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同我先生和两个孩子来到中国。在上海，我们一下飞机，扑面而来的是人们对我们有“多个”孩子的强烈反应。走在闹市街头，小贩们，大部分是老太太，会一边敲着竹板儿，一边和道：“有两个哟！”有人问我们怎么会生两个孩子。我先生回答说，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这种回答似乎让他们满意，它将我们置于一种特殊的群体之中——像中国的少数民族，众所周知，针对他们有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我已经知道在中国生育问题是受公众密切关注的，但我没有料到这会触及到我的家庭，尽管我们一看就是局外者。我们并没有觉得这种关注有什么敌意，相反，我们感觉它主要表现的是人们对此事的惊讶，以及部分赞同。但是，这种焦点式的关注使得我们有两个孩子这件事成了一种异常现象，我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作解释。他们的这种惊讶促使我思考，在中国是否已经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人自愿只生一个孩子。我开始问自己：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由最初仅仅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手段而扩展为现代性自身的标志？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作为“人口过多”民族，这个话语建构。当我说这个概念被积极建构时，我不是想争论中国是否真的“人口过多”，而是说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人口问题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话语中具有何种意义。人口问题带来了一种“剩余价值”，亦即它使得“人口”成为贯穿改革时期的一种生产性话语，重塑了人们对民族的归宿感。因而，本文将集中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体验人口过多这一现象。在这个语境中，我们看到身体作为消耗性身体或生产性身体的多重形象，这些形象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体的教化和规训实践(pedagogical imperatives and disciplinary practices)。既然人口话语能强有力地塑造人们对民族命运的关心，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人口概念在持不同政见者话语中的作用，以及在表达民间的日常希望或绝望中的作用。
人口问题如此深地渗入民族心理并广泛普及到不同利益群体之中，这使我们想知道：是什么赋予了人口问题这样的领导权？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受到的民间抵制比任何其它政策都更强烈；另一方面，计生政策又是最能够重新唤起集权控制的一种政策。在80年代末期社会运动的高潮中，当全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游行示威，要求扩大政治权利时，却从未有人提及生育权问题，恰恰相反，示威者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并且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处理。既然计生政策是一种苦行，同时它又能重振党的领导人的国家主义雄心，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为何这样的政策竟会被人们广泛接受呢？
提高人民素质
在一次有关中国烹饪的热烈讨论之后，我们的“中国”主人说：“中国理应是个富强的国家。”言下之意就是，中国还远未达到这一目标。当我们沉思这个失败的含义时，谈话中断了。1
火车包厢里坐着两位女人。一位是中年的，身穿一套白色化纤西装。她的太阳镜使人很难看清她的脸。有时她好象在睡觉，不睡觉的时候，她就凝望窗外，从其酸涩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的不满，甚至绝望。从小时候逃到台湾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大陆之行。另一位二十来岁，她刚到上海送走了要去日本留学的朋友，现在正在回家途中。中年女人说，她正要去探望多年前留在大陆的亲戚。“我叔叔跟我说过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她的语气中明显地透露出不信。在她眼中，革命前殖民地城市的外滩及其它著名景点看上去凋敝破败。火车上卫生很差，列车员服务态度也不好，她忍不住辛酸地问道：“中国人怎么了？我们怎么会是什么都做不好？”那位年轻女人平静地回答道：“人民素质太差－－人口太多了。”2
上述引文可描绘出90年代初期民族命运的危机感在中国城市居民中弥漫到了何种程度，以及这种情感与人口问题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颇具表现力的第二段中，作为局外者的台湾女人被年轻女人随意教导了一番，而后者所用的词好象来自那些给基层官员看的关于人口素质问题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表明了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心在社会话语中流动的日常语境。是什么使得人口概念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如此普遍呢？3
自从1978年独生子女政策提出以来，人口不仅作为问题也作为中国未能把握民族命运的主要原因而被不断提及。而在80年代，中国人口话语发生了一种微妙却深远的转变，即从强调人口数量到强调人口质量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它使生育从作为国家控制与科学研究的客体扩大为中国民族意象（national imaginary）的中心。人口“素质”（质量）成为新兴的中国文化评论的中心，随着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评论的锋芒却转向国内，它把欠发达的责任从西方帝国主义转而归咎于中国固有的因素。这一概念很容易跨越官方措辞与日常用语间的界线，以及御用知识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间的界线。通过人口素质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广泛普及，民众情绪与党在后毛时代欲重建其领导权的目标相互协调。同时，这一问题被当作中国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为组成有力的在野政治提供了材料。为全面理解这一概念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多重维度, 我们必须探寻它在多个话语位置中的流动。而且，我们还必须从历史角度探寻这一概念，注意它如何与二十世纪初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建构相呼应，以及它与二十世纪后期全球资本重组之间的联系。
人口素质这一概念涵盖了极大的话语与实践范围：避孕、育儿、卫生、教育、技术、法律、优生学等等。提高人口素质这一工程究竟在最近五年的官方措辞中有多么普遍，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4党不断强调人口的所谓在生理和教育方面的素质之低、知识之贫乏、数量之多、纪律之匮乏，以及少数民族和偏远群体的基因之低劣。官方措辞，甚至最含糊的说法，在日常用语中也能找到非常详尽的表述。中国需面临“四小龙”与日本的迅速工业化，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因此人们关于人口素质的日常言论经常表达出民间对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不稳定地位的忧虑。中国力图完成现代性，而现代性却一再地规避而去，因此这些民间言论不时地表现了对这一状态的普遍绝望。同时，人口问题通过唤起“社会不稳定”的幽灵－－对“乱”的恐惧——激发了一种对强大集权国家的赞同。这种恐惧还暗含了另一层面，即人们担心中国的庞大人口能否被改造成有纪律的公民而被驾驭以实现统一的民族目标。由此可见人口数量和质量以及二者被提到民族议事日程，这三件事之间的重要联系。
独生子女政策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严格的人口政策，但人们对社会混乱的恐惧应该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一政策能具有领导权威。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人口统计带来了戏剧性的扭曲，给具体家庭与妇女带来了极大痛苦，由此看来，这一政策似乎是一座民族自残的纪念碑。另一方面，虽然很容易使人们谈论他们对生育希望受挫的不满，但是要让他们直接去批评这一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对外国研究者）。
我们是否应该假定，说话主体(the speaking subject)不愿意公开批评人口政策这一现象是衡量国家权力在主体中的内化程度的一种尺度呢？这样说就会模糊人口是如何超越官方话语而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表达民族忧虑的介质。为了理解这一问题为何会变得如此普遍，我们可以从它近十年来的发展轨迹开始探寻。素质概念在后毛时代第一次被摆到重要位置，始于台湾作家柏杨颇具争论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该书于1985年首次出版，并被迅速介绍到大陆，它给那里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印象。5这本书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文化自身具有阻碍文明与民主发展的因素。这一问题随即引发了一段时期强烈的“文化反思”。不久以后，一篇由国务院草起的关于农村贫困的大报告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咎于人口素质的低劣。6这一报告在电视系列片《河殇》的创作中被用作参考资料，《河殇》把庞大的农村贫困人口视为中国经济落后的基本因素。7虽然这样一来，人口素质问题就变得与要求政治改革的对立呼声相联系，但是，它在“六四”以来的国家计划中从未消失过，恰恰相反，它似乎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并在1991年第八个五年计划中占据了显赫位置。
更令调查者印象深刻的是人口素质概念在阐述对中国现状与未来的担忧的日常用语中的漫溢程度。“人口素质”是个多义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在官方措辞中、在优生学话语中、在法律中以及在划分社会群体和社会利益中（如划分知识分子与工人、汉族与少数民族、核心与边缘）——有不同的含义。当人们（包括党政干部）在九十年代“开玩笑”说中国最好的发展政策就是把人口的一半杀掉时，或者当知识分子建议说应该更好地发挥竞争和“优胜劣汰”的作用时，甚至当他们悲叹在过往运动中遇难的是学生而不是农民时，“素质”的多声性最为凸现。以上例子也使我们注意到在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中的深度分裂：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将农村贫困民众不仅视为可牺牲的多余物，而且视为中国实现富强的重要障碍。当然，“人口素质低”这一概念在城市和沿海经济特区的居民中很受欢迎。的确，在最近五年官方措辞中对“偏僻地区” 这一概念的建构就表明了人们已广泛意识到中国戏剧性的区域重组(reterritorialization)，即高速发展被集中在同全球市场接轨的富裕沿海地区。
然而，人口素质概念在那些被划分为“落后”或“偏僻”的地方也受欢迎吗？1989年5月，一个从厦门回到福建内陆家乡的“个体户”对我说，经济改革只是“表面上”，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时，经济改革才会扩展到像他那样的村庄。内地居民不一定把他们的贫困和落后归咎于他们自身，而认为贫困的原因是政府贬低(disvalue**)他们并把他们排除在高度限制的经济特区之外。8
毫无疑问，改善人口工程处于后毛时代党重建其领导权这一工作的中心。“泥腿子大众”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他们是建构教化工程的材料。而这一教化工程则是任何有关政治改革讨论的前提。以米歇尔 · 福柯(Michel Foucault) 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到“性”（sexuality）（其最广的定义包括全部人口的有性生殖）成为“政治运作、经济干预（通过刺激或抑制生育）、以及提高道德和责任标准的意识形态活动的主题：性被作为社会力量的指标，显示了社会的政治力量及其生理活力。”9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口话语中，人们责备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抵消了任何现代化的努力。人口工程的目标不仅是降低增长率，也延伸到“提高人民素质”。从强迫人们接受生育限额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意识形态实践，“提高人民素质”这一概念弥漫于党的政策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人口工程也被用作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与作为“他者”的资本主义相对的定义。全面贯彻的计划生育成为能证明社会主义优越的计划理性（planning rationality）的焦点。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口政策为福柯所定义的现代国家理性提供了佐证，甚至将其提高到新的层次：为了人口自身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国王致富的人口管理是现代国家的标准理性。10在中国，社会被看作是一台受强大中央权威精细调控的巨大机器，长期致力于计生政策将把生产与再生产带入一种“适度平衡”。11 1991年庆祝党成立70周年的官方发言曾赞赏毛泽东在1957年就说过缺乏计划生育政策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12西方自愿节育（“family planning”）的实践被看作是不适合中国现阶段的资本主义自由化而被否定。如果中国数亿农户开始自己决定他们的生育，人口便将以一种无法想象的增长率反弹。
这一理性在国家教化功能中呈现出复杂的形式。提高人民素质工程是以教化工程为基础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诸多活动都具有教化或教育的特征——普及常识书 （健康、育儿、法律、技术等）、通过成人教育项目来传播这种常识、举行地方和全国性知识竞赛、向显示这方面知识成就的家庭和地方党组织颁奖。这里我们看到人口问题成为表达如何把无纪律的民众制造成现代公民这一艰巨工程的一种介质，随着集体农业的解体以及家庭经济被赋予新的自由，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急迫。这一工程还暗含了关于中国劳工质量的话语，我们需要把这一话语放在跨国语境中来理解，这样可以看到全球资本对中国劳工的审视。因为中国向跨国资本的流动开放了边界，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就要视中国劳动力在纪律和技术标准更为严格的全球市场上的销售状况而定了。
然而，人口政策追求之所以急功近利，因为它也被视为一种 “与时间的游戏”。对国家领导人而言，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关键转折期。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生产一定要发展。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这个紧迫性增加了。但人口政策主要关心的不是对人口危机的恐惧（如饥荒等威胁），而是对文化与政治危机的恐惧。人口政策被明确地设想为一种加快发展步伐的策略，它要抢先于人口增长严重阻止发展之前使中国获得其应有的世界地位。中国人口政策成为民族意志的检验，是与时间和历史的赛跑。
人口素质问题不限于国家计划，在日常实践中它也得到了非常详尽的阐述。1991年我在做田野调查时，之所以每天都会遇到这一系列的关注也许是因为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尤其是我咿呀学语的小儿子，成为人们不厌其烦讨论东西方孩子身体素质不同的一种介质。我发现我被卷入了复杂的映像过程，中国内在化了的自我缺失感开始通过我儿子的物质身体，有时甚至以明确有形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们会捏捏他的胳膊或腿并鉴赏式地评价他的肌肉的松紧、皮肤的白皙、身体的大小、颅骨的容积。我的孩子们在公共场合的露面会引起路人向任何乐意的听众作一番即兴的演讲。而结论则是西方儿童的“身体素质”更高。他们更高大，更灵活，并且有（在说话者的眼中）中国儿童所缺乏的健康光泽。13针对我儿子身体的焦点式关注反映了把身体素质同民族力量相联的一种深度持久的忧虑。二十世纪初期，提倡现代化的民族精英摈弃了把身体虚弱同温文尔雅相联的儒家修心养性观念。年青时积极主张强身健体的毛泽东也无疑地把体力同民族复兴联系起来。这种关于身体活力与民族超越的联系的普遍深入的阐述继续延伸到当前中国文化实践之中。
这种关注不仅针对我儿子的生理状况，也针对他的智力发展。人们会表扬说他对别人的反应很灵敏、探究东西很热心、意志很坚强。这些特点被赞作优良的智力和创造力的指标，但这里有个潜台词，即这些特点也意味着这样的孩子不好管教。这种矛盾的感情被深深记录在“皮”这个词中。当父母抱怨说他们的孩子太“皮”时，我们会察觉在他们的恼怒中混杂着一种隐秘的满意。我们会意识到一种对社会混乱和对文化停滞的恐惧之间的两难境地。
对孩子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担忧直接转化为在8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发展的商品文化。“儿童天地”成为强烈商品化的焦点，也提供了改造民族文化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场所。儿童成为诸多新型商品（如高度加工的营养滋补品和各种广告噱头）的中心，这些商品许诺能提高儿童智力发展。商品成为民族文化中所缺乏内容的一种补充，人们用支出来填补这项空白。孩子身体成为一种贮藏库，变相吸收花费出去的价值，因为这些花费用于提高孩子身体的“素质”而弥补父母不能再生育的损失，所以这一开支被合法化了。*孩子意象――正是通过旨在提高其发展的实践――不仅表达出对民族未来的关心，也表达出城市父母对丧失其阶级地位的恐惧，他们体验着能否保持其在中产阶级的立足之地的强烈忧虑。改革时期经济的多变气氛目睹了财运的大起大落以及原来不敢梦想的富裕成为可能，在这种气氛中过去的提高身份的策略不再适用。独生子女因此必须为全球市场而不只是中国市场舞台的竞争作好准备。14的确，城市父母对孩子身体素质高度的关心与对孩子可能沦为普通民众的担忧紧密相联。这一群体对“现代育儿”实践的难以置信的详尽阐述是维持他们与这些下层“他者”之间的必要距离的一种急迫的工程。
对身体和智力素质的普遍关心必须在建构于西方启蒙时代历史基础上的民族叙事语境中来理解，这一叙事认为中华民族早期有希望实现的发展进步被停滞了。由于“民族”这一概念内含深度历史性认同的意义，因此“人民”就必须保持原始性的认同。但人民的原始性又正标志他们为迷信的、不响应民族目的要求的未开化群体。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对群众的恐惧这一问题，即如何将本性难以驾驭的群众改造成有纪律的公民。为组成“现代国家”概念所需要的大众主权，必须通过一种能显露“人民”作为民族主体的意象的国家教化来将其改造成这种主体。人民必须先经历广泛而长期的“质量上的”改造才能委以政治主权。人民作为还未准备参与政治的群体的建构有其历史背景。事实上，后毛时代的优生学话语有时与二十年代的优生学概念吊诡地相呼应。15
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里，民族(race)改善话语变得与国族(national)复兴的忧虑紧密相联。起源于欧洲不久的优生学理论给中国民族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衰弱的强有力的阐释架构。一部分提倡优生学的人认为中国人民的“退化”不是因为“物竞天择”，而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入侵所引起的干扰。在当时的民族话语中，对国族被征服的恐惧与对民族灭绝的恐惧成为解不开的结。16优生学提供了“文化选择”的希望：人民的科学管理性繁殖能够补充被帝国主义所干扰的自然选择过程。虽然在知识精英中优生学很重要，国民党政府也赞同了其基本目标，但实践性的优生学计划从未实现。
毛泽东把优生学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完全否决了它。的确，他的阶级话语甚至把农村群众提升为历史的一种进步性力量。毛泽东主张提高人口出生率与他相信大众能提供中国的发展动力，这两个看法有着一致的立场，直到1959至1962年的毁灭性饥荒才显示了他的大众动员政治的局限。后毛时代对人口素质的关注则反映了早期优生学思想——中国人民的素质问题再一次归咎于自然选择过程的被干扰，这次干扰以毛主义对生育控制不足的经济政策为原因。现在人口素质问题从一小撮精英中的争论发展成为在后毛时代建构政治权威的基础。
现代化工程漫溢于中国的日常生活:它的语言、它对民间实践的变革、人们对商品的意识、拥有或缺乏获取商品的能力、以及远远超越商品使用价值的象征价值等。这里有一种成就性的自豪感。一个不断重现的话题是日常生活如何通过洗衣机、彩电、冰箱等物质财产变得丰富多彩。事实上，不同出生率及其对未来结果的不同预示通常就以这种商品的可供应度来推算。这仿佛阐明了瓦斯拉夫 · 哈维尔(Vaclav Havel)的说法：
“真正现存的社会主义”堕落到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更极端的商品崇拜，它导致了人们为换取这种现代生活的象征而放弃人性尊严。17
身体在此扮演的是消耗性身体或生产性身体的形象。在将中国人口作为过多、愚昧而落后群体的讨论中，中国人的身体主要被视为消耗性身体，它的生产能力被毛时代的平均主义政策遏制于静止状态。身体的消耗需求与其生产能力之间失去了平衡。计生政策意欲协调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将其带入一种加速实现“小康生活”进程的理想行列。此状态常常是按照商品购买、生活条件（住房、养老等）以及通过电视节目和广告积极宣扬的生活方式形象来定义的。18 为了将非生产性的消耗性身体变成有纪律并适当消费的生产性身体就需要通过限制人口增长来聚集资源。这一点是质量与数量关系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人口专家对于如此严厉的人口限制政策显然并未达成共识。一份近来关于中国当前人口危机的报告报道了学术界一些关于主要问题是质量还是数量（教育的需要）的争论。但报告作者关于质量的辩论最后还是为了强调数量问题的至上。人口超过了现代国家应付其增加的教育需求的能力。19只有教育质量的提高才能提高中国 劳动力的生产性，令其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在此起作用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改革同步的重构的复合力量。全球劳动力市场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廉价但纪律不足的形象。乡镇“文明”达标不仅标志新的国家性主体(state subjects)的成功制造，也标志有纪律的、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劳动大军准备就绪。
中国人口话语中的“优生学”方面因此主要集中于提高教育和教养。虽然优生学话语也包括福柯所称作“否决生活本身”的权力，但它旨在以一种平均主义的方式来进行。20西方语言文献把中文的“优生优育”翻译为令人误解的“eugenics（优生学）”。广义上，“优生优育”正是指在生育和养育方面的资源聚集，它通过医疗、营养和教育的改进制造出质量更高的人口。21其基本原则就是为了优生而少生。在这一方面，优生优育工程被用以纠正中国人民所意识到对自身的劣性。甚至当这一工程被表述为“民族改善”时，它不是反映对民族纯度的关注，而仍旨在改善养育条件。依照福柯，西方社会的“优生学排序（ordering）伴随着对优良血统的梦幻般颂扬”。22在中国，血统和威胁其纯度的因素在优生学上的排序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减少人口规模以规训性地排序能屈从于中央教化权威的身体。23
虽然中国的优生学话语主要针对占主导地位的汉族人口质量的所谓缺失，但此话语并不排除中国的少数民族。可是，优生学话语在少数民族人口上的运用必须被放在整个语境中去了解，即国家关于进步和现代化的叙事被建在把中国的内部“他者”物化为知识客体的基础之上。颇具讽刺的是，少数民族受到的计生限制比汉族宽松得多。
相对于整个人口数量，大多少数民族群体都很小。然而，当目前的优生学话语把焦点集中于物质和智力的先天缺失时，例子常常是来自孤立或近亲繁殖普遍的“偏僻落后”地区。24在这里，人口数量呈现出一种相反的含义：少数民族的所谓劣性被归咎于因人口少导致的婚姻储备少。我们想知道，这种设想是否科学地合法化了少数民族和“偏僻”乡村人口作为教育无法纠正的先天落后群体这一概念的建构？25这当中明显的威胁是，它可能会强行限制那些孤立的所谓低劣人口的生育权。随着1991年可用于制裁违规者的优生法的通过，这种可能显得更为突出。26
消耗性工作*
毫无疑问，计生政策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一直都处于党政基层活动的中心。这表明了党的控制焦点从生产到再生产的重要转移。正如一位乡镇干部在1991年跟我说的那样：“过去我们管的是生产；现在我们管的是生小孩儿！”27在江苏农村，基层党政干部在谈论“思想政治工作”时自吹说计生政策和火葬都得到了百分之百的遵从。地上到处乱是身体——活的、死的——它们消散掉了那些应被聚集起来的资源。他们的工作结果不仅是通过遵从计生政策的百分点，也是通过对未出生人口的幽灵统计来得出。28
1991年春天，中央政府在八五计划中明确表示要继续推行严格的计生政策，并重申生育限制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同时这一报告也批评说，过去这两项工作在基层是以“一手硬，一手软” 的方式来推行，过分地强调了经济发展。29然而1991年我在做田野研究时，这一政策在苏南的许多农村地区被严格执行。同年出现的一篇论述“苏南模式”的文章声称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统计变迁。30计生政策常常被描述为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也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当然，对能否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言，这项工作成败攸关。
计生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指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它定义了一种归宿感，并从中央一直到基层组织重建了党的意志。尤其是在80年代末期以来的士气消沉的岁月里，党困扰于如何激活“瘫痪了的身体”这项工作，通常表现为党该如何在其领导角色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在对模范计生工作者的新闻报道里得到了最清晰的体现。这些报道遵循描述模范党员的一般模式。其中最普遍的主题之一是党的工作作为一种消耗性工作，它耗尽了党员的精力，甚至其肉体。1991年要求全体党员观看的电影《焦裕禄》是为其例。这部电影尤其强调并生动地体现了焦裕禄，这位模范党委书记，如何“忘我工作”：他尽力掩饰致命性的胃癌的折磨，为人民殚精力竭，鞠躬尽瘁。
计生工作正好符合消耗性工作这一主题。它被视作地方政府最困难的任务，并被表述为“天下第一难”。这样一来，计生工作就能给党提供一种绝佳的媒介，通过此媒介它能向“大众”表述自我牺牲精神和对民族利益所承担的义务。消耗性工作这一主题在计生工作者身上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因为计生工作者通常是女性，所以工作的需要不仅使她们失去了健康、青春、甚至个人安全，她们有时也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幸福。计生工作是如此苛刻，以至于它几乎需要干部们放弃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
在某份全国性报纸发表的一次有关模范计生工作者母亲的介绍中，叙述最详细的是一位被称为“老余”的女人“不自然地”拒绝履行社会角色赋予她的义务。31对于所有计划外生育，她都摒除考虑亲属和友情关系而予以不偏不倚地处理。32这种公正给全体党干部提供了一种暗含的标准。异乎寻常的是这位女人因为放弃家庭角色而受到表扬。她为了“党的工作”而“冒一切风险”并“辜负了”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更甚的是，她显然忽略了她三个孩子，白天他们就像“失去了生母的小孤燕”那样被离弃。她的儿子从桥上掉下去，昏迷了几个小时。一个邻居责备她说：“你怎么能这样不管孩子呢？”她一边哭泣一边抚摸着儿子的头，说道：“我的责任太重，我分身无术，只好对不起他们了。”由此可见，她并不是一个无情的母亲，但为了更高的责任，她甘愿牺牲了孩子。
但这个牺牲也引出了该文本中未揭示的一个矛盾。对于一个致力于坚决杜绝计划外生育的人而言，她自己又怎么可能有三个孩子呢？她是在计生政策实行以前就生了他们吗？孩子过多对于她的工作的合法性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她必须通过这种方式牺牲她的孩子才能说服别人放弃生育的愿望吗？她忽视她的母性难道就表示要否定其它女人堕掉的孩子的价值吗？
然而，她的孩子并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她的家计也因为受到忽视而日渐凋敝。她去管“钉子户”的计生时，几天都无暇顾家。她的猪死了，而最后她决定不再饲养家畜了，她无法正常照料它们。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其它人家从事家庭副业一个接一个地富裕起来了，但她家仍然是穷的。她哥哥问她：“你为什么要把精力白白地花在这个事情上？”她说：“我是党员。我不能计较个人的得失” 。
报道在结尾处描写这位计生工作者由于十五年来“耕种一块长满荆棘的荒地”而衰老且精疲力竭。而她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她赢得了当地女人的尊敬和爱戴。为了说明这一点，文章引用了她们中的一些人的话说她们常常想要生几个孩子，可是她们都不敢和“老余”作对。
其实，这一陈述主要证明的不是老余和其它女人之间的友爱，而是女人之间的分化，是那些主体性已被深深打上了国家目标烙印的国家干部（他们的回报是用于证明他们对民族未来的贡献而由党授予的地位荣誉）与那些主体性还被其家族及家庭责任所羁囚的“未开化”女人之间的分化。这些女性干部正是被白露（Tani Barlow）注释为“国族性女人（national woman）”的“妇女”的典型形象，其解放促使她们成为被国家利益所驾驭的一种政治主体。33
在另一篇主题基本上相同的报道中，一个女计生工作者受到人身攻击，被打得不省人事。34 即使如此，事件发生之后，她坚决要求只要攻击者真正理解并支持计生工作，就不要逮捕或惩罚他们。这样一来，有罪的一方就被置于两难境地。即使最初民众情感偏向他们的行为，将其看作是对难以忍受的管制做出的一种正义性反击，然而，由于计生工作者拒绝将他们诉诸法律，这使道德天平转而偏向反对超生者。除了遵从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被这位计生工作者的无私行为感动得落泪。在此，我们看到计生工作如何成为一种“委婉的暴力（euphemized violence）”。通过“思想工作”和社会压力进行的说服（使政策而不是法律遵从的正常手段）被这种高压政治所补充。一位地方干部跟我说过，对于那些“钉子户”而言，地方政府会断掉他们家的电和水，一句话，“不让你生活”。35
再说，这种报道把强制手段不仅描绘成“说服”，甚至描绘成“关怀备至”。计生工作者作为关爱有加的党员的角色能够弥补她因超越血缘和社区忠诚而导致的社会隔离。她的奉献及其在职权范围内提供的帮助为她赢得了“工作对象”的眼泪和情感。在为掩盖强制手段而进行的道德宣称中，这种动感情的方法很关键。党的工作使人落泪——出于感激，也出于羞愧。哭泣几乎总是标记着“钉子户”的让步。内含于党恢复与大众的关系这一工程的是党将自我描绘为“贴心人”。因此，理想的计生工作者必须心甘情愿地把大量的照顾和关心用在工作对象身上。在这些报道中，那些同意去堕胎的女人都会被计生工作者在其堕胎期间及之后的如潮般的体贴关心感动得落泪，这与大部分中国医疗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种义务和情感的培养比强制的、粗暴的权宜之计的做法所消耗的劳动要密集得多，尽管如上文指出，这两者是相伴而来的。
因投身工作，老余更加彻底地抛弃了家庭内的养育责任。在出去处理一件棘手的案例期间，她把发高烧的儿子丢在家里。他死了，被埋在黄土之下，那片覆盖着中国人民数千年历史的土地：他们的需要大于她个人作为母亲的需要。由此可见，历史连续性这一主题很重要，它强调了未受中央计划控制的盲目繁殖的无休止循环。尽管有数千年历史的积淀，中国还是被定义为“落后”的化身，而唯一的补救办法是计生政策的规训性介入。其间，落后与人口过多之间的关系未被证明，它是不言自明的。
那么，这种消耗性工作又在产生什么呢？在凯瑟琳 · 伽拉佛（Catherine Gallagher）
关于十九世纪欧洲话语的生命经济学（bioeconomics）研究中，她剖析了生产性劳动形象与非生产性劳动形象之间的象征的价值流通。工人身体被看作是通过其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榨取（并移置于资本家身体）而被减损。3690年代后的中国，从事党的艰苦工作的党员身体被描绘为是在从事农业大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时消耗的。其它人致富了，但献身的党员因角色的需要，在消耗时间和精力的过程中却忽略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党员真的是无私并献身的人，还是野心的机会主义者，或是处于二者之间，无可否认的是，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给了党以宣传一种生产着生产性身体（哪怕不是再生产性身体）的劳动体的形象，而不是寄生于社会机体上的肿瘤的形象。尽管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存在着各种愤世嫉俗，自我牺牲这一说（trope）仍然是民族空间（nation-space）的一个强有力指征，是中国在 “民族崛起”的奋斗中授予其英雄角色的标志。37
社会失序的指标
上文的讨论使我们意识到，中国的巨大人口目前被建构为一种“弊病(illth)”，而不是“财富(wealth)”。38 “弊病”这个词是约翰 · 鲁斯金（John Ruskin）用来批评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认为自然增长的健康人口最终一定会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如饥荒或瘟疫。十九世纪的生命经济学颠覆了把人口视为民族健康和活力的象征的早期政治经济学的至理名言。将人口视为“弊病”也与源自欧美的二十世纪话语有关，这些话语把“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状况归咎于其人口问题而不是由于全球范围内财富和权力之间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39这样以来，二十世纪晚期在把问题归因于人口过多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规训权力，而这一权力通过发挥物质上和象征上的作用，把民族置于全球共同体中的一定位置。尽管这种纯粹由于数量多而贬低身体的人口话语在全球和民族层次上具有极大规训权力，但是，民间实践却仍然肯定身体的个体性价值。不应被忽略的是，严格施行计生政策导致的堕胎而带来的巨大痛苦。党和国家把对此政策的抵抗公开地表述为教育工作的不足。没有如此公开的是任何关于计生政策所产生的对身体的“渴求”。一个例外是养老问题。尽管敬老院被宣传为能承担起这一责任的办法，但人口的老龄化将给下一代独生子女带来的负担已产生了不少忧虑。另一个例外是计生政策引起的人口性别不平衡将导致许多男性无法结婚，这些人由于被排斥在“正常”家庭生活之外而有可能求助于酗酒、嫖娼以及“流氓行为”。
不太公开表述的是对身体的“渴求”可能与社会失序话语相联的其它方面。后毛时代的自由化氛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致力于调查社会阴暗面的新闻业。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对身体的买卖，主要是贩卖女人和儿童。这种交易已成为经济改革释放出的社会失序的一个重要标志。
改革时期新的流动性使这种身体交易成为可能。组织性的人贩子网络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诱拐、运输并把人卖掉。最常见的现象是贫穷的内陆省份（四川、安徽等）的女人被贩运到富裕的沿海地区而卖做新娘。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新出法律画报满是这类故事。其消费者主要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但有时为了提高报道的效应，它们有些表现得近乎色情，尤其是那些详细描绘强奸的贩卖女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真正的丑闻是它们把女人及其再生产能力降低为纯粹商品。这一丑闻反映在嫁妆的增加，国家所称谓的“买卖婚姻”。这些掮客强奸或占有“初夜”权的故事尤其能表明女人作为商品的主题，她们可以被拥有（使用）、交易，而且如果她们不满足购买者，她们甚至可以被归还并转售。在一本相当著名的报道此类社会问题的书中，附加着一套图解女人被买卖的照片，它能够例示女人作为商品这一主题。40这种用一系列复杂并隐蔽的交易把女人身体移动到全国各地的（比喻性）市场在这些照片中得到了确实很具体的体现：某不知名的地方仿佛是真实的“市场”，一些女人站在笼子里，身上穿得少，脖子上挂着价格牌。说这些照片在“作秀” 几乎是无可争辩的：照片上的时间只比出版日期早几周，而且每一张中的“模特”都是同一些人，只是换了衣服而已。
（这种以提高效应为目的的展览也许能解释出现在西方新闻界的一篇有关拐卖女人的报道，这篇报道说“曾观察过”装在笼子里、穿着内衣、脖子上挂着价格牌在农村市场出售的女人。这种报道情况使我们思考中国国内的社会失序话语是如何被热衷于展示中国落后和失序的国际新闻界所采用。拐卖女人的丑闻只是西方新闻界通常发表的诸多报道之一，它们把这类丑闻曝光成“新闻”，就像是“新”的发现那样。譬如，上文介绍的照片被再版在《中国觉醒了》，作者好象并没有意识到照片是在表演。41）*
当城市居民在谈论拐卖女人的时候，他们好象是在说外国的事情似的。也许这可以解释下面这篇有名的报道所引起的惊讶：一位上海的研究生在去北京做研究的路上被拐卖到山东的一位农民家。这件事令他们愤慨的地方在于这位学生所包含的价值超出了“正常”交易的范围。他们发现在女性身体商品化过程中，那些受过教育并文雅的城市精英女人完全可以代替来自四川或安徽的贫穷农民女人，而这造成了身体价值的混乱，它亵渎了在人们想象中的那一圣洁的区分。受害者的城市身份强化了读者的恐怖感，这一恐怖感来自不得不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构出来的距离。42
然而，随着富裕沿海地区农民的市郊化，主要区分愈来愈多地被建构于沿海和内地之间。因为女人作为商品一般是流向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其交易不断地跨越了这个想象的距离。人贩子的拐卖只是连续谱系中的一个极端。从贫穷的乡村嫁到富裕地区的女人也有许多出于自愿。有一些也许会落入肆无忌惮的“婚姻掮客”的手中，这些人把她们卖给出价高的人，剥夺了她们选择配偶的权利。很难搞清楚最近十年这种新社会问题已经变得多么普遍，但这方面的报道却如雨后春笋般迅猛激增。至于人们认为这种交易是多么常见的，可以从一篇名叫《报应》的短篇小说中看出来。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拐卖小女孩儿的人回到家时却发现她的女儿已经被另一个人贩子拐走了。43有些计生政策辩护者认为性别不平衡的人口将给女人带来间接的好处：在高度竞争的“婚姻市场”中女人成为一种被渴求的短缺商品而得到了更高的地位。上文关于女人商品化的故事给这种辩护提供了重要的反证。
半官方出版物对社会失序的公然展示不仅给读者以感官刺激，在建构党领导权的过程中它还起着较严肃的作用。因为这些故事使社会失序看起来普遍得令人恐怖，所以它们加强了人们对“混乱”卷土重来的恐惧并激发起对社会控制的公众关注（更不要说它们如何建构人口的低素质）。然而，另一种（较颠覆性的）阐释显示了一种被抑制的对身体短缺问题的公众担忧。女人和儿童的拐卖表明了一种未被满足的对身体的渴求――即对经济改革授权的家庭为了再生产而需要的身体的渴求，它们在此被视为生产性身体而不是消耗性身体。
但这种身体交易不限于人贩子从事的非法交易，它也出现在对计划外生育的处罚当中。许多地区采取罚款的方式来惩罚超生，尽管罚款金额随着家庭可知财产的多少而定。那些富裕的、无需为生计操心的企业主家庭可以支付好几万元罚款。有时，罚款不是作为威慑手段而实际上是一种对计划外生育征收的税。许多富裕家庭很坦然地准备缴纳罚款，这让我们怀疑在农村多生孩子是否已成为一种新型炫耀性消费的形式。这暗示着抵抗国家分配权力的新维度：国家自身的惩罚成为提高个人地位的基础。同时，这种实践也表明了一种强有力的――并让有关的人感受深刻的――阶级差异标志。
抵抗计生政策的方法不胜枚举，如果将它们按照《三十六计》进行分类也许会是一项有趣的事。譬如，第一计“瞒天过海”被例示于我的一位熟人，她来自一个企业主农民家庭。为了避免被迫堕胎，整个怀孕期她隐藏在省党委大院里面的一个朋友的宿舍。生了孩子以后她被罚款一万五千元（人民币），因此她就给小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万五”。后来上过大学的弟弟说服她把名字改为比较文雅的“涛”，此同声于“逃”，就像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这就涉及到社会失序新闻的另一个主题，即“流动人口”的出现以及增加，这个人口在户口制度的行政关节点被解开了。这些迁移者的一部分有意识地利用其新流动性而得到生育上的自由。45这些人大多从事与越来越活跃的市场和小规模商品经济相关联的行业。虽然这一吉普赛似的人口能够溜过官僚控制的重重结构，但是，它愈来愈成为国家更严格管制的对象，尤其是生育方面的管制。然而，流动人口这一话语范畴除了小企业家以外，也指那些跨越贫穷边缘与发达沿海地区之间距离的农民工。大量住在街头或建筑工地上的无家可归的劳动者引发一系列关于社会失序以及身体的比较价值的讨论。尽管他们的廉价劳动力给改革期经济的爆炸性发展供以燃料，他们的存在也唤起了社会失序和政治不稳定的幽灵。他们就是那个还未被改造成现代公民的不文明群众，是处在中国文明性之中心的一种不雅观但不可或缺的存在。
流动人口作为商品化的劳动力与市场的从属关系让我们再一次颠覆性地阐释国家自身的身体价值话语。把身体贬值为一种浪费并削弱国家资源和活力的“过剩”这一官方话语遇到了身体在市场中的重新价值化(revaluation)，其生产和再生产能力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市场是一种“特区”，它给身体（不仅作为商品也作为家庭劳动力）提供了与国家调控的价值观不同的评价。我不想不加批判地把市场赞颂为自由之处，就女人而言它明显地意味着一种奴役。我只想寻求一种与贬低身体的国家政策所不同的积极使身体重新价值化的社会空间。
结论
本论述的中心观点是：“人口”并不是政治经济的不言自明的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必须放在其广泛语境中去理解的话语范畴。就像在别处一样，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口话语表示了关于价值流通以及民族能否超越其弱小贫困地位而成为国际共同体中的重要角色的忧虑。此外，我们如果只把对“人口素质”的关心同官方相联系，这样就忽略了它与后毛时代中国民间的各种利益及关心的广泛联系，这些利益和关心仿佛都用了同样的语言，却产生出不同的含意和政治要求。如此绘测人口观点在中国社会的流动情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人口政策的领导权威，也能帮助我们识别老百姓如何在近期关怀与未来希望的语境中积极地定义“人口”。人口素质这一概念可以被视作为贯穿于中国改革时代的“察觉和体验政治（the politics of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最为普遍深入的交换媒介。46
** “贬低” （原文为“disvalue”）在本文中都强调价值（“value”）上的贬低。（译者）
*关于剩余价值如何变形成为“素质”，见安德训的《价值化身》（Embodiments of Value），出版中。（译者）
* “Consuming Labor”具有双关语性：“consuming”作为形容词表示“令人入迷的（工作等）”，而同时，
以“consuming”为进行时态的“to consume”表示“（资源的）消耗”。因此，“consuming labor”
具有三层含义：“忘我工作”、“消耗劳动力”以及“消耗性工作”。（译者）
* 这一段原为尾注（译者）
1作者田野笔记, 1991年5月5日。
2作者田野笔记, 1991年7月14日。
3是这样一个经历最早让我意识到“人口”被作为了一种解释日常生活中各种烦恼的万能钥匙：我去机关办一件小事，但它却变得复杂得令人失望时，我的朋友所作的解释让我目瞪口呆，他们并没有强调诸如官僚主义等问题而是把人口问题放在首位――“中国人口太多了，为了给他们提供工作，才需要这么大的机构”，“中国人口太多了，机关干部不在乎老百姓的日常烦恼”等等。
5《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柏杨，香港译文图书公司，1988年版。
6 《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作者王小强、白南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见《“河殇”读者指南》（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主编Richard Bodman、Pin P. Wan，美国伊萨卡科内尔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河殇》所批评的文化因素中
有中国人对权威的一种奴性态度、过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以及一种对国外影响的自我封闭。
8郝瑞（Stevan Harrell）（在和我作个别交流时）介绍说他在四川所研究的彝族视中国“发展不平衡”问题
的原因为较先进的核心群体无限制地剥削落后边缘群体。
9 见《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册第146页，作者米歇尔 · 福柯，Robert Hurley译，
纽约Vintage出版社，1980年版。为了理解人口在现代国家理性中所起的作用，又见福柯的《管制》
（“Governmentality”），摘自The Foucault Effect，主编Grahame Burchell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见福柯的《管制》第14页。
11 见《中国人口报》1991年6月1日第1至第2版。
12对毛泽东的话作如此的引用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强烈地坚持提高人口出生率，并在反右运动中对提倡生育控制的马寅初进行了迫害。这暗示出在对社会稳定和中央集权的重新关注时期党对毛泽东名誉的一种恢复。
13我觉得这种比较很有意思不仅是因为我见过的中国孩子大多看起来又健康、照顾得又好，也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经常会批评我和我先生的育儿方式：给他们穿不合天气的衣服、给他们吃不应该吃的东西、孩子太早就让他走路等。然而，对东西方儿童的比较从未从基因或具体的实践范围的角度来进行（除了在营养范围以外），他们的比较似乎是以更先进的“发展”阶段的所谓优越的生育和育儿条件为基础的。西方的育儿实践似乎被设想为不适合中国“现阶断的条件”。
14中国的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实践使我们考虑到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过程，这些过程使中国的实践同其它地方（如亚洲其它地区和美国）的实践相呼应。见《孩子作为现代中国的超越场所》（“The Child as the Site of Transcendence in Modern China”），作者安德训，摘自《建构中国》（Constructing China），主编Ernest Young，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 譬如，冯客（Frank Dikötter）指出二三十年代著名的优生学家潘光旦的作品在八十年代被再版过。
冯客说“潘光旦认为优生学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他提倡优生学的‘公民化’：民族改善同国家政治息息相关，
国族(nation)的出现与民族(race)的提升同步进行。”见《近代中国的种族概念》（“The Concept of Race in Modern China”）第175页，作者冯客，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 同上，第172页。
17见《无权者之权》（“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作者瓦斯拉夫 · 哈维尔，摘自Va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主编Jan Vladislov，伦敦Faber and Faber出版社，1986年版。
18 对生产性身体更详细的讨论，见安德训的《 灵活积累时代对文明性的建构》(“Constructions of Civility in the Age of Flexible Accumulation”), 亦摘自《民族国家时空》。
19 见《让人口警钟长鸣》第64页，作者沈茂堂，南京出版社，1988年版。
20见福柯的《性史》第一册第138页。虽然“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党宣传的理想家庭，但在诸多农村地区，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就被允许生两个以上。Susan Greenhalgh的研究表明，（在计生政策之下）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已成为多数农民心中的理想家庭。她这样的结论暗示出，尽管男孩被偏爱，女孩还是被重视的（valued）。见
《陕西计生政策的农民化》（“The Peasantization of The One-Child Policy in Shaanxi”），作者Susan Greenhalgh，
摘自《后毛时代的中国家庭》（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主编戴慧思（Deborah Davis）、 郝瑞，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计生政策产生了一系列对女人有害的不平等交易，如女人的贩卖、生女孩的母亲在家中被虐待的情况等。虽然杀女婴的情况存在，但它的发生率无法确定。在某种程度上，女孩的出生因各种原因未被登记也能解释男女统计的不平等。关于国家如何用妻子被虐待的情况来支持计生政策，见安德训的《家庭暴力和魔力》(“Family Violence and Magical Violence: The ‘Woman-as-Victim’ in China’s One-Child Policy”), 摘自《Women and Language》1988年第二期。
21 见《生产智力高的孩子》(“Producing the Intelligent Child: Intelligence and Child Rearing Discour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作者Susan Champagne199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
22见福柯的《性史》第一册第150页。
23见《中国人口报》1991年5月27日第4版。Susan Greenhalgh（在和我作个别交流时）说，
我不够强调中国优生学话语对“血统”（“blood”）的关注，这种关注不是追求民族的纯度而是追求生理上的
完美，如中国的优生学法律提倡将有缺陷的胎儿堕胎，也阻止基因有问题的人结婚生子。
24郝瑞（在和我作个别交流时）说，汉族学者和官员经常把不少少数民族群体的所谓“基因低劣”归咎于表亲结婚。
25见沈茂堂的《让人口警钟长鸣》。目前很流行用皮亚杰的智力测验来测量少数民族的“落后”文化环境如何阻碍孩子的“正常”成熟过程。与这种对文明能力的科学测量的着迷相对的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把“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利用为一种复兴被社会主义消耗殆尽的中国文化的活力宝库。
26同一年，保护残疾人的法律也被草拟。这些情况在一起有助于解释为何一部关于民国时代精英家庭的聋哑媳妇的台湾电视剧在上海具有令人沉迷的吸引力。这部电视剧的高潮是丈夫强迫妻子吃堕胎药因为他无法忍受她可能生同样残疾的孩子。这部涉及强迫堕胎和对民族变弱的恐惧以及对个人权力关注的戏剧直击当时的担心，并在女性观众引起了许多关于男主角道德“弱点”的讨论。关于女人身体如何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成为民族命运的寓言，另一个例子是罗莉莎（Lisa Rofel）的《渴望：当代中国的电视爱情和悲喜剧政治》（“Yearnings: Televisual Love and Melodramatic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摘自American Ethnologist，1994年第四期。
27作者田间笔记, 1991年9月12日。关于权力焦点的这一转换，见安德训的《家庭暴力和魔力》。
28 党政干部提供给我的统计是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倒算“被阻止的”生育。当然这种统计抹煞的是，为了达到这种“成功率”的堕胎和绝育所终止或阻止的具体生命，更不用说杀女婴的可能情况。
29见《中国人口报》1991年6月24日第1版。
30“苏南模式”的特点是坚持集体经济与活跃的私营企业经济相结合。这篇报告说，苏南地区强有力的集体经济就表明了该地区在生育达标方面的强有力的领导。见《中国人口报》1991年7月5日第1版。
31 见《她与天下第一难》，摘自《农民日报》，1991年7月16日第二版。
32 关于公正无私与私人关系在允许生孩子的过程中的作用，见《曲折的道路》（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作者黄树民，美国科罗拉多宝德Westview出版社，1989年版。
33见《女人的理论化：妇女、国家、家庭》（“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作者白露，摘自Genders，第十期（1991年）。
34见《大河之魂》，摘自《中国人口报》1991年5月13日第1至第2版。
35作者田间笔记, 1991年9月15日。
36见《马尔萨斯和梅休的作品中的身体与社会机体》（“The Body versus the Social Body in the Works of Thomas Malthus and Henry Mayhew”），作者凯瑟琳 · 伽拉佛，摘自Representations，第十四期（1986年）。
37 关于印度民族主义史法(historiography)如何倾注于解释民族为何未能“崛起 (come of its own)”这一问题，
见拉纳基 · 古哈（Ranajit Guha）的《论殖民地印度史法的若干方面》（“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摘自《底层研究选集》（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主编见拉纳基 · 古哈、雅特丽 · 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民间争论如何通过性别化的范畴来将民族寓言化，
以及自我牺牲这一说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见罗莉莎的《渴望：当代中国的电视爱情和悲喜剧政治》。
38关于鲁斯金和马尔萨斯如何理解人口的“财富”与“不幸”，见《“我们的共同朋友”一书中的生命经济》
（“The Biopolitics of Our Mutual Friend”），作者凯瑟琳 · 伽拉佛，摘自Zone，第五期（1986年）。
39 感谢罗莉莎（在和我作个别交流时）给我提醒这一点。
40 见《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事》，作者谢志红、贾陆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41见《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作者克里斯托夫
（Nicholas Kristof）、伍洁芳（Sheryl WuDunn），纽约Random House出版社，1986年版。
42见《人贩子与野蛮的婚姻》，作者吴鹰，摘自《报告文学》，1989年第一期，第60至65页。《报告文学》这一期刊在六四事件以后被停版。在后毛时代繁荣一时的“报告文学”体裁介于小说与纪实之间。这一体裁也倾向介于被公认为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与近乎色情和以提高效应为目的的作品(尤其是关于暴力犯罪的叙事)之间。它的目的是做社会问题曝光，但它的法律画报生动地描绘了社会失序的危险而恢复了民间对强有力的中央领导的支持。
43 见《报应》，摘自《农民日报》1991年7月4日第3版。女人不是唯一的通过这种交易而被移动的商品，儿童也被拐卖。在我曾住过的江苏省，一些绑架者拐了儿童后，在逃跑途中乔装成要卖掉超生的孩子才能回家的农民。见《民主与法制》1991年5月21日第一版。
45 见《新村》，1990年7月。
46见《论启示与革命：基督教、殖民主义和意识在南非》（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第一册, 作者Jean Comaroff 、John Comaroff，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为破土翻译，翻译：黄芹、马修·黑尔（Matthew A. H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