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考“另一片海”      


在著名的《关于他人的痛苦》的开篇，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讲了个故事：1938年6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出版了《三几尼》，对战争的根源做了勇敢的但不受欢迎的反思。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伦敦一位著名律师来信所提问题的迟到答复，这个问题就是“你对我们如何防止战争有什么看法？”。桑塔格分析道，尽管伍尔夫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感，但她的理由却是丝毫未能摆脱陈词滥调。原因在于，“像伍尔夫那样只在照片中阅读一般厌战观点所证实的事情，等于是在回避与西班牙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国家的接触。这等于摒弃政治。在伍尔夫眼中，就像在很多反战辩论家眼中，战争是通称，而她所描述的影像，则是无名的、通称的受害者[1]。”桑塔格的评论，实际狠狠打击了唱着“人性”的老调子兜售廉价而脱历史、脱现实的同情心的作家们。战争当然是残酷的、惨烈的，但是真实的战争历史中必定有正义和不义的对立，有扎根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中的是与非，因此，滥情的人性感伤根本上只能成为观看他人痛苦时宣布自我清白的安慰剂。所以，桑塔格认为：“如果不对影像进行思考，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观看[2]。”进一步来说，哪怕你身临其境，如果不对此境况、事件、人物、情感进行“思考”，同样，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看见”。

不是看见他人的痛苦，而是凝望他人的痛苦，更是通过思考他人进而返身自我的痛苦，这就是香港独立记者张翠容一直以来孜孜不倦展现在读者们眼前的新闻追求和道义理想。

张翠容的新著《另一片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有着一个看上去特别容易引起人们误会的名字，一不小心还以为这是一本流行时髦的小清新风格的文艺读物。幸好，它的副标题坦陈了作者的意图：从“阿拉伯之春”和“欧债风暴”来探讨新自由主义对地中海国家带来的伤害与苦难。当我们顺着作者的采访和思考轨迹，一步一步仔细读下来，会深深发现，原来还真是“另一片海”：那是处于世界主流媒体给普罗大众描绘、叙述、渲染之外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环地中海世界，也是一个处于东西方国家政权围绕“阿拉伯之春”、“欧债危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所制造的话语迷雾之外的日常生活世界。随着阅读的展开，文艺气息渐次淡去，主流迷思逐层剥离。南欧，北非，一脱往日被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富庶浪漫而又慵懒闲散的刻板印象，以其困顿揪心而又焦灼迷惘的真实形象呈现在了你我眼前。这是一个处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复杂角力场中的地区，它的现实惨淡景象及其历史因缘、结构困境，经由张翠容的深入体验、娓娓道来和悉心勾勒，居然是那么触目惊心，但又令人愤慨深思。

二、“债”如何成为“天经地义”？      

其实，书名的灵感源于作者心仪的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遗作《另一片海》。导演试图通过影片展现的正是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之后的希腊现实：作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希腊，国家债务缠身，濒临破产，同时欧元集团强力施压，迫使希腊政府紧缩财政，变卖国有资产，百姓苦不堪言。但更为荒谬的是，希腊不仅面临政治、经济的重重困境，甚至在文化上也遭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污名化宣传，比如“好逸恶劳”、“四十岁就退休”、“逃税”、“高福利”等等“迷思”（Myth）的话语建构。可希腊人实际的情况却是，退休年龄都在六十五岁，并且政府还要延长到六十七岁。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希腊人每年工作2017小时，平均工时比德国长40%，但福利却远远不及德国，税率更是不断提升。同时，欧盟还要求希腊政府将25岁以下的最低工资削减32%，25岁以上的削减22%。跟随张翠容重新凝望爱琴海，少了份想象的浪漫，多了许现实的悲怆。

但是，张翠容的笔触并未止步于现象的描绘和同情感的发抒，而是试图深入希腊惨淡景象背后的历史脉络去一探究竟。正是这一点，使得张翠容的文字有了一种历史分析的厚度。希腊，经过20世纪早期的多场巴尔干战争，加上两次世界大战，逐渐由君主制走向了共和制。但内部权力的左右争斗加上冷战的国际政治博弈，又接连造成君主复辟、军人独裁。直到1974年，希腊才再现共和返回民主体制。但这个所谓的民主体制却空有其名，无论右翼坐庄还是左翼上台，都是朋党为用，私相授受，同时大借外贷度日，贪腐政治变本加厉。2000年后，希腊加入欧元区，政府更是可以低息举债，愈发毫无节制。问题在于，如此负债累累的政府之所以还能入欧元区的局，全靠了美国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的所谓“金融创新”手段的掩饰，金融罪行使得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如饮鸩止渴越陷越深。同时，随着加入欧元区，本就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希腊又踏上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希腊劳工不再便宜，工厂逐渐停产。可希腊不是西欧，没有尖端科技优势维持经济发展，普通人民生活举步维艰。兼之负债累累，德国等欧元区大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追逼希腊政府削减赤字，胁迫希腊出售国有资产（包括机场、公路、国有企业、银行、房地产、港口、自来水公司等），通过几乎卖掉整个国家的私有化方案套取现金归还债权人的债务。这种现实造就的便是希腊自杀人数的节节攀升：2011年1至5月，希腊自杀率比前年同期暴增40%，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绝望无助的老百姓自杀新闻。

希腊所发生的故事，正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广造成的历史恶果。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金融化[3]”。希腊的问题正在于，徒有虚名而实质贪腐的“民主政治”，施行去监管化的金融政策，无节制借贷而又无能力还贷，从而被裹挟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车轮下。看似“欠债还钱”应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正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质问的那样：“‘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它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债权人借出愚蠢的贷款呢[4]？”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正是，不负责任地借贷给劣质民主的国家政权，然后导致这些国家产生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继而为了世界金融机构免受拖欠债务的威胁，强力施压债务国进行以私有化、削减赤字、降低工资和福利、提高税率等为手段的所谓“结构调整”，最终使得债务国完全失去经济独立，变相进行经济殖民。就此，大卫•哈维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倾向于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5]”。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还有更为恶毒的手段，那就是为了使这种种不公正的政治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还要通过国际金融力量操纵的大众传媒普及“个人成败”、“创新精神”、“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将债务国及其普通人民的生活灾难归结为“懒惰”、“愚蠢”、“不上进”等个体性弱点或国民劣根性而非结构性原因，所谓“欧猪五国”（PIIGS）的贬称，正是这种污名化手段的拙劣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的灾难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造成的恶果。

注释

[1]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第7页，2006

[2]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第108页， 2006

[3]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第38页，2010

[4]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孙碳、董子云译，第3页，2012

[5]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第81页，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