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戴蓝领巾的老板不是好工人。这条神奇的蓝领巾成为一座情感的桥梁，让天下的资产阶级与打工者成为了和谐的一家人，起码，在《我的诗篇》预映式所营造的话语中。
   6月11日晚上的上海电影博物馆真诚地上演了一出吊诡的历史活剧。在“《我的诗篇》工人诗歌纪录片”的预映活动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其顺畅而光荣地登上历史舞台成功地做了铺垫。这个铺垫上的功夫最紧要、最厉害的关口在于，如何不留痕迹地定义“我/US”，招得满堂喝彩。
    首先就是那条蓝领巾。后来据台上的吴晓波介绍，蓝领巾寓意“蓝领”。在红地毯、签名海报与穿着白色礼服裙的礼仪小姐面前愣过神之后，每一位入场者都会被戴上一条蓝领巾，经由礼仪小姐那温柔的手。不明就里的我，也变成了践行“成为工人阶级一员仪式”，不，确切地说，是宣告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仪式的参与者。
   这还只是第一个步骤。在经历了一个小时的坐等之后，第二步依旧不是放映影片，而是资产阶级俱乐部“华董会”的新会员入会仪式。钢琴家、投资公司董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资深媒体人纷纷上台亮相，他们代表了精英、财富与智慧。他们身后的大银幕上写道：“用历史温故，以思想抵抗；结盟同好，不偏不党。”吴晓波在《上海：企业家阶层与我们的时代》这一“宣言”中进一步写道：“中国的有产者，从无到有，甚至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过一段时间，但现在我们又回来了，又站在了闪光灯下。”
   是的，中国的有产者们,而且是大有产者们在闪光灯下骄傲地站立成一排，自觉地宣告自己的归来。而他们每个人都戴着鲜艳的蓝领巾！他们不光为自己代言，还要为中国工人的魂灵代言——集体亮相后，仍然不是放映影片，而是由大有产者一起朗诵工人的诗篇！
    你们的诗篇，我们也可以诵读，公开地，昭示性地。诗歌承载人类情感，而人类情感是相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共鸣呢？戴上蓝领巾且能深情朗诵工人诗歌的老板是好精英。“普世”的诗歌里闪烁着的“理想”光芒正好满足了“华董会”追求以思想和精神为核心的“丰裕人生”的要求。吴晓波写道，中国资本家要上承历史“道统”，担负起当下的公共责任，下要使用好财富，把钱花得更有意义；反身向内要追求思想，过丰裕人生。
    这一切的理想都在运作《我的诗篇》中找到了落脚点。事实上，《我的诗篇》诞生于多股力量的融汇交织，有作为知识分子的秦晓宇的投入，也有北京工友之家工人群体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创作诗歌的工人，才应是他们自己的诗歌的主人。然而整个活动的现实意义的塑造权与解释权却最终归于资产阶级。我丝毫不怀疑吴晓波、秦晓宇、吴飞跃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的真诚性，我也坚信他们的确被工人打动了。问题的关键不是揣测所谓个人的动机。当知识分子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武装自己的时候，再真诚的思想也会被塑造成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样貌。当晚主持人口中的“社会财富群体”凭借发现那凄惨而坚强的工人，找到了让自己的精神层面得以飞升的方式。正是那真诚的感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工人诗歌所表达的苦痛纳入到了资产阶级慈爱援助的光环中。与此同时，工人诗歌的其他可能性被汹涌而来势不可挡的资产阶级文化诠释力所淹没，只是象征性地在片尾的鸣谢列表中，在切割后重新组建、用作他途的镜头里一闪而过。
    影片由充鸭绒工吉克阿优、流水线工乌鸟鸟、爆破工陈年喜、制衣工邬霞、煤矿工老井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这六位工人的六个故事组成。按照导演吴飞跃的话来说，希望以这六位工人的经历展现“工人阶级”整体的面貌。然而，观看完整部影片之后，才发现所谓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并不建基于阶级意识的集体觉悟，我们所熟悉的“励志型叙事”可以轻而易举地抽离掉阶级问题本身，代之以通俗易懂的悲情、挣扎，以及在逆境中保持坚强与向上之心的真实情节。当台上的“华董会”成员言说“工人阶级”这四个字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的轻松自如，毫无违和感。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人阶级”被他们打造成了他们所需要的样子：悲情、挣扎、坚强而亟待“他们”，也即资产阶级的帮助。而那些奠定基调的形容词也可以用来形容资产阶级的奋斗史，实现情感共鸣的无缝对接。
    影片拍得很认真，揪住了工人个体的经历、体验与思想，有血有泪，有苦难有奋斗，有美好的期许，有对面容模糊的所谓“社会”的控诉，但就是没有矛盾对立。没有对立——这个事实非常隐蔽，隐蔽在工人们“灰色基调”的生活现实里，被把控在一个很好的限度里，不再追问工人苦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六个各不相同但同样悲痛的故事的背后是六个彼此分开，没有联系的工人。他们被赋予的未来是：保持自身的坚强，遇到像“华董会”那样的社会财富群体、社会精英人士，获得帮助，以帮助者的价值观为指导，奔向个人奋斗、读书上进与创业成功之路。于是，他们也即我们，我们以帮助者的身份为他们画一个未来的希望，让他们渴望通过读书和创业，摆脱掉无能的工人的身份，也成为我们，至于是否真的能成为我们，这不属于讨论的范畴。
    导演吴飞跃说，诗人乌鸟鸟求职的那个片段体现了荒诞的部分。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荒诞是什么意思。乌鸟鸟在招聘会上，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我会写诗歌，如果你们有内刊的话，我可以做内刊编辑，另外，我也会开物流用车，当司机也可以。而招聘负责人大多好言相劝，要么让他以挣钱为目的衡量某个工作是否适合自己，要么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出发，让他放弃太过虚幻的诗歌，以用人单位的用工要求来界定自己的应聘方向。这一段故事放完，紧随其后的就是北京工友之家的一首歌《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要意志坚定不怕牺牲……聚在一起是一团火”。歌词配合的是乌鸟鸟孤单的身影，还有众多工人辛勤劳作的场景。那么，为何而牺牲，因何而聚在一起，又变成了开放诠释的内容。
    以戴着管理者工作帽而感到骄傲的老井在影片中说，“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同样的，为什么如此，影片不再交代，留下面容模糊的社会问题。片中最接近展现矛盾对立的镜头莫过于工人们睡在北京的地铁桥洞里，高举“我们要血汗钱”的牌子。据说，在摄制组的帮助下，那些工人最后拿回了血汗钱。这似乎恰好印证了周立波在“中国梦想秀”里劝导工人所说的话：这世上分为好的老板与坏的老板。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卡奇也曾说过：“由于资产阶级实际上力求按照自己的利益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并且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它就必须创立一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等等的学说。”
   这个“学说”并未止于帮工人讨薪，它也不可能专注于讨薪这一动摇自身根基的社会问题上。在影片的后半段，许立志的家人失声痛哭，老父亲伤痛地惋惜，写诗是以前传统社会文人做的事，写诗写得好，可以做官，但是现在写什么诗呢？写诗有什么用呢？许立志的哥哥说，我们都很关心立志，也经常和他说，如果有不开心的话，就和我们说，实在坚持不下去就不要干了，回家。家人们说，许立志太过内向，不懂得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困难，这样的性格造成了悲剧。立志的哥哥坐船，将立志的骨灰洒向了大海。在骨灰落入水中散开的时候，镜头切换为乌鸟鸟新生的孩子呱呱落地，似乎预示着一个生命虽然逝去，但另一个生命诞生，工人的未来依旧光明。乌鸟鸟寄语他的孩子：“希望你以后可以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以后可以考上好的大学，不至于像你爸爸一样，没有实力，永远只能做一个工人，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希望你能通过你的努力，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获得很好的生活。”隐约出现过的社会性问题最终连不清晰的抽象面容也被擦去了，个人奋斗、读书改变工人身份的幻象再一次成功补位。
   骄傲地宣称自己的工人身份，骄傲地宣告自己依旧是国家的主人，这一选择的可能性被狠狠地排斥在外。还真不能一味地把责任算在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的头上。工人自身的阶级意识并不清晰，哪怕在那些诗篇里，哪怕在工人对自己的认识里。张慧瑜在《工人诗歌与两种工业经验》中敏锐地察觉到，与国企工人诗歌不同，打工工人诗歌更多地倾向于个体化，“没有工业田园，也没有集体、兄弟的感受”。阶级政治的缺位，给予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构工人意识的空隙。当代中国工人，大部分还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深切地体验到了自身压抑的生活现实，像被枷锁捆绑一样窒息，在这样的状态下，劳动的意义感也随之丧失。然而，正应在这些经验感觉的基础上，让身处同一生产关系位置上的工人们，让拥有着共同劳动体验的工人们，彼此看到对方，理解到对方才是自己最坚实的同盟，从而进一步追问，造成我们身处如此桎梏的原因究竟何在。
   当自在的阶级尚未完成自觉意识的形成时，他们的一切体验、情绪和思想容易会被篡改为另一种样貌。在这场篡改中，以“社会财富群体”或“有产者”自我命名的资产阶级通过树立“工人阶级”，成功地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做了铺垫。虽然，他们所界定的工人阶级具有贴近自身的另一番涵义，他们所说的“我”方便地模糊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界限，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历史依然在重演——他们正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不仅在生产关系上，更在社会话语层面。当“工人阶级”这个词汇在学术界可能属于敏感词语的时候，是资产阶级毫无障碍地、公然地叫出了“工人阶级”的名字——工人们，你们知道吗？他们要对你们好，是因为他们害怕了，即便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