并不稀奇。中国和海外媒体及学术机构对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中表现出的这种渴望进行了广泛关注，并称之为“出国热”。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人们离开不同的故土空间，以便能‘先富起来’；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对“到国外发展”的理念集体痴迷；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口也将移民视作“当地发展的重要机遇”。时下的文学作品和公共话语，将移民冲动的社会和历史起源，归因于追求现代化以及加强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据说，“全球新自由主义系统”充斥着“将发达国家公民身份视作人人值得追求的天堂”的论调，在这个系统中，移民可以让一个人脱离落后狭隘的中国，拥抱全球现代化的成果。媒体更是幕后的推手。阿帕杜莱指出，媒体宣传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对外国的“跨国联想”以及“移民梦”。媒体引发的联想“背离”移民的种种现实困难，将人们引上了一条风险极高的移民路。复报道那些离奇、愚蠢，抑或悲剧性的移民故事，为了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度，一些中国人倾家荡产——有时甚至债台高筑——甘愿忍受屈辱，冒着被捕甚至丢掉性命的风险，权作移民梦风险和坎坷路的悲惨注脚。”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对这种观点颇为接受。他们将引发非法移民归罪于信息不畅导致的跨国幻想，因此与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联手推出“信息宣传攻势”，试图扭转移民来源地流行的各种幻想。

    

    但是，对于刘兰这些人来说，移民好比去坐监狱，一点也不令人向往。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20岁到50岁之间，他们基本上没有人把移民视为通向全球现代化或更高层次文明的出路。在麻将桌旁、喝酒吃饭过程中，甚至在大做移民广告的移民公司办公室里，人们时常用“吃苦”、“卖傻力气”和“受洋罪”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移民生活。“洋”有超出常规的意思，人们用这个字，意在突出在国外痛苦之重。

    

    那为什么还有像刘兰这样的人，愿意倾家荡产去过牢狱般的生活呢？除了受“跨国梦想”驱使之外，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会根据其生活和国内情况，认真分析移民的可能性。移民并非通过将人们带往新大陆来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而是通过加速积累财富，并最终融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洪流，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也不再是什么美国梦或日本梦，而的的确确是中国梦——中国的梦想快车。刘兰和其他人急于移民，并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于世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失去当下移民的机会，移民成本恐怕就会涨上去——正如中国的其他有价值的事物一般，相对不断上涨的国内工资和升值的人民币，海外积蓄的价值也在缩水。移民并非什么跨国大冒险，倒像一种土生土长的个人发展权宜之计。

    

    在东北，这种移民计划被称为“项目”或“出国项目”。移民中介通常会问客户“选哪个项目？去新加坡还是韩国？”或者说“我给你推荐个很好的项“媒体上反目——到日本去做包饺子专家！”人们用这样的言语来形容这些移民中介，“那些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没有什么好项目。”后备移民之间也相互攀比，看谁的“项目”更好些。人们这样称呼移民计划，是因为移民公司就是这样推销的。成为移民的过程，通常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例如该怎样花钱、学哪门手艺、何时订婚以及与谁结婚。受访对象准备移民的经历，通常是在奔波、等待、迷茫和重振精神之间往复轮回。他们希望能尽早脱离这种状态，但往往事与愿违，项目比他们预想的更加复杂周折。这种经历会影响人们对移民项目下一个步骤的态度，通常会更加坚定他们的决心。移民项目带来独特的个人经历，并带来多重结果。后备移民将走完自己的移民路。

    

    后备移民的数量要远大于最终真正移民成功的人。移民过程不可能事先定下来，经常事与愿违，或更多情况下无果而终。和其他国家情况一样，中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后备移民最终成功移民。尽管后备移民能否最后成功通常取决于具体事件，尤其是签证申办情况，但后备移民的个人经历糅合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后备移民比移民成功的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更深更广。

    

    强调后备移民的个性特点，并不是意味着这类人具备稳定的特点或明确的身份。与福柯（Foucault）之后的人类学家反复强调的情况相反，移民项目并非自我构成/设计/实现的项目。后备移民踏入的不是一个既定的美好模型。对于后备移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期望的最好事情就是在不改变自身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后备移民并不是一定要移民。各大结构性力量相互作用下，才显现出后备移民的轮廓和本性。正是因为他们最后不一定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稳定的特点，后备移民才成为处于地方/国家发展以及跨国运动交叉点上的核心人物。对于移民社会学来说，后备移民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后备移民并非凭空而生，选择移民项目也非意气用事。移民项目只是更大范畴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道德项目”理念，强调幸福、美好和公正很难准确衡量，因为快乐是建立在某人“介入各类项目”和责任之上的。受其影响，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将项目解释为“人生经历的厚重主观背景效果，以及这些厚重的主观性给道德和政治考量提供了前提”。移民项目不仅仅是中介公司打包推荐的某种服务，更是中国后社会主义改革的产物，也是后备移民的人生轨迹。接下来，我将先探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公民成为“移民主体”的过程——即个人与机构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到移民对于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可行并能带来效益的。个人迁徙曾被严重压抑，也没有产生后备移民的制度基础。相关历史显示，人为限制取消后，人们并未自然马上迁徙起来。迁徙权需要能力和资源的支持。改革让一部分工人失业，撤走了福利，降低了社会控制 力，同时也激发了创业动力，给大众带来了一定资源基础。后备移民尽管看起来是自由自主的个体，但实际上还要受到与现有机构，尤其是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接下来，我将探讨后备移民个人经历中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花这么多钱来投资移民项目？他们如何理解失败？对此，后备移民似乎没有明确答案。一方面，他们将移民项目视作创业项目，将高昂的中介费视作风险投资，坦然接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失败。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质疑这种冒险是否符合常理，尤其是失败令人难堪，甚至蒙羞。尽管他们一方面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有利可图的可能性、是一种赌博，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希望得到更强的法律保护、制度支持和道德引领。后备移民充满矛盾。他们的焦虑和困境，贴切地反映出后备超级大国中国的国民处境。

    

    本文基于2004年7月至2007年11月间我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的实地调研，以及持续至今的文档研究。更确切地说，实地调研涵盖五个地点：北京（拥有大量对外开放的窗口），沈阳（辽宁省省会，拥有五家业务覆盖东北地区的外国领事机构，对于大中介公司来说是难得的地理位置），一个地级市，该地级市下辖的一个县，以及该县下辖的几个乡和村。另外，我还前往三个移民目的地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采访移民、中介、雇主、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招聘中介——私营公司、个人，有时也包括收费介绍海外工作的公共机构（例如县政府或职业培训学校）——是我调研的重要入手点。通过它们，我接触到来自城乡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后备移民。我在四个国家中总共采访了二百多名受访者。

    

    二

    

    后备移民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中国有一段时间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限制人员自由更换工作和居住地点的禁止迁徙制度基础上的。禁止迁徙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至关重要。除了统一市场和跨地区贸易之外，政府在没有金钱或商品为中介的情况下，将生产资料配置到劳动力所在地点，收集产品并重新分配。这套体制保证了牢固的社会控制和有效的生产资料汇集。禁止迁徙制度，包括详细的家庭注册记录（户口）和严格的属地行政系统在内的具体政策。阻碍东北地区人们迁徙的是影响力很大的工作单位和档案。作为中国重工业和军工产业基地，有时也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更是准军事化工作单位系统的试验田，并深受这种制度的影响。1995年，辽宁省将近90%的职工都在正规单位工作，其中62%在国有企业，27%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单位的功能超出工作场所，涵盖了工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工作单位通常会建起带围墙的生活区，提供从食宿、诊所、幼儿园甚至到火葬场的各项服务设施。买火车票或住旅馆都要凭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将个人与工作单位紧密联系的载体，就是个人档案。每位工人都有一份档案，即封在A4纸大小的棕色档案袋中的一系列文字记录。“政治审查”——工作单位党委书记写的评语——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命运。有时候，档案又被称为“护身符”或一个人的“第二灵魂”。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尚未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个人档案的本意是防止敌人渗透。个人不允许接触本人档案。如果档案不通过高度神秘的方式由一个单位转到另外一个单位，个人不可能换新工作或搬到新地方居住。这就让自主迁徙变得不可能。

    

    这种禁止迁徙制度随着就业关系改革开始发生松动。根据自由经济学相关知识，高福利就业制度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于是政府1982年推出合同聘用制，替代终身制。合同聘用制1986年在全国推广开来，写入1995年版的《劳动法》。与此同时，也试验推广了例如无限期离职等多种政策，来鼓励弹性就业；其中一些政策直接促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移民潮。1998年，政策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辞退职工（即“下岗”）来私有化国有企业。劳动力迁徙不再只是鼓励，而是强迫推进。辽宁省政府曾计划在1998—2000年间下岗120万工人，将近每天下岗1700人。全国国有企业员工数量从1995年的1.126亿人降到2004年的6710万人。

    

    主要因为失业带来的困苦和大量的游行示威活动，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下岗政策引起广泛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人下岗政策是精心策划、按部就班实施的，中央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财政资助。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辞退政策并未引起太大社会不稳定，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与通常印象中无依无靠的无产阶级形象不同的是，下岗职工至少还有谋生手段（例如他们以较低价格从国家手中买下的住房）以及多年稳定工资带来的积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人为压低的生活成本。这种情况让人们免于走极端，并更愿意去寻找新生计，而国际移民成为了其中一项重要选择。根据我的实地调研数据，80%的移民使用自己或亲戚的家庭积蓄来支付移民费用，只有7%到8%的移民需要全额借款，剩下的人则两个途径并行。考虑到一般民众的储蓄率较高，借款并不很难。城里人可以从亲戚朋友那里无息借款，农村人借款利息每年1%到2%。辞退往往还伴随着“再就业计划”，致力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海外就业也被视作再就业计划的重要手段。例如，辽宁省政府曾号召政府各部门“提高全社会对劳务出口的意识。政府各部门应将劳务出口视作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在更高的水平上开辟新渠道”。

    

    尽管自由和市场经济政策带来了人员自由迁徙，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萎缩。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竟然变得更加紧密。裁员政策将下岗工人劳动力成本的85%从企业转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1999年，中央政府推出并资助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下岗工人提供资金帮助。政府提供的显性社会保障取代了工作单位提供的隐形福利。告别依附具体工作单位的旧日子，人们必须更多地依靠法律和国家政策。这种政府—个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体现在个人法律主体的产生。接下来，我将做详细说明。

    

    三

    

    跻身后备移民，必须首先成为具备合法身份、能与其他主体签署合同并按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法律文书的法律主体。否则，在当前国际秩序下，不可能进行合法移民。1986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两项重要政策，对于构建法律主体至关重要：身份证制度和因私护照。直到那时，中国公民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手段还是工作单位或（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镇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户口本只用于整个家庭。成年人的身份证——一种泛绿色的塑料卡片——帮助建立起了公民独立的身份。论及国际迁徙问题，1986年普通中国人首次可以因个人理由申办护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护照申办手续逐步简化，去掉了近二十项行政审批程序。到2005年，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可凭身份证申办护照。2007年1月生效的《护照法》，通过公民申办护照的权利保障国际迁徙得以实施。

    

    在简化护照申办程序的同时，政府还在统一政策和集中管理。以前申办护照需要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出具政审意见，审核工作虽然很严格，但是各自为战、相对分散。对于移民来说，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的政审过程十分复杂且很难预测，中央政府对此缺乏信任。申办过程虽经简化，但所有的申请都要经过全国联网的犯罪记录数据库比对。以前，多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外交部与地方外办都可以审批护照申请，如今，体制改革将审批权集中到公安部。

    

    身份证和护照制度之外，包括住房制度改革和设立公证处等在内的政策调整也有助于法律主体的建立。始于1998年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鼓励公民买下原先廉价出租给他们的公有住房。应运而生的住房产权证被移民用作资产担保证明，出示给中介公司、贷款人和外国大使馆。在农村，作为具备法律行为能力身份的另一项重要基础，住房产权证和耕地或林地合同证在本世纪初才得以实行。1982年，原本作为政府机关的公证处面世，2005年后，公证处开始公司化改制；公证处担负的职能包括将国内证据翻译成国际接受的法律文书，并根据已有文件提供更多服务。大部分驻华外国使馆以及很多海外雇主和学校，都要求中国公民提供的文件事先必须经公证处进行公证。

    四

    

    自由迁徙与合法身份只是成为后备移民的必要前提。后备移民必须愿意为移民项目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受访者常常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想要移民，是因为“没有其他机会”。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工作，当地经济也发展得不错。由于大批国有企业倒闭，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经历了七年的缓慢增长，直至2002年终于恢复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并于2007年达到明显高于国内水平的14.5%。但这一增长并不具有保障性。2000年辽宁省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只有10%是正式就业，20%是自雇人士；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70%是所谓的“灵活就业”，即毫无社会保障的零工。作为灵活就业的典型例子，一个自由受雇的售货员仅仅月入200人民币，外加基于销售情况的提成。大多数下岗职工的确找到了工作，但那些工作只能让他们在收入与支出间维持“脆弱的平衡”，勉强度日而已。稳固的工作十分珍贵，甚至被高价出售。2006年，一个能力不错的大学毕业生需要花三万人民币（作为贿赂）才能在一间公司找到正式工作。高中老师的工作值五万，大学试用讲师值七万。事实上，中介机构与移民经常引用这些正式工作在东北的“价格”，用来证明中介费花得不冤。机会并不缺乏，缺的是长期保障。

    

    那么，为什么后备移民认为带有更高潜在风险的海外工作能够解决在国内缺乏保障的问题呢？2006年，一名年近三十的女子辞去了她在沈阳的工作，花费超过四万人民币前往新加坡做工；她提供了一个真诚的分析：“在中国，我们都在吃‘青春饭’。二十多岁的人还能找到工作，三十多岁或许也行；三十五岁之后，除非你有一技之长，没人愿意给你份好工作。”她觉得必须冒着风险前往海外赚钱，才能获得未来的保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外工作的吸引力在于人们认为它比中国的工作机会更容易预测。麦先生原本在一间工厂做工，他在1992年成立了一个小型家具维修团队，聘请了四位农民工；后来他又开了一间洗衣店，再后来冒着风险开了间餐厅，最后他决定花费所有积蓄前往海外。他解释说：“在国外工作和在中国工作的区别是，在国外，只要努力工作，总能赚到钱。等你回来（中国），这笔钱就是个大数目。”

    

    后备移民中最常见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业主或收租的小资本家，他们希望能靠自己拥有的宝贵资产生活，比如一家店面或一辆汽车。这将很可能为他们“买”到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在国内工作赚的钱根本不够购买大件资产，移民成为突破这一限制的少数机会之一。正如中国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90年代的改革所创造的财富本应令大部分人获益，最终却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里。李强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象地描绘为“倒丁字形”，包括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和极少数拥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顶端人群。阶级形成和阶级封闭都在进行之中，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愈发狭窄。因此，严重的“末班车”心态占了上风。这是一种恐惧心理：如果错过了此刻的末班车，就等于错过了一切。于是后备移民们下定决心，他们不仅仅需要突破，更需要立刻突破。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抓住一切机遇，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去攫取“第一桶金”——自从21世纪初以来，这个比喻就在中国广泛流行，用于形容在为原始积累而展开的大规模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这令人不禁想起19世纪的加州淘金热。27岁的孙丹军（音译）是一名生活在大连附近的农村青年，当他询问中国的中介他在新加坡究竟能赚多少钱时，对方回答：“你会挖到你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令他心动了。为了去新加坡，他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农村房产卖了三万人民币，将妻子在大连的小食摊卖了两万人民币。这些后备移民在寻求保障，但为了达到目的，冒更大的风险才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对作为风险投资的移民而言，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外流移民中男性依然占大多数。统计显示，女性在全部中国移民中不到两成，在辽宁省也仅占三成。相比之下，女性依然不太可能拿积蓄作出投资决定。另一方面，尽管人数不多，女性移民却备受关注。事实上，不同的受访者都十分频繁地提及女性移民，导致我一度以为她们才是东北地区移民的主流。女性引起关注的部分原因是她们中的大部分——据一位受访者声称接近90%——都是离异者。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性别平等，但在中国，离异妇女依然身负污名，常常感到不被社会所容。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女性特别大胆和积极进取，比其他人更渴望取得突破。因此，她们的形象格外突出，成为街坊邻里最喜欢谈论的八卦主题。

    

    五

    

    在新加坡，孙丹军泪流满面地告诉我，他十分后悔自己掘取第一桶金的决定。他在新加坡的月薪是600新币，跟合同中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也无法收回自己的投资。可是在离开之前，孙的决定看上去完全合理。同一批的十一名工人（他们都与中介分别做过协商）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中介告诉他们，合同中写的数字只是基本工资，通过加班，他们实际上能赚到5000到10000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中介反复强调而后备移民也照单全收的一句话——先出去再说。目前的工作只是个起点，他们可以在海外寻找新的机会。“展望未来”成为后备移民共有的思维方式，中介也对他们积极灌输这一点。曾在新加坡就读的莎拉目前在一家名为“金桥”的招聘公司工作，她在一场新移民项目的常规介绍会上对听众们强调，他们在考虑这些价格不菲的项目之时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在新西兰做建筑工人需要花费十万元人民币（招聘公司对后备移民收取的费用），“但是，”她说，“好处在于，所有雇主都是小公司。因此，很容易跟老板打好关系。只要有了关系，什么不能做？对不对？只要你在那里安顿下来（在雇主的帮助下），你的孩子也能过去，他们的教育可是完全免费的。”

    

    下一个项目是在英国做厨师，工作许可最多可续五年。十四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十分合理，莎拉强调道，因为五年之后，后备移民就可以申请“英国绿卡”（绿卡已经成为所有发达国家永久居民身份的统称）。女性则被鼓励去加拿大做两年女佣，在那之后就可以申请加拿大绿卡，这个项目的价格是十二万人民币。

    

    为了未来的生活，就必须承担当下的风险；这不仅仅是为了赶上末班车，更被视为一种可贵的进取态度。只有那些有胆量承担风险、敢于面对所有可能的负面结果的人，才配得上生活的慷慨回馈。“风险越大，利润越高”，中介与移民都一再对我说。在这一背景下，孙丹军卖房前往新加坡的举动带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相反，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态度会令人大皱眉头。“哪里有免费的午餐？”金桥的经理——一名更谨慎的中介——如此说道。孙丹军前往新加坡时，我在北京机场与他见面，他当时这样告诉我：“合同是死的（固定的），人是活的（灵活的）！”人们普遍认为，与温州人相比，东北人不愿意冒险，而这是一种落后的态度。前QY县粮食管理局的干部、如今是FS招聘中介经理的黄先生告诉我：“你们温州人不需要（与招聘中介）签合同，只要把他们送出去，他们就能自己找工作……在这里（东北），他们希望你把一切都做好。计划经济的‘等、靠、要’态度一直都没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备移民认为正式合同和法律程序不重要。相反，他们的态度可被形容为“过度法律至上主义”，这让我十分吃惊。他们坚信先进的管制制度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应随时做好为可能的分歧而闹上法院的准备。他们始终十分警惕可能的骗局和“黑中介”。联系中介时，后备移民会首先检查他们有没有国家颁发的许可证。持牌中介未必一定可信，但至少他们可以作为注册法人被起诉。后备移民小心保管着招聘公司的收据，其中一名受访者更在日记中记录下公司所说的每一句话。对大部分后备移民来说，非法移民是根本不必考虑的事。当我提及意大利的许多中国移民都是非法的，刘兰的反应十分激烈：“就连合法（申请移民）都有那么多人被骗，我怎么敢尝试非法（移民）！”因此，尽管有“风险越大，利润越高”这句格言，风险还是有明确的底线。国家定义的合法性是大部分后备移民的底线所在。他们愿意利用不确定性，也愿意被不确定性榨取，但前提是整件事情不能完全在法律框架之外。后备移民接受市场的不确定性，但同时希望能够在制度中行事。当移民计划失败时，他们的感受更清晰地体现了这种紧张关系。

    

    六

    

    后备移民有时会态度闪躲，因为他们往往尝试掩盖他们正在等待出国的事实。采访那些花了钱却没能出国的移民失败者是很困难的。这些失败的后备移民并没有招来同情，却成为了八卦谈资甚至笑料。营村有个王姓后备移民花了五万元前往新加坡，两周后就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因为中介承诺的工作根本就不存在。当同村的刘姓受访者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并告诉我王的家住在哪里之时，刘的妻子训斥他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为什么你总爱这样嚼舌头！”我赶忙找借口离开了。王家的房子显然是村子里最破败的之一。当王对我说起令他背负两万元家庭债务的移民经验时，他的妻子正在厨房里洗头，她喊道：“你还有脸跟其他人讲！”当王送我出门时，一名邻居看着我们，露出了促狭的笑容。他似乎以为我也是一名中介，可能带来更多的戏码和八卦谈资。

    

    移民计划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受害者的个人性格。其中的逻辑相当简单：“为什么其他人能成功出国，你就不能？”最常见的是，失败的后备移民被认为“没本事”。王被普遍认为“脑子不清楚”（精神状态不好）。其他失败的典型案例包括“心气高”（野心太大）和“跟风”（易受人影响）等。女性被认为更容易具备这些特性（甚至成功的女性移民有时也被如此归类）。因此，其他人不应对此负责；失败仅仅是向大众证明了某人的性格有问题，正如他们早已知道的一样。

    

    失败何以成为受害者的过错？这部分是因为在原始积累阶段，中国普遍盛行一种近乎残酷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行动的价值仅仅由其结果来决定并由市场证明——特别是以金钱衡量。轻而易举的成功会获得普遍的嫉妒，并会大张旗鼓地庆祝——例如，如果后备移民获得签证的过程出乎意料地顺利，他们会举办盛宴邀请大批亲朋好友。相反，经过努力之后的失败特别被人轻视。努力本身毫无价值，反而证明了此人的无能。“责备受害者”的态度明显也带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色彩，倾向于将问题、责任和成就个人化，而结构和制度因素被视为不那么重要乃至完全无关。

    

    然而，人们并没有以新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所有失败。如果有人生病或错过收成，人们会更加真诚地同情他。为了解释清楚其中的不同，一名出租车司机考虑良久，向我形容了一番人们对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不同看法：“如果你在附近的城市工作但不走运的话，人们会很同情你。可是如果你胆子够大，一路去到上海或广州，人们就没那么同情了……他们可能会说，‘你去那种地方赚钱，你以为你很有能耐，瞧瞧你现在的下场；好极了；现在我倒想看看你能跳多高！’当你计划出国之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一旦最后你花了这么多钱却出不去，其他人都会心里暗爽呢！”

    

    一名前小学教师成功地去了日本并回国，他在总结人们对移民的模糊态度之时更带有哲学色彩：“如果你想要的比其他人更多，那么一旦失败，这就意味着你本应随大流行事，知足常乐。这让普通人觉得开心。”后备移民与非后备移民都反复提及嫉妒，并视之为令受害者感到耻辱的主要原因。一名村民（他自己并没有计划移民）如此表达：“如果你真的出国赚了钱，我心里可能眼睛都红了，但嘴上还要赞美你。如果你失败了，哈，好极了，我就有机会嘲笑你啦。”一名村退休会计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失败的后备移民并不同情：“如果你这次运气好，你就会赚大钱，然后就会瞧不起我们。现在你运气不好，不走运就是不走运。下一次可能就成功了。”

    

    普通人的“嫉妒”是否可以解读为对移民计划的道德批判？后备移民对其失败的耻辱感，是否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努力是否具有道德合法性缺乏信心？移民在工具层面上来说是有用的，但其本质上并不可贵，也不具备道德价值。由于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财富，移民项目一方面挑战了辛勤工作与出人头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挑战了辛勤工作与金钱回报和社会尊重之间的关联。不透明的外流移民过程与高度的不确定性也破坏了意愿、行动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失去一份国有企业工作或正常的收入会被视为个人权利遭到剥夺；与之相反，为了赚更多钱而把钱交给利欲熏心的中介，这看起来与在赌博中输钱无异。

    

    七

    

    后备移民模糊了移民与非移民的界限，他们的经历展示了跨国流动如何在国内和本地得以建构。中国东北的后备移民具有一种共同特点，或许可称之为“边际创业个人主义”。后社会主义改革在至少两重意义上使公民个人化：首先通过下岗、取消工作单位福利以及放松社会控制等手段使民众与国家机构脱钩；其次是资源的个人化，例如房产私有化和通过最低社会保障为公民提供一定程度的救济。

    

    但在结构上，大量新近被个人化的公民同时被边缘化了。他们从改革中得到的好处迅速萎缩，与精英之间的差距愈发遥远。对后备移民而言，移民项目充满不确定性，却也同时带来诱人的前景，成为加入原始积累的一种途径。边际创业个人主义带有相当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如果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重度的个人主义与创业精神可被视为边缘群体的迷幻药。鸦片麻木人们的神经，令他们无视世间不公；迷幻药却令人们看到所有可供利用的机会，并将其夸张放大。东北的后备移民并非受跨国幻想所驱使；他们的幻想关乎市场效率、个人能力以及运气的魔力。然而，迷幻药的效力毕竟转瞬即逝，人们必须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后备移民热衷于利用不确定性，同时却在不断寻求制度支持和法律保护。他们冒着风险追求安全；他们质疑自己热情实施的策略究竟有什么存在性意义。后备移民身上体现着多重矛盾，正因如此，在研究跨国流动与本地条件之间的关系时，他们构成了格外值得深入发掘的群体。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