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争议，让我记住了这本新书的名字：《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在书店看到它赶紧买了下来。 
 
　　这本书的副题是：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 
 
　　这是一本好书，为它激动不丢人。 
 
　　曾有德国军官指着《格尔尼卡》问毕加索：“这是您的杰作吗？”毕加索说：“不，它是你们的杰作。”我想，如果没有《格尔尼卡》，毕加索仍是美术史上绕不过去的艺术家，但人们不会用“伟大”为他加冕。 
 
　　直到现在，海明威的这段话还镌刻人心：“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消减；因为‘我’包含在‘人类’之中；所以，别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追随在海明威老爹身后的，是迄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正是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他说出了那段后来被新闻记者奉为圭臬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还有那位在中国最著名的加拿大人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前，他已不远万里从家乡去了西班牙。为什么要去？他说：“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他们无所不在，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阻挡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事实上，像他一样，从西班牙转而来到中国抗日战场的医生不止一个，而是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班牙医生”。 
 
　　“NOPASARAN！”（不许法西斯通过！）是当年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口号。 
 
　　——万国之上有人类在，人类之上有灿烂星空。 
 
　　来自世界五十三个国家、四万名志愿者来到西班牙，誓与船坚炮利的法西斯死磕到底。一个国际纵队的队员回忆，当时他所在的部队虽然只有两百人，可是居然讲话要用四十一国语言。 
 
　　现在，有两个出身台湾的华裔科学家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寻寻觅觅告诉我们：在那个关乎人道关乎良知的战场上，中国人没有缺席。 
 
　　闻所未闻的旧闻，闻所未闻的新闻。 
 
　　寻找这些名字的过程披沙沥金，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本书作者之一邹宁远在图书馆里翻阅两千多张美国志愿军的照片，大海捞针般寻找有关中国志愿者的蛛丝马迹。看了一阵子后，他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不是因为太累，而是发现眼前每张照片里的人几乎个个都像中国人了。“宁远没有想到人的思维竟这样顽强地征服了感官。” 
 
　　随着他们失望交织着希望的追踪摄迹，已经被沧桑巨变的岁月风化剥落的英雄群像渐渐清晰，一些中国人的名字浮出坚硬的水面：谢唯进、张瑞书、刘景田、张纪、陈文饶、陈阿根、李丰宁、张树生、阎家治、杨春荣、张长官、刘华封、华裔印尼籍人士毕道文。 
 
　　1938年西班牙共和国宣布遣散国际纵队的时候，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埋骨异乡，这其中有我们的同胞。 
 
　　幸存者步伐犹不停歇，毕道文来华抗战然后回到印尼后落脚在一个偏僻小岛，治疗人见人怕的麻风病人。他是怀着怎样博爱救世的情怀？ 
 
　　令人心寒的是，这些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几乎都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不同程度的漠视、怀疑甚至迫害。这也好理解：爱自己爱家人是本能，爱家乡爱祖国爱同胞的情感也容易习得。但如果把这个同心圆再向外扩，爱“不相干”的他国人民、为了与切身利益不相关的事情挺身而出，这就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理解范畴。有时不仅得不到赞赏，反而会被认为是异类是叛徒是怪物。 
 
　　此时此刻，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揭开窃听黑幕的美国青年斯诺登仍困在莫斯科国际机场的中转区。因为独属于年轻人才有的“洁癖”与“冲动”，他置自己于不知所来不知何往的尴尬。一个世界公民徘徊在中转区，这就是世界对他的报答。 
 
　　感谢上帝总是这样“配置”他的子民，无论多少人铸就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金钟罩铁布衫，人群中永远会有那么一小撮，路见不平，明知不敌也要亮剑。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不会死绝，这是人类的青春之歌。 
 
　　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于是，这世间值得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