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3日，下了捷运走了长长一段雨路，我陌生地到达了桥下公共空间但显然成为私营地的酒吧。这应该是20年来唯一“爆满”的“黑手”演唱会了。也是乐迷平均年龄最大，熟识的老朋友最多的一场演唱会了，光在门口抽烟就遇到了何东洪，杨祖珺，陈光兴，钟乔等旧识。
在《破报》解散时我曾自嘲说过，我们应该在孩子20岁前就杀死他，避免他们如成人般的腐败势利，终究变成跟曾经反抗过的人一样。笑语总是箴言。我带领“诸众之貌：亚洲社会运动资料库”计划中为黑手拍的纪录片：《福气个屁！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片尾的集体采访与对谈笑容竟然真的成为历史了。
内斗的文化团体不知何几，但很少有文化团体自己出来搞个“崩解”演唱会，告知亲朋好友，黑手结束了。显然的，这是一种抵抗继续这样下去的信念，对黑手自身15周年演唱会“就这样办！”的反对，重新回到黑手11周年演唱会的自我提问“该怎么办？”。至于为何要抵抗“就这么办”的原因，外人只能从脸书网络上的轻浮烟火窥见局部，黑手成员闹翻了，跟工委会，火盟／民阵，选举路线，团员民主参与，集体决策，督导员制度等等有关。演唱会上，黑手三位成员禁语，不做解释。认真地一首首唱着，回顾着黑手20年来的经典歌曲，就彷若回顾我们这一代社会抗争的历史。抗争会过去，音乐成回响。但历史总是回应着抗争的，历史总是一直回应着反对继续这样，“就这么办！”的力量。
黑手从工运的伴唱那卡西，开始学习与工人一起做音乐，最后变成与诸众（乐生院民，性工作者，工伤团体，移工群体，外配，精神障碍者）一起做音乐，最后透过团体互访互唱，开始勾连不同群体的意识，将被压迫者的处境政治化，一般化，直指结构的压迫而非个人与少数族群之命运蹉怨。一路上，他们就是社会运动而非为伴奏者，他们直接参与了“新人”的制造，开始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意义上的“新的野蛮人”的创造力，从穷人与被压迫者中制作相互的爱。难道这不就显示了诸众不是已然存在（being），而是等着被制造的（making），不是具形具貌的身体（body），而是逃逸，拒绝，出走的小鲜肉（living fresh）。
既是如此，放弃已成形貌的身体也不可惜。黑手应该放弃黑手，或说，成为黑手们，成为院民，成为性工作者，成为工伤者，成为外劳外配外人，成为精障视障肢障者，成为更多更多的黑的，模糊不清但持续不断的声音。黑手与那卡西本来取用了台湾大众熟悉之名，现在也仅仅将共用名称还给台湾大众而已。黑手解不解散，分不分手，分成几个黑手，是不是那卡西，其实我一点都不关心，难道这世界上左翼的分裂争吵还是新鲜事吗？世上最难的是革命后的第一天，而我们离得还远着呢。
这是不再有先锋党的时代了，不再需要有代表。简单来说，就是抛弃生物权力（bio-power）规训完全的身体，拒绝这个曾经听从指令，服从权力，左右派知识分子与所有文明人、市民都难逃的政治社会构造与权力体制的身体，崩解成可以自我增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之实践，贱民之实践，诸众之实践，穷人妇女黑人之实践，实践就是生产。这正是这场演出的黑手三人拒绝黑手团队11周年演唱会的真正力量。更重要的，一个个生命政治是在共同的（in common）的行动中将其殊异性（singularity）变成诸众的，一如黑手以团体形式曾经示范过的那样。现在，只是他们要重新在踽踽独行的实践中创造共同而已。
表演最后，三位黑手成员回顾完经典歌曲，回到“个人创作”时间更让我有此感觉。陈伯伟的《原来我们在一起是这个意思》有着年轻时候的自嘲，《起来》更是振奋人心。张迪皓《左派废话》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浊水溪肛门时期的味道，杨友仁的《富士康左转》则一样有英式吉他墙和复杂编曲的风格。都好，都好，只要不要重复团体黑手已然成形的身体都好。
其实，抗争不就只是将应许之地的共享财产从私有化那里争夺回来而已吗？黑手这三位团员做的事情也是这样，如此而已。
原发表于2016二月号 今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