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一开始就坦白此片“非真”。黑白底片上，饰演萧红的女演员汤唯对着镜头宣布：我已经死了。之后的影像中，其他重要人物的饰演者们也将接受采访一般面对摄像机，补述他们的萧红印象。游走在剧情片、纪录片、文献片之间类型模糊的《黄金时代》诚实面对历史不可还原的真题，将完整、准确、客观地再现萧红仅仅当作一次艺术冒险。电影版的编年体《萧红传》就此写成。

    特意与人物拉开距离的拍摄方式，迫使观众改换那种惰性的、情感代入式的观影习惯。没有了同悲同喜的剧场共鸣效果，观众仅以旁观者的姿态端详历史，也许更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没有偏倚的评判。

    所以，就算是看到萧红最后的凄凉辞世，也不会泪水决堤，就算是镜头重新明快地返回童年，记忆之手温柔抚过大地，也并不会让人生出太多感叹唏嘘。三个小时，从生到死，细节缓缓流淌。对不了解萧红或抱着其他预想而来的人来说，是难忍的枯燥乏味。《黄金时代》局限了它的观众，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粉丝电影。

    可还是有各种攻讦非议汩汩冒出，并且毫无悬念地指向女作家的私生活——那些被人孜孜不倦地嚼了半个多世纪舌头的是非争议，继续在今天发酵。女作家的才华天赋从来不是重点，她和她身边男人的种种，才让人肾上腺激升。

    其实情欲戏已经约等于零了。幸好是许鞍华，女作家的身体没有按商业片的逻辑简化为欲望符号。并非不能做情欲的铺陈，只是情欲并非这一个自由寂寞身的唯一面向。

    萧红多义的身体，成为她文学作品之外的另一个可作女性主义解读的开放文本。

    生而自由的身体，是权力的造反者。身体的集体异动也常常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上世纪初的一拨中国青年，便是用他们年轻的身体召唤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脱离父权家庭，走向公共社会，奋不顾身，一意孤行，抗争与逃跑成为时尚流行。中国现代女性的生成，也是从身体的觉醒开始。不再接受被强行安排的婚姻，走出闺阁的宿命，放弃家族的荫护，去向据说更美好的远方。只是，女人的出走故事永远和男人不同，社会为后者在失去家族倚靠之后提供了去处，却没有为无父无夫的单身女子准备容留之所。抗婚、逃走的萧红作为一道无法接受的耻辱，成为被父权家庭永远流放的孤魂。

    饥饿、无家可归、死神随时到访。始终要记住，她开始写作时的身体特征。

    身体特征，是理解她的文学创作的必经维度。她生命中绝大多数时候，居无定所贫病相随，她还两度在流亡中怀孕、分娩，与死亡擦肩。她以柔弱之躯经验着这一切，在离乱的间隙，在香烟的给养下，不停地写，写。写女性，写农村，写战争，写时代。写北方的人们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她写得如此生动精准有力，仿佛“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胡风语）。她终于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超越的高度。

    她的写作过程，女作家萧红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被驱逐、戮害和击碎的身体为了最简单的“活下去”的欲望而做的生命抗争过程。或者说，这两个经历本身是相互赋予相互促成的，不理解这一层身体经验就无法真正理解她的作品。

    她那屡屡被时代和日常暴力伤害的身体，以及临死前被手术刀胡乱切割的身体，与她笔下的女性，那些破碎的生命何其肖似。在小说中，她曾借人物的口，提出自己的问题：“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呼兰河传》）“她想要离开这个飘荡的船，走上陆地去。但是陆地在哪里？”（《弃儿》）

    男人是文学之外可以倚靠的彼岸吗？这正是困顿她，也让她被后来人恶意曲解的地方。

    最为津津乐道的事实之一是，她短暂的三十一年生命中曾两次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结合。听起来好像很惊世骇俗，难怪今天的道德家们讶异声声。乱，或者贱——网络流行语有时轻薄寒凉到不像人话，但在同时也明白无误地佐证了某种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企图确实从未消失过。这种规训带着不同的面目出现，时而阴暗淫邪，时而道貌岸然，就是不能容忍，女性自己处置自己的身体。

    怀孕的身体，是这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性交时刻的记录和公然声张，她激发着人的性联想而独具性感，又被某种鼓励生育的文化圣洁化，为了保证胎儿的安全，还会被要求承担守贞责任。在男性色欲和生殖欲双重窥视下的怀孕的身体，既性感又贞洁，摇摇晃晃，颤颤巍巍，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性魅力。但这种魅力仅限于男性视野，作为孕妇的女性首要的任务就是安静和贞洁。

    萧红的问题在于，她怀孕的身体太过活跃了，她不仅散发出性魅力，还要与另一个男人结合／结婚，让两个男人在她身体上留下的性痕迹同时出现。这样的女人，不被各种混乱的言语恶毒攻击才怪。就连怀孕本身，也被荒唐地视为她的错。仿佛怀还是不怀，她可以决定。却绝不愿意去想，那是一个没有避孕术的年代，女人除了被动的怀，被动的生，全无决定自己身体的可能。说到底，还是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如此随心所欲处置自己的身体。

    还有更义正严辞的指责：她竟然还将一个孩子遗弃，让另一个夭亡。这几乎是一个女人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没有母性的女人，就是恶魔。连带着，将她追求的“自由”也污损一通。在女性的身体被钉牢在母职上的文化里，人们甚至会失去基本的思考能力。没有人去理会她是否有成为母亲的条件，没有人去想，她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去养一个孩子。也许在很多人眼里，身无分文的女人都应该像《神女》中的母亲那样，卖身育儿，也不能为了自己的自由，连孩子都不要。这是怎样作贱人的逻辑，女性只能将尊严和肉体供奉在母亲这个祭坛上，才能在道德上站立，才能平衡看客们失衡的心理。总之，一切都是她的错，不是这个不能给她提供条件的社会的错。

    她担着这一切并非该由她承担的错，带着遭遇过各种摧残的病体，心有不甘地早逝。而悄无声息将她遗弃的男人，逃避了追责。背叛她的男人，安安稳稳活到子孙绕膝的晚年。

    从对于萧红的种种责难中可以看到，纵然离她辞世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女性的身体，依然在承受着闲言碎语式的无处不在的压力。

    当然，就算在萧红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女性在做出不同的身体选择。比如当萧红说她不懂政治，只想将身体安放于一张安稳的书桌旁时，丁玲却主动将身体投身到革命和政治的旋流中。而与红色延安相去遥远的孤岛上海，张爱玲以另一种孤绝的姿态宣告自己的决定。她们的选择或结果会比萧红好一些吗？被囚禁于北大荒十二年的身体和在美国一个人孤独死去的身体，不还时时通过各种幻化的现代形象，向今天追求自由的女性发出声声恫吓？

    偶然发现，《黄金时代》里饰演萧红和丁玲的两位女演员，都是以情欲的身体在荧幕上铸就永恒（汤唯与郝蕾，＜色戒＞与＜颐和园＞）。这是巧合还是导演的有意安排？两个时代同是以身体的自决证成主体性的女性，在影像中默契地重合。让我们仿佛看到，一种永恒的绵绵不绝的力量，也同样涌动在历史的潮汐里。

    《黄金时代》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女性之声，是近来少有的优秀的女性电影。萧红的意义不止于文学史，中国现代女性的构成史上，她是无法绕过的，始终熠熠生辉的那一笔。《黄金时代》的意义也不止于萧红，它的出现以及引起的对萧红的谈论，已延伸出更为广阔的时代和性别的命题。在时代与性别之间站着的，正是那一个个离经叛道的，自由的，发光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