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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乡村,我们的故乡(一)
关键词:乡村 故乡
乡村、故乡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对待乡村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乡村的问题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几位作者,或记叙,或表
      乡村、故乡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对待乡村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乡村的问题在哪里,出路在哪里?  
      几位作者,或记叙,或表达思考,对这些问题谈出了自己的理解。

  
                       是老家,而不是故乡
                                     林 森        
          老家与故乡

   相对于普通话,海南话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在海南话里,“故乡”这个词恐怕不会在任何一个人口中出现——我们可以在海南话里找到相对应的字的发音,但口头语里,“故乡”不会被任何一个人说出。若是找一个意思相近的词,恐怕海南人说得最多的,是“老家”。若干年前,还是磁带的年代,有一个海南歌手以海南话唱过一首歌叫《老家海南》,是的,老家海南,而不是故乡海南。若再仔细推敲,我们还能发现,在海南几乎很少发现以“某某乡”命名的地方。这不仅仅是表达的差别,海南的乡村,或许和内地很多地方,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2015年的春节,微信上突然火起来的关于“故乡”的思考,其实只是以标题形式在我们眼前一闪,和不久之前被爆炒的诗人余秀华,有着相近的地方。“故乡”也好,“余秀华”也好,在微信里被疯狂转发和讨论的时候,最基本的前提是:在看待她时,我们其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余秀华”若是一个身体正常的人,“故乡”若不是和记忆千差万别,那是完全不能引起讨论的兴趣的。因此,若是冷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当下的乡村,其面貌和内里早已变得无比复杂,哪是一句“回不去的故乡”这种哀伤的感喟所能囊括的。因此,我并不敢谈中国乡村,不敢谈海南的乡村,不敢谈海南省澄迈县的乡村,甚至不敢谈海南省澄迈县瑞溪镇的乡村——再把范围缩小,我们甚至不敢谈瑞溪镇的番丁村委会,不敢谈番丁村委会的下坡村,我甚至不敢谈谈我族里的那些人——我对他们的了解,肤浅得很。
   瑞溪镇历史悠久,于清康熙年(1663)已建集市,原名崩溪,后因“崩”寓意不祥,故改“崩溪”为“瑞溪”。由于这个小镇就在海南岛的母亲河南渡江边上,在农耕时代,水上运输的便利,曾让其有过一段辉煌的年代,在一些地方志里,它曾被称为“小苏州”。瑞溪镇辖下的田地平坦,又临靠南渡江,利于种植、养人,这使得其在农耕时代的人口就十分密集。人口密集带来的第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地不够,我老家下坡村,人均耕地面积为五分地,若纯粹靠种地,不饿死已经是幸运,哪还有可能发家致富?可也正是如此,老家的大部分人都外出做小生意,几十年前,我曾祖母曾熬牛油制蜡烛来卖钱,我大伯公收购生猪走水路运往海口,再为相邻两三个镇子中药铺购回所需的药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村里有瓦窑,烧好后,借水路运往各地。也正因为人口的极端密集,我们村对宅基地的规划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成,我们村的房子,一路一路数下来,整整齐齐,都是南北向,不歪不斜,各家正房一样大,院子一样大,若从空中俯视,便是整整齐齐的方格——某些山村的那种一家独占一个山头的“气派”,只能仰视而不可及。
    可能也是因为土地的严重不足,让下坡村的人其实并不把外出当成多么难以忍受的事情——当然,这个外出,有时仅限于海南岛内,琼州海峡以北,往往让他们觉得遥远。琼州海峡在地理意义上的阻隔,在某种程度上,让海南岛保存了一些传统的东西。因此,若是思考海南的乡村,是完全没法避开这条海峡,没法避开这条海峡所包围着的海南民间社会的传统。
 
        祠堂、祖屋、村庙和传统节日
    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海南岛的尚未被现代生活完全冲击殆尽的“礼”,就是海南民间社会中的种种习俗。海南现在成了什么“国际旅游岛”,各种节日尤其是春节,大批内地游客涌来,这让海南人没法理解——过年都不在家过,跑来这地方旅游,算是过年?几乎所有的民间节日,在海南民间,都得到极为完好的保存,而且还有着越来越重视的迹象。除了全国都过的传统节日,海南各村镇都有各自的军坡节、“公期”、“婆期”。军坡节祭拜的,是南北朝时期平定海南的冼夫人,伴有模仿冼夫人行军的盛大游行,谓之“装军”;公期则是祭拜各处的境主、村神。这种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当然伴随着种种吃喝风、赌博风,但是也正是这种节日的内化力量,让海南的乡村免于信息时代的流离失所和彻底溃败。
    传统节日的祭拜仪式,对外出人来讲,是一次不可或缺的心灵事件——回去看看,也没什么,但若不回,就会成为很长时间的一段念想和遗憾。在祭拜仪式上,互相递烟、交流近况、诉说打算,成了一个家族情感的维系纽带,让他们在外出后,不至于完全和老家断绝关系。我们下坡村,和周围别的村子一样,最气派的,当然是村里的祠堂,一间为村中李氏祠堂、一间为林氏祠堂,还有一间供全村人祭拜的镜主庙。村里的何姓、曾姓,由于人口较少,并无能力修建。在所有村民看来,无论在外多么风光,若是老家房子破败,村中祠堂破败,那都会成为笑话,他们在外的风光,也被视为难以长久。海南乡村对修祠堂、修族谱、办公期、闹军坡的热衷,让海南的乡村内部,有着一套自我运行的逻辑,不至于被摧毁在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
    我所认识的朋友中,除了零星几个,在内地读完大学后,几乎都返回了海南岛。他们并非不清楚大城市更有机会,并非不清楚北上广更有资源——可,那又如何呢?一颗被老家各种节日滋养的内心,是难以完全洗净,彻底融入车水马龙和高楼大厦的。在海南,大部分年轻人当然也都会选择在省城海口或者更国际化的三亚来就业,可毕竟海南岛并不大,无论老家在哪个角落,从海口或三亚出发,半天内定会抵达,所谓的“乡愁”,并不会让我们的内心和精神过分惆怅。也正是由于对先人的重视,感觉有双双眼睛在高处注视着自己,海南人往往很少出现那种极端化的性格。
    无论任何节日,村人的祭拜方式大同小异:以一只鸡、两碗饭、三杯酒敬献在供桌上。祈祷、拜谢、烧香、点烛、烧纸钱、放鞭炮。春节和元宵,尤为隆重。无论还在老家的,或是外出工作的,都已经聚集在祖屋里,看看谁家的鸡更加肥大、颜色更加金黄油亮;鞭炮、香烛等供品已经提前买好,以结婚的男丁为单位,均摊到各人头上,谁都有一份责任,谁都没法推辞。若有赚了大钱的,愿意多出,则把多出的钱用于买鞭炮。鞭炮当然放得越多越好,这代表着这个家族在过去一年里运势和对来年的期望。大年三十夜里12点,迎春,也要放鞭炮与烟花。至于元宵,则比大年三十更加热闹,村中会组织年轻人,抬着镜主庙里的所有神像,进入每家每户,接受户主的祭拜和祈祷,户主会给抬公队发红包,以每人发一支香的方式迎接进来,祈祷、祭拜之后,则以鞭炮、烟花送往下一户。元宵节的迎接神明进宅,是在一年开始之际,为村里每家每户驱赶邪气、迎来福气,外出的人不是迫不得已,大多都要赶回来。甚至有的村子,在元宵节之夜,于村庙面前,每个年轻人拎着一串鞭炮轰鸣,人跑动,鞭炮在身后炸开,那是人神共欢的时刻。海南人在春节期间,不上坟墓,那是留给清明的另一场家族狂欢。清明节,大多海南人会回到老家,合资买来猪肉,煮好饭,带上香烛,驱车前往墓地扫墓——海南人的墓地有近的,但大多都离村子较远,此时,小车与摩托车同行,队伍浩荡。每个人都要除草、往坟墓上添加新土,祭拜本身也不是目的,大家心中最盼望的,其实是祭拜完毕后,大家席地而坐,一手拎肥肉一手捏饭团狂吃的欢乐。至于军坡节和公期,除了本家人,亲戚、朋友甚至完全不认识的人,只要拎着一挂鞭炮或一箱饮料,你可以进入任何一户人家。户主会把鞭炮挂在门口炸响,热情邀请你进来喝酒……
    这种种充满仪式感的节日,在不断重复的仪式中,给海南人心中注入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若再细究,我们更可以发现,海南岛几乎是没有真正的“城里人”的,无论是省城海口还是三亚,真正的本地人,都是农村人,都会在传统节日到来的时刻,加入这种仪式——海口周边被拆迁建新小区的村子,唯一不敢动的,就是原先村民的祠堂和镜主庙。这种仪式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无论在高考时,父母多么鼓励子女到外地读书,仍会在他们毕业后,渴盼他们回到海南岛。
 
        让人忧虑的某些问题
    海南的乡村,当然也面临着极大的问题,这和中国其他地方并无二致。我可以举我们村子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一、河流之死:
    南渡江流经我们村的那一段,水草丰美,岸边就是一片竹林,河底全是细沙。十多二十年前,我们都爱到江里玩,脚下全是细软的沙子。可现在,这条河流已面临死亡。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下游不远处,流过瑞溪镇一段后,有人设立了沙场,每天源源不绝地从这条江里抽取,我们这一段的沙子也随着流力往下迁移,被卡车运走,成为高楼大厦。河底无沙后,暗坑四伏,没人再敢下河游泳——除了水性好的捕鱼人。而上游县城的河段,则在平缓的水面上,拦截筑坝,建起水力发电厂,江里的水流越来越小,尤其在沙子被抽光之后,水底露出,村人竟然发现了几十年前,村里建在江水中央用于灌溉的摇水车的遗迹,那些孤零零的木桩,让人不得不回想起当年水面上喧闹的场景。而此时,这条水,病患越来越重。以水为命的农村,不得不面临着此种现实,庄稼需要水了,江里若是枯水,还得找关系问,等县城的水坝放水时,抓紧抽水。
    二、毒品的泛滥:
   让一个家族陷入绝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家里有一个疯子,一是家里有一个人吸毒了。我们家族,出现了一个疯子,两个吸毒仔。吸毒的,都是堂兄,其中一个,早已在几年前,毒瘾发作,死在瑞溪镇的荒坡之上,我弟弟去现场认领的尸体。另外一个堂兄,是大我一岁的同龄人,还正处于摧毁整个家族的过程中。这位堂兄家,在上世纪九十年达初就已经在瑞溪镇上买地建房,伯父开中巴车,伯母织麻绳来卖,生活几乎是家族里最好的。这堂兄小学时成绩很好,常常在班上考第一名,却在初中后,被镇上流行的吸毒风所吸引,染上毒瘾。全家人被他连累,在1999年搬回村里,用钢铁焊了一个大铁笼,把他关在其中,经过一年多,他竟然真戒掉。之后十年,这位堂兄结婚生子,也练就一门砌墙的手艺,在工钱飞涨的今日,收入并不低。可他在戒了十年之后,又重新染上毒瘾,嫂子绝望而逃,在外打工不愿回。家族里经过商定,通过关系,把他送往牢里关了两年,剩下几个孩子由伯父带着,十分可怜。而他从牢里出来后,仍然在吸,成为让整个家族倍感绝望的无底洞。
在周边村子,在瑞溪镇,类似的被毒品摧毁的家庭并不少见。
     三、乡村文化生活的匮乏:
    在我的记忆里,以前村子里闲暇时,并不像现在这么枯燥,要么守着电视机,要么在小卖部赌钱。很多年前,电视机还是很稀有的东西,哪家若有,定会让村人围观——可那个时代,电视机不会是村里唯一的焦点,每逢年节,村里的排球之风很盛,无论青年中年,随便到哪家一抓,光着脚就在荒地上打起排球来。到了节日,外出的阔气者出钱设赛,村里以各个生产队为单位,挑选精兵强将上阵,节日里到处是运动带来的欢乐,全村都是加油声。妇女打球的少,就设拔河赛。可这些年来,即使是如此简单的娱乐,也都消失殆尽。到了春节,多是围在小卖部赌钱的人。有人在城市久居,回来已经不习惯,拜完公祭完祖后,驾车匆匆离去,不愿过夜。目前的乡村,是没有文化生活的。前几年海南全省搞的农家书屋,给村里送了些书,被锁在所谓“文化室”的书柜里,从来没有打开过。
    2015年春节,有外出回来的大老板出资设赛,让我们下坡村和另一个村子开展排球赛,球场都已经画好,球网也已经架设,后来却因为没有找到愿意上场的人还是什么的,终究没有听到开赛的哨声。
只有赌博声和电视机的乡村,其文化生活,是死的。
       四、生活环境极差:
     我们村和周边很多村子一样,好些年前,村村通工程,已经让村子里的路硬化了。这两年,为改善乡村的居住环境,县里也来村里修了垃圾室,定期会有人来把垃圾收走,集中处理。本来这是好事,但一到了村里,则往往难以真正有效,过多的垃圾堆在垃圾室,并没人来收,很快地,以前乱丢、乱倒的习惯又上来了,周边一片狼藉。在农村,要想让生活环境更加宜居,还难得很。2015年的春节,海南天气暖热,苍蝇极多,往家里劈头盖脸而来,简直让人崩溃——而这,和村人很少有卫生意识息息相关,垃圾乱丢、污水乱倒,往往会把想回来多待两天的子孙吓得落荒而逃。
     我们村水质不好,含铁太多,以前用沙子过滤,沙子层层褐色。现在拉了自来水,可村里的自来水,当然像没娘的野孩子,流量小不说,有时来有时不来,问都不知道该问谁?电也如此,时常没任何迹象直接断掉。
      五、村民人心的离散:
我们村有一片竹林,靠着南渡江,风景极佳。前两年,有一个在县里当干部的村里人,想把村中的鱼塘和竹林承包下来,开展农家乐,带活村子。这事后来不了了之。2015年春节,我在邻居家闲聊,他们把这事的无疾而终归结为村人的心散了。村东林家和村西李家都是大姓,却往往不和,这是多年的老问题了,以前修建两家的祠堂,双方都曾为祠堂的高矮、方位、朝向等等问题发生过矛盾——据说一方占了便宜,就影响了另一方的运脉。村中水泥硬化之时,虽是上级政府出的钱,可村人还是因为路的宽窄、厚薄甚至开工前的一串鞭炮,差点引来火拼。我们村子并不大,留在村里的人有300左右,外出人口有700左右,也就千人的村子,就如此矛盾重重,一些几千上万人的大村,互相之间摩擦更加厉害。
六:记忆、方言与仪式的遗忘:
乡村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后辈与前辈越来越疏远的问题。
现在的年轻父母在城市安家,虽然还时常回来,可他们在城市里,和小孩只说普通话,海南话越来越成为边缘语种,很多小孩并不会讲。随之而来的,是下一代与乡村记忆、现实的日益疏远。这种疏远其实才是致命的,他们不会对乡村试图有基本的了解,往往只记得每次回村里,用水、上厕所、没空调种种不便。匆匆的来去,后辈和前辈之间,很难进行深入的交流,后辈不会了解前人在村子里的故事、生活以及种种繁琐的仪式,他们不清楚前人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模样的,不清楚水稻蔬菜如何长成,不清楚鸡鸭鹅猪如何肥大,他们也自然不会对那块埋有先人的墓地抱有深情,他们更不会思考,丢掉了所有这些记忆,也就丢掉了自己的根。
方言、仪式和记忆之死,才是真正的乡村之死。
……
 
我们村子所面临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有我随手举的这几件,我也只是村里的浮光掠影者,对其的了解很有限。作为地少人多,而又靠种植瓜菜为主的村子,却缺少组织者统一调配。目前,基本上村民种瓜菜也跟赌博一样,碰上好年节,卖贵些;碰上不好的时候,基本白送也没人要。在镇上收购瓜菜,打包装箱,运往内地的瓜菜老板,都是岛外人。村民缺少议价权,基层政府基本上也难以说上什么话,往往在大丰收的年节,收购价却只有两毛、三毛甚至没人要,水灵灵的瓜菜便被遗弃田头,让人可惜——而此时,城市里或许还在为高菜价抓狂。这种中间环节的不畅通,伤害的除了农村,还有城市。诸如此类的问题,早已存在多年,却难以真正改观。
 
变化已经到来
对于瑞溪镇的人来讲,2015年春节,大都知道两件新鲜事。
一、镇上的首富,上世纪九十年代海南商界的风云人物吴旭,给全镇所有的五保户发生活补贴,每月三百元,碰到年节,还有过节费。
二、县政府一期投资两千多万,改造了镇上的几条街道,用以打造“美食风情小镇”,大年初二那天举行媒体推介会,来了省里不少媒体,镇上和各村的人,都到镇上热闹了一番。
——这两件事,唯一能说明的,就是“变化”——不管这样的事是否有代表性,是否能持续,农村、乡镇,其实不断发生着种种我们所未知的改变。与此同时,我老家所属的海南省澄迈县的县委书记杨思涛则在刚刚过去的海南省两会上放出风声,澄迈撤县设市有可能今年内获批,也就是说,或许今年之内,澄迈即将开始城市管理的新征程,以前那种以乡村发展为主的模式,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化——瑞溪镇打造美食风情小镇,或许不过是这个巨大变化到来之前的一个小小征兆。在全省性的改变里,南渡江两岸都将修建沿江公里,有些地方已经动工,若是真正完成,沿着南渡江两岸打造的风情带,便直接从我们村的竹林穿过,我老家门前,就直接面对着沿江公路。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变化,在这样的变化面前,外出者任何带着感伤的叹息,都显得有些廉价——虽然,想一想,童年的风景在快速消失,真的很让人感伤。而如何跟上这种变化,融入甚至引领即将到来的改变,或许才对农村最有帮助。海南由于极少有工业,建设国际旅游岛之后,各市县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把乡村和旅游结合起来,早些年海南所倡导的所谓“生态文明村”、“十大文化名村名镇”之类的活动,都算是有了往下发展的由头。海南定安县把母瑞山的上百个村子联合打造成“百里百村”,外来游客乡村骑行等已经成为村口常见的事;充满文艺特色的乡村家庭旅馆,也已经在琼海的一些村子推出……在此时,再说到农村,绝不应该把农民和种庄稼死绑一起,而是需要所有的人来提供新的思路。
或许由于前文所说的,由于传统节日、仪式和宗族观念的牵绊,或许仅仅是“岛民意识”作祟,海南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民,都不会离家太远,越过琼州海峡到大陆沿海打工的人,更是不多,而仅在岛内移动,归家只是半天之内的事,并不会让海南的乡村陷入内地不少地方的那种极度破败。恰恰相反,近些年,在城里赚了钱后,大部分都会回村子里,把之前的破瓦房推倒重建,不少村子反而显得更年轻了一些。海南是台风多发地,在农村里,仅仅是出于耐用和安全考虑,大家也不会认为保留老的瓦房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很多的读书人,在面对故土衰败时,显示出了无力感,但也有不少人,其实正在正面扑向乡村。我就认识一位北大的哲学系研究生,在考取了德国名校的博士之后,放弃前往就读,来到海南投身农业种植;我也认识海南定安一位农村出发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回馈乡里,不但把村里面貌变得焕然一新,为村里的农产品找到出路,甚至把一个电影剧组带到村里拍摄,改变了整个村子的精神面貌;我还知道海南琼海一个“文艺中年”,在博鳌开酒吧赚钱后,回到老家,把老家的房子、荒地连片打造,称为“田园梦想”……这样的探索不一定是成功的,但都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仅仅让视野有限,缺少思考能力的老农民有见地、有胸怀地改变乡村,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的介入,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新力量。现在大多知识分子热衷哀悼、热衷怀旧、热衷悲伤,好像不这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读过几本书,可这些人却又最缺少行动能力,在村里住一夜都鬼叫连天——这样的声音,其实并不足以说出真正的乡村现状;这样的声音,往往也是其自我逃避的借口。改变已经到来,固守某些人记忆里的“小桥流水人家”,是不可能的,乡村需要新活力的注入,知识分子不去介入,乡村也会改变,但或许要慢得多。改变已经到来,在此时,往前跨出一步,或许比在微信上喊出万言要更有意义——包括我敲下的这些文字。
 
老家,还是故乡?
在海南话喊不出“故乡”的我,能说的,只有“老家”。
“故乡”这个词,往往会被蒙上各种色彩而让人心情复杂,所以,即使海南话的口头语里有“故乡”这个词,我也不愿意去喊,因为,“老家”虽老,它还在,它一直在,它还是我的家,它还有焕发生机的时候。
 
 
                                                 2015年2月26日—27日
 
 
作者简介:林森,作家,《天涯》杂志编辑部主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暖若春风》《关关雎鸠》,中短篇小说集《小镇》,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等。
 
 
        故乡力量:珍视、守护、发扬
               邱建生
 
正如母亲将我们养育,但母亲在我们眼里,很多时候只是一位老人。
我们在故乡的怀抱里成长,但我们常常忽视故乡的力量。
当城市和工业把一个个人抬举起来,驰骋于物质世界,其心可谓雄矣,其志可谓壮矣。
但在这雄壮里,人类却日渐迷失。
故乡力量,是人类的救赎之源,她要将人类从物质世界中拯救出来。
故乡力量,内含如下六大元素:
1、敬畏自然,天人合一。华夏祖先的智慧,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直到现在,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认知和追求。这一智慧在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与人类渐行渐远,而面目模糊。但是在我国广大的乡土社会,由于农业生产仍然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人们千百年来在与自然的实践互动中形成的敬畏之心,尽管也受到现代商业文化的侵蚀,但仍然跳动不息。实际上,现在被很多人斥之为“迷信”的一些行为,如拜土地公,初一、十五烧香敬天,都可以看作是人们在意识深处对不可知的天、自然的敬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上,则成为约束人们某些行为的一种准则,这种准则发乎于心,具有更大的效用。
2、质朴无华,率真求实。老子在《道德经》里指出什么是人类的本质,他用了四个字:见素抱朴。在今日社会,我们可以在哪里寻找到最接近人类本质的人群呢?显然,大家不约而同的答案是:农村。小农的自给自足经济是我国农耕社会的主要特点,长时间以来,人们在有限的半径内发生有限的商业往来,更多的,是熟人之间的情谊往来,以及,与土地和自然的情感互动。农村地区的这种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特点,铸就了农民质朴无华的品质。也有人以农民的这种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特点来说明农民目光短浅的原因,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也是农民不尚空谈、讲求实在的原因。人们春天洒下种子,只有辛苦耕作、用心管理,才能迎来秋天的收成。农村社会的务实作风,大多是从这种劳动体验中习得的。
3、守望相助,平等友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没有衰竭的一个核心,是人们的互助本性。这一点,可以在农村社会得到有力的证明。在人类社会早期,不管是狩猎阶段,还是农耕阶段,人们只有互相配合,彼此帮助,才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生存下来,互助表现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农耕文明的发达,互助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在村庄大大小小的事务中表现出来,最典型的是农民的最大工程:盖房。上个世纪以前农村盖的房子,普遍是在很少现金交易的情况下盖起来的,只有大师傅和木匠的工价是以现金结算的,大部分的材料和劳务支出,则多以互帮互助方式来进行,人们不用花多少钱,即可盖出一栋像样的房子来。所以过去人们日子过得尽管紧巴,却可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这与农村社会“守望相助”的传统密切相关。另外与农民生产活动相关的,像农村水利建设,也离不开大家的合作互助。乡土社会的这种互助精神,是维系社区良性运转的重要基础,既节省了社区的货币支出,又提升了社区的社会资本,久之,也就自然形成了乡土社会平等友爱的氛围。
4、明辨是非,良心未泯。由于受到外物的干扰较少,长期在乡土社会生活的人们,其欲望也相对较低,这使他们能保持良心的清明,对是非有敏锐的洞察。在前几年的小悦悦事件中,十八位从小悦悦身旁经过的人,只有那位从农村走出来的阿姨抱起了她;还有车下救人的农民工,以及在街头捡到巨款交公的乡下老奶奶,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在被问及为什么会这么做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本能”两字。是的,当人们遇到危险而出手相救,这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不需要什么心理活动的。这种本能在经济发展中逐步从人们身上剥去,而乡土社会正是这一本能的守护者。
5、勤劳节俭,自食其力。农业劳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人们追求舒适生活的本能使各项科技发明成为可能,有一天,脑力劳动将消灭体力劳动,而人类将在舒适中获得自由。这似乎是人类发展的一条理想路径。果真是如此吗?不然。恩格斯说过,劳动是使人之成为人的必要条件。他这里所指的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尽管与自己的本能(追求舒适)相悖,农民不得不参与体力劳动才能得到饱足,但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农民却因此形成了热爱劳动的品质,用我家乡话说是“闲不下来了”。这种品质恰恰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人类在劳动中获得尊严和自由,农民长期与自然为伍自食其力的劳动是对人之成为人的最好注解。此外,节俭也是乡土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种美德,现代人用“穷怕了”一句话来概括农民为何如此节俭,尽管一部分道出了事实,但却有辱这一美德,实际上,节俭更多地是农民对自己、对他人劳动所得的尊重,也是其对上天的某种敬畏和感恩。
6、不以物喜,乐天知命。尽管农村社会一直以来并没有停止过对物质的追寻,人们劳作、经商,读书求功名,为了自己和家人过更好的生活,但这些追求多是合理的有限的追求,少有贪婪的成份。长期以来,那些吝啬贪心的商人在农村社会是不被尊重的,农村的价值对这些人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倒是那些安贫乐道之人在农村享有极高的地位,往往也是农村教育后代的榜样。人们普遍对自己的处境抱持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处境好则心怀感恩,不好也不怨天尤人。这种农村社会自然形成的特质实在是一种较高的道行,是那些饱读诗书、功成名就之人毕其一生孜孜以求的,农民受教育不多,却能在生活中将之自然演绎出来。
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珍视、守护并发扬故乡力量,因为这一力量是人类找回自己的基础。
1、珍视:当整个社会迷醉在资本或权力的力量中不能自拔,请你回望,回到自己的内心,发现故乡力量,珍视故乡力量。她也许是一首家乡小调,也许是从你家门口流过的清澈小溪,或者是你母亲忙碌的身影,或是乡亲们憨厚的笑脸,甚或是一粒芥菜种……都请珍视吧,在这珍视里,我们才能看清脚下的路。
2、守护:在资本的侵蚀下,故乡力量也在节节败退,温暖着我们记忆的许多东西都渐渐消逝了,家乡越来越和城市一个样子,钢筋水泥建筑布满了家乡的土地,人心也越来越如这些建筑一般坚硬隔膜,而那绕村而过哗哗流淌的小河,也成了臭水沟……迫切地,故乡力量需要守护,在这守护里,我们前行的脚步才能迈得更为坚实。
3、发扬:故乡力量是这个时代的福音,我们应树立起这样的自信,参与到发扬故乡力量的行动中来,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加柔软、善良和朴实,让山河不再哭泣,让人们的笑容从心底发出,让希望铺满大地。
2015-02-28
 
                                           不安分的村庄
                                                           黄灯
 
     鲁家塅,我的外婆家,经济繁荣来自于人气的旺盛,因为不重视读书,人才没有外流,就算在外地打工,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还是会促使他们回家。但也正是因为不重视读书,缺乏文化底蕴,伴随财富积累的同时却是及时行乐人生观的盛行。传统人伦观的有效,现代功利观的冲击,构成了村庄基本的内在肌理。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所在,我一次次感受所学的知识,既无法解释它悖论的存在,也无法给它提供任何反哺的能量。知识者和村庄没有情感的隔膜,却有着介入的隔膜。我任由这一熟悉的所在,像一颗疯长的植物,生命蓬勃却毫无目标地蔓延。关于这个村庄,我始终不能像其他回乡博士一样,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只能语无伦次如实记下我的观感。凭借直觉,我认为,村庄的机遇和命运,挑战和危机,和当下的中国,并无两样。
                                          ——题记
 
中国国情的差异表现在任何一个层次,包括乡村。今年过年,满舅邀请我全家去他家过年,我因为两岁起就离开父母,寄居在外婆家,直到十一岁才离开,这次有机会到舅舅家过年,感觉非常亲切,也格外开心。外婆家所在的村庄位于湖南汨罗北面,离屈原投江的汨罗江大约两公里,行政上面隶属于长乐镇隘口村,隘口村主要分为鲁家塅和西沙湾,外婆家属于鲁家塅,全部姓鲁。
过年的热闹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深圳二舅一家也回来了,亲人相见,浓浓的温情立即弥漫开来,童年的温暖竟然能超越将近三十年的时光,重回我心头。不得不承认,亲人之间的温情并未随时光消逝半点,事实上,在和舅舅、舅妈、表兄妹相处的过程中,我最大感受就是自己在多年的求学生涯中,情感已经迟钝,也不习惯像他们那样直接表达热烈感情。
吃过年饭后,因为担心儿子跟不上队伍,我跟随一帮孩子去村里拜年,说是拜年,其实是讨红包。这两年,村里不流行拜年分糖果,而是分红包,给每个孩子一块或者两块钱。我观察到整个村民的房子极为气派,几乎都是楼房,房子的装修也和城市没有任何区别,面积非常大(人均至少是60平米)。我还了解到,除了个别因为在县城做生意或者上班的人以外,村里人都不喜欢去城里买房,有了钱还是喜欢在老家修房子,我的霞表妹,结婚的时候刚刚在家里重修了房子,这几年在深圳赚了钱,尽管全家早已落户深圳,可还是惦记在村里重修房子。正因为人气旺,村子倒也没有显示任何破败的迹象。更令我感慨的是,和十年前相比,村里的卫生条件获得了很大改善,统一修了垃圾池,每天都有专人来清理垃圾(我甚至认为村子的管理水平远远超过广州,村子的整洁和干净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村里的孩子也极富活力,野性十足,尽管也有一些留守儿童,但因为有亲人照看,还是能获得足够多的爱(村子外出打工的,每年必会。不管有钱没钱,不管混得好不好,回家天经地义),根本就没有农村孩子常见的胆怯和不自在。大年下午拜年在村里跑了两个小时后,儿子早已累得不想走动,比他小一岁的表弟的儿子,则马不停蹄,将战利品放回家以后,竟然独自骑着单车,跑到西沙湾去拜年。乡村公路上,过年返乡车辆不少,舅舅居然放心一个七岁不到的孩子骑车外出几里独自活动。我对此表示惊讶,他立即说“不碍事,不碍事。他早就一个人骑车外出,鲁家塅弄不丢人!”对比广州生活的我,孩子快八岁了,却从不敢让他离开视线半步,以致过年那几天,只要儿子和小伙伴离开一会,我总是习惯紧张去找人,惹得舅舅笑话。女孩子同样开朗大胆,三十晚上,霞表妹开车带我们去临近镇上歌厅唱歌,刚过鲁家塅牌坊不久,一群女孩子就在车前面挥手,示意停车,霞表妹女儿打开车窗,和那些孩子笑着打招呼。我一打听,原来那些女孩也想去镇上玩,不想走了,于是就在路边拦车,看能否搭乘一段,其实并不相识,从女孩子不设防的举动,由此也可以判断村里的人际关系还好,保留了熟人社会的信任。
确实,富有活力、激情四射、爱热闹、讲排场、性格野性,人情味浓,是村里人普遍特征。以我春表妹的话就是,任何一个嫁到鲁家塅的洞里姑娘(指山坳长大的女子),哑巴都会学会说话。我小舅的儿子新,前几年结婚,妻子就是一个洞里的矮个子女孩,刚过门时性格极为内向腼腆,才两三年,这次看到她,性格已非常开朗亲切,早已融入鲁家塅的氛围。更令我惊讶的是,这么多年了,村里人还是很团结,组织能力也强,村子原来靠近鲁家塅的公路,因为离屋子太近,随着近年车辆增多,村人担心孩子安全,组织在农田中间重新修了一条公路,家家都出钱,没有人说闲话。鲁家塅人性格的大胆和村民的团结、齐心分不开,我满舅就是一个极爱为头的人(按今天的话,就是一个天生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我童年印象中,满舅组织过玩龙,一共五条龙,一种极为繁琐的自发活动。
这次回乡,我最感欣慰的事情是表弟勇(化名)的彻底转变。因为吸毒(九十年代,村子很多年轻人吸毒,后面再交代),在很长时间内,他一直让整个家族感到揪心和耻辱。但无论他干了什么坏事,谁也没有放弃对他转变的信心和希望。在亲人张罗着他结婚后,妻子甚至因为整个家族给与的温暖,拒绝了娘家人逼迫她离婚的举动,坚定地要呆在鲁家塅。为了让表弟远离毒友,深圳工作的霞表妹给他找了份工作,让他们夫妇一起上班,两个孩子则交给舅舅舅妈带。去年年终,表弟除了给舅妈买了价值八千多元的金手镯,还给了舅舅两万元。过年回家,表弟神色中终于有了理直气壮做人的感觉,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感受到亲人对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亲情的召唤让他珍惜满足。和他聊天,聊得最多的就是教育,他的愿望就是将小儿子接到身边,带到深圳读书。他反复说,“我走了弯路,不能再让儿子误入歧途”。表弟不再像年轻时候,因为买码(香港六合彩,传到家乡,简称“买码”),一个晚上暴赚十几万,短短时间就积累了可观财富,最后还是因为买码包单(吃单,不上报,风险自理),一个晚上赔光整个家底,从此一蹶不振。他的心态已彻底调整过来,对现在夫妻两人每月包吃包住还有一万元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唯一心愿就是本本分分生活,将两个孩子带好,我们都笑他三十七岁才“上运”。满舅因为儿子的转变,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干起活来格外起劲。不得不承认,若不是亲人的包容和帮助,表弟的转变将极为艰难。
正因为胆子大,村里人血管中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我后来留意到,因为田地少,村民几乎从来就没有依靠过农田过活,不是做生意就是做手艺。就连大舅大儿子,一个五保户,和我同一天过生日的旺哥,都知道去外面捡破烂换钱。
以我几个舅舅为例,除了大舅舅没有副业,二舅舅会做酒、做糖果、经营商店,满舅舅曾干木工、办工厂、开商店、杀猪,小舅舅则做泥瓦匠,养过母猪和脚猪(配种的公猪)。村里人在八十年代因为贩卖保险柜,曾经涌现了很多富人。我一个远房建舅舅(化名),同样因为保险柜生意,发了不小的财,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修了当时村里最为气派的房子,当时就花了将近十五万,我清楚记得尚念大学的我跟随爸爸参观他房子所生出的感慨,当时乡村中学教师的爸爸工资才二三百元,十五万对他而言,几乎是一个一生都无法想象的目标。
但令我惊讶的是,此次回家过年,看到建舅,他早已没了昔日的风采,蜷缩着身体像一个常见的接近老年的农民,恰如他二十年前鹤立鸡群的房子在村民后起的楼房中,显得陈旧过时一样。后来才得知,他家庭确实在走向败落,儿子吸毒,女儿爱赌,妻子有段时间甚至不得不靠当保姆才能维持一家生计,而他自己得了糖尿病,不能再外出干活。
因为不安分,村人骨子里对一成不变、死气沉沉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向往,大起大落,几乎构成他们人生的常态,我满舅的命运就如此,既经历过八十年代辉煌而短暂的办厂岁月,也遭受了因为孩子不成器而导致的彻底颓败,但对于命运的变故,村人自身并没有太多认识,总是归结为运气不好或者命里注定。事实上,不管是满舅八十年代因为大字不识被别人合同诈骗,此后一蹶不振,还是因为自身没有文化,不懂教育,以致子女误入歧途,给家庭带来长久的困境。
归根结底,村庄命运的起落,来源于村人在获得财富后,并没有足够的文化依傍和价值引导,让他们获得物质以外的进一步提升。对感官享受的重视和对教育的漠视,构成了村庄命运起落的秘密。他们凭借过人胆识总是能在极短时间之内暴富,但很少有人能够持续发展自己家庭,在获得财富后,总是迫不及待挥霍一空,满足一时快感和虚荣。
我爸爸对此看得最为清楚,总是不断提醒亲人,“一定要重视伢子教育,多少钱都经不起败家子的折腾。”可惜,除了我二舅,别的舅舅都没有意识到教育对一个家族命运的深远影响。事实也证明,二舅在结婚八年只生一个女儿后,并没有因为是个女儿,放弃对她的培养。在农村,她极有远见送孩子学唱歌,学风琴,后来考取大学,学外语,嫁给镇上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大学生后,家族命运开始改变。几年后,她辞掉乡村中学教师的工作,自己开始在深圳闯荡,更为难得的是,获得成功后,总是凭自己能力帮助其他舅舅的孩子们。
总而言之,直到今天,鲁家塅经济状态从来和贫穷落后扯不上太多关系,只不过,财富的主人不断变换,在时代激烈震荡中,谁都有可能一夜暴富,但谁也无法保证永久的辉煌和出人头地。村子经济整体的活跃,总是让我困惑不已。
也许,不得不承认,鲁家塅之所以直到今天都维持着经济的活力,除了村人性格上面敢闯敢干外,他们不重视读书的习惯也客观上起到了作用。因为重视副业不重视读书,村人头脑极为灵活,行动能力强,生存对他们并不艰难。在我印象中,外婆家很少陷入难以忍受的经济困境中,我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听大舅笑话我爸爸家穷,妈妈家好。以致直到今天,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大舅向我描述的画面:爸爸念师范时,放假不是回奶奶家,而是直接到外婆家来,为的是坐在门槛上得到外婆做的美味食物。因为读书外出定居的人少,村人尽管很少有机会成为体制内的人,但相应的,城市通过高考抽取农村人才的现状,倒也没有落到他们头上,村子几乎不存在任何人才流失的状况,相反,外出的村人长了见识,赚了钱,还是愿意回到村子生活,这倒客观上促成了城市滋养乡村的效果。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就算在外打工,村里男孩很少从外地尤其是外省带女孩回来,还是倾向于在本乡本土找对象。
事情的另一面是,因为不重视教育,对读书没有特别的渴望和敬畏,村人及时行乐的思想深入人心,价值观念里,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过好一天是一天。因为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享受,村民染上了很多不好的风气,尤其是2000年前后,吸毒、买码成风,年轻人沉迷于感官享受,人人都指望一夜暴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很多村妇也迷上赌博,一个晚上输赢几万元,眼睛都不眨一下,其胆量之大,对金钱无所谓的态度,远远超出见过更多世面城里人的想象。
今年过年,村子里有一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问我收入,我如实告诉他们,没想到他们都表示不可理喻,一个毕业十年的博士生,不说每月拿个八万十万,至少也该有个三五万吧?他们对博士生存状态的隔膜,就如我无法理解一个农村老太太为何对有钱人理解的起点如此之高?我的存在甚至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对子女上学不抱指望的心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倒是从来没有进入村人的视野。我不知这算不算中国教育在一个村庄遭受的回报?相比城里孩子整天被逼上各种兴趣班的命运,村里孩子倒是一如既往维持了童年的快乐和野性。
 
当然,要补充一点的是,村庄的经济活跃从来离不开城市的滋养。事实上,在我很小的记忆中,鲁家塅从来就和城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满舅八十年代开木器厂,开织布厂,就从杭州、长沙、株洲请来各类技术人员。九十年代,村子之所以出了很多跑柜子发财的,也和城市银行业快速发展相关。村人开放的心态导致他们极易吸取城市的东西,对经济的敏感往往让他们比别的农民更容易抓住发财的机遇,但因为缺少更多的精神寄托和文化熏陶,在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他们对城市腐朽的一面也吸收得极快,至少九十年代吸毒和买码的盛行,就直接来自外出广东打工村人的影响。
 
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一次次觉得,外婆所在的村庄——鲁家塅,其实就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喻。经济的富裕和文化及价值观的缺失,构成了触目惊心的裂缝,尽管村里人日子过得不错,但一想到这种畸形的繁荣,并未获得稳固的支撑,我就为他们多少年来注定大起大落的命运担忧。传统人伦观的有效,现代功利观的冲击,构成了村庄基本的内在肌理。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所在,我一次次感受所学的知识,既无法解释它悖论的存在,也无法给它提供任何反哺的能量。知识者和村庄没有情感的隔膜,却有着介入的隔膜。我任由这一熟悉的所在,像一颗疯长的植物,生命蓬勃却毫无目标地蔓延。
 
关于这个村庄,我始终不能像其他回乡博士一样,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只能语无伦次如实记下我的观感。凭借直觉,我认为,村庄的机遇和命运,挑战和危机,和当下的中国,并无两样。
 
 
                                               (作者系广东某大学教师,博士毕业十年)
                                                                               201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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