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贫穷源于不公平”，在香港对于低收入户、大部分妇女、新移民、劳工、失业人士、长者、菲印泰佣、残障人士等弱势社群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然而，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说法只是失败者诿过于人的借口，是不求长进的态度。

　　弱势群体所以处于弱势，并不是由于他们天生素质较弱，而是特定社会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结果。残障人士所以有障，主要源于社会组织运作方式为他们设定障碍：商场、学校、办公室、街道，缺乏让轮椅行驶的斜道、没有足够让伤残人士使用的洗手间，因此减弱了他们的活动能力；菲、印、泰佣因为来自低收入国家，尽管她们工作时间比大部分本地人长、劳动强度也不比本地人弱，但却只值本地人均收入的1/3；大部分家庭主妇整天为家务劳心劳力，却不被社会承认是重要的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和尊严。

　　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上层人士所谓成功，也不是由于他们的素质较高，或完全源于个人的努力。富商“财”俊都是“自幼家贫书少读”、“努力奋斗最终事业有成”的神话，掩藏了至少两个事实：第一，大部分贫家子弟都曾以各种方式努力奋斗，但结果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成为富商；第二，不少事业有成的青年“财”俊的所谓成功，只是反映他们片面发展了某种为社会接受的技术，例如懂得考试或英语能力，这显然不代表他们的所谓“个人素质”真的较高；相反“高分”可以是“低能”，英语流畅的很可能语言乏味。

　　然而，在一个嘉许“高分低能”、“语言流畅却不必言之有物”的社会，投其所好者的“努力”自然能够事半功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不承认“贫穷源于不公平”，所依据的，是一种浅薄的个人主义心态；只要肯努力，便终有成功的一天；你的失败和贫穷，只能是你个人的责任，是不肯努力、懒惰、素质低劣的明证。正是这种心态，造就和强化了一套关于贫穷的世界观，当中包含了等级分明的文化偏见。

　　倘若我们得知一个领取综援的单亲妈妈，为了满足儿女欲望，与他们到海洋公园游玩，或乘坐的士、或到市场购买鲜活龙虾、或穿价值千元以上名牌波鞋，大抵都会产生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这种感觉，恐怕是源自我们对贫穷人士日常生活的预设：穷人不应到海洋公园游玩、不应乘坐的士、不应吃龙虾、不应穿名牌波鞋，一句话，穷人不应奢侈。尽管这些所谓奢侈，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上层人士来说，却是生活的“必需”。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正是由于他们不能，也不应像富人一般生活。为了区别穷人，中、上层人士忙于制造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将贵价等同于高尚，便宜就是庸俗；子女入读名校、懂弹钢琴跳芭蕾便是有“教养”，喜欢打牌赌马、修鞋补袜、弹三弦拉二胡便是没出息；穿名牌吃法国蜗牛喝红酒是有品位，买翻版挤茶餐厅则不甚光荣；穷人只能住没有泳池会所的公屋，富人则可以购买有无敌海景的豪宅。

　　因此，当数十年来克勤克俭的公屋居民，终于可以一尝高尚、稍有品位，便被指摘为富户，收入与穷人身份不相称；当领取综援家庭，竟然比最低收入劳工，更有可能购买眼镜、享用电话服务，或换句话说，当穷人有可能不以被定型的穷人生活方式生存，稍稍超越等级分明的文化界线时，便招来了有教养人士妒恨，为更低收入劳工打抱不平。

　　对很多人来说，红酒，不一定比清水味道好，法国蜗牛未必胜于庙街炒蚬，穿戴冒牌也可能比满身名牌活得快活健康。然而，在等级分明的文化偏见下，缺乏物质商品甚或只是缺乏某些物质商品，却被排拒于所谓高尚的生活方式之外，变成了低人一等的穷人的印记，变成不肯努力的“失败者”，备受冷眼歧视，更受到社会的严密监控，绝不容许不安本分。穷人除了被剥夺物质上的权利外(例如公屋永远都没有泳池会所)，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还受到歧视。因此，贫穷既是源于资源分配不公平，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