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毛泽东时代中国建立的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是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切合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的，不仅得到世界的公认，而且还影响和推动了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赞扬了这套医疗卫生体系以及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原则，并称之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然而，自我国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开始，一系列鼓励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政策和措施使中国全民医疗卫生保障倒退了几十年。作者开宗明义地利用中国的案例呼吁关注地方性防病治病经验，质疑“全球健康”这个概念背后的商业企图，反思中西医治疗过程中医患关系的差异，尤其是现代医学的局限性和西医在世界医学界的霸权地位。一方面，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本土医疗卫生体系的价值、重新调整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反思“全球健康”背后的政治经济背景有着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这对我们探讨人类学与大众健康的关系，尤其是探讨人类学对改善当下国内正确认识民族医药、医患关系有何贡献有一定的启发。


          “全球健康”正迅速成为一种全球运动。它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结合了人道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政策、科学发展和技术转移[i]的医学相关专业。这一新兴领域的专家们主要工作于欧美国家的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健康专家的实际工作倾向于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有人甚至会说，随着人们对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如非典、禽流感或伊波拉病毒之类的“危险传染病”这一新类型的全球性医疗问题的关注，全球健康运动应运而生。全球健康专家们特别注重发展中国家的健康问题，特别是非洲、南亚、东南亚以及中亚，同时他们也担心传染性疾病会跨越国界线。换句话说，全球健康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不管生活在哪里，每个人的健康皆日愈危险，。
我并不是全球健康方面的专家。但是，我在美国的医学同事一直督促我将人类学运用到全球健康工作中来。他们认为，由于他们自身在非洲和亚洲工作，因而需要一名研究“文化”的专家来提高他们的医疗和公共健康工作效率。这就将我这个人类学家置于一个特别的位置，我需要考虑社会文化人类学如何提高人类健康。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学如何能满足医学的目的。全球健康项目将人类学家与“第一世界”结合在一起，它使我成为先进医疗和生物科学世界中的一份子，这一世界想要的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健康”。一名全球健康人类学家首先应当具备审视全球的视野。但问题是，我不认为人类学应该是这一意思层面上的“全球”。我们应该更为谨慎地审视人类学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今天我想要从全球的、或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医疗人类学转向对本土的考虑，考虑对“本土健康”的重视能教我们什么。同时我也想要质疑全球健康概念中健康这个概念本身。
20世纪50年代，有一张宣传画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幅画上面展示的是一名当地的草医正在延安教授红军草药知识。这让人想起了20世纪中国医疗发展和医疗改革的革命性历史。它捕捉到了中国早期特有的“国家”与“人民”间关系的场景。这一中国特有的国民关系具有一段悠久、有趣的历史。在这一图画中，人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尝试——中国模式的公共卫生，即对“赤脚医生”以及对能够满足当地老百姓需要的廉验的初级医疗的重视。这一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极为普遍也极为重要。这一宣传画展示了草根文化，在西药还未广泛应用于中国的时代，展现了当时用平民的声音对话国家医疗体系的一种方式。

        宣传画中的人物都很高兴，草药医生乐意教，红军战士也高兴学。他们学习的是当地的植物、当地的知识以及当地人如何运用草药治疗疾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向草药本身学习；在画面中我们也同样能看到一篮篮的草药，或许它们本身也充当了老师这一角色。

       基于这一幅理想的图景，我认为，任何一种以全球健康为目标的方法，任何一种为全世界不同种群的人获取健康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是平民的：它必须处理好当地的多样性问题。当然，各种各样的多样性一直吸引着人类学家，同样也应该吸引着全球健康专家（但是他们却并不感兴趣）。因而本文同时关注“健康”和“文化”。全球健康，不管它包括什么，如果它不能处理好“文化”，即当地的社会现实、当地的价值观以及当地的资源，就不可能是“健康的”，也不可能达到健康的目的。这一要求超越了技术转移、超越了“医疗救护”，并且超越了任何帮扶弱势群体的模式。
在形成这一论点时，我采用了从中医中学到的一个原则：因时因人因地。对于传统的中医而言，对小病的治疗总是会包含根据病人病情及其身体状况而量身设定治疗方法。使用的资源，例如草药或者理论、银针或者是方剂，都可能是非常“全球的”，因为它们都广为人知，并被广泛使用，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但是它们必须与当地的材料，当地的理解，当地的人才结合起来使用，也包括当地人的身体以及病人的能力。中医这一套治病救人的理论完全可以对生物医药进行批评；[ii]全球健康的倡导者应该纳入中医的逻辑。

      让我们先来审视下“全球健康”所包含的一些文化形式。医学“全球化”常指医学的现代科技形式从大都市的中心，如美国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s ）向全球其它较不发达的城市的扩展。有时这又被称之为技术转移，当然它同时也为资本家获取利润。全球化继承了早期的“现代化”。二战后，现代化是许多医疗机构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美国的外援项目，以美国的方式帮助世界人民过上现代生活。世界正幻想着能实现这一梦想，但这个“美国梦”并未走远。[iii]
后来，现代化被“全球性”这一概念取代。全球性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状态，不管是眼前还是更为遥远的地方，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全球力量，经济的、意识形态的以及生物的，都冲击着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全球性并不算是新生事物，甚至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被美国称之为是“封闭”和“孤立”的中国，在其共产主义和不结盟的时期也存在着很多重要的联盟。我在想，毛主席在会见发展中国家代表的时候，是否也对文化多样性极其感兴趣呢？
理解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多样化，甚至在与疾病和痛苦作斗争的“现代医疗”中，也包含着掌握诸多方式的努力尝试，健康生存的方式、追寻健康的方式、或是现今世界梦想健康的方式。仅仅依靠现代生物医学的支持，我们永远不可能实现全球健康。[iv]
 
全球健康及其话语

        首先要提及的是影响全球健康本身的几点不稳定性。正如我上面所提及的，这一新领域正在全美国的医学院毅然崛起。大部分美国人都知道几个著名的全球性非政府组织，例如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Without Borders）和保罗·法默的健康伙伴基金会（Paul Farmer’s Partners in Health）。这些组织花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用以提高贫困国家现代医疗救护的覆盖范围。
这些秉持医学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的领袖们不得不向全球性贫困和冲突这一顽固现实妥协。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这一组织主要致力于紧急医疗，在难民营中，或者是危机时刻，如自然灾害、内战、和大屠杀，短时间地建立战地医院。他们通常是在危急时刻受政府邀请建立他们的“战地医院。”健康伙伴基金会，始于对海地共和国农村地区的长期承诺，致力于为几个长期贫困的国家提供现代医疗服务。他们现在在几个国家都拥有若干个相对先进的医疗中心。而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则通过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来建立独立于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医院和诊所。

       我认为这可以被称为“空投医疗。”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的鼓舞人心的非政府医疗组织都一直认为，“健康”所真正需要的是深刻的社会变革。但他们真正所要表达的与人类学家有所不同。大部分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寻求的社会变革是缓解贫困。例如，他们并不注重更进一步地赋予当地人生存之道。他们所想要的社会变革的背后是他们对一个全球性的身体和一个全球的社会的想像。对于他们来说，贫困本身也是医学应该治愈的一种疾病。贫困会滋生大量的疾病和伤痛，在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我们审视这些组织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却能发现他们的全球健康仍然存在着不足，在我们人类学家所关心的社会健康方面的不足。它强调着现代制药、手术以及其他快速治疗手段。（健康伙伴基金会主张“改变全球健康，从治疗每一个病人开始”，他们明白这里面存在着一个矛盾，但依然高擎这个口号。）这些著名的非政府组织通常并不通过与任何的国家政府或者医疗体系进行合作的方式来建立“可持续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而是向扶助地区空投现代医疗，如医疗技术和医药、医生和护士以及医科学生，或者是为受助国家的少数人群服务。非政府组织的医院同时不断地经受“配合”与“健康教育”上的困难。换句话说，医疗人道主义通常并不能好好适应其想要救助的人群。

        最后，尽管付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好意，“医疗”仍然薄弱而且昂贵，不健康的状况仍然很普遍，甚至是在美国。全球危机时刻或是长期贫困下的医疗手段仍然有些“力量过小，时机太迟。”然而，医学人道主义者依然故我，迎难而上，空投着“全球”药物、技术和医生，但是他们却一直未能够击败疾病、伤痛和苦难。他们秉持高远的理想，但是一直未能看到全球健康的到来。

      在医学和全球健康的政策方面从不缺乏高远的理想。在中国，我的医学朋友经常向我提及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1946年签订的世界卫生组织法，将健康定义为“身体、精神与社会的全面的美满状态，不仅是免病或残弱。”这一雄心勃勃的定义极大地影响了健康政策的制定和全球的公共卫生体系。当然，人们也可以经常在中国的卫生政策制定者口中听到类似的话语。

     1978年，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旗帜下，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召开，宣布联合国众多国家“2000年人人健康”的目标。这一想法在当时是理想化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阿拉木图会议上签订宣言的人是相信，如果每个国家都采取深刻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改革，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仔细想想，没有哪个国家达到过“人人健康。”仍然，不容置疑的是，有些地区承受着更多的“疾病压力。”在理想社会中，所有的“地方身体”或者“地方生物”都应当享受现代医疗的照拂。

      但是，在《阿拉木图宣言》签订的很多年以后，各种不健康仍然在继续召唤着全球健康人道主义者。 世界或者说是任何国家，面对“人人健康”的挑战时又应如何考量？

      倘若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多多少少地按照中国方式的话，首先应该记住的是，“医疗”和“健康”并不是同义词。在用英语表达的全球健康概念中，我们总是容易忽视一些东西。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下的真正健康是任何组织都非常难以实现的，甚至那些富有的过着舒适生活的个人都几乎不敢奢望这种完满状态。尽管英文中的健康（health) 经常被当做一种能买卖的商品，尤其是能被传输，但是没有哪种医疗体系能直接地“传输”健康。也许政府和公共卫生健康改革者认为，提及“人人享有健康的权利”非常有用，但这是一种人人都知道但是却永远不能得到保证的权利。
目前，我们几乎已经可以消灭天花和小儿麻痹了。即便我们终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疟疾和肺结核，即便新科技大多可以控制艾滋病症状，可以避免禽流感带来的死亡，即便我们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控制心脏病、神经病以及精神病所带来伤害，但是疾病却永远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比美国中产阶级理解得更为正确。美国中产阶级人士倾向于认为健康是天赋人权，以致于被诊断患有糖尿病或帕金森病时，往往将其当作一场可恶的不公平的突然袭击。况且，即便是从最先进的医学角度来看，这些疾病的病因和特点在某方面永远都是神秘的。最好的医生们将仍然依赖粗略的现成解释来应对，他们用他们传统的习惯和经验来试图阻止和缓和某些“疑难杂症”带来的痛苦。
 
中国的健康与医学

      接下来本文将根据我过去三十年间对传统中国医学、流行卫生实践方法以及现在被称为“民间医学”的多种类型的官方化发展的研究成果，从中国的角度来阐述健康和医学的关系。在研究中我试图解答一些基本问题：一般中国人自己是如何看待和应对健康的呢？关于生、死以及病的哲学是如何影响着普通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对待健康和医学的看法的呢？地方性医学知识是如何确保健康（即便不能达到“人人健康”）？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又是如何运用有效的地方性治疗方法的？最终探究这些问题的解答是否能在威胁全球健康的疑难杂症方面给予我们全新的视角。
生老病死，这是一个关于不可避免的命运的谚语。“一个人必然会经历出生、衰老、生病和死亡。”当人们重复这一谚语的时候，他们想说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年轻健康。这是一种极其普通和实际的观点，人生有很多不可避免的东西。这就与“人人健康”的美好愿望相背离。

        从这一谚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总是互相重复着这句话的中国人不大可能是在申明他们“死亡的权利。”他们也不认为可以买到或者拥有“健康，”或者甚至是“占有”健康，至少不会认为永远能够做到。同时这一谚语也不是绝望之下一时的安慰，并不代表对不可避免的痛苦、衰弱和逝去的被动接受。大部分我交谈过的中国人在生活中都积极地关注健康，甚至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那种健康，他们也在积极地为亲朋好友的幸福安康努力着。这或许与中国赤脚医生的传统有着某种联系。尽管这一传统已不再，但我认为它所表现的普世初级护理的逻辑却流传了下来。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简便灵验的初级护理能够解除他们大部分的不适。并由此衍生出我在中国所见的人们积极应对健康的方式。大部分人会对医疗保健和医疗知识如何能帮助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积极上心。换句话说，他们是医疗服务精明的消费者。或许他们对医药有着比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更为深刻的定义理解。

       这一中国式健康生活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有病时自己先“寻医问药”（shopping for doctors）的倾向。美国人会觉得这一想法有点奇怪。相反，他们想要的是一名在生活中无论何种病痛都能向其求助的家庭医生。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对任何医生或者是医院都不会抱有太大期望，不相信他们有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传输”健康的能力。人们倾向于综合家庭或是朋友圈中的健康指导，按照非正规的意见去寻找特别的医疗服务。[v]

        在通俗的医疗保健读物中，个人是可以选择健康和医疗手段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书名中看出：《家庭保健圣经》、《自己是最好的医生》、《求医不如求己》、《高血压防治100招》。在我接触的中国病人中，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都曾告诉我和我的同事，他们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延长自己的幸福健康生活，如何利用家庭秘方及早消除小症状而不让其有机会转变为大病。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着他们对用医疗保险或者是不用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担心，解释着他们对私立医院、诊所以及医生的一些怀疑，担心着医生水平的好坏，目的是否单纯，等等。

      那么当然，中国人对于健康的担心包含了能否享受医疗保健，这也是全球健康的积极分子主要关注的。但是需要谨记的是，中国的朋友想得肯定不只是去看医生或者是打针这么简单。对于他们而言，健康远超过了医药，并不能完全通过医学来获得。城市居民随处都可以获得现代生物医疗服务，尽管这些医疗服务也并不便宜，我的中国朋友们一直认真思考生物医学能为他们做什么。现代生物医学只是众多中国医疗服务方式之一。大部分中国人，甚至是地处相当偏远地区的人们，都可以去乡村诊所、镇卫生中心、县医院看医生。而且农村的医疗保险体系可以帮助他们支付部分的费用。
在中国，第二大医疗来源就是“传统的”中医。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中医是何等的复杂，而且历史悠久。自20世纪中叶起，中国的“卫生保健体系”就被全球公认为是“双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支持传统医学，并且作为国家公共卫生保健体系的一个部分来促进其发展，这种做法几乎是世上仅有。当然，在中国，关于中医的价值也存在着争论，但是大部分病人，甚至是公共卫生官员都意识到，中医填补了生物医学的重要空白和不足。

        那么，人们如何辨别什么样的医学最适合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需要生物医学机构都不能提供的帮助？首先重申下以下几点：

        中国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对急性病和慢性病有着区分。急性重病指的是急性传染病、重伤、肿瘤等人人都知道必须要用类似抗生素之类的药物或者是手术，甚至是化疗来治愈的各种情况，而慢性病则让人每天都不舒服，非常折磨人，这种情况有时甚至长达数十年之久，限制了人们工作和享受生活的能力，而且日常的医疗也是见效甚微。比如说，关节炎、偏头痛、神经退化性疾病、有些心脏病、糖尿病、焦虑症、肠易激综合症、背痛等等。这些都是生物医学很难治愈的。因此，人人都说，中医以治疗慢性病见长，而西医擅长医治急性病。在这一基础上，人们选择自己想要去看的医生和诊所。

       我们采访了长期受慢性病折磨的一些病人，询问了他们的病史以及他们寻医的努力过程。他们选择的并不是一种权威的医学，比如说生物医学，而是交替使用，通过自身的生活和身体经验来肯定治疗的效果。最为经常的情况是，首先是自行在家吃药，倘若症状不是太糟，他们可能去附近的西医诊所，因为比较方便，而且相对便宜些。倘若他们的症状一直没有减轻（很多慢性病的确如此），他们将继续寻医问药。有些病人意识到，他们自己可能得了所谓的“疑难杂症。”诊所里面的医生不能完全地处理好他们的病情，无论怎样治疗都没有效果，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同时这些身患疑难杂症的病人并没有绝望地放弃治疗。相反，他们的绝望促使他们前进，寻找更好的医生和更好的治疗方法。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想知道病人如何看待他们“对疗法的寻求”（约翰·杨森）。我们询问过他们会信任和采纳什么人给出的健康意见，很多人的回答是，他们主要听取那些有过相同病史的病友，我们发现他们确实擅于将各种疗法整合并达到疗效。

       很多人都不相信手术等创伤性技术。中医不仅被广泛认为是有效治疗慢性病，而且也以其安全著称。西药见效快但是人们说会有副作用，而中药虽然见效慢但是却无害。而且西药治标不治本，中医则能永久地除掉病根，虽然过程慢些。

     中西医的这些分野，即便是不正确或是误导人的，却是极为普遍的，许多现代中国人据此来选择医疗保健。如果我们要用当地的方式来考虑全球健康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并重视中医的东西，比如说气、症候、经络、阴阳等等。我们需要了解当地人在他们面对复杂的医疗保健问题时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将会引导人们购买医疗服务以及衡量预后并做出选择。这些观点可以告诉我们当地人如何应对当地健康和医学。
中国除了生物医学和传统的中医外，还有少数民族医学，后者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卫生保健体系中西医两大部类的替代性选择。
 
少数民族医学[vi]

       赖立里和我目前正在研究中国南部少数民族医疗体系的发展。我们的项目与在全球性的视角下研究本土文化地区有关，尤其是在医学和健康领域。我们会向当地人提出些从世界人类学和世界医学中衍生出的大问题，但是有很多的问题也是本土独特的。有几个大问题都与中国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与草根治疗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关。国家是如何尝试着将本土治疗融合成为一个有效的“多元”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一般人是如何做出他们的健康选择？在中国不断私人化的医疗保健中市场力量和“消费者选择”充当着何种角色？
我们的考察所依据的正是中国政府努力发掘、整理、总结和提高少数民族医学的过程。这些动词形容出了少数民族领导创建医疗体系的整个过程。他们如何建立起正规、合法的医疗中心（合法运作且有专属大楼）；同时也将中国的民族医学发展成为了全球性“补充及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中的一种。正如中国走入“全球”替代医学市场一样，许多北京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分子都希望，某些民族医学也能成功走出本土。与此相联系的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人都面对的挑战是，他们如何能将少数民族知识和医疗作为一种特殊的有价值的资源融入国家卫生保健体系，同时能够保持本土的特色，本土问题本土解决，甚至是承认本土身体、疾病和医学的特殊之处。

      目前与我们合作的7个少数民族的情况是，壮族、土家族有非常正式的书面知识；羌族、瑶族有一些医疗机构，但是没有医学教育；黎族、傈僳族、阿昌族的传统医学知识仍然非常分散，体现在单个医治者身上。简单地说，我认为发掘和整理过程最大的目的是使少数民族的民间医疗知识能看起来像是汉族的传统医学，中医。[vii]现在，“少数民族医学”的存在形式很多，既有标准的现代少数民族医疗保健的机构，也有新型的少数民族草医开设的私人诊所和集市草药摊点。

结论

     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在中国多元医疗保健格局下，少数民族医学大大增加人们的医疗选择。中国的医学界不仅仅包含了西医和中医，也不仅仅包含了大规模地特有文化下的医学知识，如藏医、蒙医和维医。理论上，中国拥有57种医学，包括作为“外国医学”的生物医学。[viii]尽管这57种医学远非同等“发达”或受到承认，一些少数民族的医者甚至挣扎于在国家和公共视线中求生存。中国当代医疗多元化的格局表明，中国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医学多元化的榜样。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健康的角度来看，中国或许正成为医学本土主义的榜样。
本土医学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得到了认可，它与卫生政策的关联性得到了承认，人类学家也开始了其工作。在调查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时，人类学关注两种问题：其一，对特有民族的本土知识和医疗实践的深入了解。傈僳族医学、壮族医学、茂县的李医生所实行的医学、或是海南的胡医生所实行的医学，他们都各有什么特别之处？其二，“少数民族医学”作为一个宽泛的分类，包含了很多民族的医学，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少数民族医学整合分类，例如，分为南部山区、大藏区、或干旱的中亚地区。或许我们甚至可以做“外国民族医学”人类学研究。我们的研究团队不断地追问，例如，是什么使得这七个不同的少数民族传统不同于彼此、不同于西医和中医呢？对此，我们想出了很多种答案，但是我们认为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少数民族医学包括只有特定“少数民族”专家才懂得的草药和其他自然药物。二、少数民族中有特定的传承医疗知识的方式，特别是家庭传承。有时候，一种传统，一种治疗的方式在同一个地方可以追溯到甚至是七代以前。老草医们很谨慎地选择几个门徒，通常他们喜欢教自己的儿子或是女儿，侄子女或外甥外甥女。因而，特有的当地文化医学就在几个与之相关的人身上传承发展着。三、在有些特别的治愈仪式上，会召唤神、鬼、祖先和特定生灵。这些非人类的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远离家园，而且他们喜欢攻击与之亲密接触的人。因而这些阴性的存在也是当地医学定义的一个部分。四、人们寻求少数民族医学是为了治愈特定的少数民族医学擅长的疑难杂症。风湿病在南方山区极其普遍，我们遇到了好多擅长治愈风湿病的专家。在这些偏远地区，外伤也是如此，这些地方接骨师很普遍，他们可以提供许多当地的医疗服务。

      中国南部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具有文化多样性。在这些地方，少数民族医疗方式非常流行并医治过很多病人。在诊所外，也流传着很多的医疗常识。相比于一名难以知根知底的白大褂，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有相同病史并已经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的建议。

        在城市中，被称为“全球性”医学的生物医学随处可见，并且不一定比其他医疗形式昂贵，那为什么还会存在治疗形式的多样性？难道生物医学不足以满足需求么？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少数民族医学“存在呢？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答案在于病人更信赖当地资源和有经验的病人。但是，我同样认为，没有哪种医学能可靠地“传输健康。”或许，至少是从病人的角度来讲，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生物医学足够满足需求。民间医学的流行提醒我们，即便是在中国这样有着相对强大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国家，生活中疑难杂症也并未远离。健康是得不到保证的，倘若要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医学就需要关注并且立足于文化。全球化所空投的来自于遥远地方的专家和精英资源，永远都不能替代人们所居住的真实世界的特定健康医疗方式。
 
注释：
[i]技术转移，又叫做科技成果转化，出自英文的“TechnologyTransfer”,是指技术从一个地方以某种形式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它包括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也包括从技术生成部门（研究机构）向使用部门(企业和商业经营部门)的转移，也可以是使用部门之间的转移。
[ii]在此，作者试图说明西医的局限性和中医的包容性。中医独特的理论和医治方法博大精深，各种各样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和手段，但却没有得到学界、大众和知识产权应有的重视和尊重，这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有关，更与西学知识体系的霸权和主导地位有关。（译者注）。
[iii]尽管中国现流行的现代化梦想并没有再像几十年前那样是单纯的乐观了，但也并未被另一种不同的幸福憧憬所取代。
[iv]在对疾病的研究中，人类学家注意到：人们对于疾病病因的解释、对病痛做出的反应和诊疗方法都是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仅仅就疾病论疾病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将疾病和病痛置于人们所处的文化场景中加以分析和理解（译者注）。
[v]中医和西医的医患关系也是不尽相同的。西医更多是治疗疾病；在西医的诊疗过程中病人基本上是被动的、等待医生拯救的客体。而中医则强调治未病，是一套预防疾病发生的健康管理诊疗理念。在中国传统的医患关系中，病人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有绝对的自主性，整个诊疗过程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这些防病治病的理念和治疗方式对保持健康的身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注）。
[vi]例如，云南省人口在5千以上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着自己防病治病的经验，甚至具有比较完整的医药理论体系。近年来，广大民族医药工作者努力挖掘整理、抢救保护民族医药方面和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做了大量工作（译者注）,
[vii]其实，生活在中国大地的各民族长期互相依存互相学习，早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这也体现在治病防病的思想体系中。虽然, 中医学整个理论构架是以汉文化为主导, 但也蕴涵着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 尤其是在药物的使用上, 中医药就在不断地借鉴和吸收着其他民族医药的经验, 中医理论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其理论也才得到不断地丰富和深化。15 世纪中叶著名中医学家兰茂所著的《滇南本草》中就已经吸纳了许多彝族医药的内容。同样， 一些民族医药理论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也受到中医药理论的影响（详见郑进、楚更五：《加强民族地区中医理论研究的思考》，《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医药理论本身也是源自中医（译者注）。
[viii]南宁的一家书店里，作者发现了好几层书架的西医书籍，标签上的分类是：“外国民族医学。



原文发表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