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意味着什么？父权文化规训女人成为无私奉献的“好妈妈”是对女人的压迫和剥夺，但做母亲也能成为赋权的体验和力量的来源。一篇来自台湾妈妈的文章，希望打开我们对母职的想像，看到育儿不仅是私领域内的活动，它也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行动，将对孩子的爱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追求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会。


“为母则强”，你对这四字箴言的理解是什么？为母则强，形容女人在成为母亲后，赋权与身心变得更强壮的过程。有人认为，为母则强，使得女人在面对育儿的辛苦时，即便是在不合理与艰困的环境下，也会具有默默承担的韧性和克服万难的毅力。不同于这种“阿信”的解释，为母则强，我认为是一种育儿的实践，是作为母亲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为母则强，让女人愿意挺身挑战社会的不公义，追求一个有未来愿景的，更美好的社会。

母亲的盼望

     我是个1岁4个月孩子的妈妈。孩子出生之后，我常看着他脸上的笑容出神，然后想着，十年、二十年后，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笑容还会像现在一样的无忧无虑吗？和天下无数的妈妈一样，希望孩子快乐是我最微小的盼望。但是，这些日子来，面对无能、没有作为又漠视民意的政府，我经常担忧这将是个奢侈的想望。

     周遭的朋友常问我：“有了小孩后，生活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成为妈妈后，我看世界的角度，多了孩子的视野和观点。我开始留心，空间的设计和安排，是不是对孩子不够友善；我开始关注，媒体所传递的讯息和价值，是不是充满偏见和歧视。成为妈妈后，我对未来的想像里，有孩子正在成长的身影，我开始思考，我们大人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对孩子未来的影响是什么。从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自由经济示范区到核四厂，这些重大的政策，是否只是服务少数人的利益，但却让我们失去长远、永续的未来？

     从反服贸到“终结核四还权于民”的全台串联，在这些自主公民运动中，我看到不同的母亲形象与母职实践。我们可以选择顺从统治者与既得利益阶级的价值，把孩子当作不会思考、无知、没有判断能力的客体，以爱为名，召唤孩子回家；身为公民与母亲的双重身分，我们也可以选择以公平和正义的价值教育孩子，尊重和鼓励他们的社会参与。

     我们的价值选择，决定了我们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会影响未来社会的走向。我们，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妈妈呢？

做妈妈只是家务事？

     美国女性主义诗人Adrienne Rich在《女人所生》(Of Women Born)一书指出母性的双面刃：母职对女人而言，可以是压迫、限制和剥夺，也可以是滋养、力量和充权。女性主义批判母职对女人所造成的压迫，并不是来自女人成为母亲后的育儿经验或是与孩子的亲密互动，而是来自母职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 motherhood)。在父权社会脉络下，“好妈妈”形象是单一且扁平的，强调母性天生和无私的母爱，女人不被鼓励说出照顾小孩的挫折和疲累，我们也担心揭露自己的软弱后，会被贴上“不负责任”或“坏妈妈”的标签。父权文化规训“好妈妈”要顺从听话，服从主流的支配价值，“好妈妈”被要求要善尽份内的家庭责任，不可以擅自跨越公私领域的界线，参与公共事务甚至被视为是一种不当的行为或是失职。

     2014年4月27日，反核民众占领忠孝西路，28日凌晨，警方开始强制驱离。驱离行动中，有一群父母手抱幼儿，坚持静坐在现场，表达他们支持废核与面对国家暴力时的立场。之后，媒体以斗大的标题指责这群家长将儿童当作人肉盾牌，国民党的立委也呼吁增修正《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禁止“使儿少处于易发生立即危险或伤害的环境中”。陆续，已有儿童工作者以及驱离现场当晚的父母，指出儿童不只是应受保护与照顾的对象，他们更是行使权利的主体，他们的发声权与社会参与权应受到尊重。批评的声音，认为这群父母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没有考量孩子的利益，让孩子身处危险的环境。卫生福利部甚至代表政府立场发言，呼吁正常作息对孩子的重要。

     父权文化定义的“好妈妈”，得遵从家庭优先的守则，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呵护。什么是好的照顾，除了依循以孩子为中心的发展论述，更不能违反常规的期待和标准。母职的实践不仅是以家庭为场域，更为了巩固和确保(父权)家庭的运作顺畅。因此，在“427不核作运动”后，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平时我的孩子十点钟还不睡觉，我就会很焦虑了，更何况还是带着孩子夜裡在街头静坐。”有人主张：“和小孩一起做的活动，不就是唱歌、跳舞、读故事书吗？这才是这个年龄的孩子该做的事情。”这些回应，狭义地将育儿规范为私领域进行的活动，是(父)母亲和孩子间的亲密关系，却忘记，母职的政治性，以及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从来就无法脱离我们所处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脉络。

最好的育儿实践？

     当代母职的重要特征——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结合科学论述与资本主义消费，不仅更加强化了父权体系对母职的监督和控制，也为母职实践画出严密的物质与非物质的界线。

     社会学者Sharon Hays指出，密集母职是特定历史时空与社会建构的产物，影响并形塑现代社会的母职实践。密集母职强调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养方式，专家论述的权威性，以及在育儿过程里，母亲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力。特别是初为人母者，一方面得面对“做妈妈是女人天性本能”的父权思维，这种论述强调母性的自然，以及母职作为本能，对女人而言应该是简单轻松、迎刃有余。因此，在遭遇育儿的困难时，我们常常深陷愧疚、焦虑和恐惧失败的情绪，不断检讨自己，怀疑自己不是“好妈妈”，也担心自己的失格会对孩子造成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专家论述取代女人和小孩在养育过程中互为主体的经验，不但被视为是育儿的圣经宝典，也成为用来衡量“好妈妈”的标准。

     儿童发展理论强调0到3岁是人生的黄金期，母亲在这个阶段的付出和投入/投资，几乎可以决定孩子未来的人格形塑和影响他一生的发展。育儿活动的安排，不再是随兴或漫无目的的打发时间，而是需要更有计划性的导向特定的训练内涵和任务指标。给孩子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都是一系列精心的搜寻、比较和研究后的决定。近年来，市场上出现针对婴幼儿的游泳学校、音乐律动和体育课程等，这些高度组织化的活动，不仅提供父母(往往是妈妈)一种育儿安排的选择，也成为许多家庭每周固定的亲子行程。这些课程往往强调的不只是好玩，而是诉求计划性栽培的重要，透过更有系统的刺激和引导，可以激发小孩更大的潜能和发展性。

     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将这种中产阶级的养育文化逻辑命名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指的是父母有计划、有目的的参与和规划小孩的(课后)时间安排。Lareau的研究是以育有9岁和10岁小孩的父母为研究对象，不过，我们可以观察到，协作培养的哲学，早在孩子还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渗透在日常的育儿实践。

     受到资本主义消费的影响，购买行为成为当代母职实践重要的管道之一。婴儿用品的广告，以“给孩子最好的”，作为商品包装和行销的手法，往往能点燃妈妈心中的购买欲望。“爱她，就要给她最好的”，消费成为肯认自己作为好妈妈的指标，购物买的不仅是物品，更是母爱的展现。

     这是现代妈妈的焦虑。我们忙着检视自己、监控孩子的发展；我们不停的在追踪最新的育儿资讯，抢购所谓的梦幻逸品。这样的焦虑，不仅让我们在个别化的育儿关系中心力交瘁，也将育儿实践的场域圈限在儿童的发展、家庭的日常实作和资本主义的消费行为。我们失去了对育儿的想像，以及看见其他的可能。

只是养小孩？母职作为改变社会的场域

     女性主义学者Nancy Chodorow在《母职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一书指出，母职的工作是构成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小孩借由母亲开始社会化的历程，学习社会价值、道德准则、性别关系，以及家庭内外的性别分工，因此，女人的母职不仅对家庭而言极为重要，也可以成为改变社会的实践。

     作为妈妈，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教养孩子。我们可以选择一条阻力最小的路，遵循既有的社会规范，不去挑战现存的不合理和压迫，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成为“人生自己负责论”的信仰者，继续经验和复制那些我们遭遇过的不公义和痛苦。我们也可以选择透过母职实践，质疑和反转统治者的价值。身为女人，我们的成长经历许多因为性别造成的歧视和不公平，我们或许保持沉默，或许起身对抗；我们或许觉得伤害，或许饱受痛苦。因为这些深刻的经验，我们体察和认识到追求公平正义的重要。

     作为妈妈，比起现在，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成长在一个更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社会，机会和资源的分配更加平等。每一天的生活里没有恐惧、没有压迫，人和人之间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他不需要担心自己是个阴柔的男孩，而会被同侪排挤，不管他爱的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获得祝福。他的人生，不会因为性别、性倾向、族群和阶级，而有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这是我，作为母亲的忧虑，也是作为母亲的盼望。如果社会没有改变，我们的孩子将继承现在年轻人的烦恼：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房价、存不了钱的穷忙人生、失灵的制度、无法取信于人民的政府……。对于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不该只是冀望于政府，而是问自己，我们可以为孩子做哪些努力？

     全台湾遍地开花的“不核作运动”中，高雄有一群妈妈们发起“我愿意为你反核”的活动，她们选择在捷运车厢内朗读反核绘本、发放黄丝带和反核单张。她们带着孩子，一起实践作为公民和妈妈的双重责任，她们不仅以具体的行动支持反核的立场，也透过具体的行动，教导孩子重要的价值和人民的力量。这群妈妈们，也让我们看见，母职如何作为改变社会的场域。

     母职是一种亲密关系，是和孩子之间每日每夜的情感累积，天真的童言童语、灿烂无忧的笑容、安稳熟睡的脸庞，都是日常生活里让人耽溺的小确幸。母职也是一种政治行动，我们可以将面对不公义的愤怒，汇聚成改变的力量；我们可以将对孩子的爱，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追求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会，是母爱的体现。

     给每一个正在创造自己的母职实践的妈妈。


作者| 梁莉芳，台湾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
来源| 巷仔口社会学，原文题为《为母则强：母职作为改变社会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