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的改革之初，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到1984年，粮食产量历史性地突破8000万斤，比1978年高出2000万斤，也就是这一年，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与此同时，农林牧副渔等产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告别了农产品的短缺，农民收入也获得了较快增长。支持包产到户改革的决策者们把农业的发展完全归功于承包制度，以至于有“一包就灵”的说法。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正是包产到户的改革，让中国农村走出了贫穷，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包产到户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新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创新，树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杜润生等人看来，包干到户的改革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实现了私有经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带来农业大发展，这逐步成为官方的共识。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又借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概念，主要是产权理论，对包产到户从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考察了农村的改革后评价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改革前的农业问题完全归罪于集体化，把改革之后的成绩完全归功于非集体化和市场化。对于改革后农村出现的所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市场化不够造成的，他们进一步倡导彻底的土地私有化(党国英，2002，2006;周其仁，1995)。
主流经济学家们将1978年到1984年农业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包产到户的制度变革。然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仅仅用“一包就灵”来解释改革之初农业所取得的成就过于简单化了。黄宗智(2008)指出，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长期处于过密化状态，而并非劳动力投入不足，所以并不是实行包产到户、调动农民积极性就能大幅提高农业产出。老田(2007)等人也用大量事实批驳了杜润生和林毅夫用“农民积极性——有效劳动增减”这一假设来解释农业快速发展的做法，指出改革之初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大了农业投入，而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宣扬的是市场化的结果。他们指出，这一阶段农业高速发展和农村重大变化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国家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是大量使用化肥，集体化时期引进的化肥生产线投产，同时又从国外进口大量化肥，化肥使用量(折纯)从1978年的884万吨提高到1984年的1740万吨，使得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再就是科技的作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品种。
事实证明，这种依靠外部短时间内密集的投入所能带来的增长是难以维持的。短短几年时间，国家政策性投入给农村带来的收益就消耗殆尽。1984年粮食丰收之后，中国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粮食价格长期徘徊，政府开始向农民打白条，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使当年的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0%，随即出现了粮食生产的徘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下降，1989—1991年连续三年年均增长只有 1.7%，其中1990年为负0.7%，跌入低谷。与此相应，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1978年为2.5:1，1984年为1.7:1，2007年达到3.3:1，三农问题逐渐成为整个中国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作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是这一问题的极好注脚。1979年一年，小岗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绝对增长370多元，增加了17倍;而1980年到1992年，13年只净增100元;1998年人均纯收入仅1800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岗村被人们形象地称作“一夜越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跨过富裕坎。”
更为关键的是，包产到户的改革实质是不过是在中国农村重新制造出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它虽然通过焕发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解决了集体体制下管理不善、激励不足等积弊，在短时期内快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随着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格局的成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无力马上就凸显出来。就此而言，正是包产到户的改革造成了日后中国农村长期不发展的困局。
首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农业生产效率很低。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地少人多，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和美国等国家相差更远。包产到户以后，土地被进一步分割成小块儿，每户占有的土地数量有限，难以进行规模经营。以尧村为例，该村位于华北平原腹地，土地平坦开阔，非常适合大型机械化生产，但包产到户后，每个农户承包少则数块、多则十多块的零散土地，导致大型农业机械难以操作，也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农产品质量控制。个体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非常有限，但为了经营这些有限的土地，每家每户都得准备农用机械和其它生产设备，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费，而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农机具的农户，在基本的农业生产上都遇到很大障碍。这些因素都导致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取消人民公社后，国家政权从农村全面撤出，一方面农民有了更多自由空间，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基层政权涣散，软弱无力。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设计上具有“统分结合”的安排，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有“分”没有“统”，分散的农民缺少组织性，难以开展合作，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需要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比如灌溉用的水渠、水库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是一家一户所能都承担的，往往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建设和维护。农业集体化时期，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兴建了大批农田水利设施，在农业的抗灾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包产到户之后，这些水利设施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维护，年久失修，基本上被荒废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急剧下降。
其次，个体小农经济难以应对外部市场的风险。包产到户给了农户经营的自主性，理论上，农民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在面对波动剧烈的市场时，小农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生产的产品供过于求，造成价格下降、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下，生产者才有可能调整生产，因而市场调节总是具有滞后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强、周期长等特点，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农产品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包产到户制造出的小农经济在迎接市场冲击、抵御市场风险方面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类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样的悲惨故事在80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集体经济被取消之后，农民获得了自主种植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只能被市场吞没。
第三，包产到户后，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造成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级农村品。中国农产品的加工程度低，相应的附加值也低，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有限。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需要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资料，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难以积累出足够的资本进行产业化生产，没有集体经济作为依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难以实现。对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给出的良方就是实行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政府放开管制，为中外资本进入农业大开绿灯(周其仁，1995;党国英，2005)。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收购、储藏、加工、销售等环节基本上被城镇的龙头企业所控制。这种公司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在本质上是外部资本对农村的控制，而不是农户在合作经营基础上形成的内生产业化，它只会导致农民依附于农业资本、沦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的结局。
在尧村，人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到头来连成本都弥补不了。农业的收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家庭的消费需求。家住尧村的窦师傅给我们算过这样一笔账：
种一亩小麦，最基本的投入包括浇水五次花费150元，化肥一袋花费150元。即使撇开人工方面的劳动投入不计，每亩地每年最少也要花费300元。按每亩的产量1000斤左右，每斤6角钱计算，收成是六百元。这样，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300元。外出打工，一年干三季，每季按60天算，每天挣50元，一年收入就是9000元左右。
过去农民借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早已经失去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地位，从“生产田”转变成了“福利田”。更极端的情况是，因为种地收益减少，土地连“福利田”的功能也逐渐减弱，尧村的土地大量被抛荒。
总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质上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走向富裕之路，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温饱的范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深深地卷入到市场化大潮之中，农民的生活严重地依赖市场与货币收入。1990年代以来，从大宗耐用消费品到柴米油盐这些关系到老百姓生计的日用消费品都已经彻底市场化了。人们对货币的依赖越来越强，没有钱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在失去了集体经济这一基础之后，原先由集体兴办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孩子上学要花钱，老人看病也要花钱，负担骤然加重。刚刚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又因为对金钱的需求而被牢牢束缚住。尧村的老李如此讲述自己的处境：
“城市里不可能没有我们，城市把我们套住。家里没钱，小孩儿要上学，不出来怎么办?村子里从学生一毕业到50岁的人都出来啦，全家人都出来啦，和封建社会一样，给人家做小啦，我们养活人家，自己得养活自己。”
老李是个小包工头，他有四个孩子，两个上大学，两个上高中，四个孩子上学让老李肩上的负担异常沉重。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要一万多，普通农村家庭光靠种地那点收入根本承担不起。
一方面是小农经济的农业生产模式产出水平低，仅仅能够维持温饱水平，另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导致消费需求猛增，小农经济难以维持，结果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去另寻出路—–这就是民工潮兴起的根本原因。在我们访谈的尧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6000人口的村庄，就有1500人常年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平日里村庄了无生机。“希望的田野”、“月亮湾的笑声”，这些描述改革之初村庄生活的美丽图景昙花一现便不复存在。新自由主义抨击计划经济对农民的束缚，鼓吹自由，但新自由主义方案带给农民的自由最终被放任的市场所粉碎。面对强大的市场，个体农户根本无力对抗。从集体中“解放”出来的农民，还来不及细细享用那短暂的自由，便为了在市场时代生存，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自由”地奔向城市，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
农村改革的决策者们并非没有看到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的弊端。包产到户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杜润生自己也承认，中国地少人多，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导致土地被细碎地分割，不利于机械化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杜润生，[2005]2007：154-6)。他指出农户经营规模小是中国农村面临的现实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人口转移到非农业领域。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一致认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庞大的人口规模也可以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低，劳动力正处在青壮年时期，家庭抚养负担小，这就是人口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蔡昉，2004，2009)。他们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所以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道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才能吸纳大量劳动力，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林毅夫，2002)。简言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主流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出路，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林毅夫等人非常推崇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东亚四小龙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阶段性的经济起飞成就。他们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东亚国家人口规模庞大的优势，是一条成功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也要借鉴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的劳动力充足，价格便宜，应该发挥这一比较优势，以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机器设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林毅夫，任若恩，2007)。
改革开放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导下，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重新调整，开启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小农经济对劳动力的排斥，构成一对相互配合的推力和拉力，将一批又一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主流经济学家们毫不讳言中国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原因。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20089)在评价改革时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的劳动力供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同时制造了一个放任的劳动力市场。
然而，放任的劳动力市场在带给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中国的劳资关系出现严重的不平衡，过去二十年中，劳资冲突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于1995年颁布执行《劳动法》，试图用法律手段平衡已经过度倾斜的劳资关系，但劳资冲突并没有缓解的迹象，进入本世纪反而日趋激烈。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针对违法的具体惩罚性措施，招致资本的强烈反应。一些企业家批评《劳动合同法》侵犯了企业利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批评新的《劳动合同法》过度保护工人，因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负担加重，会造成一些企业垮台，外资也会流失，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工人。他们再次拿出比较优势理论，论证说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成本大大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根本性的冲击。他们甚至引用美国的例子声称，中国的工人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老板为了留住工人自然会讨好工人(陈志武，2009;张维迎，2009)。
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国内制造出一个廉价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打造出一个资本家阶级，他们靠着血汗工厂，利用残酷的手段积累原始资本,迅速膨胀壮大起来。同时国家也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取了巨额财富，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占到GDP总量的五分之一。但这种发展模式的代价却是劳动者的利益长期被忽视，国家和企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工人却难以摆脱贫穷。根据经济学家姚洋的计算，劳动者收入(工资和自营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代的60%下降到现在的48%左右。
多达两亿的农民工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大多是青壮年，是农村赖以发展的主力。在很多农村，平时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维持农业生产，人们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土地抛荒现象非常严重。革命战争年代，农村作为大后方，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今在改革开放年代，农村再一次扮演为城市输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的角色。
在掏空了农村的劳动力之后，农村变得更加没有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而中国农村问题专家陈锡文则指出，2008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一万元。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制造了城乡差距，今天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却造成了更大的城乡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经济学家认为唯有如此才能给庞大规模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才能把人口向城市转移，而事实上，当前这种发展模式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一方面，农村的青壮劳动力被掏空，另一方面，农民依然被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当资本获得越来越多的积累，城市更加繁荣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距离真正的城市化更加遥远。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在这种发展背后，却是沉重的代价。面对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的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但没有去反思经济发展模式，反而将问题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能够产生最大的激励机制，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必然的产物。公平和效率是一对矛盾，难以调和。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只有拉大经济差距，才能产生激励机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在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精英看来，当前的困境是发展的必然代价，是每个经济起飞的国家都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之初也经历了一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的原罪是任何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崛起更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为此付出代价。经济学家张维迎主张穷人不能总是从自身的角度看问题，而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如果政府提高工人的工资，劳动力成本增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就会跑到国外，中国就丧失了发展的机遇。改革必须有人付出代价，今天的改革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如果过早地讨论内部的贫富分化等问题，就可能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张维迎，2006)。
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发展危机，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恶果，进行了政策上的调整。按照波兰尼的“双向运动”模式，市场的扩张自然会遇到社会的自我保护，然后推动钟摆向另一个方向运动。而在中国，我们看到市场在我们的生活中迅速扩张，却看不到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在一些学者看来(孙立平，2009)，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困境需要重建社会，而重建社会就需要采取福利国家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本身就存在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没有能够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也就难以根除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根源。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福利国家的危机而出现的产物。无论是左派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还是右派自由放任政策，都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局部调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危机的爆发。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其实只是少数人的奇迹，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只有做大蛋糕，才能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经济起飞之后，这种差距自然会缩小。然而，这种似是而非的代价论，这种亦真亦幻的发展光环，阻碍了人们对资本肆虐所造成的极端不公正的关注。在本书所重点关注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面对的已经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拿到工资的问题。面对这一比西方原始资本主义阶段更加残忍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谁在付出代价?为了谁的发展?”。
(本文节选自《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与抗争》，原载于进步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