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福柯1967 年3 月14 日在建筑研究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另类空间”的演讲①，指出空间概念经过了一个历史发展沿革，中世纪的空间概念核心是“定位”( space of emplacement) ，即空间“是一个被分成等级的场所的集合”，如教堂、圣地和非宗教场所等; 从伽利略开始，空间概念更被关注的是它的“广延性”( elendue) ，因为“一个事物的地点仅仅是在它运动中的一点”; 今天空间概念的核心是“位置”( site 这个词在一些文章中被翻译为“场所”我以为更贴切) ，即“我们的空间是在位置关系的形式上获得的”，我们都处于一个权力知识的网络之中，因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确定位置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处于复杂关系网络中，并相互影响的空间形式，福柯称作“异托邦”，在描述它的几个特征时，福柯重在强调它在现代社会中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对社会、对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指出这既是一个相对闭合的空间，同时又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福柯讨论规训问题时所提到的学校、兵营、医院、监狱、工厂则都是符合上述特征的、特定的异托邦空间形式②。由此可见，这个空间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福柯整个研究的基础，《另类空间》一文翻译者王喆说，“这种另类空间的概念实际上支配了福柯的全部学说”③，尚杰在《空间的哲学: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一文中也指出: “无论怎样，福柯说，追溯使当代人焦虑的根源时，更多的不在于时间而在于空间，在于人们对组成空间的诸种要素进行重新分配，而时间只是这种关系分配中的一个要素。”④
 
与其说“异托邦”只是福柯的空间思想，毋宁说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观念。在这篇文章一开始，福柯就强调19 世纪最大的困惑是历史学，他指出: “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⑤这即是说，福柯在本文中讨论的另类空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新思考，或者是对传统历史观念的一种颠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新的时间观。过去我们是把历史看成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一个生命的成长进程，但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并不是一种历时性的进程，而只是一种共时性的空间的延伸;福柯用同时、并列、邻近与遥远、并肩等词来形容这种共时性的空间延伸的历史，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只是这空间中的一些点和线，它们交织成了一张网，我们在这张巨大而复杂的网络中的位置就决定了我们的一切。
 
在《知识考古学》引言中，福柯借评价“年鉴学派”历史学研究指出: “那些被称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的学科，无论它们有什么特殊性，也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其中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人们的注意力从原来的‘时代’或‘世纪’这样的广阔单位转向了不连续性和断裂现象。如今人们的一种尝试是在人类思想长期的连续性中，在个体精神或集体心理的确定性和同质体现中，在从一开始就取得一定成就的科学，顽强地求得生存与发展中，在某种特殊的类型、形式、学科，或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性中，转向去探测中断的偶然性。这些中断的地位和性质是变化多样的。”⑥福柯就是要彻底颠覆传统意义上被理性建构起来的线性的，连续的历史话语，而代之以他所理解的断裂的、偶然的、非连续性的真实的历史，也即是一种空间化的历史，一种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历史。纵观福柯关于临床医学、精神病院、监狱与惩罚和两性关系的考察与研究，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空间的历史观，比如《疯癫与文明》中对精神病症的考察，他并不是从医学的进步以及人们对精神病症知识的积累来看精神病院的诞生，而是尽量还原那个时代，还原当时影响着人们认识和对待精神病症的政治、经济、宗教、司法、医学等因素构筑起来的那个复杂的网络，来看精神病院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于是精神病院就成为一个空间历史中的异托邦。
 
他提出异托邦有六个基本特征，第一，“世界上不可能不存在一个不构成异托邦的文化”。即是说世界文化呈现着多元共存的特征，这种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异托邦。第二，在“社会的历史中，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使存在的和不断存在的异托邦发挥作用”。这即是说每一个时代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每一个异托邦发生作用的形式是不同的。第三，“异托邦有权力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就像在戏剧舞台上，可以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地点和事件连接起来。第四，“异托邦同时间片段相结合，也就是说为了完全对称，异托邦为把何物称为“异托时”开辟了道路”。这里说的异托邦在隔离了空间的同时，也把时间隔离开来，使之成为碎片和碎片的拼贴，他称这种时间片段为异托时。第五，“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这是说异托邦是既开放又关闭的系统，不同的异托邦之间既相互隔开，又相互渗透。第六，异托邦有两个发挥于极端之间的作用，“异托邦有创造一个幻象空间的作用，这个幻象空间显露出全部真实空间简直更加虚幻，显露出所有在其中人类生活被隔开的场所”。即异托邦既创造了一个虚幻的空间，同时这个虚幻的空间又揭示了全部的真实空间⑦。
 
从这六个特征来看，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首先是一个空间与时间的统一体。在这里既没有绝对的空间，也没有连续性的时间，空间不再是三维立体空间，而是多维的拓扑空间，是包含了历史维度的空间。时间也不再体现为一种连续的进程，而是转变为空间延伸的时间; 其次，异托邦之间是异质的。世界不再是由某种理念整合起来的，有着最高法官和至高无上主宰的统一体的先验幻想，而是由异质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异托邦的联合和并置。在每一个异托邦之中，不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适性的理念基础，诸如理性、进步、目的等等，也不存在共同的发展模式与标准，有的是不同因素、以不同方式组合起来的复杂的网络系统在对现实政治、经济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然不同的异托邦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这里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福柯接受了近代文化哲学和年鉴学派历史学的思想成果，在分析社会的发展变化时，更为重视的是不同文化所产生的作用，这就是他在《知识考古学》中所强调的“长时段”历史的意义; 再次，异托邦联结起了历史与现实，使之形成一个特殊的空间拓扑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丧失了连续性的历史，不再以其完整的事件以及系列的进程存在，也不再以此来对现实产生作用，而是变成了一种碎片的存在，每一个碎片都成为某种新的意义和新的作用的生长点，共同构成了决定我们处身位置的现实网络中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今天说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事件，其实我们谈到的只是一种话语的碎片而已。最后，异托邦是人们使用话语对现实的一种把握，因而它必定要遵循话语的规则，即稀少性原则，只有很少的内容是可以说出来和被说出来的，但同时，当我们要把这种现实系统化时，又不得不加入我们的判断、推理和想象，因而福柯说这是一个幻象的空间。然而，这些话语却又是今天我们与现实之间的唯一联系，不管其中有多少幻想的成分，但这毕竟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它反映了最真实的现实。在此，福柯是接受了自索绪尔以来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再把语言看作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将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本体来把握。
 

二

 
由此可见，异托邦，不仅是现实的空间存在，同时它更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或者用福柯的话说是真正的历史，一种本真存在的历史，而不是传统观念中被理性所系统化、同一化、主体化、目的化的虚假历史。要理解这点，我们必须回到福柯的话语理论，只有理解了他的话语理论，我们才能理解他所说的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才能理解他把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统一在一起，提出异托邦的真正用心和深刻之处。
 
话语( discourse) 这一概念和话语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语言论转向( linguistic turn) 。1946 年柏格曼在《逻辑与实在》中首次提出了“语言论转向”的问题，它是指自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能指、所指，语言、言语，历时性、共时性这些概念，尤其是他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和差异性的之后，带来了一场语言学的革命，以及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深刻影响了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这场语言学革命，彻底颠覆了传统语言观将语言仅仅当作是一种工具和手段的思想，而是将其看成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具有本体意义的系统。这种观念也彻底打破了传统语言学的预设，即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完全对应和契合，并把语言研究从对其指涉物的关注转到对能指自身的关注，对语言的系统性自身的关注。
 
由于语言摆脱了其指涉的限制，也就是说摆脱了客观性和工具性的束缚，于是愈益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在迅速地冲击了理性逻各斯，并逐渐彻底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于是，过去在人们心中不管具有多么重要、甚至神圣位置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等，完全变成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种话语，或者是一种话语系统，而非对真理的揭示，最后终于演化成了一种去中心、去深度、去主体、无历史的能指的狂欢与游戏，结构主义思潮逐渐让位给了后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德里达说: “中心并不存在，中心也不能以在场在者的形式去被思考，中心并无自然的场所，中心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功能、一种非场所，而且在这个非场所中符号替换无止境地相互游戏着。那正是语言进犯普遍问题链场域的时刻; 那正是中心或始源缺席的时候一切变成了话语的时刻”⑧。
 
福柯的话语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提出的。他先是在具体领域进行着话语考古学的研究， 1969 年写成了《知识考古学》一书，来系统地阐述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也即他的话语理论。“《疯癫史》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匿名的历史主体’上; 在《诊所的诞生》中，‘频繁地求助于结构分析，以规避所论问题的特殊性之风险’; 《词与物》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框架，这使得根据文化总体性设想精神分析成为可能。”⑨特别是当他的《词与物》问世以后，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遭到了异议，尤其是来自年轻的阿尔都塞阵营的异议。福柯急需对自己的研究做出一种方法论上的回应，《知识考古学》就这样应运而生。福柯的话语理论在破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真理，颠覆其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点上，与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出现的解构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他也强调话语受自身的规律支配，而非受其指涉物的限制，话语就是话语，话语不等于现实。“我们不再接受作为统一原则的话语建构原则和说话主体的具体情境，我们既不把话语和经验的原始土壤联系起来，也不把话语和归结为知识的某种先验的权威，而是在话语自身去探寻它的形成规则。”他在本书中把自己的方法称作考古学，并指出“考古学尝试确定的不是思维、想象、形象、主题，话语中隐藏或显露的偏见，而是话语本身，是遵循一定规律的作为实践活动的话语。”⑩
 
但在这种颠覆与破除的方式角度，以及最后的落脚点上，福柯的话语理论则迥异于解构主义理论。首先，福柯的话语理论是建基于历史的。前面我们提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开篇对年鉴学派的评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年鉴学派对福柯思想的影响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从年鉴学派对“长时段”( the long periods) 的关注，福柯看到了一个近乎静止不动的历史，一个非连续性的、充满了断裂和异位的历史，看到彻底粉碎了传记、事件和政治这三个传统偶像的历史⑪，而这才是福柯所理解的真正的历史。在这种非连续性的历史中，起源问题被消解了，“它们终止了知识的连续性和累积性，打破了它们的缓慢的发展过程，迫使它们进入一个新的时间，中断了它们的经验起点和原始动机，把它们从它们的想象的同谋关系中清除出来，使它们在历史分析中远离静默的起始，以及无限地回归到原始征兆的做法，而是转向它的合理性和各种不同效果的新的研究方式。”知识进步与概念的进化过程也被颠覆了，“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和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的历史、或者是它的抽象化不断提升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在不同领域的构成与合法性，它的使用规则，以及它在发展成熟过程中的一些理论范围的历史。”⑫用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话说，“一个完整的领域被解散了———推论性的解构领域，复杂的分散系统。因此，考古学作为一种后现代历史学方法，不会产生某种单一的后果，而是带来多种多样的后果，它能够使历史学家在知识领域内发现话语的多样性。”⑬
 
其次，福柯考察的话语，是一个实践的概念。弗朗索瓦•多斯说: “《知识考古学》的主要创新恰恰在于，它考察了实践。它对实践的考察始于话语实践这一概念。这个重要创新允许福柯改变结构的范式，所以它才能超越单一的话语领域” ⑭。作为实践的话语概念，使得福柯的理论不仅仅局限在语言自身的系统，不仅仅局限于能指的狂欢与游戏，而是将话语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使之与社会历史的维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福柯式的词与物的问题。对于福柯来说，作为实践的话语概念，可以“作为一连串的事件来理解。话语实践在一个特定时刻出现，它们就像事件，因为它们在一个话语场中起作用。”⑮比如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其实很早以前人类就已经提及到了。然而作为生态问题被提出，却是近代的事情。这就涉及到一个语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语言的指涉物无关，也与语言自身的系统无关，它涉及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制约着话语形成的种种因素。所以，“在这里我们关涉到的问题不是使话语中性化，把它当做某些事物的符号，或者是深入到事物内部发现它的深层的东西，而是相反，要把话语保持在它的稳固性中，使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复杂性中。”“我们的一项新任务就是，不再把话语当做符号的集合来对待，而是把它作为系统形成这些话语言及对象的实践来对待。当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使用这些符号来指事，正是这个‘超过’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说话不可化约，正是这种‘超过’才是我们必须显示和描述的。”⑯
 
再次，话语的主体流动性。一种话语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主体，谁在说话，或者说这种话语是由谁表述出来并不重要。在这点上，福柯的话语理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分析不同。一是因为话语自身有自己的运作机制，这是不依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二是因为话语与外在的社会秩序，具体地说如权力和道德谱系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因而话语的建构，并不取决于主体的意愿。某一种话语被谁说出来，那只是恰好话语与主体相遇了，但这个主体是不固定的，流动的。“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数中，谁被赋予权力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 谁有这样做的资格?谁能从中得到了他的特殊性和威信?”比如在疾病诊断中医生成为了话语的主体，但“医生的身份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包含了机构、系统、教育规范等条件，确保他获得———不是没有界限限制的———实践与知识的合法性。”⑰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假如具备了以上的合法条件和地位，都可以成为疾病诊断中的话语主体。反过来说，话语不仅不受主体的意愿的制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还会支配和制约主体的意志、愿望、言行，乃至于整个生活方式。按照福柯的观点，主体本身就是知识———权力的产物，就是话语建构起来的。所以，人生活在话语的网络之中，生活在知识———权力构筑的网格之中，不是主体决定话语的形成和表述，而是话语决定了人说什么和怎么说。所以福柯说“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
 
最后，福柯的话语理论，揭示了一个知识、语言、权力运作的网络系统。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已经指出: “这些关系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内在与话语自身: 它们并不把概念或词语和其他什么联系起来，也不在句子或命题之间建立演绎或修辞结构。但是，它们也不是外在于话语的关系，这些关系限定着话语或者迫使它被赋予某种形式，去陈述某些事情。因此，这些关系在感知上是话语的限度: 它们向话语提供话语能够言及的对象”⑱。这就已经揭示出任何话语总是在一个复杂的网络中，在各种关系的运作中被建构起来。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福柯从考古学转向系谱学研究后，重点就是要揭示这个复杂的网络运作。在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时，他做了一个《话语的秩序》的演讲，在这里他系统阐述了话语的外部秩序、内部秩序、主体秩序、以及话语事件的分析原则等等。福柯的系谱学研究，突出了对权力的认识，并将之与他的话语理论联系起来，强调在话语场中权力所具有的最重要的作用。这点在他的《规训与惩罚》、《性史》等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福柯在两个方面与德里达、利奥塔、波德里亚等人相区别。第一，“福柯并没有将所有的结构形式、一致性和明晰性都消解到一种无休止的指意流中” ⑲，而是在努力探索和揭示话语运作的规则性和各种复杂的关系。换句话说，福柯并没有陷入解构主义能指的狂欢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怎么样都行的泥潭，而是要努力改变人文学术中话语的不及物状态。他的“话语秩序”理论，他的系谱学中对权力问题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为词与物之间寻找一种联系。第二，福柯反对历史的连续性，而以断裂取代，并不是要取消历史，而是要回到本真的历史之中。对他来说: “当一个历史时期转向了另一个历史时期后，事物不再以同以往一样的方式被感知、描述、表达、刻画、分类和认知了”，而是进入了“先前认知体系的重新分布”⑳。也就是说，任何历史事件，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将进入一个新的话语场，开始一轮新的话语运作，并成为一种新的认知。因而，历史不再是连续的过程，而只是一堆碎片而已，而且注定成为一堆话语的碎片，失却了它的确定性而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话语增长点。
 

三

 
西方后现代文学常常被看作是与传统的一次彻底断裂，而在对这种断裂的描述中，人们经常谈到的就是其时间空间化的倾向，被称为历史感丧失。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认为，在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到60 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 ㉑指的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表现出了深度感的消失、历史感的消褪，精神分裂式的语言，全新的情感方式等新的特征，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结束时更明确地指出: “历史感的消失，那是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后现代主义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㉒。詹明信是把后现代主义当做晚期资本社会的文化逻辑，强调其与作为资本主义的另两个时期的文化逻辑，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差异，人们若是据此认为后现代文学完全消解了历史的维度则是一种误解。
 
其实，正如我们前面阐述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和他的话语理论时所说的，这里表现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念。琳达·哈琴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后现代的历史、文学作品使我们懂得，历史和小说都是话语，两者构建了表意体系，我们借此制造过去的意义(‘这是能塑造形状，确立秩序的想象力所为’) 。换句话说，意义和形状不存在于事件本身，而是存在于过去的‘事件’转变成现在历史‘事实’的体系中。这不是‘逃避真相的骗人把戏’，而是承认人造之物具有制造意义的功能。”㉓这段话与福柯的思想基本一致，历史既然是一种话语，因而就不存在着一个确定的过去的历史，而只存在着一种当下的建构，而那些历史的遗迹对我们来说，也就仅仅是文献和档案而已。于是连续的时间被隔离成了许多的点，进入了福柯所说的空间拓扑结构，所以后现代文学的世界就是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历史之维是以其种种独特的空间艺术来展现的。换句话说，那些经典的后现代文学作品，其空间化的倾向，也正是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念; 其对当下现实的关注，也正是对本真的历史的回归。
 
约翰·巴斯的神话重述小说《客迈拉》中的《英仙座流星》，有一段描写很耐人寻味。醒来的佩尔修斯发现自己是在一座大理石的卧房中，这是一座从左侧墙角延伸开去的卧室，又像是法螺壳一般的空间盘绕，房间的墙上刻着浅浮雕作品，“每一组均比前一组宽一半，一共七个系列，房间盘绕着，消失在浮雕的尽头。”㉔这些浮雕上面刻着的就是神话中佩尔修斯的故事，于是现实中的佩尔修斯由这些浮雕展开了回忆，回忆的故事和浮雕场景相互交织。这些浮雕既是这个盘绕着的房间的一部分，浮雕上面的故事从Ⅰ到Ⅶ仿佛是在时间上延伸的，而一块一块的浮雕又是在空间上延伸着的，这就把时间和空间两个不同的维度结合到一起。这些浮雕每一组又分成了A、B、C、D、E……分别描绘着不同的故事，哪幅画面描绘哪个故事并没有一定的规律，佩尔修斯因哪个故事联想到某幅画面，或将不同的几个浮雕画面联系在一起想起某些故事也不一定。因而这些浮雕就具有了一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又使得它仿佛不是停留在空间的平面上，而是具有某种时间的纵深延展，而时间变成了空间上的螺旋缠绕，时间和空间在这里合二而一，形成了一种共时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作者的叙述获得了极大的自由，既可以随时观照历史，也可以随时回到现实，并且历史和现实交错缠绕，无法明确区分。作者在此把历时性的时间直接变成了共时性的空间延伸，打破了神话、现实、历史、当下、记忆、雕刻等的界限，将之统统纳入到一个平面中来，使之相互参照，相互印证，相互阐发，并从而实现对神话与现实的双向拷问与双向超越。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这样开头的，“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㉕在这句话中包含着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间维度，说话的此时是现在，奥雷连诺站在行刑队面前是将来，而由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则是他孩童时代的事情，是过去。作者在一句话之中，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穿行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将它们联结起来，放置在同一个平面之中。这个独特的开头表现了整部作品独特的时间空间化的模式，这也是后现代文学时间空间化的一种艺术。马尔克斯对拉美的历史与现实，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因而这部作品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也具有丰厚的历史意识。但作品却透过马孔多的开创者、后来发疯的霍·阿·布恩迪亚的感觉，表达了一种观念: “时间机器坏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叙述策略，但实际上却是一种认知方式。这种叙述策略为作者的思想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自由穿行提供了条件，于是在作品中，拉美的百年孤独史，变成了一块块的碎片，被并置在同一个空间的延伸之中。而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它保证了作者对拉美文化以及拉美历史进行结构性反思。拉美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的，但近代以来伴随着被殖民的过程，西方文化成为了这里的主导文化，并中断了它自身的历史和文化。直到上个世纪50、60 年代以来，一些有志之士才开始了对西方文化与拉美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开始了对拉美百年来的孤寂的反思。在这些有志之士看来，拉美的历史绝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发展过程，拉美的现状也绝不是单纯由殖民势力入侵、或是传统的中断造成的，拉美要走出孤独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历史和现实的问题纠结在一起，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融合，还有二战以后新的世界格局等等，种种因素交错形成了一个网络，所以这种探索和追寻注定是一种结构性反思。
 
通过互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来使现实空间纵深化也是后现代文学的一种空间艺术。罗伯－ 格里耶的小说《橡皮》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其中表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及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上与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形成了互文。凶手格利纳蒂奉命去刺杀杜邦，却因为忘记关闭一盏灯而使杜邦死里逃生; 杜邦本来没有被杀死，为了避险对外佯称已被杀死，却在回家取文件时被自己人打死; 瓦拉斯作为侦探来小镇上调查这起凶杀案，他努力工作想抓住凶手，就在他发现事情真相的时候到杜邦家里等待凶手，却把回家取文件的杜邦打死，成为了凶手。小说中还有两个细节: 一是瓦拉斯因额头面积不足50 平方厘米，曾被上司指斥办不成事。他来到小镇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到头来却还是鬼使神差般成了凶手; 二是杜邦与瓦拉斯之间的关系，瓦拉斯小时曾随母亲来过小镇探访一个女亲戚，而杜邦也曾与一出身寒微的女子同居有一私生子。在小说临结束时瓦拉斯记起自己来小镇探访的亲戚是个男的，他没见到这个人，但这个人是他父亲。此中暗示瓦拉斯即是杜邦的私生子，因而他杀死了杜邦就是俄狄浦斯弑父悲剧的重演。小说的叙述本身是打破了时空界限，把过去、现在、将来、幻想、现实等等混杂在一起，交替呈现，形成了一种平面空间。但它与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的这种特殊互文关系，使得这部小说就远远超越了当下的时空，而成为了整个人类永恒命运的象征，揭示了现代人人生荒诞、理性无能的尴尬的人生境遇。
 
碎片的拼贴与重组是后现代文学最常用的空间化艺术。巴塞尔姆是以戏仿传统童话而著称的后现代作家，他说“像藤壶在沉船的残骸或岩石上面生长。我宁要沉船的残骸而不要一艘航行的船。事物自动地附着在残骸之上。”㉖当他把传统的童话，以自己的方式打碎重组，尤其是以现代都市中的男男女女，取代了童话中王子与公主之后，原来完完整整的童话故事就被打成了碎片，剩下的只有语言的互文或题目的互相牵连而已。但如果深究其中蕴含，我们发现这残骸却成了一个新的意义的生长点，也许生长出的意义和原来童话根本不相关，那么这童话就只是成为了一个借用的道具而已。他所创作的《白雪公主》，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有的只是一堆话语的碎片而已。这些话语碎片有的有一页长，有些只是几句话，最少的好像只有两三行，文中还有大量的插话，内容涉及到有关格林童话《白雪公主》，或是巴塞尔姆所写的《白雪公主》，还有些内容与这些作品毫无关系，完全是一种陈词滥调。整个作品根本没有贯穿的时间观念，而且空间也完全被隔离成碎片，就像剪纸或是一幅抽象画一样，完全是不同颜色的纸片或各种颜色组成的点、线、面的拼贴与组合。
 
在这堆话语的碎片之中，我们依稀可以分辨出关于白雪公主、白马王子、七个小矮人和阴险狠毒的继母这些人物的暗示，分辨出格林童话的大致情节，以及其带给现代人的影响。但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格林童话，并非格林童话本身，是根据我们心中所了解的格林童话、或我们想象到的格林童话而重现建构起来的。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些只言片语，或意象碎片的暗示，让我们重新建构起一个我们自己心中的白雪公主的故事。这表明，第一，传统童话故事不是以一种完整的形态进入到当下语境，而只是以一种话语碎片的形式进入到当下语境之中; 第二，这些童话故事只有进入到当下语境之中，才能构成对现代人的影响; 第三，这些话语碎片在进入当下语境之中后，与当下语境中的其他话语构织起一个网络，并通过复杂的网络作用对人产生影响; 第四，现代主体就是这张网络的产物，或者说是这些话语和话语碎片的产物而已。
 
注释:
 
① 此文也被译作“关于他者的空间”，英文译名为Of Other Space。
② 参见福柯: 《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 期。
③⑤⑦ 王喆: 《福柯〈另类空间〉翻译提要》，《世界哲学》2006 年第6 期，第52 页，第52 页，第53－56 页。
④ 尚杰: 《空间的哲学: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同济大学学报》2005 年第3 期，第21 页。
⑥⑩⑫⑯⑰⑱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lated by Sheridan Smith，London and New York，1972，p．4，p．89，p154，p．4，p5， p．52，p．54，pp．55－56，pp．50－51．
⑧ 德里达: 《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载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下，张宁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5 页。
⑨⑪⑭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下，季广茂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16 页，第317页，第316 页。
⑬⑲⑳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年版，第57 页，第57 页，第57－58 页。
⑮J·丹纳赫等编: 《理解福柯》，刘瑾译，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版，第39 页。
㉑㉒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421 页，第418－419 页。
㉓琳达·哈琴: 《后现代主义诗学: 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21－122 页。
㉔约翰·巴斯: 《客迈拉》，邹亚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第57 页。
㉕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高长荣译，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第1页。
㉖《杂七杂八: 或介绍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几点按语》，周荣胜、王柏华译，载周荣胜主编《白雪公主》，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1994 年版，第4 页。
 
 
＊本文初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