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社会中，人们对“业余”的偏爱和推崇，正日益高涨，由此形成的社会话题和商业活动也越发密集。比如，若没有理所当然的专业界线和由此出现的“业余”，泛滥中的“跨界”——运动员演喜剧、漫画师设计新鞋、演员当大厨，便无从博人眼球。再比如，同样泛滥的“选秀”。如果说“跨界”追捧的是由精英和专业混搭而来的“业余”，打造一小撮人做什么都出色的社会景观，那么整套选秀机制的前提，便在于高度肯定普通人的“业余”。仰仗于这种被抽象肯定但范围极为有限的“业余”，无论实际表现如何，“业余”的展示总能调动特别的社会情绪，产生立足于此的商业价值。就连不少“网红”的争议性，也由此而来。从早年的旭日阳刚、余秀华到最近的范雨素，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他们在“业余”时间里的歌唱与书写居然不错。其次才是这些打工者的“业余”，既不曾遵循商业利益的明确指导，又溢出了选秀机制的刻意规范，如何对其展开评价，成为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上述罗列，并不能穷尽“业余”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膨胀与渗透[i]，却足以说明：长期以来，作为工作的对立面或剩余物而存在的“业余”，越来越成为重要的集体欲望的集散地。这固然是因为，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经济和文化的携手共进，正催生出一种特殊的繁荣；其基本特点在于，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都不得不以经济为标准，加速度地生产自身，并由此形成社会生活的新节奏。兀自膨胀中的“业余”，既是对这一变动的本能反应，也是被此类繁荣挤压而出的一种新的生活状态。但更要紧的是，由此产生的对“业余”的推崇和热情，弥漫在经济利益和大众文化的缝隙之中，无法被它们之间过于利落的交换清除和穷尽。此时，运用各色名词指称聚集于此的集体欲望，分而治之，将其转化为文化经济的助燃剂，是饥渴中的资本的基本策略。在这一策略中，一方面，“业余”被大规模地征用，积极参与在注意力经济对社会景观的重塑之中；另一方面，此种分而治之的征用方式，又使得“业余”被或着眼于经济利益或注重大众文化的媒体和学术话语迅速瓜分，就此隐形。这意味着，想要打破分而治之的征用，理解被挤压而出的不断膨胀的“业余”，把握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意义，进而描述在此过程中社会欲望的集结和投掷的可能方向的话，就需要将“业余”确立为一类明确的社会事实，展开更为认真的审视和思考。
    正是在这一形势中，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Rainbow Chamber Singers）具有其特别的意义。这不光是因为，这支由各界青年组成的业余合唱团，亦正亦邪，在短短两年间，持续贡献着神曲和雅乐，为人们带来了彩蛋不断的欢乐时光；更是因为，它持续穿梭在专业/业余、工作/休闲、商演/公益、高雅/搞怪、严肃/娱乐这一系列二元对立之间，使这个时代里“业余”的丰富含义，初步显形。至此，考察其所具有的业余属性，特别是由合唱团的运动轨迹和社会际遇所揭示的“业余”在当前社会中的位置，也就构成了本文的任务。
   
    2016年年初，凭借合唱演出的搞笑返场视频《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迅速走红网络。在这首被网友称为“开年第一神曲”的合唱歌曲中，男女8声部共同追讨“我家钥匙”的去向，气势恢宏地表达着城市生活中的小怨念。一时间，正经八百的室内合唱与追讨钥匙未遂的小情绪之间的巨大反差，引燃了人们对合唱团的好奇和热情。这支成立于2010年，最初由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组建、此后吸纳各界合唱爱好者加入的业余青年合唱团体，就此走进公众的视野。
    在一次电台的访谈节目中，当被问及指挥系的同学怎么会想到自组合唱团时，团长金承志坦言，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专业考虑。既然学了指挥，按照专业对口的思路，未来的工作就应该是干指挥这一行。可偏偏乐团指挥这个职业过于冷门，不仅工作机会极为有限——一个城市最多1-2个正规乐团，在岗人员的退休速度又异常缓慢——“老而弥坚”在这一个行当里仍然准确管用。与此同时，胜任这份工作的要求，却是指挥经验的积累越深厚越好，这恰恰需要不断的练习和反复的揣摩。于是，对指挥系的学生来说，既有的工作岗位和可能的工作经验，构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矛盾：必须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才有竞争上岗的实力；可丰富的工作经验，又只能在不断上岗中积累。对年轻的指挥者们来说，如完全依赖既有的专业乐团制度，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等到别人终于把一个团交到自己手上，不如“自救”，组个团先操练起来。在“业余”的过程中期待上岗，彩虹合唱团应运而生。
    可以说，“彩虹”和其他业余乐团的诞生，正是源于这种“制度性的不可能”。乍看之下，这是由于指挥这个行当过于专门造成的。但实际上，经验积累和岗位竞争之间犹如二十二条军规般的“制度性的不可能”，广泛存在。无论是大学生在求职时，用人单位对实习经历的格外重视，还是越来越多的没有酬劳甚至于需要缴费才能获得的“实习岗”的出现，或是不断加码的晋升规则和对功成名就者的高价引进机制，都意味着，社会对“工作者”的要求正滑向荒诞。指挥这个冷门职业的现状，不过对这种荒诞性，做了最直截了当的表达：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各行各业相对饱和，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不再向青年一代轻易开放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工作制度，又将持续减少就业岗位、使工作变得不稳定作为提高效率、攫取更大利润的方便法门。这两个变化彼此叠加的后果，就是不断提高对工作者的要求、拉高稳定工作的门槛等做法变得理所当然。于是，充分享受了改革红利、执掌分配大权的社会中坚，对于新自由主义下的后福特制，有着某种天然的亲近感。凡事优先考虑如何对自身有利，而不考虑此种“制度上的不可能”对社会长久运行的利害，是其最自私短视的一面。只是，这样的制度显然无法独立运作。各种在体制之外的替代性或补充性做法由此催生，以大量弹性、不稳定和隐形的工作类型和工作方式，与之配合，共同维持一个“不可能”的工作制度持续运行。这种体制内外的默契，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常态。以“业余”而自觉待岗的彩虹团，便是其中的一种。就此而言，“彩虹”的业余，是对当前不合理的工作制度的自觉补充。此时的业余，是缺乏正规工作者的社会发明，朦胧地承担着未来就业者的蓄水池功能。
    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彩虹”的业余性，至多凸显了这个时代的极端功利，以及对这一功利行为的社会自救，并无太多的新意。不过，它的运动轨迹，显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向：来自社会各界的合唱爱好者们的持续加入和参与；即便是它尚未成名之前，也是如此。按照金承志的说法，一个完全由未来指挥者组成的合唱团，困难重重。因为每个人都有对音乐的专业理解，调和妥协总是异常困难。于是，指挥者们的“自救”，因为过于专业而不可持续。新鲜的血液，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好合唱的年轻人。他们对于合唱有着自己的热爱，这样的热爱和专业无关，而是和另一种工作之“余”相关。如果说，指挥者们的组团自救，是被正规工作制度挤出时的本能反应，那么合唱爱好者们的加入，则是被既有的工作制度牢牢套住的年轻人，在面对工作压力时的另类选项。参加合唱，调整身心，从中获得和工作相对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由此形成安排工作之“余”的时间和情感，乃至投掷精力的新方式。
    显然，对绝大多数城市青年来说，这一种工作之“余”，是后福特制高强度剥夺的另一个结果。而被剥夺后的本能反应，则在“彩虹”的“神曲”《感觉身体被掏空》中得到了精准而全面的表达。这首自带弹幕、加入了“葛优躺”和作为老板的“黎明”等各类噱头的歌曲，在短短的五分半钟之内，既生动描述了后福特制中工作的基本特点，“眼神似黑背”的老板、随时随地的开会加班、看似平等亲近实在紧张的上下级关系——“宝贝加班吧”、以微信这样的社交平台为媒介而不断延长的工作时间——“辞职以后拉黑他”，以及“天天KPI”的绩效考核制度。又将年轻人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为保障这份工作必须付出的身心条件和盘托出：所能承担的住处与工作地点之间永远遥远的距离，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与恶性的交通环境作战——“起来征战北五环，我家住在回龙观”，加班加点导致的“作息紊乱”、“越来越胖”，由此堆积起来的疲惫心态——“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和与之展开妥协或协商的办法——“难道你没有家？”、“不要加班”，“我要去云南”。在这里，作为对没有边界的黑洞般吸纳一切时间和精力的工作的对抗，家的重要性、生活在别处的信念和对工作的彻底拒绝，成为年轻人在心中恣意挥舞的想象性武器。
    更有意思的是，借助于合唱这种多声部的表达形式，歌曲还带出了正尴尬地夹在这两者之间的第三部分——现代工作伦理。一面是媒体正在大力宣传和推动的“匠人情怀”，可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和追在屁股后面的KPI，自然容不得慢工出细活的“匠人”，也就很难让人体会工作带来的意义感和成就感，这无疑是对目前这种糟糕透顶的工作状态的控诉。与此同时，另一个声部又极具讽刺地高唱：“我热爱工作，工作让我进步，我喜欢学习，超快乐”。显然，现代人日益发达的自我管理术，已经将工作和进步、学习和快乐这些关键词直接挂钩，工作学习和个人成长、情感获得之间的关系，是比“匠人情怀”更为深层也更广为接受的工作和生活伦理。于是，一方面是拒斥当下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作为这种工作状态的对立面，一种“更好”的工作想象，及其与自我成长的关联，并未彻底破产，而是以某种谐谑反讽的身份重返。这种对工作伦理的半信半疑，和来自西伯利亚的爸爸和远在天边的云南一样，成为“累成狗”的工作者们，在躲避、嘲讽乃至对抗现实中的工作时仅有的，既极为必须又极不稳定的理念支持。
    至此，在彩虹室内合唱团这一个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两种工作之“余”的叠加组合。其中，第一类工作之“余”，是被占据支配位置的正规工作制度挤压而出的剩余。作为对既有的工作制度必不可少的的补充，这样的剩余，正以各种方式现身。无论是政府大规模地提倡大学生自主创业，是数量激增的白领投身“代购”或“共享”事业，还是大量以志愿、实习或派遣等名义存在的职位，都是这一类剩余的不同表现形式。与之不同，第二类的工作之“余”，是人们被这一整套工作制度——正规和非正规的集合，高度剥夺后的必然要求。当后福特制使人精疲力竭，补偿的不二法门又总是消费之时，寻找不同的组织和安置自身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方式，这一类的愿望也就越发强烈。
    正是这两种既和现代工作制度紧密相关、又不尽相同的工作之“余”，它们的叠加组合，使得彩虹室内合唱团成为一个特别的团体：既非一心等待，以期更加专业和商业，从而进入体制的乐团，也非纯属兴趣爱好，为了一味的开心有趣而失去音乐上的自我要求的团体。也正是这种特殊的组合方式，敦促我们去思考，在当前社会中，由新自由主义的重压挤出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业余”的现实位置？
 
   
    已有报道指出，彩虹合唱团贡献的《感觉身体被掏空》、《春节自救指南》等歌曲，唱出了“新城市民工”的心声，为压力巨大的城市职场生活提供了发泄的出口。这当然是彩虹合唱团一部分走红网络的作品，极具特色之处。然而，如果只是如此，那么作为“业余者”的彩虹合唱团以及他们所提供的音乐，也就沦为了大众文化商品中的一种，是包装完毕、只待消费的对象。面对这样的文化商品，每个被高度剥削的城市民工，只需回家后在沙发上以标准的“葛优躺”，打开电脑或手机，一边欣赏一边发笑自嘲便可。如此一来，工作之“余”再次蜕变为消费时段。此种片面化的描述，也在有意无意间，将人们对“业余”的要求，重新拉回工作/消费的二元对立，把嘲笑工作和自嘲，变为合格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手段。然而，彩虹合唱团对既有的工作制度、消费制度及其合谋的挑战，远不是几首歌曲几段视频那么简单，而是来自于其创作和实现这一类歌唱的业余化的运作模式。
    正如团长金承志在多个场合反复说明的那样，彩虹团的团员们参加排练和演出，并非想成为专业的演出团队，也不是为了赚钱。他们都只是以业余者的身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因此，每年固定的几场演出，如果条件许可也愿意参加几次商业演出，但这些都要视大家的意见而定。对于有着固定且不错收入的城市白领们而言，参加合唱团是一种严格区别于工作的状态。如果说赚钱往往构成了人们评估工作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唯一目的和动力的话，那么与此相区别，“业余”之所以可贵，恰恰在于它的目的不是金钱，也无法以金钱加以衡量。
    只是，若仅到这一步，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业余”，仍只能经由对工作的否定来确立自身。这样的否定之法，并不能够给予业余自身的根基，反而成为人们诟病或径直将彩虹团、跑团或其他由兴趣爱好而起的自发组织，视为中产阶级自娱自乐的一个原因。毕竟，合唱也好，马拉松也罢，如果“业余”总是建立在不在少数的金钱投入和慷慨的时间投掷之上，此外又别无与消费娱乐更为根本的区别性特征的话，这样的指责自然在所难免。这意味着，倘若要正面论述今天社会中的“业余”，就需要进一步梳理和明确，“业余”究竟如何确立起自身的意义，它是否可能或正在从工作/消费的支配下摆脱出来。
    就此而言，在彩虹团尚未红火之前，一篇发在其微信公共号的讨论文章《我不觉得一群人唱得高兴就好》，很值得注意。文章一开头便申明，自己是一名合唱团的团员，对合唱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要求。对于合唱团中普遍存在的对于“业余”的看法——“大家在一起唱得开心就好”，作者颇不以为然。他/她在合唱团所做的一切，也就成了和这些看法持续交战的过程：
 

“开唱不准音高或者没时间复习乐谱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揪着不放，破坏别人的乐趣呢？识谱虽然没那么强，但是这个人很有趣啊；对声音的控制虽然无感，但这个人知道哪里有好吃的啊；音准的概念虽然弱，但这个人……，为什么要揪着不放叫别人不高兴？而且为什么总是说那几个个别的人好，他们是做事认真，排练认真，唱得也很不错，但为什么就是对别人视而不见？是啊，为什么呢？[ii]”

 
    这段生动有趣的记录，不仅把我们带回到了纷扰的排练场和各有特点的合唱者们中间，更是向我们展现了，当前社会中，人们对于“业余”的习惯性定位，即便是业余者们自己也不例外。比如，既然是“业余”，也就意味着它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一旦需要，就应该为工作或其他更要紧的生活内容让路。首先牺牲“业余”，有何不可？既然是“业余”，那么所有的活动便是为了乐趣或开心而来，一切导致不那么开心或有趣的做法，例如艰苦枯燥的练习，就不受欢迎或干脆拒绝。不然，怎么叫放松？既然是“业余”，那么业余者就不再是异化劳动下的片段，而是应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接纳。唱的不好，但有其他优点的人，难道不同样值得友爱珍视吗？于是，这段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合唱队员之间的彼此埋怨/相互体谅，实际凸显的是“业余”在现实中的尴尬位置，以及这个位置缘何而来的各色线索。
    显然，长久以来，人们不断投掷在“业余”之上的，是在工作中无法被满足的自相矛盾的欲望和要求。一方面人们如此看重和渴求业余，羡慕别人展开此类活动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又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不重要，并不需要特别地思考、养成和呵护。一方面人们认为在繁重高强度的工作中，人惨遭异化，失去了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似乎觉得只要脱离了工作，作为完整的人的资格就会自然恢复。一方面人们厌恶工作，把无聊、繁重、费心劳力视为工作的基本特征，拒绝它们被视为对工作的抵抗。另一方面，享乐、搞笑、不花力气便可以轻松享受的消费乐趣，却也很难真正让人满意，欢乐中的空虚，被越来越频繁地注意到，变得刺目和尖锐。然而拒绝费心劳力的本能反应，又注定了这一注意和抵抗之间彼此断裂。
    不难发现，在这些矛盾中，对工作的厌恶越是强烈直接，工作越是能以一种更为深刻和隐秘的方式支配人们的喜好与取舍。不费心劳力的以消费为主旨的休闲，也就越发顺理成章地接替工作，成为注意力经济时代的另一重剥削之法。这些自相矛盾的欲望和要求，既构成了人们对“业余”几乎条件反射式的理解，也开启了重新思考它的契机。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梳理这些欲望和要求，重新设定问题。
    首先，究竟什么才是今天社会中，工作和业余这一组关系的实际状况，和我们应该具有的对它们的认识？一般说来，今天人们普遍持有的对这组关系的看法，是在马克思描摹的大机器时代这一具体的社会条件中逐渐成形的。在这一时代中，工作的种类、样式乃至有无，看起来总是由机器在创造和规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成为必须配合机器这个死结构的活零件。[iii]正是在此种社会条件下，业余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休息不同，它的作用在于丰富人们的社会生活，如果一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展开，也没有关系。这也就决定了，在这一组关系中，业余总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
    问题在于，一旦离开了机器系统对工作的支配状态——它似乎总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消灭工作，业余作为对工作的补充和辅助的关系，是否依然成立？当前的变化，正在于此。在后福特制中，机器系统主导生产的地位并未改变，但其创造和规定“工作”的能力，却因机器自身的发展大大变化了。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齐头并进的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必须配合机器的运行、担任各种活零件的机会，正被机器自身的“进化”所剥夺。越来越多人的劳动和社会时间，从具体的物质生产中被“驱逐”/“解放”出来，投掷于社会生活内容的生产和更新。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无论是米尔斯讨论的“人格市场”，还是拉扎拉托定义的“非物质劳动”，都是对这一趋势的敏锐观察。可惜的是，这一类观察和命名，都过于聚焦工作形态和属性的变化，而忽略了工作和业余这一组关系的实际变动及意义，以至于无从解释在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之下，“工作”越来越需要甚至依赖于“业余”的翻新、补充和供给，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在机器“进化”的干预下，人不断发展和调整自身，构成了这一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从生产的角度，这个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在机械生产力不断提升的状况下，“业余”以及业余与工作之间残留的合谋关系，导致了大量弹性、不稳定且缺乏社会保障的工作种类的“发明”，就此重新结构人类社会。而如果从人的整体发展而非生产的角度，来打量这一变化的话，便会发现，当被驱逐的时间和精力生成不断膨胀翻新的“业余”时，人正近乎本能地探索，当机器可以代替绝大部分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时，人究竟还能为自己和社会创造什么。
    上述变化意味着，究竟是谁在定义和创造“工作”，且一并定义与之相关的“业余”，这样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社会形势中被再次提出。在这里，真正的难点，从来也不是持续更新的“业余”是否可能转化出同样多或更多的工作，以便人们从容就业，养活自己。而是，当大机器时代势必终结，机器不再牢牢把持当年从人们手中抢夺而去的创造和规定“工作”，乃至“业余”与“休息”的权力之时，人是否有能力真正收复这一定义权？就此而言，人工智能的紧迫性，并不在于它们将大规模地取代人，从而迫使人承认自己在生产力上远不如机器，而是在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机器，极有可能再一次入侵乃至全面接管目前仍主要由人而非机器主导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生产和更新，进而控制创造和规定工作/业余的新一轮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再次失去定义权的人们，势必和当年身处大机器时代的人们一样，沦为被支配的微小部件。只是这一次，人的反抗能力，会因机器对社会生活内容生产的全面接管，进一步丧失。
    如果说，这是人们今天重新理解工作和业余关系的依据，那么，显然，继续认为业余可有可无，随时可以放弃，此类理解和现实，不仅不匹配，而且严重滞后。在这种陈旧的理解中，通过机器获得更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朴素愿望，势必落空。格外重视人们几乎本能的展开“业余”的能力，不仅使之摆脱可有可无的地位，而且将其视为与机器（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应用）争夺定义权时人的独特能力，也就成为需要首先确立的新常识。
    其次，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已经在驱使和利用这一工作和业余之间关系的新变化了。它比普通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业余不再可有可无，而是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文开头所描述的大部分“业余”，便是如此。这一驱使和利用的方式，有着一个固定不变的目标，即将“业余”彻底吸纳到既有的工作制度之中，使之成为一个继续以生产力和利润为标准来确立自身合理性的所在。不过，这并非以“彩虹合唱团”为代表的“业余”模式的诉求。如果说，“大家在一起唱得开心就好”是一种在旧有的工作和业余的关系中生成的对“业余”的理解，就连合唱爱好者也不例外的话，那么在对这一常识的反驳中，实际上就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摆脱了作为工作的辅助内容而存在的“业余”，是一套既不根据金钱和生产率，也不根据纯粹的有趣来衡量的对自我展开组织和劳动的社会方式。音要唱得准，排练之前要熟悉乐谱，彼此之间需要多多协同合作，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为了歌唱的愉悦、合音的曼妙，也是通过歌唱来炼成的一个更为成熟的自我。这个自我，不是通过“工作”在现有的体制中被动地生产出来，而是通过“业余”和更加自觉的对“业余”的理解，主动出现。正因为如此，合唱这样的练习功夫，不仅是为了唱得开心，也不光是为了唱得更好听，而是通过合唱更好地平衡自身的欲望，节制情感和能量，就此展开一种针对自我的劳动。正是这，构成了业余的区别性特征。和工作或休闲不同，只有它，才能彻底摆脱一切生存、劳动、商业和市场问题，将精力投掷于人的生长之上。[iv]只有这样的自我劳动，才有可能恢复被工作异化了的自我。一种不围绕工作，而以业余为核心展开的新型自我，以及与其一并发生的新的社会集体，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争夺社会生活定义权的抵抗的主体。[v]
    最后，说到这一步，我们也就不难发现，长久以来，工作所垄断的，从来不仅是金钱观念，它同时也强有力地控制着我们对于辛勤、艰苦、乐趣、欲望、压迫、时间、空间、公共性等一系列基本观念的把握和理解。换言之，工作最终垄断和剥夺的，是人对于自我和社会究竟如何可能更好地生长成熟的认识能力。而无处不在、蠢蠢欲动的“业余”保留的，是这一能力的残余与进一步恢复的可能。如何更深地理解“业余”对于自我的意义，如何从中发现抵抗和反思工作的因素，将针对自我的训练和创造，从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中解脱出来，理应构成整个社会持续重视“业余”的动力所在。
   
    若带着上述线索，重新审视“彩虹室内合唱团”，便会发现，其实际呈现的，是今天社会中，几种不同类型的力量就规范和制约“业余”展开的一场争夺战。
    首先，是为娱乐消费服务的商业制度，对“业余”的牵制和拉扯。娱乐和消费，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总是充分利用其与工作之间的合谋，机敏地吸纳任何可能溢出既有规定的行为，为己所用。2016年，因《感觉身体被掏空》而走红的“彩虹合唱团”，受“天猫双11”之邀，录制《我就是这么诚实》。这首广告歌曲，虽同样控诉无法让人满意的工作现状，结论却是人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在诸多不满的现实中，通过购买让自己的身体首先满意起来。此外，参与卫视节目、与“凤凰传奇”合作，发布多首电影主题曲，走红之后的“彩虹合唱团”，其参与商业活动的活跃程度，正持续增长。
    一方面，将具有新颖性的“业余”活动，转化为对现实制度毫无挑战性的消费品，这样的商业利用，在曲解和遮蔽“业余”时，显然比一般媒体报道更具效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商业的利用，也极有可能将新的对“业余”的重视和更为明确的理解——如果有的话，传播得更远。在这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在于，在今天社会中，任何“业余”得以生长和壮大的领域，此种商业的利用和可能的传播效果，都将如影随形，难以回避。此时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去商业化，而是在这一力量的钳制和利用之中，真正干扰乃至阻挠“业余模式”更顺利地运行的，究竟是什么？就此，一个现成的回答，也由彩虹团给出。那就是，业余运作和商业节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十三邀》这一档访谈节目中，刚刚走红一年多的金承志便已经生出了这样的感慨，实际的创作节奏，难以跟上商业所要求的加速度。至此，高度重复也好，加快创作和排练的节奏也罢，都是初步成型的彩虹团式的“业余模式”，在面对商业力量时做出的妥协和权衡。如何维系“业余”模式的运作，也只能在这一判断和权衡中实现。在它彻底与商业节奏相一致，蜕变为与之匹配的工作之前，所有这些判断和权衡，都是在积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业余模式”的有效经验或教训，应当得到珍惜和重视。
    其次，是趣味的力量。“业余”之所以存在，不光是与工作/休闲的角力，还源于其呈现和塑造趣味的能力。这种呈现和塑造趣味的能力，既可以被商业利用，比如，在2017年5月“红星美凯龙”广告歌曲的重点便在于中产阶级的居住品味；也可能被划为“高雅文化”保护起来，成为少数人才能欣赏的部分。比如，在“虾米”上，对“彩虹合唱团”的另一类作品——“泽雅集”、“双城记”等，一种常见的评论便是：大多数人只关心《感觉身体被掏空》一类的神曲，而对更好听的合唱歌曲，毫不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趣味不光是音乐上的，同时也是更大范围内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选择和呈现。比如，彩虹团一年一度的招新简章，便要求团员除了有合唱的经验之外，还至少熟悉一门外语。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布迪厄在《区隔》中大谈趣味，视之为区分阶级的有效标签之时，中国当代社会中的趣味，还远不是一个既成事实。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或阶级的趣味，都不可能单凭迅猛的消费主义独自完成。相反，只有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消费经验、历史积淀、政治意识等多种因素得到充分整合之后，具有区分效力的趣味方有可能成形。到目前为止，在消费主义的持续冲击之下，属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足以区分阶级的趣味，仍在艰难地形成之中。彩虹合唱团的作品，既是这一混杂的形成过程中一种趣味类型的标本，也是“业余模式”如何积极参与趣味形成的社会过程，对其展开整合和形塑的阶段性个案。于是，在他们的歌声中，既可以听到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懵懂无暇的童年的怀念，也可以听到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下，对城市的厌弃和对田园乡野的眷恋；既可以从中辨识出对自身品味的标榜，也可以听出对远去的人文情怀的追慕。在这一类正在形成中的趣味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出现的阶级分野。生活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有一定的国际交流经验和体面工作的年轻人，构成了这一趣味形成的主体。而支持这一趣味的形成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度的城市化进程。这也就对正在形成之中，且努力保持新颖性的“业余”，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倘若“业余模式”，具有此种整合形塑社会乃至阶级趣味的力量，那么参与和坚持此种“业余”的人们，应该如何理解其内在的阶级属性？理解由这样那样的“业余”经营而来的“趣味”，最终如何可能在严酷的等级区分之外，对社会现实发出真正的挑战？
    最后，是既有的理解和展开“业余”的观念性力量。显然，到目前为止，让“业余”变得重要起来的途径，往往是使之最后荣升为“工作”。这样的观念无疑仍然占据了主流。当前的流行词汇——“斜杠青年”，便是其中一例：赶紧把你的业余爱好变成一项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职业吧。网红们的签约上岗，大把赚钱，似乎也正把这一转化变得越来越不需要讨论。然而，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业余模式”的目标，只是为了发明一种新的工作，那么，我们便很难真正从机器的手中夺回对“工作”、“业余”和“休闲”的定义权。因为在既有的以生产力为指标的工作制度中，机器将永远比人更有效率。当“休闲”总是与以此为目标的“工作”相配合时，“业余”却是以人的完整和生成为旨规，只为人而投掷的活动。也就是说，当越来越多的“业余”，被转化为新的工作种类的时候，人留给自己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生长空间，恐怕也就越来越小。至此，当阿尔法狗在围棋大战中全面获胜之时，人们迎来的倘若不是人的终结，那么就应该是一个社会将展开“业余”的能力，视为人区别于机器的重要特征，为此展开全民教育的新时代。[vi]
 
    在一个窘迫糟糕的时代，人们总是很容易产生一种不自觉的希望。那就是，有一群人能够突然做对所有的事，帮助或示范人们如何脱离困境。又因为这样不自觉的希望，对那些被社会形势所推动，偶然做对了一些事情的人们，变得异常苛刻。“彩虹合唱团”的遭遇，也将大底如是。
    谁也无法预料，在这一场特别的“业余”之战中，“彩虹合唱团”是否可以坚持得更加长久一些。然而，无论如何，在这场战争之中，单打独斗的胜利或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面对这样的战争，任何袖手旁观、只待别人提供战果的人是可耻的。在这个社会中，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歌唱，正如并非每一个人都拥有发展业余的能力，这本是现实生活诸多制度限定的结果。但是，珍惜一点一滴的事关“业余”的偶然，帮助它们从既有的话语和制度中持续挣脱出来，并且意识到，将目前零星的余数，变成将来的大多数是一个应该为之努力的美好目标，恐怕是绝大多数不那么擅长唱歌，却仍然对将来有所期待的人们力所能及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