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封闭的中国大陆使海外学者无法到内地来研究中国,而只能通过对台湾和香港的田野调查来研究汉人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人类学对大陆乡村社区的研究蓬勃展开。这些立足于村落的田野实践,阐释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解析了乡村发展的道路与方向,也浸透了学者们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理解和对民生民情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海外人类学;乡土中国;村庄民族志;社会文化变迁
海外人类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①,可以追溯到葛学溥(Daniel Harrision Kulp)于1918、1919年对广东潮洲凤凰村的调查②。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火良光等分别对江村、金翼黄村、台头村和大理西镇的研究饮誉海外,被视为最出色的农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著作,为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蓝本。嗣后,杨庆1948至1951年间对南景村的调查③,再现了共产党执政前后乡村生活的历史性变迁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与学术环境的转变,海外人类学家只能通过在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或凭借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研究中国。其中虽不乏对城市的关注,但大部分学者仍然立足于乡土社会从事对汉人家族制度和民间信仰的研究。70年代末以来,与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同步,海外的人类学家们得以走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研究类型各异的“文化图像”,村庄民族志研究也因此在八九十年代再度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而这一时期基于乡土的研究,不仅展示了丰繁的“地方性知识”,书写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史,也在研究范式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理论的创新。
一、六七十年代台湾、香港的汉人社会研究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封闭的大陆使海外的学者无法亲临现场来研究中国,只能通过对华侨社区的调查间接地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文化观念,或借助以往的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来把握他们难以认识的汉人乡村社会。1962年,“汉学人类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皇家人类学会上做了题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演讲,在反思三四十年代所做的村庄调查的基础上,他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就必须有一个以中国文明的本土特征为主线,而不是以村庄民族志为模式的新的人类学。与弗氏这种认识相呼应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他认为中国人类学不应该局限于村庄民族志的研究,因为中国社会网络的基本“网结”不在村庄而在集市。通常情况下,六个村庄才形成一个“标准集市”。而作为基本的地方共同体,标准集市不仅仅是一个构成宏观区域的经济单元,也是通婚和地方政治的范围。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共同认识,对后来西方的“汉学人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
60年代中期,随着台湾和香港田野工作点的开放,西方人类学对汉人社区的深入研究全面展开,并在70年代取得了可观成绩。台湾和香港在这一时期一直被西方学者视为到大陆从事田野工作的替代品,而对汉人家族制度、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关注,也使村庄民族志调查重新赢得了原有的学术地位,并因此形成了一批富有解释力的研究著作。
1.台湾的汉人村落研究
60年代以来,欧美人类学家如葛伯纳(Bernard Gallin)、沃尔夫(Margery Wolf)、戴瑙玛(NormaDiamond)、焦大卫(David Jordan)、武雅士(ArthurWolf)、雅汉(Emily Martin Ahern)、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孔迈隆(Myron Cohen)、葛希芝(Hill Gates)、郝瑞(Steven Har-rell)等云集台湾从事汉人社会研究。陈绍馨认为,台湾的社会经济自日据时代以来就有完整的资料,加之规模较小、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使它具备了成为“实验室”的条件②。
欧美学者对台湾的村庄民族志调查成绩斐然,葛伯纳的《新兴》、沃尔夫的《林家》、戴瑙玛的《鲲身:一个台湾的渔村》、焦大卫的《神、鬼与祖先:一个台湾村庄的民间宗教》、巴博德的《两个中国村庄的亲族与社区》、雅汉的《一个中国村庄的死亡祭仪》、孔迈隆的《合家与分家》、郝瑞的《犁头村》等汉人社区的集中研究③,不仅对台湾民族学界的研究取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其融入了当代人类学的主流,也为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本质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资料。70年代,由弗里德曼和武雅士主编的两本文集《中国社会的家庭与亲族》、《中国社会的宗教与仪式》,分别探讨了家族制度、民间信仰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海外人类学家对汉人社会的研究旨趣。80年代后,受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影响,对村庄民族志的研究更加强调地方研究与“汉学”研究的结合。这种取向在桑高仁(StevenSangren)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有关民间宗教的论著中得到了高度的理论化④。他们的研究都是对中国民间宗教与仪式的探讨,不同的是,《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与魔力》⑤以仪式实践解释了深层的认知结构与社会生活间的运作逻辑,而《帝国的隐喻》⑥则是在仪式的展演中,解读了其深蕴的政治内涵及其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
2.有关香港新界的研究
香港在地理区域上属于珠江三角洲沿海岛屿或半岛,其文化根基与岭南粤地文化相承相依。在新界,邓、文、廖、侯、彭五大姓被英国人称为“新界五大家族”,他们占有那里最好的土地,拥有处于被奴役地位的“细民”、“下夫”,则是他们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性标志①。1961至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波特(Jack.M.Potter)在新界邓氏宗族的坑尾村作田野调查,跟随其后的是他的学生华琛(James L.Watson)对新田村文氏宗族聚居地的研究。在英国,弗里德曼对华南研究的浓厚兴趣,他的学生裴达礼(Hugh D.R.Baker)受其影响调查了上水村廖氏宗族。波特通过对新界屏山县坑尾村为期18个月的田野调查,以社会和经济变革为线索,探讨了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民经济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一个香港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②中,我们没有看到现代工商业给农民生活带来的贫困化,相反,由于都市生活与乡村的互相依赖,我们看到的是农民从种植稻谷转为种植蔬菜后其收入和生活标准迅速提升的戏剧性效应。裴达礼的《一个中国宗族村庄:上水》③则专注于宗族的结构与仪式,从祖先崇拜和宗族之间的关系等角度探讨了宗族村落的构成。他认为实现村社的整合功能离不开宗族,祠堂是实践宗族活动的重要场所,祖先崇拜观念是联系族人的纽带。华琛的《移民与中国宗族———文氏在香港与伦敦》④在缕析宗族的分化与财产继承、族间的冲突与联姻后,集中探讨了50年代后新界宗族的历史性变化。
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台湾本土意识高涨,文化同质性的假定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对西方学者从事田野研究的开放,使大部分原先研究台湾的人类学家转移到大陆,而很少对台湾有所留恋⑤。由此,海外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八十年代以来的大陆乡村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村庄的参与式研究始于改革开放。“文革”后首批获准来大陆进行实地研究的外国人类学家中包括在华北从事研究的弗里曼(Edward Fridman)、毕克伟(PaulG.Pickowice)、赛尔登(Mark Selden)及在广东进行村庄调查的萧凤霞(Helen F.Siu)和波特夫妇。前三位研究者曾于1978至1987年间先后18次访问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萧凤霞是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她通过1978至1986年间对新会县环城公社的多次调查,呈现了一部乡村社区权力结构的变迁史。波特夫妇在东莞市茶山镇增大队的参与观察始于1979至1980年间,又于1981、1983、1984、1985年重访,他们的研究再现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20多年来,海外人类学家深入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村庄如何反映整个中国,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村庄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上。
1.村落视野中的国家与社会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乡村社区。之后,从合作化到大跃进,从“四清”到“文革”,村落社区的历史和家庭个体的生命历程始终与整个社会及其变迁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在以政治运动建构的历史脉络中,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运作逻辑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展演。
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于1975—1978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访谈,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之后又于1992年实地考察了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生活变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①中,作者以直接倾听和记录历史参与者声音的方法,讲述了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华南农村近40年来的变迁史。同样,利用陈村移民的访谈资料,《一个中国乡村中的道德与权力》②通过对两位村庄领导人在历次运动中的权力更迭,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道德困境的描述,呈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社会德治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一书中,萧凤霞同样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手段作为关注的焦点。她以新中国建立后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迁为视角,在回顾地方精英、地方强人统治时期的村庄政治后,阐述了乡村干部成为地方精英后被整合进党的体系,以及村庄“细胞化”的过程③。
与前述的村庄民族志相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④的中心内容也并非农村本身,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通过对1935—1960年间河北五公村农民生活的考察,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和革命胜利后在华北农村社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这些改革在不同时期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影响,对战争及国家建设的作用。他们认为,税制改革是引发农民参加革命的核心,它给华北农村根据地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解放的、平等化的革命。这种蜜月气氛持续到国家政权统一之后,并且成为群众起来支持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然而,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一种消极的连续性便是市场混乱。50年代国家严格控制农副产品的购销,以期用农民有限的剩余支持城市工业化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而在这一过程中受伤害最重的恰恰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
2.乡村社会的变革与方向
《高家村》⑤是高默波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书写的“草根”历史。在对土地、水域与地方文化、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卫生、农村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70年代末的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与延续、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主题的讨论中,他叙述了这个位于江西省波阳县的村庄从1949年到1990年代中期的变迁历程。这本著作更为深层的价值在于作者以对比80年代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制度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
波特夫妇以其对华南农民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细腻描述,同样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关注的主题延续了波特60年代对香港新界屏山的研究,他们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第三世界农民的影响,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不考虑世界经济对他们所在社会的影响,人类学家们就不可能将其视为一个起点来理解第三世界农民的生活”⑥。基于此,他们集中探讨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1949—1979年中国游离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发展状况。他们认为,在这个强调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时期,尽管不能以彻底的失败定论,但也未能成功地使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的中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其二是以改革开放后增大队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为例,精细地分析了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外来的资本并没有摧毁乡村手工业,虾篓的编制,棕榈扇和席子、垫子的加工依旧。外商的投资没有使农民经济破产和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反倒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作为强大统一的中国政府参加世界经济体系,带来的是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Aijmer与何杰尧(Virgil K.Y.Ho)的研究①,以珠江三角洲及其周边的村庄为背景,重点调查了顺德的估村,探究了普通百姓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并在传统的重建中迈向现代的历程,进而揭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通则的目的所在。顾定国的《农民何处去?》②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研究了90年代以来乡村的城镇化流动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
3.文化传统的新编与逻辑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与此同时,传统的文化生活日益复兴。景军的《神堂记忆》③是对西北大川村孔姓重建孔庙一事的研究。他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考察了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观念中的村史等与庙宇相关的具体问题不仅记述了改革开放后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重新复苏的过程,也展示了大川孔氏在适应环境变迁中对历史与传统所做的有选择和创新性的利用。弗洛尔(John Flower)和利奥纳(Pamela Leonard)对四川西南一个山村川主庙复兴的研究④反映了相近的主题。他们的研究认为,地方寺庙是一个具体社区的历史记忆,它或明或暗地表达着目前的道德判断,反映了地方社区与国家相互关系中的矛盾。作为中国农村一个初生的“市民”机构,寺庙的复兴反映了村民重建权威、公正与自由的心声。阎云翔对东北一个村庄的研究⑤,意在通过考察礼物的交换过程和社会网络的建构,分析人际关系中潜在的文化规则和运作逻辑。作者认为,作为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礼物的馈赠和其他的互惠交换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再生产和改造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下岬村40年间礼物馈赠的实践,展示了国家政治经济过程与民间社会交往模式之间的关系。
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⑥是对西北赵家河村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实现现代化历程的一份民族志记录。因其目的是对改革后的中国农村进行经验性的理解,所以他关注的是一系列历史背景下的日常实践,诸如婚礼、葬礼以及村民政治参与等特定的瞬间。在作者看来,每一个瞬间都是独特的,正是在这些人的行为和表演的方式中,显现出了改革后乡土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部特质。
三、海外研究的观察视角与焦点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经历了“极权主义”、“多元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等几次范式转移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巨变,尤其是以1949年和1978年为标志的两次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海外学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认识与判断;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主流观点的变化也决定了当代中国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研究方法的选择。赵文词根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不同看法,将自1950年代后期始到现在为止的40多年中的研究分为前后相继的5个阶段②。以此为背景,我们亦可审视海外人类学研究的观察视角和对乡土中国一些热点问题的关注。
1.从“远观人类学”到“解剖麻雀”
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学者没有机会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努力。期间大多数的研究或凭借传媒所报告的官方资料,或通过采访在香港的大陆移民进行,白威廉(William L.Parish)称之为“远观人类学”研究方法③。傅高义(Ezra F.Vogel)《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④便是利用这样的研究资料,通过有关广州当地事件的丰富细节,提供了广州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历史。70年代后,随着大陆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给学者们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有关文革期间城市与乡村生活的生动故事。怀默霆(Martin Whyte)和白威廉以70年代初期的研究为基础完成的《当代中国的村庄与家庭》⑤,陈佩华等对陈村的研究,以及魏昂德(Andrew Walder)基于对80位移民长达532小时访谈而完成的中国工厂研究⑥,都是以这种研究方式完成的典范之作。
人类学个案研究的理论旨趣就是强调通过对小型社区和族群的透视,反映其社会文化的整体形貌,微观性和个别性是这种研究的特色。柯鲁克夫妇(Isabel Crook&David Crook)曾以《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1959)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79)⑦记录了1947—1948年间河北十里店村开展土改复查、整党运动和新的民选村政府成立的全过程。之后,他们又于1959年和1960年重访了十里店,并以《阳邑公社的头几年》⑧讲述了解放后乡村社会的新变化,尤其是1958—1960年间十里店地区公社化运动的开展过程。
2.焦点问题述略
80年代以来,海外人类学家们深入田野,立足于村落,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本质作出了实证性的解释。他们不同时期对不同区域的精细调查,不仅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的形貌,更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一条可以接近的路径。
其一,乡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迅速发展,对于这个“谜”,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流行的解释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此,黄宗智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把大跃进描述成一个仅由极“左”政治决策造成的纯粹灾难实在是过于简单,以致歪曲了历史。这一说法无视水利、乡村工业和资本化副业三方面的巨大进步,而这些正是后来乡村发展的关键。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是通过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农作物生产的绝对量,即农业外就业是这一时期农村繁荣的最主要成因①。高家村的个案也同样表明,80年代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是与前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和后期新技术的投入分不开的。可见,后毛时代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而将人口的压力释放到农业外的领域则是中国未来持续发展之路。
其二,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逻辑。人类学研究关注民间社会、关注弱势群体。人类学家对民众生活的体察,其目的正是通过民众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来洞悉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特性,因此,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谋生途径、信仰仪式乃至情感表达都尽收眼底。在这里既有对农民在极“左”错误干扰下无所适从的艰难处境的描述,也有对乡村工业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和外出打工农民生活的辛酸记录;既有对农村妇女社会角色与地位的重新审视,也有对农村福利制度危机与转变的论述分析。波特夫妇以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为出发点,解释了计划生育工作步履艰难的原因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从而把握了代际间抚养和赡养之交换信念的深层逻辑。而在下岬村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冯家村和赵家河村日常生活的关系实践中,同样显示出了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行为模式的独特领悟。
其三,地方精英、村民、国家政权三者的关系。在对乡村社会变革的描述中,权力结构的变迁是重要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在杜赞奇研究的华北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不仅表现在士绅对村民的控制,还表现在通过文化来实现权力的整合。在赋税方面,地方精英则斡旋于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充当保护性或盈利性经纪人。在华南的环城公社,萧凤霞以地方史的形式呈现了不同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各种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权力关系的变迁。这种研究角度的选择,极大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乡村政治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大川孔氏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孔庙时对历史与传统的创新性利用,还是川主庙恢复过程中地方社区与国家关系的矛盾,都反映了村民重建权威的内在张力。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