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漫长的革命》出版于1961年，是雷蒙德·威廉斯继《文化与社会》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与《文化与社会》一出版便广获好评不同，《漫长的革命》面世后却遭到了媒体的敌意对待，不仅有来自右派的猛烈攻击，而且连同一阵营的左派内部也传出不少批评的声音。爱德华·汤普森在《新左派评论》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批评威廉斯过于强调了文化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却抛弃了斗争、权利、意识形态和唯物主义等重要观念，从而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他还把威廉斯提出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修改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斗争方式”。左派内部存在的这种理论分歧其实没有当年所想象的那么大。时隔16年之后，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评论》的系列访谈时辩解道，强调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要否认阶级冲突的存在，冲突是文化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前提，不包含冲突的文化定义必定是错误的。但他又强调冲突未必始终以阶级之间的强对抗形式而存在，在某些时候冲突也可能以其他形式得到斡旋，1950年代的英国就是这么一个时期，阶级斗争明显减弱而阶级冲突则仍然存在着。（1）
尽管当年曾横遭批评，《漫长的革命》仍然被公认为是一部不可替代的经典著作。斯图亚特·霍尔称此书的出版是“英国战后知识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将整个辩论的基础从文化定义的文学-道德层面转移到了人类学的层面。但现在它将后者定义为‘整体性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各种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中被建构起来并在历史中得以改变，而文学和艺术只是社会传播的方式之一，尽管享有某种特殊的权利。”（2）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一次决定性的转移，它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以后大规模引入来自欧洲大陆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分析方法扫清了道路。
与大多数学术著作不同，《漫长的革命》没有一个单一的论述主题，全书由三个貌似没有紧密联系的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组理论性极强的论文。威廉斯先从梳理关于创造性心灵的观念史入手，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即艺术是社会交流与传播的一种形式，接着又阐述了他关于文化分析的理论架构，强调“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现了不仅包含在艺术和学识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种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根据这一定义，文化分析就是要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或隐或显的价值。”这种分析不仅包括了历史批评，还将对生活方式中那些以往不被看作是文化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结构以及人们赖以互相沟通的各种特有的形式。威廉斯着重强调的就是文化的这种整体性特征，文化是一个整体性过程，因此对任何文化文本进行分析，都必须分析产生这些文本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正因于此，他说：“我乐意把文化理论定义为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因素之间关系所作的研究，对文化进行分析，是试图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的综合体的组织的性质。”在“个人与社会”这部分里，威廉斯同样先梳理了“个人”概念的观念史演变，他反对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指出现代个人主义的错误就在于过分强调了个人的与社会相区分的独立性，而忽视了这一事实，即个人同时也是社会的成员。人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存活下来，这一无法否认的事实决定了个人必须参与到社会当中，而这个社会又应该是一个民主的共同体，在其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人而存在的。威廉斯接着探讨了“社会的形象”，他认为以前所建构的关于社会的种种形象都是抽象的，或是过分简略的，只关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系统。他强调要真正认识一个社会的真相，就必须考察政治(决策系统)、经济(维持系统)、文化(传播与学习系统)和家庭(生育和养育系统)这四个实际上无法分开的系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现其中存在的本质联系及其历史变化。整个第一部分的理论探讨，按照威廉斯的说法，是要解释文化过程的意义，这是文化生产的首要问题，也是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借着论述别人的思想而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3）
此书第二部分也许是最特别的，看上去像是一组关于文化史的社会学论文，其论题范围非常广泛，涉及教育体制的演变以及读者大众、大众报刊和标准英语的发展历史，还包括经典作家的社会史研究、戏剧形式的社会历史研究和当代小说分析，所有这些议题都是威廉斯在剑桥大学成人教育班上教过或是打算教的一些内容。威廉斯对教育、传媒、语言等文化制度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经验性的，依据大量的实证材料来建立自己的历史叙述和分析，但这些研究又明显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史研究，它们不满足于对历史事实仅仅进行描述性的建构，而是在描述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鲜明的政治判断，其真正目的是要通过梳理包括教育、传媒、语言、文学等各种文化制度的演进历史，探索其中蕴涵着的开拓新的民主政治实践的潜在力量及可能性。因此，这组论文并不像有些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被社会学腐蚀了”，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尽管并没有组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们都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展开的，并且与第一部分形成了呼应，使那些高度抽象的理论性阐述有了更坚实的经验基础。
在第三部分里，威廉斯试图直接应对英国当下面临的各种危机，并探寻拓展民主政治实践空间的各种可能性。他认为英国劳工运动在道德上明显衰退了，几乎背弃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社会主义曾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最大挑战，如今其意义却丧失殆尽，劳工运动的一些机构制度——如政党、工会和合作社——也日渐堕落成投机性的组织，这一切都和资本主义新发展出来的“有组织的市场和消费者”等观念有直接关系。关于“消费者”的一套观念将每个人简化为市场中孤立的个人，期待着去消费，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往那种真实而具体的共同体的连带感消失了。在威廉斯看来，这是一种全面的屈服，不仅在思想方式上受到资本主义关于“有组织的市场和消费者”等观念的支配，而且在社会现实上也屈服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等级结构。与这种全面屈服相应的是民主实践的大幅萎缩，在很多领域，民主的缺席已成为触目的事实。在国家政治的层面，民主被限制在了内阁选举这一程序上；在公有企业和服务部门中，推行使每个成员都能参与公开决策的民主制度和程序，也是举步维艰。更严重的是，由于能用来显示社会声望的一系列物品如今都能用钱买到，所以以往那些阶级区别的形式似乎在日趋模糊，这种变化使很多人误以为阶级区别正在消失。威廉斯指出，那种认为阶级已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过时概念的看法，正在被用来肯定现有的社会体系，而这种社会体系实际上却是建立在经济的阶级基础之上的。在这里，威廉斯敏锐地把握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在二战后所出现的新动向，即在经济上接受凯恩斯主义，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大力干预，建构所谓的“有组织的市场”，与此同时又打造出一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配套的思想统治工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有的社会体系就一定稳如磐石、无从抵抗了呢？当然不是。威廉斯指出，目前这种状况只是漫长的革命中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期，我们能够感受到社会本身在运动，感受到各种意义和价值在不断地扩展。在对现有社会体系发起的各种反抗当中，最有活力的反抗来自于文化领域，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反抗，都打着文化的旗号，这表明文化已经成为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最前沿的阵地。在文化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仍然存在着积极推进各种制度实践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能够发展出一系列民主的、大众参与性的文化形式，那么就能打破既有社会体系及其固化的意义和价值所造成的束缚，从而重新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支配权。
很显然，第三部分关于英国社会现状及其危机的分析是全书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威廉斯看来，1950年代的英国其社会统治模式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必要在传统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之外，进一步加强文化的斗争，积极参与到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和扩展当中。在这方面，文化革命以往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第二部分的经验性研究正是对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第一部分的论文则将现实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探讨，从而发展出了一套较为精密的文化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今后的文化斗争提供思想上的和方法论上的指导。由此可见，全书的三个部分貌似结构松散，其实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互相支持、彼此依赖的。
《漫长的革命》在文化理论上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文化的定义。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95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文化是日常的》又强调文化是日常的，其性质“总是既是传统的又是创新的，既是最日常的共同意义又是最精微的个人意义。我们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词：既指一种整体生活方式——是一些共同的意义，也指艺术和学习——是发现和努力创造的特殊过程。”（4）他强调文化的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是联结在一起的，这便意味着文化的问题既关乎我们的普遍的、共同的目标，也关乎深层的个人意义。在《漫长的革命》里，威廉斯指出文化的定义大致有三类，即“理想的”、“文献的”和“社会的”，而第三类定义上的文化可以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从“整体的生活方式”到“特殊的生活方式”，这一修正表明威廉斯对文化的思考更深入、更复杂了，“整体的”强调的是文化的共同性，而“特殊的”更多地考虑到了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体现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如阶级文化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冲突，同时也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将文化定义为“特殊的生活方式”显然能更好地揭示文化在社会和历史中的富有活力的积极存在及转变。当然，“特殊的”并不构成对“整体的”的彻底否定，差异性只是共同性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强调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要否认一个社会在特定的时期其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特质。事实上，威廉斯非常强调文化分析需要去把握一个社会的文化在某个特定时期里稳定的结构性存在，他用“感觉结构”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稳定而明确的结构性存在。
“感觉结构”这个概念也许是《漫长的革命》中最具有启发性的一个理论创获。在《电影序言》中，威廉斯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
一般来说，似乎可以明确的是，任何一个特定时期的戏剧成规都与那一时期的感觉结构有着根本的联系。我使用感觉结构这个说法，是因为我觉得在此语境中它似乎比观念(Ideas)或是一般生活(general life)更准确。……在研究某个时期时，我们也许能够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精确地重建物质生活和一般社会组织，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建那些支配性的观念。……我们在研究过去某个时期时，可能会将我们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分开来处理，就好像它们是自足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只是一种可以用来研究它们的方式，而不是人们曾经体验它们的方式。我们把每个因素当作一种沉淀物来检验，可在活生生的时代经验中每个因素都是溶解的，是某个复杂总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正是从这种总体性中，艺术家们汲取了艺术的性质；也正是主要在艺术中，这种总体性的作用，也即支配性的感觉结构，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将一部艺术作品与所观察到的总体性的任何一个部分联系起来，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是有用的；然而这也是一种共同的经验，即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会认识到，在根据那些可分的部分来衡量作品之后，仍然存在着某种因素是无法找到其外在对应物的。我相信，这种因素就是我所说的一个时期的感觉结构，只有通过艺术作品本身的经验，它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被认识到。（5）
“感觉结构”这个概念在《漫长的革命》中获得了更加精密的理论表述。威廉斯指出：“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种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正是凭借这样的感觉方式，各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和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结成一体。”这种感觉方式无法用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或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来表述，因为这两个概念都太抽象了。他认为要感觉到那些活的经验，我们还需要发现某种“无法轻易处置的重要的共同因素”，“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无需表达的特殊的共同经验，正是通过它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才能以某种方式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色彩”。这种“无法轻易处置的重要的共同因素”就是“感觉结构”。既然用“结构”一词来描述，那就暗示了它是“稳固而明确”的，然而它又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代的艺术……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里，这种独特性有可能得到表现——通常不是有意识的，而是基于这一事实：在艺术……这里，实际的生活感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都被自然地汲取了。
威廉斯强调在所有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中，感觉结构都是被广泛而深入地拥有的，它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每一代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并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
针对“感觉结构”这个有点神秘微妙的概念，威廉斯的左翼同道们提出了不少质疑。特里·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里坚持认为感觉结构所指的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尽管威廉斯在《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一书中巧妙地使用了这个概念，并且也可以看出他试图在超越经验主义的和现象学的方法，但他仍然缺少一套可以用来详细说明这种结构的接合方式(articulations)的理论术语。于是感觉结构就只能简化为一种“模式”了。也正因于此，在《漫长的革命》最后那部分里，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分析就变成了对言语习惯的印象式评论，而没有哪怕是最基本的方法。（6）威廉斯当然不会同意将感觉结构等同于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与“社会性格”和“文化模式”一样，都太抽象了，而“感觉结构”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经验性，是对活的经验的微妙的感受。所以，他强调感觉结构“截然不同于一个时代的官方思想或是被普遍接受的思想，后者总是在它之后出现”。（7）换言之，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是先于意识形态而存在的。
在《政治与写作生涯》中，《新左派评论》的访谈者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感觉结构”这个概念怎么能用来表述阶级的多重性呢？举例来说，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社会阶级——拥有土地的贵族、工业资本家和城市无产阶级，更不用说还有农业劳工、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以及各种类型的小资产者。既然感觉结构是一代人所共有的，那么是否意味着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阶级所共同拥有的呢？威廉斯承认自己在《漫长的革命》中没有充分强调阶级的差异性，而现在自己会更有区别性地在不同阶级之间使用这个概念。但他又同时强调感觉结构的多样性本身在历史上也是多变的，比如在17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两个同时存在的特征鲜明的感觉结构却存在于同一个社会阶级当中，而在19世纪40年代，一种感觉结构却似乎被不同的阶级普遍接受了。这也就是说，尽管感觉结构包含有阶级因素，但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它仍然可能跨越阶级的界限，被整个社会所普遍接受。（8）
“感觉结构”这个概念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作出的理论创造所具有的某种特点，它们也许缺乏理论上的精密性和系统性，不无瑕疵，但他始终有意识地避免将理论抽象化，而试图把经验和理论结合起来，打成一片。对经验的这种重视显然来自于利维斯主义的深刻影响。威廉斯指出，利维斯的力量就在于能够再现和解释“作品中的活的内容”。（9）也许我们同样可以说，威廉斯的力量就在于他能够在理论分析中再现和解释活的经验。
本书是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规划出版的“都市文化研究译丛”中的一本。承蒙薛毅兄厚爱，嘱我担纲此书译事。但始料未及的是，此书的翻译也成了一场“漫长的革命”，若非薛毅兄殷勤催促，恐怕这场“漫长的革命”还将迁延有时。
不断推延自然有多种原因。一是此书涉及英国历史上众多的事件和典故，一一探究溯源，颇费时日；二是书中多有古英语引文，翻检各种字典，揣摩原意，亦属不易；三是本人有追求完美之癖，虽校译三遍，仍觉尚有改进之余地。
虽然译事漫长，译文亦未必达到理想标准，但差可心安的是，我确已尽己所能。当然，误译之处想必难免，凡此尚祈海内外高人不吝指教。
本书责任编辑吴书勇先生为译文的完善也贡献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2012年11月
译者简介
倪伟，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译著有《视觉文化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等。
注释：
1，参见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22页。
2,Hall, 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pp.19.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pp.19.
3,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33.
4,Williams, R. 'Culture is ordinary', In Resource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Edited by R. Gabel.) London: Verso, 1989. p4.
5,Williams, R. 'Film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In J. Higgins (ed.)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1, pp.33.
Eagleton, T. 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 Verso, 1976. p33-34.
6,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王卫芬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53页。
7,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58.
8,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