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这个概念,同样也早已 备受关注。《南风窗》在 2012 年就率先 用“新工人,怎么办?”的封面报道,提 出“如何看待这数以亿万计的悬于城乡 之间的群体及应对其连带的社会问题, 是新的政治周期之内需要应考的难题之 一 ”( 李 北 方 ,策 划 语 )。 吕 途 在 著 作 《 中 国新工人 :迷失与崛起》(中国法律出版 社,2013年1月)中,明确提出更新既 有的“农民工”“、打工者”等称呼,围绕“新 工人”来重新建构这个群体的身份认同 与政治认同。

劳工问题或曰工人问题,始终是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关切所在。 1990 年代中国所启动的国有企业改制, 造成了大批被抛出体制的下岗工人,他 们的生存问题,他们面临的日常生活方 式的巨大转变,连同重要老工业基地的 衰 落 ( 如 东 北 ), 都 进 入 了 知 识 界 的 研 究 视野。社会学者的田野调查,文化研究 的深入剖析,艺术创作者的亲历现场, 再加上一批海外学者的鼎力加盟,众多 引起广泛反响的著作、电影,样式各异, 路径不同,都汇聚在这样一个承受着转 型剧痛的群体身上 :汪晖《改制与中国 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戴锦华《隐形 书写》、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 政治》、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张猛 的故事片《钢的琴》等等。但是在 2013年我们再度探讨中国工人阶级命运的时 候 ,“ 新 工 人 ” 之 “ 新 ” 在 于 , 它 不 再 指 (并非不再关注)在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 工作的工人,而是转向了那些没有城市 户籍,在外企、私企的流水线上打工的 城市外来人口。研究群体的转向,同时 意味着研究焦点的转向。如果说对于国企下岗工人的关注,涉及的是改革破冰, 是过去的国家主体工人阶级作为体制 转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如何艰 难地“从头再来”的出路问题,那么对 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新的问题则指向 更为尖锐的国家政策走向:城乡二元户 籍制度,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型与 升 级 , 以 及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 新 工 人 ” 这 个概念所意味的新的阶级意识的浮现 与再造 — 恰恰在这个新的语词发明 里 , 第 一 次 地 ,“ 工 人 ” 与 “ 农 民 ” 两 种 身份出现了叠合,过去生活在不同空间、 分享着不同劳动文化的两个群体,在“新 工人”这个新的语词中,开启了共同的 历史命运。

写作危机 :当作家遭遇他者 新的概念浮现以及广为讨论的话

梁鸿《出梁庄记》、丁燕《工厂女孩》等。 有趣的是,这些图书都呈现出了一 种文体的症候或焦虑。它们在纪实与 叙事之间游走,在文学创作与现场记录

之间摇摆,写作者竭力要请读者相信, 这些关于打工者的故事是真实的、可信 的,是被忽略的“看不见的中国”(梁鸿 作 品 宣 传 语 ), 是 普 通 读 者 不 熟 悉 的 “ 另 一种生活,另一面中国(”丁燕作品封面), 是倾听“中国打工者的声音”(张彤禾 作品腰封)。

笔者强调“纪实”的标签,是因为 当写作者不断强调“纪实”与“非虚构” 的时候,谁的真实,以及写作者的位置, 被 画 上 了 问 号 。围 绕 这 批 图 书 ,各 种 争 论 、 商榷、批评之声此起彼伏,尽管其间焦 点各异,但是共同指向了一种写作的危 机、一种表征的困境,即写作者与他们 观察和描述的对象农民工之间,形成了 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对应着 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出梁庄记》
学 者 梁 鸿 的《 出 梁 庄 记 》 是 她2010 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的续篇, 主要描写了那些离开故乡梁庄,漂泊在 各地的梁庄人的打工生活。就传统中 国来说,梁鸿与这些农民工是亲近的 : 他们分享着共同的血缘相连、土地记忆、 乡里乡情,梁鸿说自己是“梁庄的闺女”。 但是就现代社会生活来说,尤其对于在 北京工作的大学教授梁鸿来说,梁庄 始终在别处,这些打工的梁庄人始终是在2013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中,如果还将青年农民工定位为一个边缘的 “ 他 者 ”,一 个 有 待 知 识 分 子 代 言 、发 现 、显 影 的“ 他 者 ”,一 个 具 有 特 定 生 活 轨迹和发展诉求的“他者”,不仅会忽略其中新的正在形成的权力关系,也 根本无法切中中国社会结构性重组的脉动。

题热点,来自今年热销、热读的几本图书。不同于学术界多年的稳步研究(如沈原、潘毅等学者的著作),也不是农
民工自己创作“打工文学”的成果汇聚,2013 年一批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大众读物 扎 堆 而 上 , 这 些 图 书 都 以 “ 纪 实 ” 、“ 非
虚构”为旗帜,写作者多为文化学者、作家、记者,在体裁类型上不约而同强调调查与亲历,力图成为理解当下中国 “他者”,是她需要告别城市的舒适生活, 的 重 要 截 面 :代 表 有 张 彤 禾《 打 工 女 孩》、 不断回去、体验的“他者”所在。梁鸿无法忍受的厕所、不能接近的青年打工 者们,无不提醒读者和梁鸿自己,相对 于这些梁庄人,写作者始终处于“在场” 而“不属于”的位置。梁鸿倾听他们的 闲话,参与他们的生活,如实记录他们 的喜怒哀乐,恰恰凸显了作者是站在一 个代言的位置上。她所描写的生活,她 所揭示的群体,只是作为一个无法自主 发声的客体,被动等待着写作者“非虚 构”的描述记录。

发 现 、 显 影 的 “ 他 者 ”, 一 个 具 有 特 定 生 活轨迹和发展诉求的“他者”,不仅会 忽略其中新的正在形成的权力关系,也 根本无法切中中国社会结构性重组的 脉动。并非如实记录就能达到真实呈 现,也并非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就 能够为弱者打开新的生存空间。相反知 识分子的位置,他们站在哪里,看到哪 些,成为我们必须警惕的地方。

在这本《出梁庄记》中,与其说我 们 看 到 的 是 “ 中 国 的 细 节 与 经 验 ”( 该 书 封面),不如说是新的放大的差异与断 裂 :正在形成中的打工者主体,与日渐 稳定的城市中产者,他们在价值观、政 治诉求方面的巨大差异。在书中记录的 唯一一次反抗资方老板的对抗中,梁鸿 评论道:

工风云中,资方并未出现触犯法律法规 的行为。事实上在这里,梁鸿将打工群 体进行“他者化”的书写策略,包含的 正是两种主体的摩擦与差异 :日渐稳定 的城市中产者,他们信奉的是体制自身 的调整,而日渐崛起的中国新工人们, 以自身的行动和抗争,要求更多分享改 革发展的成果。

《打工女孩》
在备受争议的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中,这种写作者与描述对象的紧张 关系,这种将打工群体“他者化”的写 作立场,以一种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张 彤禾,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 在纽约郊区长大,作为二代移民“是班 上唯一的华裔”。她的丈夫就是近年来 以《寻路中国》、《江城》等纪实作品迅 速成名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 叫何伟。张彤禾的这本《打工女孩》亦 是作为她丈夫何伟作品的同系列图书 出版的。

和梁鸿“非虚构”如出一辙的,在“译 文纪实”的标题下,作者的身份、观察 的立场,受到了广泛质疑。作为一本由 美籍华人新闻记者、写给美国读者看的、 关于中国女工的“非虚构作品”,中国读 者感叹道 :“你只是没有察觉出自己有多 么主观!”大量的批评集中在一种“后 殖民”的逻辑里,即这本在美国取得了 广泛成功的作品,完全满足今日的美国 中产读者对于中国的心理预期。一方面 张彤禾匠心独运地选择了“东莞”作为 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隐喻,写道 :

“东莞是个未完成的城市,一切都 处 于 正 在 成 为 另 一 件 事 物 的 过 程 中 。”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 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 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 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 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 ;如果你受 得 了 这 儿 , 那 到 哪 里 你 都 能 受 得 了 。”

“因此,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 的地方— 一方面它曾高调地反对外事实上,任何写作者都要面对和处理自己生活之外的他者群体和经验,梁鸿的问题在于,在形式上她使用了一种纪实的手法 — 书中很多内容都来自打工者的自述实录,但是在写作位置和立场上,她自觉(或许是无意识地)将“自我”与“他者”隔离开来。这不仅体现为打工者的生活,是需要她去 “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追索拼接的“他人的生活”,更重要的 是在梁鸿看来,农民工们的困境,始终 是属于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发展困境。 梁鸿写道 :

“‘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 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 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 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 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 来的残酷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 根 感 和 自 卑 感 。”

在这里梁鸿不知道,或没有意识 到的是,她所诗意描述的这种忧郁、这 种无用感,普遍存在于同龄的城市“80 后”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于“新穷人”

(“屌丝”们)对于自己底层身份的体认 中。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对于新生代农 民工来说,他们的困境:不稳定的就业、 永远追不上的房价、而立之年仍然“啃 老”的羞窘、福利保障的变幻莫测⋯⋯ 早已不仅仅是独属于一个特定群体的 发展困境,而是整个当代中国青年(无 论城市还是农村)普遍面临的生存和社 会问题。在 2013 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版 图中,如果还将青年农民工定位为一个 边缘的“他者”,一个有待知识分子代言、

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 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 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 一 个 现 代 公 民 的 理 性 形 象 出 现 。”

我们姑且忽略在2013年,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的抗争诉求,已经指向了改 革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等明确的改革方 向 , 梁 鸿 的 “ 希 望 ”, 恰 恰 彰 显 了 她 的 真 实书写所抵达的,不是她所描述的那个 群体的真实,而只是一个城市中产者所 愿意看到和相信的真实。梁鸿的理性 思考,所不能触及的是这 2.4 亿人的未 来,无论他们是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 市,无论他们是安居乐业,还是愤怒不 满,都不可能在既定的法律和秩序框 架内,获得圆满解决。2010 年以来社 会学、政治学领域的诸多研究,恰恰凸 显了在既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中,我们 日益无法安置这个数量日渐庞大的群 体,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变革要求,是未 来改革发展必须解决的题中之义。大 量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经显示 出,与他们的父辈局限于“讨薪”截然 不同,这些年轻人的抗争要求包括了改 革工会,建立工资调整制度,分享企业 发展红利等等新的层面,甚至在很多罢。梁鸿将打工群体进行“他者化”的书写策略,包含的正是两种主 体的摩擦与差异:日渐稳定的城市中产者,他们信奉的是的体制 自 身 的 调 整 ,而 日 渐 崛 起 的 中 国 新 工 人 们 ,以 自 身 的 行 动 和 抗 争 , 要求更多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国势力出现在中国,另一方面又偷偷摸 摸地向它敞开怀抱。每个中国学生都学 过虎门销烟,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 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现代史开 始 于 一 个 手 袋 厂。”

寥寥几笔,完成了中国从半殖民地 到全球新兴经济体的转型。这个日渐强 大的中国是美国潜在的对手,她动力十 足、一日千里,不过幸好这个日新月异 的城市,还未完成,还有那么多的极端 与龌龊。她值得期待,在罪恶中开出迷 人的“恶之花”来。

这当中最迷惑人的花朵,就是张 彤禾着力描写的几个工厂女工。伍春明 们从农村来到城市,通过不断奋斗,在 血与泪的挫折中成长,最终完成自己的 阶级跃升,从流水线女工到办公室白领, 从传销发财到合伙开公司,姑娘们改变 命运,重塑自我,她们的成功信条是“你 只有靠自己”!至此,我们已经发现,这 是彻底的以个人拼搏实现上升流动的美 国梦,这个美好的美国梦属于赤手空拳 打下一片天地的华裔张彤禾,也属于张 彤禾青睐的 19 世纪拓荒西部的美国移 民,但是绝不属于东莞的中国女工。

有意思的是,在情感上,相较于同 样的中国知识女性梁鸿,张彤禾对这些 女工们表示出了毫无保留的认同。她在 书中不断追溯自己的家族史,不断回顾 自己在美国的成长和生活经历,因为在 她看来,她跟伍春明们是一样的 :打工 妹从乡村来到城市,居无定所漂泊无依; 张彤禾的父母从台湾移民美国,在一个 陌生的国度扎根奋斗。那种离家的孤独感 、与 环 境 的 疏 离 感 ,让 张 彤 禾 感 到“ 原 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那么深的 联 系 ”。 再 一 次 的 , 我 们 又 得 到 了 一 个 他 者的故事。并非如梁鸿区隔出的写作者“我”与农民工“他们”,张彤禾记录的 这个他者故事,是内在于作者自我的“他 者 ”。 正 是 通 过 作 为“ 他 者 ”的 写 作 对 象 , 作者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换句话说, 东莞女工们的成功神话,其实是张彤 禾这个新移民的个人成功奋斗史。这个 他者的故事并非不够真实,如读者们提 醒的,作者忽略了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 打工妹,实属凤毛麟角,而且伍春明们 的中产生活并不稳定。更重要的是,张 彤禾屏蔽了一个真正尖锐的问题,那就 是中国女工们的艰辛生活,正是全球不 平等政治经济结构的后果,中国经济的 腾飞有赖她们廉价的劳动力,美国中产 享受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是建立在她们 惨痛生活的代价之上的。又一次,我们 不得不把视野拉开去,再度处理全球 政治结构范畴中的自我与他者关系,去 思考日渐崛起的中国如何定位自己新的 国际位置。

2 0 1 3 年 以“ 非 虚 构 ” 为 旗 帜 的 这 几部作品,都显示出了一种范式的危机。 其间调查者的位置,写作者的立场,研 究主体与描述对象的关系,都是浮现出 来的新问题。这些正在变成“新工人” 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将占据什么样的社 会位置,他们与城市中产者将形成何种 关系,当知识分子讲述他们故事的时候, 是为底层代言,还是新的权力组构的一 部分,这些都值得我们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