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时间：2014年11月23日

会议地点：深圳OAT当代艺术中心A展厅

 

 

以下内容转载自草台班（http://blog.sina.com.cn/grassstage），由深圳OCT 当代艺术中心（OCAT）提供，经授权使用。文字经过简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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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赵川先生和他的团队邀请我到这儿来参加这个讨论。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讨论，并没有一个事先的准备。我想就昨天看的这个演出和它引发的一些问题，说几点观感和想法：
 

第一，昨天的这个《世界工厂》的演出，我自己觉得是很喜欢的。喜欢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定程度上它保持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实验剧场的业余精神。它是很认真做的，但又是业余的。今天小剧场中的实验很快、很容易地被什么力量收编进去，要不就是大资本、要不就是国家项目。
 

我想到类似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京人艺曾经做过一个跟建筑有一点关系的叫《万家灯火》的戏，当时在北京还很轰动，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我们可以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到一个戏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个把关于工人们的劳动转化成为幸福工程的这个过程。在业余转向专业的这个过程中，很显然有些东西会丢失。某个粗糙的感觉会被丢失、会被筛选掉。所以草台班能够持续这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一开头我看演员们上台的时候，从形体到发声，你如果带着进剧场的感觉，第一下的感觉就是这个好像太业余了，可是演着演着就看进去了。尤其它舞台的一些处理，我个人觉得挺好。我昨天跟赵川导演也说了，比如说无论是正步走的这个过程，还是跳绳的过程，把身体耗尽了的那个感觉是真的。如果一个专业的演员，平时有体能训练以及掌握表演技巧，他/她也能做得惟妙惟肖，不过你还是能看出这个差异。这一回演员在台上真的被掏空了，到了某个瞬间他/她再也走不动了，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耗尽的过程：那是生命和劳动在这个条件下转化出来的一个关系，它把我们讲的那些质感整个地给推出来了。到了那个时候，你不会再去思考这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因为所有的震撼力在那个地方表现出来了。
 

第二，其实是昨天晚上演出后大家吃饭时候唱歌。我坐在那儿感觉这个唱歌的过程，只有一部分歌曲是可以在这种状态下被大家欢乐地唱出来的。我们大量的流行歌曲进不去（这种状态），大量的以完全的个人抒情模式的歌曲进不去（这种状态），慢节奏也是很难进去的。它标志着这样一个演出已经延续到了演出后大家休息的时候。这里有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在萌生，它找到自己的文化形态。这个文化形态是需要再创造的。我们找到了过去的，还要再找新的，这个创造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意识的方向。
 

那么为什么要从业余问题说起？我觉得这个业余态度很重要，因为它不太容易被现有的体制收编；也因为这个原因，它坚持下来非常困难。昨天有几位演员在演后谈都说到自己有别的工作，完全是在业余状态下介入的。
 

还有，业余状态下介入的这个困难，实际上跟专业的演员碰到的一样。什么样的困难呢？昨天后面的那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我认为是真实的问题，但是要看你怎么去看它？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工人，你怎么去表现工人？你怎么再现他们？你有什么样的权力来表达？这是经常会提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真实性，我举两个我在其它领域看到的问题为例。一个是纪录片，一个是戏剧。我们知道，60年代在拉丁美洲有纪录片运动，大量的拍摄贫穷、贫困。这个是当时左翼运动的一个部分。但是后来，左翼的运动创造社会的动态慢慢衰落了，而纪录片却越来越成功，这些导演在国际上都得了很多奖。因此，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拍摄贫穷的伦理到底是什么？我们站在哪儿去拍摄这个贫穷？难道拍摄贫穷就是为了去得奖吗？就是为了在你所在的领域里去得到提升吗？这是一个伦理性的质问。这个是70年代拉丁美洲的纪录片运动里面提到了一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前两年在苏格兰我看过一个戏，戏的名字是27（Abi Morgan著）。一个大学的学者，研究阿兹海默症病人。他的课题是研究是否修道院里面的修女得阿兹海默症的比例比其他地方高。最后他就住在修道院，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那些修女把他视作朋友，他也有研究成果发表。在最后的那个瞬间，他忽然回过头来问：“究竟是什么在驱动我做这个研究的？”这也是一个伦理性的追问。
 

所以我说，业余的意义是一个伦理性的问题、是一个伦理性的政治，因为这关系到你怎么去表达而使得这个行动不会被收编到那个体制内、成为在国家层面、资本层面和你的专业领域层面的不断提升的过程，而是重新转化创造出新的文化的过程。业余的意思不是说仅仅保持业余的演出水准，恰恰相反，它是指如何保持自己的某一种自由状态。
 

第二个，它介入的这个过程不仅是要去介入，而且是用业余的方式去介入。我们套用中国过去的话说叫，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你先到群众中去，然后你再从群众中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成出完全新的东西，也就是说超出我们通常在学院里面所讨论的所谓底层能不能说话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有Subaltern Studies (庶民研究/底层研究)和后殖民研究所提出的——所谓底层能不能说话的问题Can the Subaltern Speak?——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底层研究的对象是农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后来就逐渐地变成了对后殖民性的讨论。这个部分的思考是必要的，原因是运动本身政治性、政治化的过程终结了。思考这些过程的人都逐渐疏离于运动本身，所以他们不得不去追问、对自己的身份进行再追问。但是有时候这个追问导致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对于那个运动过程本身的创造力的完全忽视。“我们”这里是elite （精英），“他们”那里是subaltern（庶民/贱民）,你我之间没有能够产生这个互动。而他们也没有看到我们过去的历史经验里面、比如20世纪的政治经验里面，在农民的运动、工人的运动、社会的运动中，都有过很多“业余的”的参与者。我把它统称为业余的，是知识分子、是律师、是其他不同身份的人。在介入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要和对立面进行斗争，于是这些业余者渐渐地成为了运动本身的一部分——成为了“我们”。这个时候的“我们”，不是“你”和“我”。“我们”是新的东西、不是旧的东西。你不介入的时候，不存在这个“我们”，只有在介入过程中、在运动过程当中，才能产生出完全新的“我们”。这一点是我们忘记了的。所以，当我们反而用一个距离、一个结构来限定这个过程，使得行动变得不可能。其实这些问题在乎思考和行动的关系问题，而只有在行动当中才能生成出我们。昨天（演后谈）提问当中反复提到“我们”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是需要超越的，至少在我自己所处的学院氛围里，需要超越这种能不能说话的问题、要超越底层能不能说话的问题。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我们问这类问题的时候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这才是一个关于行动的问题。否则这个问题永远成为学院内部循环的，看起来也是反思性的，却没有生产性的追问，因为你永远把自己限定在劳动分工所给定的位置上。
 

我刚才说的业余性，就是这个给定位置的飘移，它让你换一个地方，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不是一个专家、也不是一个教授、不是一个学生、不是一个研究者，在那个时候你变成了另外一个的“你”、你变成“我们”当中的一个要素。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新的文化产生，所表现的对象也作为“我们”而展示出来。所以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他们能不能说话、我们能不能再现的问题，而是关于这样一个政治过程有没有可能发生的问题。这个我想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关于劳动的问题。我昨天听到导演跟同学之间的对话，客观上说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昨天对于这个戏的质感，工人们其实是很认同的。而学生在实验室里面，讲述了在另外一个氛围内他们的处境问题。所以学生要问你，这个工人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她质疑“我”和“你们”的话语。那么导演的回应是说不赞成把这个差别抹掉。我个人也不赞成把这个差别抹掉，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继续思考下去的，怎么去思考呢？
 

第一，我觉得我们要考虑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差别在某一个层面上被模糊。如果倒退10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像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时候，他虽然也提出各种各样的劳工，但是那个时候劳动的概念是跟产业工人的概念密切相关的。但在今天，劳动被普遍化到没有边界的地步。今天的世界是资本没有边界的帝国、也是劳动没有边界的帝国，劳动也变得没有边界。
 

我们看一看国家对于劳动产业工人的界定：三大产业、第一、二、三：农业、工业、服务业。服务业包括了金融业、IT产业，通通都是服务业。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里资本组织劳动的模式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可以去设想我们和曼彻斯特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可以找到处在不同劳动状态的人之间的差别和关系的。要寻找这个差别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界别身份性的差别，而是重建这个联系来揭示今天资本将世界重新编码的特殊状态。而且也在这个意义上，来揭露它的另外一个图谋、一个阴谋。
 

我记得有一次中央电视台找我去谈富士康的工人问题。当时本来是自杀问题，还没有说到别的问题，只是说自杀问题。讨论的时候，这个问题一出来以后，资方的态度很清楚，资方说我们要用100万机器人来替换工人。结果从媒体到地方政府，最担忧的不是自杀、不是工人劳动，是怕有一天如果真的上百万机器人进去了，我们这儿又面临了大规模失业怎么办的问题。所以说它不断地替换，实际上是在试图取消劳动的价值。如果生产不需要劳动者的劳动，那我们过去的建立在劳动价值范畴内的劳动尊严观念就被取消了。所以我们只能依赖什么呢？我们只能依赖再分配，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国家再分配。而不是劳动者的主体能力。我们面对的就是作为世界主人的这个最基本的历史定位由此要被取消掉的一个处境。
 

在今天新型的世界工厂，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是工业化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确也被组织在新的劳动关系里。这个跨国性的、流动性的、大规模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着变化。从艺术的角度说，寻找这个差别本身、寻找它的差别和共同性本身，是揭示今天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秘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此我们怎么能够在沿着昨天的对话路径，继续去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所以最后我说两点。刚才庄稼昀前面提到雷蒙•威廉斯的那一段话，戏剧寻找可能性——在既定的已经做过的那些无数可能性当中，再去寻找这个可能性的问题。我举两个例子，这都是做过的，但是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沿着那个再创造的部分。
 

一个例子是中国现代的戏剧传统。从20年代晚期到40年代，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的戏剧实验里面，无论是剧场还是戏剧文学，或者表现工人运动的这一部分，或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些街头剧和说唱剧，我把它称之为戏剧的游击战：到不同的地方继续打，像打游击一样的。它高度灵活的参与性的是在一个运动内部不断产生出来的一个新能量的实验！今天当然这个条件完全不一样。经过了一个长时段的、我认为是去政治化的过程，到今天我们重新看到了许多政治新的萌动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可以去探讨这样的可能性，更有机地介入这个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是从集体性挖掘集体生活的面貌。昨天也有一位发言，我不是完全同意。（戏剧）不是讲个人，而是讲劳动者的内在性、内部的问题。我想到两个戏剧，一个是我在英国看到的用苏格兰的方言上演的《The Missing》（Andrew O'Hagan著），它是讲工业化、城市化当中那些消失的故事。什么东西消失了？消失的不仅是物品，更重要的是人。昨天戏里讲到那个手指头，我当时想到的那个场景里面，有一个消失的东西，就是手指头没有了。工厂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身体部件离开了我们。生命消失了、爱情消失了、家庭消失了、家乡消失了、父母乡亲消失了、邻里关系消失了——所有这些消失的过程怎么变成一个内在的个人命运？这个意义上，个人不是今天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面，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表达的个人；个人背后仍然标示着一种集体命运。当年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这一类的戏剧，都曾经给过我们这样的启示。他用各种场景去透视一个个的人的命运，但是又是集体性的，是群雕一样出现。
 

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到底怎样来叙述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转变？！我觉得有许多值得探讨和思考的地方。我也特别感谢草台班的《世界工厂》，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听这些讨论，来触动我的一些思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