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哈维最显著的传播形象是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性批评家。作为地理学家，他致力于发展对现代景观进行解读，揭示支配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不断更新的力量及其机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传统，即坚持从资本积累物化过程和阶级斗争冲突结构来透视现代城市的内在矛盾、冲突和危机，并主张对其进行积极的替代。作为地理学家，他的论题是集中的，即城市化过程，不过，以其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后现代性状况》这一著作来看，他的地理学探索更代表了后现代化的地理学视角而难以与那个知识传统沟通。因为，他在文学艺术这些表层的文化现象与全球金融和商业代表的资本积累机制之间的穿梭，不仅在论题上而且在主题上都越出了传统地理学，或重新定义了地理学。事实上，哈维、格利高利、索亚、麦克尔·迪尔以及以他们为中心而形成的多个团队的确改变了“地理学想象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声称自己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资本的界限》（1982年）所描述的地理学化的“资本论”框架，即从“物”或空间（固定资本）的角度分析资本积累的过程及其内在危机。这一框架，或者按他自己的另一种说法“《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引入地理学，同时也以地理学视角重构了《资本论》。这便造成了一个有趣的吊诡：如果《社会正义与城市》这本代表着哈维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著作基本思路是把景观（城市）历史化（变成城市化过程），那么他由此进一步的理论深化恰恰改变了具有19世纪对时间优先性之历史哲学依赖的历史唯物主义旨趣，从对客观历史规律的探索转向包含多重内在冲突的当代社会进程的分析，这便是其提出“把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口号之内涵。正是在地理学、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不同传统之间“联接、跨界和越轨”，在知识学上，就难以把哈维这样的思想家归入某种既定的框子，贴上单一的标签。当然，在欧美思想界，即便是严格的地理学界，哈维都不是例外或“另类”。实际上，这是整个“后68”传统的典型特征。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代表着整个60年代激进文化运动的失败，其后欧洲左翼（特别是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快速分化，在这过程中，既产生了像哈贝马斯那样向传统复归的思想家，也产生了像福柯那样试图摒弃笛卡尔传统的新型的知识界“不服从者”。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的描述和预言，代表了后一路线，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法国激进知识学的特征（被美国理论界称为French Theory）。这一知识学特征，由拉康、巴特、福柯、鲍德里亚等一大批理论界共同定义，并且改变了全球知识版图。对于他们，由于不能简单地以现成标签来分类，所以人们往往以含糊的“后现代理论家”来描述，即反叛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家，其核心特征在于把当代创造性的和进步的政治学之中不同观念接合起来推动伦理和批判的实践，把不同知识领域、不同立场，以及理论和实践联接起来，打破学科、话语的藩篱以及它们与权力的联系，从而创造全新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哈维不是这一传统的直接传人，但深受其影响。例如，他对话语理论的重视，以及把福柯、德里达都纳入辩证法传统，无疑都说明了这一点。
更值得强调的是，如果说哈维代表了在后现代知识氛围中地理学（一个领域、一种知识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一种政治立场、一种知识传统）的对接，他真正“另类”的地方在于：“后68”激进左派试图通过后现代化和后马克思化———即告别由马克思所代表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实现政治和知识上的突围，而他则在尊重这一语境的前提上毅然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又坚持了其代表的统一性知识诉求。这是其可能受益于列斐伏尔并与后者高度相像的地方。从表象上，无论是领域，还是视角，哈维的著述都提供了非常广泛和丰富的东西，但他的探索却从来都不是片断的（尽管亦存在着局部之间的逻辑张力问题），而是整体的。
1996年出版的《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完整地代表了哈维整个知识学旨趣，在某种意义上，亦是其知识学纲领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该书结构清晰地呈现统一性理论诉求的构成。第一部分“导向”谈的是方法论基本假设，即辩证法；第二部分“环境的本质”和第三部分“空间、时间和地方”分别是从环境和立足两个层次呈现了他对经验的思考；第四部分“正义、差异和政治学”即是价值论或对策论。以此作为参照，我们便会认识到，虽然哈维涉及的领域和问题广泛、跨越的层次众多，但他的主题却非常集中，这正是他所称辩证法精神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概括哈维理论探*索的三个显著的特征：（1）始终如一的元理论执着；（2）对前沿问题的敏感；（3）深层的乌托邦依恋。从20世纪70年代初始至今，以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变迁为中轴，哈维始终在这三个层次上穿梭。在第一个层次上，《共产党宣言》地理学或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地理学想象、社会空间辩证法或时空相关性理论等不同的术语表明其在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两个理论领域的贡献；在第二个层次上，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解读，以空间为中轴联系起来的城市化和资本积累之间关系是其分析的重点，他以空间固定、时空压缩、资本的弹性积累、剥夺性积累、新帝国主义等术语阐明了自己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在第三个层次上从20世纪70年代关于社会正义的呼吁，到80年代提出“人民地理学”纲领，再到90年代关于“可能的城市世界”之断想，最后是新世纪以来关于“希望的空间”和“反叛的城市”分析，尽管理论建构略显薄弱，但却是一直是贯穿于其理论探索并引领研究的强烈冲动和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方面，正对应于一般人文社会研究的三个层次：理论假设（框架）、实证分析和对策。从这一角度来说，哈维体现了人文社会研究中的那种综合性特征，在深层上也体现了统一性理论诉求，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确切地说，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代表了那些更接近马克思的综合性社会理论探索路线，而非在某些局部领域或理论观点上有所贡献的理论研究。
从外部看，哈维的这一探索特征受到三个方面原因的影响：人文地理学中的转向、他早年的学术训练及马克思主义立场。地理学转向突出了人文主义立场，早年的学术训练使他始终具有认识论偏好，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切则使得他保持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乌托邦想象。从逻辑上看，这是一种试图完整地表述和诊断现代社会抱负的必然要求。列斐伏尔在其之前就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在更大的理论范围内，诸如吉登斯、布迪厄等当代社会理论大师，无不如此，即综合性的思想家。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哈维在20世纪下半叶以后产生显著影响的理论家集体中的位置。
二、
正是其思想的综合特征，不同的评论者对哈维理论核心贡献的认识有明显的差别。例如，瑞泽尔从社会理论角度强调了时空压缩观念，而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他是20世纪末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我们强调从元理论、经验研究和对策论三个层次在逻辑上把握其理论要旨的基础意义。
1.探索人类历史地理的时空辩证法
按照索亚的提法，哈维是后现代地理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地理学的后现代化，其焦点首先在于对地理学之空间假设传统的更新。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区分以及把空间生产理论化对此具有基础性意义，所以一般他被视为这一理论动向的最重要奠基人。哈维把马克思主义引入地理学，首要的问题便是改变了传统地理学关于自己研究对象———空间与地理———的定义，这一点无疑受到了列斐伏尔的影响。不过，在把地理历史化———把地理视为人类活动产物———的过程，哈维并非仅仅从地理的生产性质（也即社会建构性）强调其人为特征，从而像索亚那样把问题赌在异质性想象上（这正是“后现代”的基本意谓）。实际上，哈维试图在列斐伏尔关于体验性、概念性和活现空间的三分法基础上对绝对性、相对性和关系性时空进行三重划分，形成一个三乘以三的矩阵模型，为地理和空间研究提供一种综合性框架。
哈维关于元理论的思考反映了在告别宏大叙事的后现代背景下重申统一性理论的诉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氛围中的独特性。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和泛滥本身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规划在欧洲的失败有关，它所主张的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亦对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的冲击，这需要马克思主义对之做出回应。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性批判本身便具有“后现代”的含义，这使得许多后现代论者都与马克思保持着复杂的关系，直接援引其作为自己的资源，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构成后现代思想演化的最重要推动力。同时，马克思批判的辩证视角恰恰又为后现代思想之无尽的多元和裂散提供了一种缝合工具，从而能够为其在知识学上保持最低限度的确定性做出贡献。列斐伏尔的工作做出了一个卓越的示范，其空间生产理论既推动了地理学的后现代化（如索亚所言），又在后现代氛围下为维持统一性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哈维曾经对自己的元理论探索过程有一个总结，明确强调了列斐伏尔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哈维探索始终的元理论兴趣以及那种表述元理论的策略，并不能简单地从其早年学术旨趣———《地理学中的解释》便是探索地理学元方法的———及其路径依赖得到解释，而必须将之与其乌托邦冲动联系起来。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对自己研究纲领进行总结概括的文献中，哈维自己解释了这一点。在哈维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左派对普遍主义的怀疑使自己丧失了前提。因此，他希望借助于雷蒙德·威廉斯的“战斗的特殊主义”（这源自对列宁“战斗的唯物主义”倡议的挪用）思想为左派的全球抱负提供建设性思路。在这一思路中必须重新考量元理论，因为“理论绝非纯粹抽象那回事。理论实践必须被构造为持续的辩证关系，一边是活的生命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另一边则是为获得表述全球抱负所需要的足够的批评性距离和客观公正态度而进行的斗争……建构一种对空间、地方和环境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作为文化和社会理论的彻底基础。”哈维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对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经受的波折与挫败做出深刻、透彻的解读，或许可以找到应对之策”。更具体地说，他之以所以长期聚焦“空间”和“时间－空间”，乃是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运用，而以这些方式思考问题则有助于确定某些可能性条件，以便为我们从事批判时所用。这也为我们确立斗争宣言和选择替代性方案敞开了大门”。正是从这一角度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元理论主张的基本特征。作为知识学上的确定性前提，元理论正是政治承诺之保障。然而，在后现代知识氛围中，出现漏洞的恰恰是知识学前提。在这一背景下，哈维并没有完全拒斥后现代思想（尽管他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持批判态度），回到以本体论为特征为的传统本质主义元理论，而是在兼收后现代思想（比如福柯的话语理论）基础上从认识论角度勾勒出能够充分反映人类社会诸方面复杂地相互作用的辩证认知图式。
在直接意义上，其《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便是对这一元理论的解说。按照哈维自己的说法，其元理论可称为话语辩证法或社会过程“辩证认知图”。在此基础上，哈维进行了多层次的理论建构，其中重要的包括：作为空间话语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社会－环境变迁辩证法；时空的社会建构；地点的辩证法，即空间、位置和环境的相关性理论；资本主义条件下地方构造的政治经济学；阶级关系、社会正义和差异的政治地理学；可能的城市世界与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这些层次，虽然其中个别之间有交叉关系，但总体上是一种递进关系，反映了从认识到实践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完整理论探索过程。
我们看到，哈维关于元理论的探讨，实际上是以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进行的。他的辩证认知图式的意义在于反对过去历史解释的线性思维，特别是以经济决定论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思想。在20世纪思想争论中，这个问题始终是焦点之一。历史决定论遭到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立场的批判，各种多元的和多线的历史观在今天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普遍欢迎。哈维的探讨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趋势。不过，与各种反本质主义、反决定论和偶然性崇拜思潮不同，哈维试图维持对历史变迁之客观规律性的尊重。这也造成了其论述（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变迁分析）的困难。比如，我们看到，在《资本之谜》中，他实际上把自己的话语辩证法简化为这一基本思想：万物皆相关，并在协同中共同进化。从这一角度，他试图重构日常生活经验，揭开当代资本运作之谜。
2.揭示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发展与资本的创造性破坏逻辑
纵观哈维的著述，从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把城市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研究的路向，到1985年《资本的城市化》和《意识与城市经验》姊妹篇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以及1989年的《后现代性状况》从资本积累动态变迁入手对当代文化的解读，再到2003年的《新帝国主义》、2005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2010年的《资本之谜》分别针对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做出精彩的分析，哈维一直走在从城市化解释分析资本积累动态的前沿，对资本积累变迁产生的各种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做出积极回应。可以说，他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理论家。通过这些研究，哈维在多个方面拓展了资本积累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理论洞见。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完整地展开哈维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全部理论成果。在此强调的是，哈维的分析，其基本理路是围绕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两个维度进行的，基本贡献则在于从空间视角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机制、性质及其后果。关于阶级斗争，由于当代的复杂势态，哈维的分析实际上很少，而主要集中于以《巴黎城记》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解读。这一文本可以称之为从空间角度展开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后一文本中，马克思基于新的历史观分析了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的历史，或者以那一事件检验了新的历史观。哈维的文本则是以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城市空间变迁（ 城市史上著名的奥斯曼巴黎改造） 例说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要义，或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读了那段历史。这种对照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哈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特色。如果说马克思所在的 19 世纪社会理论之时间优先性偏好是那个时代对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或法则的遵从，那么在具有空间优先性偏好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则更重视社会历史变迁的偶然性条件在特定时期的复杂作用。这正是哈维对历史唯物主义“升级”的核心所在。这个问题是以往哈维研究所容易忽视的。
无论是否专门强调哈维之马克思主义立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都是其显著的理论标识。也正是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这个事实： 哈维并没有提供一本专门的和完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著作，他只是在资本主义城市变迁的经验分析中相当灵活地运用和发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也就是说，哈维所称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贯穿于其资本主义实证之中。我们经常说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一本专门的逻辑学著作，但其《资本论》却提供了一种大写的逻辑学，在这一点上，哈维很像马克思。因此，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既是在元理论层次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又是基于这一视角对资本主义之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发展的分析。这与马克思广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层次形成对应。这是理解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分析所做理论贡献的关键。反过来，尽管“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具有明显的元理论诉求，但我们亦不主张脱离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分析抽象地在方法论层次上对其进行理论化。这亦是我们将这个问题置于其实证研究成果加以简述的原因。
从哈维的探索历程看，1975年哈维在《对立面》上发表《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学：马克思理论的重构》，公开表明自己推进《资本论》的意图。在他看来，由于在表述上分散、过于简化和不够系统，“马克思有关资本积累的理论之地理维度在太长的时间内都被忽视了”，因此他要将之清晰地表述出来。围绕资本积累的空间矛盾，他提出一种综合性的解释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理论框架。后来，他则从资本积累与帝国主义之间关系将这一理论框架推进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扩张性地理规模”的分析上，以其整合性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分析当代更大规模上的资本扩张（即流行的“全球化”含义）提供理论资源。在这一历程中，哈维不只是用新的资料扩充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分析，而且认为就历史唯物主义来说，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升级”，例如，他曾强调如下四个方面：（1）强调差异和“他者”话语的相对独立地位，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政治的总体框架中恢复种族、性别、宗教。但不要过高地估*计其重要性；（2）重视形象和话语生产，把它作为分析象征秩序再生产和转型的重要方面；（3）认真对待时空问题，即地理学问题。（4）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看作一种开放的和辩证的研究模式。
同时，也正是在不断“升级”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哈维逐步打开了资本分析的视野，不断推进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资本积累最新动态的理论化，形成了诸如时空压缩、弹性积累等理论。这一部分内容可归结为当代诊断，《后现代性的状况》这一文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总的说来，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分析的主要理论贡献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1）从使用价值—固定资本—空间角度对资本积累动态的分析视角。这一视角，哈维在《资本的界限》中做出了详细的说明；（2）推进了不平衡的历史地理发展理论。这个问题贯穿于哈维的多数分析，他在《新自由主义空间》一书中较为完整地阐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思考；（3）把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发展成“剥夺性积累”理论。
简要地说，哈维从空间入手再现了资本积累推动的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历史地发展以及这过程之剥夺性和破坏性。他对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等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析都是如此。
3.展望可能的世界
从《社会正义与城市》到《希望的空间》，再到《反叛的城市》，哈维著述以其醒目的标题充分表达了社会干预的关切和乌托邦冲动。社会正义、生态社会主义、可能的城市世界、差异政治学、反叛的城市或反叛的建筑师、希望的空间等术语勾勒了其乌托邦关切的具体内涵。要评价哈维的这一部分理论建树相当困难。这是因为，必须承认，哈维与传统乌托邦一样，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社会干预路线和策略，这也招致了部分职业地理学家的批评。不过，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哈维乌托邦叙事的独特之处：
（1）他把从话语入手的社会改造思路归因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并从元理论角度进行了论证。如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辩证认知图，在那个图表中，社会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变革的潜力。因此，在他看来，社会变革可以从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开始，这意味着关键在于是否具有改造社会的勇气和行动。在一些新近文献中，哈维也强调，“一切政治运动可以始于任何地方，在萦绕着精神概念的劳动过程中、自然关系中、社会关系中、革命性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构思中、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改革体制和行政机构的尝试中”。
（2）哈维区分了三种乌托邦，即以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为代表的现代空想社会主义之空间乌托邦，资本主义实践所体现的过程乌托邦，以及包含地理学想象力的创造空间实践所体现的辩证乌托邦。哈维并没有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辩证乌托邦概念加以解释，但可以发现，这一思路与吉登斯所称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异曲同工，因为它表达的正是在今天通过知识介入而改变现代社会物化事实的思路。这一思路，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关城市的写作也充分表达过，例如他主张，当城市成为中心问题，解放斗争的地平和形式发生了重要的转移，因此，新的斗争应用的不是以生态学、地理政治学、发展规划等学科体现的“空间的科学，而是“空间生产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哈维与列斐伏尔是完全一致的，他强调，“重新解读历史地理差异生产的更新能力，便是解放未来地方建构可能性的至关重要的预备步骤。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这是任何进步的社会生态政治学之必然组成部分。”
（3）作为左派学者，哈维的乌托邦叙事是对撒切尔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其他未来”之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另一个版本）的回应，体现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精神。这可谓是“68精神”的延续，对依然追求解放的当代左派尤为重要。可能的世界并不会自动实现，如果是那样的话，理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如果历史是一列自动运行的火车，唯一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便是购票那样简单的动作。
与各种试图抵抗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旨趣一致，哈维积极研究那些不同规模上进行的争夺空间生产权力的局部运动，关注那些围绕基本权利而进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并试图将之理论化，从而为寻找政治学的突破提供思路。在这一点上，他亦为人们展示一种通过具体的行动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划，从而代表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追求。这一点，正如他反问的那样，并不应该理解为一种纯粹的“乌托邦理想”。他问道：任何重建社会进程的斗争都必须面临这样的问题：“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场本身制造而作为我们社会相对永久性特征的这些结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虽然这个任务使人畏缩，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新自由主义的革命议程在过去20年里已经完成了许多物质的和制度的改革（想一想英国和美国非工业化的双重影响和工会权力的缩小）。因此，当我们探索替代方案时，为什么就不能去设想同样引人注目的变化呢（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提出的）？”
三、
在1984年提出的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纲领”中，哈维强调下述五个重要任务：（1）建立一种大众的地理学，远离偏见，反思各种真实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能够打开一个新的交流和共同理解的（知识）通道；（2）建立一种应用的人民地理学，不把它归之于狭隘的和有势力的特殊利益，而是建立在其概念上的广泛的民主性之上；（3）接受科学的诚实性和非中立性之二元方法论承诺；（4）把地理学的敏感性整合到源自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通用社会理论之中；（5）定义一种政治事业，以历史的地理的眼光关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哈维四十余年的理论实践，应该说始终忠实于这个纲领。这使得哈维在整个西方理论界都卓而不群。
美国著名思想家罗蒂对于哲学的发展曾经提出一个值得重视的看法。在他看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建构性和偶然性特征，理论的义务不再是改造世界，而是改造自我。在阐明这个观点的时候，他拿马克思主义做出对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一直让后世的思想运动忌羡不已，就是因为它曾经让人觉得，它显示了如何把自我创造和社会责任、非基督教的英雄主义与基督教的爱、冥想的超越和革命的热情，天衣无缝地综合起来”。然而，公私之间、对自我的义务与对他人义务之间的鸿沟，无法在理论中统一，而只能在生活实践之中实现。因此，“我们不应该继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衣钵传人，或者任何能够将高雅与雄伟*熔为一炉的理论。”所以，他推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按照罗蒂的说法，他们都是都是反讽主义者，即把理论变成个人完美化的手段。
罗蒂极为敏锐地描述了20世纪哲学甚至整个人文研究的一个基本变化，在缺乏有效通道以及结果保障的背景下，作为“公器”的理论渐成个人话语。列斐伏尔、哈维的马克思主义表述亦是站在偶然性立场上的，但他们显然无意于个人完美，而是顽强地坚持了马克思改造世界旨趣。这使得他们不仅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而且在理论上与罗蒂所称的反讽主义者大相径庭。
诸如哈维这样的“人民地理学家”，以及诸如海德格尔那样的“反讽主义者”，将来也会成对出现。如果理论是通过回应现实而产生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只要现实本身是以矛盾、对立、冲突的方式展开的，理论就不可能统一。因此，我们也不会主张所有的理论家都应该成为“人民的理论家”。不过，在反讽主义者成为主潮的时候，我认为，哈维让人们看到知识的义务所在。这正是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基本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