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新书《二手时间》集中探讨了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精神和生活，讲述俄罗斯过去20年的历史，讲述俄罗斯人如何克服苏联历史遗留问题，面对新时代的挑战。   以下是她接受《俄罗斯报》专访的节选。   俄罗斯报：在你的新书中，你通过平凡人的灵魂讲述了社会主义生活。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探究了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因为所有官方口中的社会主义都随着仪式和服饰一同消失了。但是它留在了人们内心深处。20到25年前，我们大胆天真地认为，它很容易就与那段可怕、几乎野蛮的历史分割开来。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红人”（Red Man）仍然与我们同在。   俄罗斯报：据你在书中收集的目击者自白，“红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不是为他找借口。我只是认为，过去我们对待他太过粗暴了。在还没有认真规划未来的时候，一切就被摧毁了。我不是苏联时代的辩护者，但是我认为这太糟糕了，我们都没有分析让人们流血的体制的价值。我更喜欢社会民主主义社会。   我在瑞典居住多年，目睹了诸多触手可及的福利，国家的管理方式和人民的公平公正。沿着这样的路线发展难道不比我们的发展更自然吗？   俄罗斯报：“红人”为什么突然让位于享乐主义？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认为我们是在文化上没有发育好的一类人。我们为文化付出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掌权或实现某些利益，没有人关心如何安放自己的生活和灵魂。   那些很崇高的价值观，如抵抗外敌、为自己的国家献身，其实并没有触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考虑信徒的感受吗？但没有人包围了教堂。我们在为同性恋争论不休吗？但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人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或许我们的公民该想的是如何学着相处，如何享受生活。   俄罗斯报：你如何从唱诗班的声音想到这本书的主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二手时间”？   阿列克谢耶维奇：35年来我一直在写一个含五本书的纪实文学系列《红人：乌托邦的声音》（The Red Man. Voices of Utopia），《二手时间》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本，隐喻我们面对新事物时的无能为力。   对于新生活、新思想、新追求和新的探索，我们都是无力的。在改革中，我们觉得似乎只要保有言论，就会获得自由。但事实证明，自由的降临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总认为如果我们为崇高的理想流血，就能拥抱真正的新生活。在俄语文学中这样的期许并不少见。但迎接“新生活”是一件耗时且枯燥的事。二手时代象征着旧时代，有很多老偏见。   欧洲有成千上万的群体、社区，会谈论如何改善城市和家园、如何养育他们的后代、如何帮助非洲难民。若你花时间在这上面，你的灵魂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但我们的灵魂往往不怎么拥有这样的意义。出于某种原因，很多事直接以仇恨收场。   我还想说，我们现在总习惯性地判断别人“是敌是友”，世界上有一半国家是这样的思维方式。   俄罗斯报：如果我们有这样困难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行为模式，另一个不同的“内在的自我”怎么才能诞生？   阿列克谢耶维奇：俄罗斯太大，不可能万事都在铁腕控制之下。新的公民有着自身的勇气，新的一代人对每件事有着和过去不同的看法。   不过新一代人要掌握自由也有着困难的道路要走，知识分子应该与他们展开对话。在俄罗斯，我们有着像奥尔加·谢达科娃（俄罗斯诗人）这样的杰出文化代表，我相信还有着更多的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有为之士。   我书中的许多英雄，他们的朋友因地下出版物被关押入狱，他们相信打开自由的大门是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当自由之门打开时，人们却向反方向跑去。他们想穿上衣服、鞋子，去安塔利亚度假。   这些穿着衣服和鞋子的人像怪物一般。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变化。就好像我们打赢了一个怪物，但是数以百计的分支又出现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更糟糕。我们还没有在文化思想方面积累好来对付它们。   20年过去了，知识分子和精英的静默必须结束，是时候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