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点是绝对根本性的，它可能是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某一部分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让事情尽可能清楚[i]。

   
    为什么是尽可能清楚而不是完全清楚？为什么要有这个限制？要有这种保留？因为：
1）事情本身并不清楚，而且由于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很难在自己头脑中把它搞清楚。
2）除了历史所造成的迷乱之外，还因为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本质上是“经济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停地向他们灌输（甚至强加）虚假的显而易见性，即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特别是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取决于我们将要见证的“奇迹般的突变”（原文如此）。
3）因为，说来遗憾，马克思的有些著作极其含糊不清，其中（不用过多列举）首推1859年出版的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个文本一直以来都是第二国际和斯大林的圣经。
4）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很难通过一种得到精心设计的形式陈述出来，因为这样做需要精力和时间。


    作出这些说明之后，我要以明确的形式将这个论点表述如下：“在构成了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统一体中，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其规定的客观限度内起决定作用。”


    这马上就会遭到口诛笔伐。所以我还是自己来展开这场论战吧。


    确实，马上就会有人用马克思的著作来反对这个论点。首先是用《哲学的贫困》（1847）中那句众所周知的话。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与水推磨机相应的是封建制度，与蒸汽磨相应的是资本主义[ii]。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生产力依照其“发展阶段”为自己生产出其生产关系，即与那些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的关系。一切生产力的革命，都会造成与先前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合，从而会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以使新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之间获得新的（完全一致的）相适合。

   
    这些都清清楚楚地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该“序言”于1859年由马克思本人发表，因此可以认为其中的观点为他本人所认可）。我以狄茨（Dietz）出版社（《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 14页）的德文文本为基础，将“序言”中最重要的段落翻译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iii]


    一个细节：文中的斜体[iv]不是马克思所为，而是我本人所为，大家稍后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个说明：问题不在于对这个如此简短的、必然是极其浓缩的文本进行不合时宜的指责。可是，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文本既没有明确地提到国家，也没有明确地提到各社会阶级，甚至没有哪怕隐含地提到阶级斗争。然而《共产党宣言》早就断言过，阶级斗争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特别是在“社会革命”中起着“火车头”的作用。但“社会革命”在这里只是在论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时候被提及。不能将这种奇怪的沉默仅仅归之于表达上的简洁的需要。

    另一个说明：这个文本实际上是马克思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唯一文本，因此它才成为经典。斯大林在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它。而与此相反，据我（有限的）了解，列宁在其思考和行动中，从来没有把这个文本置于核心位置，也从来没有把它当成圣经来推荐，哪怕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极其节略的圣经。他只引用过其中一些无可争辩的段落。


    最后一个说明：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我们得知，出于偶然，马克思曾在1858年带着惊叹“重读”了黑格尔的《大逻辑》[v]，在我看来，《大纲》[vi]（其注明的写作时期是1857-1859年）中表现出来的黑格尔的影响，在这篇“序言”中是非常明显的。我想提醒大家，八年之后，《资本论》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以下就是我的论证。


    我用斜体标出来的那些说法总体上属于黑格尔的哲学，任何人只要稍微读过一点黑格尔（特别是他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其“绪论”），就会清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要明确指出：这不仅是对黑格尔术语的借用，而且就是对黑格尔的观念的重复，除了一个重要的差别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不同。那些黑格尔的说法总体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体系，它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正是根据黑格尔的观念起作用的。


    这个观念就是异化的观念，它通过形式与内容之间相适合和不相适合（或“矛盾”、“对抗”）的辩证法表现出来。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矛盾（“相适合”）和矛盾（“不相适合”）的辩证法，以及生产力发展阶段degrés（在黑格尔那里，是理念的发展环节moments）的辩证法，不折不扣地属于黑格尔。


    这个文本中属于马克思的概念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这些概念占据了黑格尔下列概念的位置：理念的阶段性内容、内在性-对象化、内容的发展形式、“民族”。新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简单地替代了黑格尔的那些概念。它们都通过内容与形式之间由不矛盾到矛盾的异化这一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起作用，因此它们的理论基础就是黑格尔的观念。


    黑格尔的这种观念想要“历史上的每个民族”代表理念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的内容在通过使旧“民族”得到发展的旧阶段的内部成长起来，正如一个果仁的果核，在特定的阶段，新的内容（果仁）与旧的形式（果壳）发生了矛盾，于是就使果壳爆裂，从而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形式（新的果壳）[vii]。黑格尔通过内容在其自身形式中外化-异化的形式思考了这个过程：在这些形式的内部，一个新的果核、一个新的果仁（理念“发展”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在重新形成，先是胚芽，然后越来越坚硬，接着它会与现存形式（果壳）发生矛盾，于是这个过程不断继续下去，直到历史终结，最后的矛盾得以解决（对黑格尔来说，这种解决是通过将法国大革命与德国的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因他本人的哲学而变得神圣——统一起来而实现的）。


    重新察看马克思的这个文本，我们会发现完全相同的图式，物质生产力循序渐进的、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替代了理念发展的各“阶段”或“环节”的发展。我们在这里还会发现这样的论点：生产力（发展）的每个阶段必须在现存生产关系留给它的空间内发挥出其全部的潜能，直到出现了对生产关系来说致命的矛盾，即作为形式，后者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新的内容，等等。此外，我们在这里还发现这样一种目的论，认为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孕育着将取代过去的未来，它引出了下面这个著名的论点：“人类（奇怪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他们解决任务的手段每次都凑巧地已经准备停当，唾手可得。最后，我们在这里还发现这样一种目的论，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斯大林重复了它）将从这种目的论中获得其莫大乐趣：生产方式“循序渐进的”直线演替，会导致阶级社会走向终结。既然一切都似乎已经通过内容（生产力）与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先“相适合”然后又相矛盾的游戏得到了解决，那么，全然不提阶级斗争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再重申一遍，问题不在于【指责】马克思写下了几行特别含糊不清的文字，甚至还出版了它们（然而他却没有出版其它更可疑的文本，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因为《资本论》虽然在字面上还有一些不恰当的用语（但为数不多），但在其精神实质的最深处，它是彻头彻尾反黑格尔主义的。事实上，在《资本论》中：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全然不再被思考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2）得到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其优先性得到了无可争辩的确认。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为工人运动的历史记下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事实。我在这里仅仅是提供一个要素，它只不过是一个症状，但我认为它相当重要，值得思考。


    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中，1859年这篇著名然而又不恰当的“序言”对某些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却被另一些人完全搁在一边。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仔细考察对如下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来书写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究竟应该给哪个要素以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性？


    有些人（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力以优先性。他们大多数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首，后来则有斯大林。


    另一些人则（通过他们的文本和行动）回答说：应该给生产关系以优先性。他们是列宁和毛泽东。列宁和毛泽东领导他们的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不是由于偶然。

 
   我只要提出下面这个问题。如果列宁和毛泽东真的照字面意思接受了“序言”中的核心论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果列宁和毛泽东真的接受了这个论点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最后成为党和群众的领袖并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呢？


    考茨基正是用这个论点来反对列宁，指责他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过早地发动革命”，而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还“不宜”（通过列宁这个可恶的唯意志论的政变者）接受显然“早熟的”生产关系……考茨基甚至可以补充说（或许他真说过，这需要我们去阅读），资本主义的俄国的生产力，刚摆脱了尼古拉二世的束缚，还远没有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挥其全部的潜能，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沙皇制度崩溃之前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那么中国呢？1949年革命之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于1917年俄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该怎么说呢？如果考茨基当时还活着的话，他可能会更严厉地叱斥毛泽东为“唯意志论的政变者”……让我们搁下这个仍然棘手的问题吧，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能远距离地感觉到，在“大跃进”[viii]中、在随后毛泽东的被排挤中、在毛泽东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掌握权力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在中国变得有争议了。在我看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谁具有优先性这个问题，必定在其中又一次发挥了某种作用。
还是谈谈离我们更近的、我们更了解的事情吧。不是谈“个人崇拜”，而是谈谈斯大林的政策，它大约形成于三十年代，并在后来被毫无保留地持久地遵循着。我并不认为斯大林在1938年逐字逐句地重复马克思1859年的“序言”是出于一种偶然。


    毋庸置疑，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斯大林的政策（因为从30年到32年的“转折时期”开始，斯大林是唯一能最终作出决策的人）的特征，说它是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优先性的政治后果。根据这种关系来同时考察斯大林的计划化政策、农民政策（他曾通过农民给党施加影响），还有一些令人惊愕的提法，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些提法，比如把“人”称为“最宝贵的资本”[ix]，显然仅仅是从劳动力方面来看待人，也就是说，把人完全当作生产力的要素（由此我们想到与此相关的斯达汉诺夫运动[x]）。


    当然，我们可以为这个政策辩护，说有绝对迫切的需要，让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和包围威胁的苏维埃俄国发展生产力和重工业，以使它能够应对可预见（因为几乎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考验。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在这种紧急关头，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只能由农民阶级来负担，而且是几乎“不择手段”才能完成，等等。当然，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曾经参加1917年革命的极大多数工人阶级，已经在公开的和隐蔽的内战中牺牲了，在那些年里，农村到处都是隐蔽的内战，许多工人战士就在农村被直接杀死了，而在经过那些大屠杀和多年的饥荒之后，斯大林的党不可能还是列宁的党。我同意这些说法。


     但我还是禁不住要提出那个困扰着我的问题，因为它也困扰着我们所有的人，这个问题就是：难道斯大林（正如他1938年的文章所证明的那样）不是回到了列宁之前的政治，回到了第二国际的政治传统，即认为生产力优先于生产关系的政治传统中去了吗？尽管存在着所有的客观困难，难道另一种政治是不可能的，在很长时间都一直是不可能的，直到预定的政治逻辑强过所有的东西，并引发了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一切——在战胜纳粹主义的同时，又产生了在方法上和规模上都骇人的系统大屠杀（其他的就不说了）——吗？

  
    既然我已经进行到了这一步，一方面，对我就那些仍然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事件所提出的东西，我有稍许的非常明确的意识，另一方面，我对自己所冒的风险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那么，为了根据苏共二十大来重新思考苏联，为了重新思考在计划化问题、计划的“自由化”等等问题名义下讨论过的全部棘手难题，我要问的是：从这方面看，当今的苏联，一旦不再有斯大林政策中对警察的滥用，难道就不会沿着同样的强调生产力的优先性的政治走下去吗？一切来自苏联的可读材料，一切我们可与苏联人进行的交谈，还有赫鲁晓夫提出的未必确实（此后没有遭到否认）的论点——其中一个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被超越了，苏联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另一个论点是与美国进行经济竞赛，因为这必然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著名的“土豆烧牛肉的社会主义”的故事：只要“他们”看见我们所生产的东西，“他们”就会被社会主义争取过来！）——所有这一切都发人深思，我们禁不住要问：苏联要往哪里去？它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吗？


    我要回到我关于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的命题。要对这个问题表态，需要进行大量理论加工的工作：要知道——不仅就某种特定的生产方式而言，而且就一种社会形态而言——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因为在一种社会形态中，存在着多种生产方式，其中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占据着统治地位；还要知道在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发生了什么变化，帝国主义阶段给这个“统一”的问题补充了一些额外但并非次要、而是本质的规定性。比如说，为什么不这样来看：即俄国1917年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所以在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最薄弱的环节”爆发，恰恰是因为那些最薄弱的环节正是被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为什么不这样来看：即在技术落后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的那些革命，之所以一直能并且现在依然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它们生产力的差距，恰恰取决于全球生产力的状况，特别是全球在技术方面非常先进的状况？


    因此，详细考虑了这一切之后，为了不让人认为我在向唯意志论的冒险主义理论倾向让步，我曾写下并重申过：不能无条件地，而只能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其规定的客观限度内援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这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限度本身也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取决于具体的条件）：即今后所有那些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都将拥有现代生产力最重要的部分，即处于最高发展水平的技术，它们可以用那些技术在从前不可想象的条件下缩小自己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在1917年到1941年间，苏联已经对此作出了证明。中国也对此作出了证明，原子弹只是一个标志。


    关于这个理论方案，关于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革命之间的差异，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有待展开。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已经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且在1789年革命之前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俄国的资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前也是这样。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但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资产阶级革命都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有可能，而后者马上就使无产阶级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同样的事情不会在我们这里上演，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生过了。从前，在“封建社会形态的内部”实际上“长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的强大要素，而与在封建社会形态中所发生的相反，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部，没有任何地方发展出了有丝毫重要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素（原因就不必说了）。无论与俄国还是与中国相较，那种要素都没有更多地出现。因此，在我们这里，革命必将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发生，它得不到资产阶级丝毫的协助和赞同，只能得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资产阶级的受害者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