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热风讲座
战后台湾左翼思想状况漫谈
演讲人：吕正惠
主持人：郭春林
【演讲者简介】 吕正惠，1948年生，台湾嘉义人。台湾大学文学硕士，东吴大学文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2014年荣休。主要研究领域为唐诗、台湾现代文学。著作：《杜甫与六朝诗人》、《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小说与社会》、《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CD流浪记》等。
【时间】10月15日周三下午14：00
【地点】上海大学新校区A602
【主办】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一
郭春林：我到上海大学主持讲座还从没见过如此盛况，济济一堂。我不知道来听的都冲着什么来的，是冲着吕正惠，还是冲着台湾，还是战后，还是左翼，还是思想。这里有太多关键词。但是不管怎样，人多就好。
吕老师在台湾很“孤立”，因为那里有分裂现象。统派/独派，深蓝/深绿之类，从政治上来讲，分裂还是比较严重的。吕老师是统派，坚决拥护共产党占领台湾，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派都承认一个中国，但里面也有差异。
吕老师的学术成就，在我所知道的老师、朋友中来讲，即使不能说著作等身，也很不少了。今年年初，台湾和大陆的一些朋友为他做了荣休纪念专辑，我没有荣幸参加，但看到一些材料，著作目录很长很长，主要是做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块。
本来他说要讲苏东坡，我说不行，我们得给你出个题目。因为现在大陆高校对台湾思想界的了解普遍比较匮乏，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同学对台湾的思想状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所以就给他做了一个命题作文。闲话不多说，下面欢迎吕老师给我们做报告。
吕正惠：大家好。刚刚郭老师说这是命题作文，的确是这样。原来我想讲古代文学，郭老师希望我讲台湾，我就讲讲台湾左翼。我没有特别准备，但对这个情况稍微熟悉一点，所以可以谈一下。
左翼是现在流行的术语。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政治上就开始分左右，但那时候跟现在说的不一样，现在说的，偏向社会主义思想就说是左翼，偏向自由主义思想就说是右翼，当然还有更右，比如说法西斯思想。我就按这个意思来讲台湾社会主义思想的状况，重点放在战后。
但谈台湾的左翼思想一定要追溯到战前，大家才能比较理解它的演变，所以我就先简单讲一下战前的情况。
我们知道，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1945年收回，所以它沦为日本殖民地整整50年。这50年里，台湾的殖民状况怎样的呢？
台湾大部分是农民，农民中大部分是佃农，绝大部分土地都由地主占据，这个状况跟台湾的开拓进程有关系。
原来汉人并没有住在这个岛上，从明朝起，汉人逐渐移居到台湾去。但那里本来全部是原住民住的地方，原住民不太种田，只是狩猎采摘，小规模地种点小米，生活很简单。所以台湾基本上是草地、野地和山林，汉人去后，需要很辛苦地开垦。
汉人的开垦和他们祖籍地的状况有关。福建和广东多山，田地少，所以很多有钱的大地主，就出钱招募贫农，提供农具、耕牛，由这些贫农开拓。开拓好了这个地就算出资的大地主的，开拓的农民都是他的佃农。他可能不是一个人出资，比如有的人出多一点，有的出少一点，所以台湾以佃农为主开拓后形成的佃租关系是很复杂的。理论上讲，土地可能不完全是我的，下面有三个小地主，小地主再分租出去。所以要解决台湾的租佃问题很麻烦。因此地主是少数，佃农是多数，当然也有自耕农，但是佃农为主。
日本占领台湾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
日本占台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军事上的。太平洋战争时，台湾是日本的根据地。日本攻打菲律宾的飞机是从台湾起飞的，不是从琉球，也不是从日本，因为台湾到菲律宾最近，台湾南部接着菲律宾，所以日本是有充分的海洋战争考虑才需要台湾。
但日本人到台湾后考察各方面状况，发现当地非常适合搞农业，所以也要剥削农业资源。
首先，台湾的土地很肥沃，基本没有用过，所以农产品产量非常大，最南部的地方一年能种三季稻，台中以南就是两季稻，台中以北是一季稻，粮食产量很丰盛。
第二，台湾很适合种甘蔗，台湾的蔗糖非常有名，在清朝末年，台湾的蔗糖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我小时候还看过种甘蔗，台湾的甘蔗品质非常好，可以换来很多外汇。
第三，台湾山林里面有一种独特资源——樟脑。因为台湾的原始森林都没有开拓，所以樟脑产量非常高。（观察者网注：日本占领时期，还成立了“台湾樟脑局”，负责管理樟脑专卖事务。）
第四个就是林木本身。阿里山在日本人没有砍伐之前，一千年以上的树木到处都是，但后来全部被日本人砍光了，那么多“台湾神木”啊（观察者网注：台湾神木是当地特有的古老树种，树皮带红褐色，学名“红桧”）。总之，日本掠夺了大量台湾的农产品和森林产品。
日本人没来之前，台湾的佃农受地主剥削；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们当然还要再剥削一次。他要甘蔗要米，要地主交多少，地主只能乖乖地交上去。日本人收的那一份自然只能让佃农来承担，所以加重了对佃农的剥削。
台湾的佃农非常苦。还有一方面也比地主时代更糟糕——没有自由市场，所有的甘蔗都由日本人统购统销。表面上有自由，其实没有，因为甘蔗是卖不出去的。日本人先用自己的大糖厂打倒台湾地主的小糖厂、糖铺。之后，所有的甘蔗全部由日本人的制糖会社来收购，价格是他定，斤两是他测。
台湾在“日据时代”有个很出名的小说家叫赖和，他写了一篇小说叫《丰作》，讲台湾蔗农受到的剥削。他这样描写日本人如何偷斤两：一百斤甘蔗说有七十斤，你没办法跟他讨论，他说多少就是多少，而且要用他指定的价格收购。所以台湾农民是很苦的。
二
当反抗日本人的时候，有两种反抗方式。一种是民族主义的反抗方式。台湾的地主大都有民族主义思想，因为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吃了很多亏。他们受过教育。但这个民族主义思想基本上跟农民的关系不大。因为农民最迫切的感情就是（感觉）他们生活很苦。那么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分两个类型。一种是家里勉强能供他们到小学毕业，因为日本人在台湾设的学校并不多，他并不想让台湾人受到很好的教育。因为日本从英国殖民印度中学到的经验。
英国教印度人读书的结果是印度到处是民族主义者，所以他知道不能让台湾人受到太多教育，能够读完小学就不错。读到小学毕业以后，基本上可以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当老师，这些人本身家境就不是很好，所以他们比较有正义感，他们在乡下学校教书的时候看到农民生活很艰苦。同时他们读日文书，二三十年代日本的左翼思想也很普遍，所以他们吸收到左翼思想，因此就出来领导，“（对农民说）你们太苦了，你们不知道怎么办，我们教你们怎么办”就组织农民，在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农民组合运动”。“农民组合运动”实际上就是小知识分子带头领导农民起来抗议日本剥削。
这个运动在三十年代的时候非常兴盛，因为农民活不下去没办法，就变勇敢了。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第二种是来自于地主阶级。有些地主到日本、东京去读大学，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些人当然比较有良心，回去看到自己的佃农生活是那个样子，问心有愧，因此产生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台湾信仰社会主义的地主是不少的。后来这些人本来要组织台湾共产党，但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党的分部是以国家为单位，比如所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说你们台湾现在政治上是属于日本的，所以你们只能成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所以日本共产党就派了一个代表，带着钱，来台湾跟台湾左派一起组织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日本管国家安全的人当然知道这个消息，即使那个日本共产党的领袖化了妆，他在基隆登岸的时候还是被谋杀了。
所以台湾的共产党就没钱组织了。后来有一部分人逃到大陆，共产国际就说，既然日本共产党出了问题，那就请中国共产党帮忙一下，所以实际上，日据时代的台湾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帮忙（建立）的，可是很难活动，30年代的时候日本下令逮捕所有台共党员，很多人被逮捕，也有很多人逃到大陆来。在台湾被逮捕的人，一部分死在监狱里，一部分人日本人看到快死了就放回家去，回到家里不久就死了；还有一部分人写了转向书，就把你放掉；还有一部分人不肯写转向书，就一直关到台湾光复才出来。因为台湾四面环海，逃不出去的。所以在日本的大肆逮捕之下，台湾共产党全军覆没。
现在就可以讲到战后了。战前社会主义时期，很多人不一定是共产党党员，可是本身就有社会主义思想。45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手。当然共产党也要派人活动，台湾不能全部被国民党拿去。所以共产党华东局派了四个人来台湾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派去的主要领导有四位，等一下我会讲。然后他们就开始发展地下党员，省工委的地下党党员，据一些活下来的老前辈告诉我，到“二二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不到一百人。“二二八事变”发生以后，人数急剧增加。这是共产党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除了组织地下党，还有很多间谍、卧底，有些被国民党抓住枪毙的，其中有一个国防部副部长叫吴石，福建人，近几年公布了他的事迹，大陆还纪念他。他就是埋伏在国民党国防部里的高级将领。后来被抓到。所以除了省工委的系统之外，当时还有社会部，当然军队也有派人过去。到1949年，国民党全盘败退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当然知道这种状况很糟糕，当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也不清楚，美国好像也是要放弃国民党。但很快1950年爆发了韩战，台湾一下子就变得很重要。这时，美国就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也就是说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两岸在打仗还没有分出胜负你帮一方去消灭另外一方，这就是外国势力介入中国问题，事实上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海军和空军能够登陆台湾，所以就没办法统一，解放台湾的工作就没办法实现，两岸就对峙。
美国把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之后，蒋介石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开始整肃。我们把它叫做“白色恐怖”，其实它有一个法律名词叫做“台湾省战时戒严令”，就是说国共还处于战争状态下，在这个状态下实行军事戒严令，不是实施宪政。1949年年底，几月份我忘记了（观察者网注：1949年5月19日）开始颁布戒严令，49年之前就有人不小心被抓到，关起来还没有审判。戒严令实施以后，就非常严厉的搜查岛内共产党地下党、间谍以及同情共产党的人。从1949年年底开始做这个整肃工作，我们把它叫做“白色恐怖”。这个戒严令是在1949年年底公布，到1987年年中才撤销，也就是说台湾国名党政府在台湾实行了38年军事统治，不是实行宪政。
大陆不是喜欢讨论宪政吗，所以我要讲清楚，我们1987年之后才实行宪政，以前都不是，包括不能组织反对党，不能办刊物，没有言论自由，各方面都是根据戒严令来的。那么逮捕活动的高潮是1949-1954年左右，国民党在开始时恐怖统治的时候，逮捕和杀害的人数众说纷纭，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完全公开，我们拿到的资料都是通过个人努力偷偷拿到的。我认识一些地下党没被枪毙的老前辈在搜集这些资料，其中一个我认为比较可靠的资料讲给大家听一下，大概从1949年开始，到1987年解严，国民党军事逮捕人数大概有14万多，枪毙超过一万。找得出名字的一千多人。这样就把台湾的左翼思想彻底断根。蒋介石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所以逮捕波及的范围非常大。我们这些老政治犯被关在绿岛，他们在绿岛里互相学习，所以叫“老同学”,“老同学”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四个人枪毙一个，后来是三个人枪毙一个，再后来高潮的时候是两个人枪毙一个。三个人枪毙一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共产党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小组长要枪毙，所以枪毙比例非常高。
根据国民党当时透露的资料，大逮捕以后，到军法审判，（被审者）正式承认是地下党党员的，大概有一千出头。正式党员至少三分之一被枪毙。被冤枉的就太多了。当时有一个法令叫“知匪不报”，你知道他是一个共匪而不汇报，视同共匪，所以知匪不报可以判十年。（比如）我知道我被列入逮捕名单，我逃到郭老师家吃一顿饭，后来被抓到了，就开始严刑拷打，说出到过哪些地方，只要我说出来，那郭老师至少判十年。所以当时被牵连的人非常多。你们都不知道，国民党在我们这种本土台湾人心中有多么罪恶，所以当你们都在称赞国民党的时候，我绝对不吭声，不反驳已经很客气了。很多台湾人因此家破人亡。凡是被牵涉，痛苦无法诉说，因为接下来就是找不到工作，只要你涉及政治案件，你出来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工作，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创业，或者必须寻求一种不需要人雇佣的工作，这种工作哪里找？其实并不多，这就是白色恐怖。
三
这样像梳子一样把台湾各种主义梳过好几遍之后，你说还有什么人敢有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基本上从1950年开始，到1960年代中叶，台湾思想界很单纯，你即使心里有社会主义思想也不敢讲出去，因为讲出去就有人会知道，因为是这样子，第一，检举就有奖金，还有一种更恶劣，比如说我检举郭老师，我知道他很有钱，所以我说他参加过共青团，他被抓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财产，所以为了分财产当然就检举有钱人，只要检举成立了我就能分他一半财产。这样就使得即使你心里有想法也不敢说。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台大中文系的，有一门政治课，讲三民主义，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三系合上，一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三民主义的课我们是都不听的，因为那个教授讲得很差，三民主义也没那么差啦，只是他讲得太差，大家都在打瞌睡。那个教授说我一个学期点两次名，点到一次补考，点到两次当掉，所以没有人敢旷课。
那个时候考古系有一个同学跟我们同班，长得很胖走路很慢，他每次上课必定迟到，没有一次准时，那个教室有两个门，一后一前他一定从前门进，而且走过讲台的时候一定会横着眼看那个教授一眼，然后绕过去坐下来，我们都非常佩服啊！觉得这个同学好了不起，其实我们都很讨厌那个教授。到了下学期，突然意识到胖子好像没来上课，“好久都没看到胖子了，不知道他怎么搞的？“被捕了被捕了，小声点。”他跟陈映真同案，被抓了。你就可以看出我们校园里面大家都提醒提心吊胆，参加社团活动或是讲话都很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校园内一定有很多“细胞”（注：此处指校园卧底），这个当时我听别人讲都不相信。后来1980年我在中山大学教书第一次上课，到这个学期期末我们系主任找我聊天：
“吕老师，听说你上课常常讲到苏联？”
“没有啊，怎么会讲苏联？”
“那怎么有学生反映说你上课讲很多苏联小说？”
“哦，他听错了，我说的是我们要看俄国小说，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
我们那个系主任是搞文字学的，他也不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旁边一个教授跟我一样是搞文学的，他说“吕老师最喜欢托尔斯泰，他上课讲很多托尔斯泰。”（系主任说）“那你以后少讲一点。”所以我以后上课就尽量不提俄国。（其实）那时候我班上有一个同学打报告（即告密），后来有学生跟我讲说是谁在打报告，我很意外，那是我最喜欢的学生，非常用功。后来一查才知道，因为他家里很穷苦，家境很艰难，很不安，所以学校的安全单位就找他负责听老师讲课。虽然我心怀不满，但我上课除了课程之外不谈其他东西，我只谈文学，我鼓励学生读外国小说这没什么错误嘛。这个故事就证明校内有很多“细胞”，老师上课上得小心翼翼。
我1967年进台大读大学，当老师是1980年，87年解严，我始终记得这个事件。所以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大家都不敢讲，心里有什么想法都不能讲，有几个名词是大忌讳，写文章绝对不能出现，一个是“阶级”，这个词写文章绝对不能出现。那怎么办呢？顶多用“阶层”，绝对不能用“阶级”。“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如果出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批判，一定要说“社会主义批判”，这样才可以。我们还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在戒严时期的书刊管制法令里有一条，叫做“附匪”的，像郭沫若附和共匪，茅盾附和共匪，鲁迅附和共匪，还有“陷匪”作家，像沈从文朱光潜，他们思想没问题，但他们人在匪区，这类专家学者的作品一律禁止。所以我们台湾是长期看不到大陆学者、作家的作品。
郭春林：
我要做一点翻译啊，因为吕老师是正宗台湾本地人，台湾南部嘉义人，是绿营上比较集中的地方。他的这个普通话也就不太清楚。刚才讲的“附匪”，附和共产党的，比如郭沫若鲁迅，台湾称之为附和。“陷匪”，就是没有跟国民党一起到台湾的作家，陷落匪区的，比如沈从文。
吕正惠：
就是说我们看不到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专家和作者的作品，但我们可以想办法偷偷看一点，但这个要有胆量和判断。大学时代我们有一个香港侨生跟我讲，我有一本鲁迅的小说你要不要看，我听了很兴奋说好，你借我一个晚上。结果我拿回家以后心里怦怦乱跳，因为偷读鲁迅要送到绿岛去，所以我第二天赶紧还了，说你不要说我借过哦。
思想控制那么严密，我们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段时期是空窗期。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说陈映真。陈映真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读到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国民党戒严的时候说有问题的书要交出来烧掉，可有些人舍不得交，总而言之，我当时读的建国中学旁边就是牯岭街，是台北市最大的旧书摊，旧书摊上可以买到沈从文的、老舍的这些没有什么问题的书，但茅盾的、郭沫若的、鲁迅的没有人敢卖。（书摊老板）看一看你，看你态度奇怪，陈映真就是这种人，他就问：“你想找什么？”“茅盾，鲁迅有没有？”“有有。”然后就带你到那个密室里面，所以陈映真花了很多钱在那个密室里面，连毛主席的东西都买到，所以他的思想就危险了。
当时有一批人在一起聊（交流）得很兴奋，越聊越兴奋，人数就越来越大，不久就被抓到了，因为里面已经有国民党的人，告密了。就有（国民党的）人专门去参加这种小群体，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人，不能马上抓，等到成型了定期举行读书会以后，就全部抓起来，陈映真就是这样被抓住了。所以说不是没有人（了解社会主义的东西），但这种人是少数的。
四
我是很幸运的，我是乡下人，很老实，到台北市没什么朋友，也没有人拉我进什么读书会，所以我安全走过那段时间。我思想转变的关键其实是保钓。因为国民党思想控制这么严密，台湾的学术也很单纯，台湾的很多学生读完大学都到美国留学，特别是台大，台大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好像每年前百分之零点几的学生才能考进台大，是最优秀的学校。台湾大学的毕业生百分之九十是到美国留学，我之所以没到美国留学是因为我家里太穷，不敢想，只要是公务员子弟都可以去美国留学，我爸爸是开计程车的。这些学生平常都是不过问政治的，很单纯，直到美国把琉球交给日本人管理。
其实琉球不是日本的土地，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琉球是在后来才被日本占领的，它是属于波兹坦宣言规定，要日本还出来的。所以琉球根本不是日本的，也不是美国的，只是把琉球交给日本管理而已。然后把钓鱼岛划入琉球的范围，但钓鱼岛根本就不是琉球的范围，钓鱼岛是台湾的，为什么呢？你去看地图就知道了。美国还没有把琉球交给日本管理之前，台湾的渔民都是到钓鱼岛捕鱼。特别是宜兰县那边的渔民。等到美国宣称钓鱼岛是属于琉球的，日本的海军就开始驱逐台湾渔民，搞了很久渔民才知道那里不准捕鱼。很多资料可以证明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省的，不是属于琉球。当时，海外留学生激发起爱国热情，开始保钓，当时台湾政府不敢吭声，大陆政府处理的比较……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总而言之，大陆的政府是严正抗议的，台湾政府都不吭声，留学生非常生气，全部倒向共产党。
就是说海外留学生产生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凡是有激烈民族主义的全部左倾，国民党发现这太严重了，做了二十几年的思想工作，就败在钓鱼岛上，有的留学生开始热情歌颂社会主义中国，有的干脆回国定居，我就认识一个。因为我是统派嘛，这种人我都认识。大陆有个台湾同学会，就是当时的留学生，学业完成之后不回台湾而回大陆（的人组建的）。前一阵子我还跟其中一个人见过面，他在北京清华大学，是学物理的。
保钓运动非常复杂，搞到后来就分裂了，台独运动也是从保钓分裂出来的。因为有一批人特别右的人，不满共产党也不满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大地主的后代，那些土地改革中被廉价购地的，基本上都是台独派，这个陈明忠在他的自传《无悔》一书里讲过。保钓运动就让台湾学生大量左倾，很多人回大陆参观，大陆高度重视。很多人为了搞保钓，不读书了，学业都不要了。毕业以后没事干。当时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以大陆在联合国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人手不够，就可怜这些保钓派，让他们去那里工作。那个作家刘大任就是在里面工作，还有一个台湾很有名的左翼郭松棻也是在联合国工作到退休，因为他们学业都没有了。
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火种他们想尽办法传回台湾，当时（1971年）刚好中华民国席位被拿掉，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很慌张，内部不稳，反对运动就兴起，所以一进入七十年代，（台湾的状况）完全变了。第一，你没有国际地位，第二，长期在台湾发展经济累积的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台籍资本家，台湾人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都是没有受过国民党照顾的，牵涉到台湾经济讲起来很复杂。
国民党只照顾外省籍资本家，以及跟他合作的台湾地主阶级的资本家，其他的都不照顾。那这些自己白手起家的中小企业，在创业过程很难借到钱，他们的钱都是自己的血汗钱，所以这些人最痛恨国民党，他们支持的党外运动势力膨胀的非常厉害，国民党没办法控制地方选举。美国要求国民党县市议长、县市议会议员，到乡公所的代表，一直到省级到全国都要选举，那个时候我们还分省和中央，中央蒋介石是拒绝的，可省县乡都要选举。这个选举国民党可以控制，可以用各种方式，最不济的就是做票。做票有各种方法。到七十年代以后几乎完全失控，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就放松，因为他都没有能力控制政治力量，他怎么能够控制思想。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大量读禁书，什么禁书都有，二三十年代的差不多都有，只差没有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跟鲁迅的著作八十年代还没看到，还没有人敢印，没有思想问题的大陆出版物到处都是。那个时候开始放松，就是那个时候左翼思想在台湾开始复活，所以七十年代是左翼年代，在文化上叫做乡土文学运动，或者说回归运动。因为国民党时代全部走西化路线，现代化就要向美国学习，所以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学一切向美国看齐，所以社会学是现代化的社会学，文学也是现代主义，总而言之一切向美国学习，人才全部到美国去，台湾本身是空的，台湾问题不关注。
那个时候的口号是“回归乡土”，不知道谁先喊出的，但这个口号很动人。是左翼创造出来的。但那个时候很麻烦的地方在于，你不能说“回归祖国”，根据戒严令是要被抓起来的。美国那边也有人说“回归祖国”，这个口号后来出问题的原因是，“乡土”可以指台湾也可以指中国，可是当时的左翼都知道这个乡土指的是中国而不是台湾。这个兴盛了大概十年，一直到民进党势力越来越大，“回归乡土”这个左翼思潮真正的销声匿迹实在1989年6月，大家一听这个时间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左翼思潮在台湾的全盛时代是七零年代。领袖是陈映真，主要的运动是左翼乡土文学运动，文学也要关怀社会。陈映真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就是说文学要来自社会，关怀社会，这题目我记不太清楚了(观察者网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他当时发表了很多篇理论文章，说文学要有社会现实性，文学要关怀下层人民的生活，就是左派那一套理论。七十年代台湾文学全部是左翼乡土派的天下，左翼思想非常盛行。昨天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讲到，七十年代知识界几乎全部是左翼思想，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左翼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了，大概几十个同伴，其他全部消失。从弥漫于全台湾，到最后突然消失，全台湾找不到一百人。这个现象太意外了。
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钱永祥，在上海尤其有名，我跟他很有交情。我们从大学时代就认识，他低我两届，他是台大哲学系，我是台大中文系。有一阵子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我们都属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里面的同仁，以前我们还来往的时候他跟我讲，“正惠啊，你自己想一想，七十年代你们左派影响那么大，为什么不到二十年全部消失了，你们怎么不检讨一下自己啊”，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检讨一下自己，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我的走向中国之路》，就是回答这个问题。那篇是从整个历史背景开始说明，为什么左翼思想在七十年在台湾开始兴盛，到八九十年代消失，从历史背景中解释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这不是我们统派的事情，而是国际政治的问题。
当年到现在很多还是左派的人，犯了左倾幼稚病，左倾盲动主义，我们可以把列宁的话拿来批评当时的左派。我在成为非常孤单的既是左派又是统派以后，我主要的时间都是回答这个问题。从我的那一篇《我的走向中国之路》开始，就是在寻求历史跟思想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我们的领袖陈映真从九零年代以后非常痛苦，每个人都知道陈映真是很孤独的，上海作家王安忆就曾经写过几篇有关陈映真的文章，大陆汪晖跟陈映真也有交情，他们都知道陈映真很痛苦。所以他最后就中风了，我很了解他的痛苦。
郭春林： 我稍微打断一下，陈映真是不是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协的台湾作家？
吕正惠：是。
郭春林： 陈映真，学文学的应该都知道。他现在北京的医院里养病。
吕正惠：他是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运动左翼思想的领袖。他在我读大一的时候被抓去关，关了六年还是七年，出狱的时候正好是乡土文学盛行，他是台湾思想界的领袖。后来第二次被捕，经过海外的抗议，国民党把他放出来。1987年解严，那时候台独势力已经很大，台湾既是左派又是统派，还有一些强烈民族主义者，组成了第一个民间组织，叫做“中国统一联盟”，陈映真出任第一任主席，89年他率团来大陆的时候，国家主席亲自接见，所以他是台湾统派真正的领袖。病倒好像已经有十年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