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是纪念LGBT（女/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权利的日子。在这一天，全球大大小小的LGBT社群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倡导活动来提升公众对同性恋者及其遭遇的认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全球的同性恋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又一个地域承认同性婚姻，一个又一个名人骄傲地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大家会为高官、富豪、明星们的出柜欢呼喝彩，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8小时的同性恋女工的处境。我们很少会觉得后者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很难想象能够和后者发生什么联合——哪怕是性别运动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同性恋运动逐渐变成了一场单独的中产运动。从被压迫、反抗、进步到社会接纳、同性婚姻，我们其实生活在一种对同性恋运动的线性论述中，同性之间的婚姻权视被为运动的终点。这种论述忽略了历史中那些反对异性恋霸权以及各种压迫制度的同性恋斗争。本文希望以另一种历史为线索打开关于左翼立场的同性恋运动的叙述。许多现在看起来仍然引人注目的抗争联动和令人不安的激进立场，很多都可以在半个世纪前的左翼同性恋运动中找到先驱。

同性恋左翼的兴起与消逝

    现代同性恋身份（有别于许多其他历史时空中的同性恋身份）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这时的“同性恋”，指的是以同性为情欲和情感对象、不进入异性恋的情感与婚姻家庭关系、不改变自己的“原生”性别、认为自己从属于一个男/女同性恋群体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确立，大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佃农变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一些脱离异性恋家庭的雇佣劳动者，得以在异性恋家庭以外发展自己对同性的爱恋，进而建立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到了20世纪初，许多大都市逐渐形成男/女同性恋者的小圈子。

     二战以后，面对美国政府严酷的打压和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同性恋组织开始变得激进，同性恋认同开始变得组织化和运动化。1950年，以Henry Hay为首的五名美国共产党人创办了同性恋地下组织Mattachine社。充满左翼色彩的Mattachine在不同地区开展读书小组，一直坚持与劳工和少数族裔合作，认为必须要组织同性恋的集体行动，才能改变压迫同性恋的社会结构，争取全世界所有少数群体的自由。这种将同性恋受压迫状况和更广大弱势群体的命运相连的视角，于当时还将同性恋作为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流左翼而言，非常难以想象。

     1969年6月，由警方恶意临时检查引起的“石墙暴动”常被认为是当代同志运动的起源和导火线。但这一论调一直受到质疑，同性恋组织在1969年之前绝非偷偷摸摸的孤魂野鬼；同性恋者能在一朝一夕发动草根性的解放运动，正是以二战后散落各地的同性恋圈子为基础。而石墙之所以成为政治化的符号，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许多同性恋组织的反应无法唤起民运年代的群众情感，而左翼出身的同性恋运动者们则用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把石墙运动发展成重要的运动象征。

     1969年夏天，同性恋解放阵线在美国成立，并在随后的一年内发展到全美各地。同性恋解放阵线深受当时蓬勃的黑人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影响，在它们各自的策略中，考量文化和阶级的历史关系、地方上和国际上的力量。60年代衍生的这些运动被统称为新左派运动。事实上，当时许多人都同时参与好几个运动，很多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早期就是新左派运动的成员。与新左翼运动一脉相承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将资本主义视为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强调资本主义、性压迫、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尽管当时左翼同性恋仅仅是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支，但这些团体的运动立场和分析，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Carl Whitman在1969年的《同性恋宣言》中将同性恋斗争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家庭制度和异性恋霸权的意识形态。

     “争取平等和尊重的妇女运动和我们一样，都是在对资本主义对少数群体的角色划分和剥削，对那些自大的白人直男癌发出挑战。我们和妇女运动之间当然有差异和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同性恋群体自身的‘男权思想’。”

    “同性恋的解放必须要和女权运动、少数族裔解放和白人中的思想进步者联合在一起…我们要在同性恋聚集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制度，重新定义自己，建立免费的学校、粮食合作社还有非‘异化’的休闲娱乐场所。”

     “直人对同性恋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些僭越了异性恋规范的同性恋。这时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会去谴责那些很娘的同性恋。许多同志现在还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如果有人因为公开了自己而遭受到许多否定和歧视，一个解放了的同性恋应该将矛头指向异性恋社会，而不是他们。”

    这样的一份宣言很好地将每个同性恋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压迫同社会经济现实结合在一起。当时有许多团体都把“性压迫”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析作为行动的基础，如洛杉矶研究小组、淡紫红色联合会、同性恋左翼共同体、同性恋社会主义行动计划等。同性恋左翼共同体在他们的刊物《同性恋左翼》中写道：“（这份刊物）希望促成一种同性恋压迫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同性恋运动中推动一种将反对性压迫和社会主义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论述...由于和性别的劳动分工捆绑在一起，性压迫将无法在资本主义中消除。因此，在性解放中至关重要的是，同性恋需要将自己面临的压迫同在资本主义系统运作的更广泛的剥削和压迫机制联系起来。”

     有些同性恋左翼团体也注意到了同性恋内部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女同性恋受压迫的特殊性。一个名为“复仇女神集体”的女同性恋团体在她们的工作中聚焦于运动中的“阶级特权”、商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问题，并开始发展一种超越局限在个人、文化和公民权利议题上的女同性恋论述。

呼唤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性恋运动

    尽管从未成为主流，但曾经充满了进步想象的同性恋左翼运动，也从80年代开始急转直下。当时许多创始人甚至都逐渐放弃了这些组织成立之初坚守的原则。主要的社会主义社团也坚决排斥性和同性恋的议题。在无数没有结果的党内斗争中，这些同性恋社会主义者的激情也燃烧殆尽。全球的艾滋恐慌、右翼势力的上台和新自由主义开始洗刷我们对运动和政治的想象。

     Lisa Duggan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了“新的同性恋正统”的说法。她发现，8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同性恋运动，不但不挑战以异性恋正统为前提的霸权制度，并且支持并继续维持这套体制。同时，这样的政治向国家和异性恋霸权许诺，只要“性少数”能够获得同等的（局限在婚姻、参军、养育方面）权利，那么被政治动员的同性恋群体将会被遣散，同志文化将全面的私有化、去政治化并且固定在家庭生活与消费领域。

     这样一套运作方式建立在都市中产阶级同性恋的日常实践和生活诉求之上。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和商品消费捆绑在了一起。一种“市场友好”的同性恋身份开始在商业空间中怒放，我们有了同性恋的餐厅、夜店、化妆品、洗浴、民宿、酒店、旅行团。同性恋成为了商家们梦寐以求的市场，“她/他们有两份收入却都没有小孩”。

     一种“无差别”的同性恋叙事将财力充沛和享有特权的经验说成是全体同性恋的生活经验，并将这一种叙事作为指导同性恋应该如何生活的脚本。“同性恋喜欢用苹果不用三星，护肤品的消费力很强，喜欢去酒吧、夜店、影院，买国品牌……”这些充斥在《中国LGBT群体消费调查报告》中的“发现”也在向我们不停的宣告，同性恋的身份早已被物化成了一种关于商品消费的生活方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学会如何“正确”的消费几乎成了做一个同性恋的入场券。

     雇佣劳动和家庭结构功能的转变，让许多人得以脱离异性恋核心家庭，在都市的空间中发展自己的同性情欲和关系。问题在于，消费资本主义到了今天，我们在工作以外的一切生活和空间都被私有化、商品化，我们只能依靠极低的工资和福利来消费商品，满足生老病死，还有几乎所有的社交需要。要做一个能交到朋友的同性恋，你必须要有消费的品味和能力，会穿衣打扮，能够出席同性恋的社交场合，长得不可以难看（不好看就花钱去整）。有许多人相信一个个以同性恋友好为标语兜售产品的“彩虹经济”能够让社会变得更好。没准不久的将来，国际不再恐同日也会变成另外一个购物狂欢节。可是谁会变得更好呢？是库克和他的同性伴侣还是富士康流水线上正在为国际不再恐同日购物节加班赶货的同性恋工人？在反对霸凌同性恋的一天，我们需要厘清的是，究竟要反对谁对谁的暴力？在同性恋的骄傲的日子里，究竟谁才可以骄傲？

     “骄傲”曾经是1960年代各个社会运动的凝聚点——从黑人解放、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到同性恋解放。它代表着要改变不公社会制度的反叛精神。而今天骄傲似乎也换了另一重意涵，变成了“我优秀我骄傲”、“我消费我骄傲”，而不再是“我不是我反叛（建制）我骄傲”。同性恋运动走过半个世纪，我们曾经有过许多颠覆性的政治想象，质问为什么我们必须靠商品，才能将自己定义为独一无二的个体，才能确保自己的幸福；我们尝试着从性别的压迫出发，寻找与各种受压迫群体的联结，探寻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是建立在少数精英压迫其他人的劳动、性、族群和文化之上；我们曾努力创造新的方式、新的组织去改变这个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相互勾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却好像开了倒车。在新的时代里，同志们，我们拾起前辈的遗产再出发吧，走向一个反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性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