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例子时刻提醒着我们，性别规范的力量是如何塑造我们的城市空间。

在回顾前，先说明一点，本文虽专注于美国案例，但在那些照搬美国城市化模式的国家，性别与空间模式也大同小异。

19世纪末是这样一个时期，城市是工业产区。工厂排出的烟雾污染着空气，移民劳工涌入令人窒息的公寓，位于城市中心商业区的摩天大楼象征着企业财富。铁路穿城而过，往返运输货物和乘客；有轨电车每日从遥远的住宅区向城市输送着人力。 

在这个时期，女人若无男人陪伴，只身出现在公共场合，很可能会被认作是妓女。对中产阶级妇女而言，前往闹市中心新开张的百货大楼亦是冒险之旅。她们不得不身穿长裙，戴上手套、帽子，以彰显其体面的身份。

20世纪初的性别关系，延续了19世纪末的传统——至少在中产和上层阶级是如此，男主外、女主内的意识形态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Burgess的同心区模型中，中心商业区被置于城市中心，住宅区被置于城市边缘。这实际上描述了男女两性角色在资本主义城市中的距离：男人在位于市区的公共领域从事生产活动，中产阶级妇女在位于外围区域的私人领域（家庭）从事生育和家庭活动。

19世纪末的不少研究都记录了当时女性是如何挑战所谓“恰当位置”的预期。实际上，城市为模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提供了机会。

在旧金山，中产阶级妇女会乘坐地面电车穿越Burgess所谓的“外围区域”，进入“内部区域”购物。最初，乘坐街车（一种地面电车）的女性相对较少，当时的礼仪要求男士为女士让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乘坐公共交通拜访亲友、购物，甚至是去办公室和商店工作，座位争夺变得激烈起来。礼仪手册继而提出建议：身体健康的男性和女性应为老弱病残让座。也就是说，随着女性越来越普遍地出入公共场所，“恰当”的标准也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变化。

与街车的情况相似，一旦女性成为某个空间的常客，她们就“占据”了这些空间。现实是，女性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多，甚至包括快餐厅和影剧院。这些空间，以及通往这些空间的大街和人行道，便成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利的基地。1896和1911年的两次争取妇女普选权的抗议活动都在此策源。

Sewell JE.在其2011年出版的论著《女性与日常城市：旧金山的公共空间（1890-1911）》中评论道：“女性在公共场出现得越多，她们也就被赋予了更强大的力量，去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回望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城市中的百货大楼、安置屋和妇女俱乐部都是性别化的空间。这些女性化的空间，实质与男性化的酒吧、餐馆和商业俱乐部相差无异。当人们走进城市，男男女女们无需任何指示，便会走入各自性别所归属的空间。从这个角度看，空间分离的概念被无声地植入了城市公共空间。

到了“二战”以后，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中，“高度父权制”的价值观念植入了美国都市。这些城市结构限制了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机会，或者说，城市加剧了性别上的不平等。

经济体制变革是空间变化的根源。“二战”后，城市从生产中心逐渐转变为消费中心。如果我们延续此前的设想——生产是男性化的，而消费是女性化的——那么，城市是否也应当变得更加女性化呢？

恰恰相反。战后的经济繁荣衍生出了一套自己的独立领域——我将之称为“高度父权制”的空间。在建筑学上，与之相匹配的是同时代的“高度现代主义”。

“高度现代主义”所显现出的对理性的强调、对环境的控制，以及对所谓的专业知识的强调，都表现出显著的男性化特征。父权制，作为男性群体主宰女性群体的一种系统化的社会结构和实践，在“高度现代主义”盛行的同一年代席卷美国。在“父权制”空间里，男性继续掌控着女性所不及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并利用这些权利创造出一种令两性都认为是很正常的意识形态，即女性在公共领域的成就要小于男性。

“二战”后，那些曾在战争期间响应号召成为美国国内工业生产主力的“铆工露斯”们（Rosie the Riveters），大多都放弃工作，回归家庭。至于那些仍在工作的妇女，她们的薪资约莫只有男人的五分之三。一部分原因是，女性雇工所从事多是教师、护士、图书管理员等低收入、帮扶性质的工作。加上大学录取的女性学员数量小于男性，她们所能获得的职业期待和高薪期待都十分黯淡。

这些依循传统的性别期待，自然而然地印刻在了城市景观上。女性主义学者对“人造”环境的评价利落而干脆——“这不过是父权社会的物质表现罢了”。

阿普尔顿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男人从事生产、女性从事生育的家庭劳动分工，是父权资本主义的核心。男性在公共领域的劳动付出是付费的，并且可见的；女性的家庭劳动是无偿的，并且是隐形的，这就强化了家庭内外的不平等。 

20世纪50年以来，性别意识形态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但城市落后于这一变化步伐。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建筑深陷于过时的城区规划，在急剧变化的经济周期面前显得非常脆弱。

这一时期的美国，种族隔离仍是合法的，但不可忽视的趋势是，城市郊区变得越来越“白”，内城则变得越来越“黑”。实际上，在战后数十年的住房建筑高峰期中，居住层面上的种族隔离得到巩固，这种隔离也限制了非裔美国人的财富累积和上进心。

“逆城市化”同样造成了空间上的性别不平等。白天，位于市中心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充斥着男性，位于郊区的家庭住房里则被妇女和儿童占据。郊区的建设延续着这样的假设：就白种人而言，妇女是私人领域里仅有的无需付薪的看护者，男性是公共领域里唯一的雇佣劳动者。

到20世纪70年代，工作与人口持续向郊区迁移。一份薪水已经很难维持家庭生活，越来越多的妻子开始寻求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的美国妇女都成为劳动力。

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也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与期待。在离婚率与未婚生育率上升的大背景下，女性不可避免地寻求经济独立。

女性同样希望自己建立家庭，但分区法阻挡了这一进程。这一时期，市政分区将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隔离开来，这限制了能够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口数量。

Ritzdorf认为，城市功能空间“分区”使得单身母亲难以在合理的距离内，寻找到儿童保育、商店、工作和住房；想要分摊住房费用的非亲属关系的单身人士或家长，还面临着违反分区法的风险。而在那种有着前院后院的、低密度的传统独栋住宅的城郊社区里，妇女很难有其他选择。这些曾经使得郊区富有吸引力的特性，开始成为绊脚石。 

1981年，先锋女性主义学者 Dolores Hayden发表经典文章《没有性别歧视的城市会是怎样的？》。在这篇文章中，她将采取住房合作社设计的瑞典玛丽堡屋、德国Steilshoop项目和英国的尼娜•韦斯特之家称作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城市”的典范。这些空间的共同点是，住宅社区应提供烹饪与儿童看护功能。 

Hayden在书中指出，此种社会变革若要在美国发生，需建立一个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的组织——“为了更平等的社会而建房”——从而重新配置已经存在的城郊社区。

一系列研究还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畏惧城市。但是，如果妇女避免踏入特定地点，或基于恐惧而限制其日常活动，她们也就丧失了参与政治、经济或社会工作的机会。

女性主义地理学家Valentine将女性对城市的这种恐惧精确地描述为“父权制的空间表述”。对来自陌生人的性攻击——尤其是强奸——的恐惧，极大地抑制了女性的移动性。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强奸是父权制的极端表现。通过实施或者威胁实施强奸行为，男性得以操控妇女。妇女耻于向有关机构报案，这也加剧了强奸恐惧。作为强奸受害者的妇女，甚至要背负多年“穿着挑逗”、“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方”的责难。

女性对公共场所的焦虑，很可能来源于对男性的恐惧。Sanko在1995年的书中写到：“对抗女性的恐惧，意味着要对抗女性所面对的来自伴侣、熟人、客户、工友，以及其他家庭内外的、潜在的男性暴力。”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宁可在“同志社区”（男同性恋社区）里享受夜生活了。正如Quilley在1997年所指出的那样，相较于在异性恋者酒吧可能遇到的威胁，女性认为同志社区更有安全感。

一些学者指出，女性对街头犯罪有种悖论般的恐惧，极有可能是源于女性在家庭内遭遇的肢体暴力和性暴力的经历。另有研究显示，相较于陌生人，女性更容易被熟人强奸。

当这些恐惧叠加在一起，女性就会选择退出城市生活。研究者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公共空间中最常见的一种恐惧症，“广场恐惧症”。许多女性对离开家庭、在陌生人间活动充满恐惧。

到20年代末，“性别”概念变得更加多元，也更为复杂。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下称LGBT）不断挑战着传统的性别二分法。相应的，“性别化的城市”（gendered city）也变得更为多元。实际上，女权运动、同志运动与“乡绅化”、城市规划一道，将21世纪的现代化大都市推向“中性化”。

对跨性别者而言，城市空间为他们制造了很多实际的挑战。他们不仅要经历与同性恋者一样的困扰；当他们进入男厕所或女厕所时，或是在商场里购买衣服时，更要面对“单一性别空间的暴政”。

对性别概念的延伸，不单是着眼于女性，也意味着对男性气概的再认识。在早期的研究中，鲜见对男性与男性气概的研究。

到1970年代，妇女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这股被称作是“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旋风席卷了全美。妇女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妇女权利抗议活动，并最终体现在城市空间上。

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在全美范围内创造的各种场所里，妇女中心是最值得一提的。一些妇女开始探索作为人妻和母亲之外的生活选项，而妇女中心为她们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妇女中心还为妇女提供职业培训与妇女运动教育，增强其自信心。妇女中心发起了无数的项目，最终分化出一些独立的机构，如女性主义书店、自助诊所、家庭暴力庇护所等。

所有这些场所，在1970年之前都是不存在的。而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得益于女性主义者们为维护妇女在城市中的权利，贡献出的大量时间与可观的个人储蓄。活动家们鲜有资源购买或建设新建筑，大多通过租赁现有建筑，并对其进行改正以适应自身需求。这些可以称作是依据自由意志形成的单一性别空间。

21世纪初的大都市无疑是此前政治、经济和技术变革的产物。随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在职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的潜力大大增加，“空间隔离”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与20世纪早期和中期相比，男女两性进入同一学校、在同一屋檐下工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当城市投资建设新的体育场馆或节日市集时，他们会将进入这些城市景观的使用者的性别期待纳入考虑范围。

20世纪中期以来，经过抗争，美国的妇女活动家已经争取到一个更平等的城市。妇女是争取城市公共服务改革的首要参与者，如医疗诊所和养老服务。1960年代，由贫穷的非裔美国妇女发起的国家福利权力运动成功地扩大了社会福利的受益人范围，增加了福利效益。由贫苦女性领导的租户权利抗争也在公私部门争得了权益。许多社会正义运动的参与者都居住在公共住房里。

进入21世纪，女权运动、同志运动、乡绅化和新城市规划实践，共同促成了一种性别更中立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