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水客？
所谓“水客”，是指频繁来往于香港与深圳之间，靠每次携带少量商品赚价差的人。目前，深港两地均有专门的水客组织，不少水客集团已经是规模运作、大宗带货，确实不乏触犯法例者，诸如水客全身上下携带上百部iPhone的奇闻也早已屡见不鲜。但除了组织化的专业水客，深港两地还有大量散带散卖的业余水客，这种则类似小宗代购。
在深圳的口岸附近，常常聚集了大量的收货人，他们负责收购水客从香港带到深圳的货品。一般来说，水客会从自己的收货人处得知需货信息，然后过关前往香港，购入需要的货品，再回来交货结算。收货人收购货品以后，再转卖给有需要的上游买家，比如国内港货店的供应商或商品经销商。如果没有专门的组织和可靠的需货信息，普通的业余水客不会带风险太大的货品（虽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利润空间），所以大多只带普通日用品，如奶粉、零食、纸尿片、牙膏、洗衣液等。笔者了解到，这样一个带日用品的普通业余水客，跑一趟起码要带约二十斤重的日用品，利润率却不到10%。所以我们常常在新闻报道上看到水客带着夸张体积和重量的货品两地奔波，实属无奈之举。
水客自己怎么说？
同时，常常有中港两地媒体援引不同的数据，争执到底水客是香港人居多还是大陆人居多。2013年10月，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水客当中有内地人及港人，港人比例更高达六成。我们这次不妨换个角度，走进水客的个体生命——看看下面几则选自不同港媒的陆港水客故事报道：
“来自深圳的老陈今年40多岁，太太在深圳一家夜场做清洁工，家里有2个孩子。2010年由于没找到合适工作，在朋友介绍下做了水客。这份从事了3年多的职业，老陈用3个短语总结，分别为：冒险，把自己当畜生使，以及学会‘听不见’。‘第一次是带2台iPhone，在火车站一家电话公司营业厅门口等货主，留个通行证和身份证复印件给货主做押底，到上水后联系接货人，给看通行证就能拿到货。’老陈的‘水客体验日’刚好是周末，人特别多，他和几个一起拿货的人在队伍里像蚂蚁般慢慢挪动着，期间不时被其他拉箱的水客插队。‘印象特别深，有旅客说：难怪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都是你们这些低素质的水客造成的。我当时心里咯一下，脸就红了，特别想挖个洞钻进去。’……回到深圳以后，老陈根据货主的指示，将2台iPhone送到了香格里拉酒店后面的公园，收货人给了他160港元。‘减去来回40港元车费，赚了120（港元）。’交货后，货主问他下次还去么？望着手中那160块钱，老陈坚定地回答：‘去！’ ……他称自己不敢冒险……转战日用品后，老陈认为风险小些了，但轻松的日子也结束了。日用品一般是‘混搭’携带，货主会事先将各种用品分装成箱，水客只需拿着手推车到距离上水港铁站2公里的派货点接货即可。一般是4箱货物150港元，5箱货物180港元。……按照水客们的经验，到了罗湖关的验证厅后，最好不要推车，直接提着四箱物品会更加安全。但‘几十斤重的东西，提着走十几米就很吃力了，而且不能停，要一直走出深圳入境大厅才能放下东西。’老陈张开自己的手，上面布满老茧，这是职业水客的职业特点之一。‘从拿货处到收货处要走7公里，拿到手的那150港元看着就有血有汗。都说做水客容易、自由。这钱绝对不好赚啊！’他感慨。……‘经常遭受歧视、白眼，但我们要在这个城市生存、要养家，就必须忍受一切。’老陈称，其实货主更喜欢港人水客，港人水客每天最少都能跑4趟，运货也比内地水客更安全，‘他们带货风险小，但工钱又比我们高。’
“在香港这个相对富裕的社会，走上带水货之途始终不是光彩之事。在记者访问的几个水货客中，他们有的是为自己追求物质享受，但更多的都是为势所逼，反映香港基层生活艰辛和贫富悬殊确是不争的事实：
年长的水货客黄伯(化名)：我知不少人很憎恨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病倒在家里，我们饿死了，同情有什么用，谁来照顾我们呢？
年轻的水货客Amy(化名)：当水客，赚的钱多过去打份工。至少能在年尾的时候，给自己买上不错的相机，也能给阿爸阿妈送上不错的手信。
年轻的水货客明仔(化名)：我好穷，但我没申请综援，就算申请了，也解决不到什么问题。我靠自己手脚挣钱，心安理得。当然，有时觉得对不住那些有了baby的人。”
“在前往罗湖的列车里，记者与一位长者水货客老陈(化名)聊天，他也是香港人，居住于香港新界西地区的一间房之中。他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希望能够安享晚年，但是如今百物腾贵，生活成本上升，不得已，做了这一行。老陈告诉记者，如今三餐饭，最少都要有七十港元。但是，每个月的长者津贴根本就不够用。因为又患有轻微的心血管疾病，以及随着年老体衰的加剧，若再加上看医生、去药房买药的钱，只是适用于昂贵私家医院的长者医疗券显得杯水车薪。去公立医院的话，每一次头痛脑热，都要花上一百元，还要等候很久。……就香港现况来说，老陈认为政府提供的养老院宿位是有限的，虽然已经申请，但是都要等上很长时间。实际上，随着自己步入老龄，花的钱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保养、健康维护，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成为水货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总不能在家饿死、有病不看医生啊’。……随着港府对内地水货客打击力度的加大，具有香港居民身份的水货客，价值愈来愈大。每天往返次数越多，越能挣钱。因此，长者们很多时候，是在和香港的这些后生同行们进行竞争……”
“事实上除了长者，也有年轻人成为水货军。……记者与一个青年水货客阿健(化名)在罗湖海关外的车站进行了交谈。……他告诉记者，成为水货客，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作为一个‘双失青年’（按：即无正式工作，也非全日制学生的年轻人），既不住公屋，也不领综援，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没什么不对。他称，目前大专生毕业都很难找到工作，没有学历，找一份体面的全职工作，显得更加难。如果只是去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工种，则最多也只能够自己一个人去生活。成为水货客的动力，来自于拍拖，来自于要购买当代青年人都有的一些必备电子产品，来自于外出旅行的愿望。……不管是专制抑或业余年轻水客，他们都觉得，现在年轻人很难上位，香港的资源饱和，未来的生活充满艰辛。能有一份当水货客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为什么？怎么办？
为什么会有如此“猖獗”的水客现象？表面上看来，确实是大陆的东西物劣价昂，香港的东西物美价廉；而随着大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对港货的需求越来越大，其中还存在汇率和关税的差价，有利可图，所以才有大量水客存在。所以最近香港有立法会议员提出要取消深圳的一签多行政策，以打击水客现象。
但是如果把水客现象放置在陆港两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下思考，问题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香港号称是全球最自由、服务业主导程度最高的经济体。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2013年香港年报，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主体的是第三产业，比例高达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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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香港年报2013）
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港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中占最大比例的，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金融、保险、地产等行业，而是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比例达29%。
即使从2013年香港劳动人口就业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就业也集中在第三产业，其中又以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聘用人数最多。试问，如果不靠进出口贸易、批发及零售，香港经济何以保持繁荣？在深港两地辛苦跑水的水客，难道不也是贡献其中的一份子吗？
（图片来自香港年报2013）
同时，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教科书样本，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教育商品化都愈演愈烈，因此只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就内地而言，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内地老百姓不敢吃、不敢用，确确实实是“国之大耻”，而且当富豪精英可以全身而退，举家外迁，离开内地的时候，真正“贫贱不能移”的却是最基层的普通百姓。就香港而言，基层老百姓跑水既是无奈，也是痛楚。这是香港水客的无奈和痛楚，更是香港社会的无奈的痛楚。如果一日不把蛋糕分配中的毒瘤割掉，底层的老百姓就不得不陷入跑水的命运。如果我们对社会分化和结构性背景视而不见，而将一切社会争议全部转嫁于族群冲突，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无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而且问题只会更坏，不可能更好。
水客并不是见钱眼开的低素质内地人，而是跨越两地苦于生计的底层百姓，是两岸的差别贸易政策，以及不平等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
本文为破土工作室特约供稿，破土公众号（potu_groundbreaking），作者郝建，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保留此声明及原文链接，并完整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