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容模糊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
                                           王磊光
  
    《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在媒体上流传，得到众多读者的赞誉，得益于它节制而富有张力的叙述和描写：孤独的背景，充满原始强力的人物，富有异域色彩的文化，仿佛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纪录片加美国西部片。
    《大兴安岭 杀人事件》是一篇优秀的新闻特写。然而，如果我们以《冷血》《中国在梁庄》等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作为标杆来衡量，它是否算得上一部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呢？
     读这样一篇万余字的文章，觉得很有感官刺激，也很震撼；但是读完之后，在整体感觉上，却又很不过瘾，仿佛雾里看花：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要表现鄂温克人和林业工人的日常生活状况？要告诉读者大兴安岭的人喜欢喝酒和干架？是要揭示这个杀人事件的社会和文化动因？抑或是表现原始和现代的冲突？……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似乎每一样都没有说透。正如“Squire特稿实验编者按”所写：“凶案发生在已与记者相识的鄂温克族人和森林产业相关人之间，事系偶然，却勾连环境、经济、历史。”然而，我以为问题正出在这里。之所以读者读完后感觉“面目模糊”，重要原因在于这桩偶然的凶杀案与其它各种因素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应该是有机的，要具有说服力的，而不是拼贴的，强加的。
    作者只花了极少的笔墨写案件本身，更多的文字是用来交代案件发生之前阿龙山的人物和社会的整体面貌。颇有点《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手法——重在表现战争前的准备，作战双方斗智斗勇，而不在于战斗的具体过程和结果。正因为这样，《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给人的感觉是“预设性”太强，作者花了最多的篇幅写阿龙山人酗酒，“生性”（强壮、脾气真正差劲同时兼有正直），好斗（“人活着就是不停地干活，不停地干活，最后钱都赔在干架上”）等，尤其反复强调事情发生的背景：“停伐”的前几天。然而，这一切与后面三石头因为超车而发生矛盾进而动手杀死贾二，其间的必然联系在哪里？这个必然联系也许有。但如果说，前面有着对阿龙山人的性格的刻画和背景的交代，那么仿佛发生杀人事件就是顺理成章的，这种看法仍然是值得存疑的。但是作者似乎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
    正因为这份“理所当然”，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图，选取了有利于论证结论的一面，而对于鄂温克人、伐木工人等生活于阿龙山这样比较艰苦地方的人群所具有的勤劳、智慧、坚韧，以及在艰难的环境中如何活下去的那种乐观，缺乏描写。我们只看到很悲观很寂寞的一面，却看不到《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种在原始和现代中挣扎，闪烁着人性光辉、敬畏自然、乐天知命的人物。
    说到底，《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在写作思维方式上，是一种 “证明文”的写作方式。也就是作者选取了大量有利于用来证明结论的材料作为行文主体。试想，倘若在记者调查过程中，并没有杀人事件的发生，作者笔下要组织的材料或许就大大不一样吧？如果说《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并不在于交代这个凶案的前因后果，而凶案只是“契机”，借此来进入“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对比同样是描写鄂温克族人生活的纪录片《犴达罕》，《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的片面性就可看得很清楚了，虽然对文化的失落和未知的前途同样充满了忧虑，但是鄂温克人的主要事情绝不是喝酒和干架，他们还有艰辛的劳动，还有艺术，故事，还有迁徙和守望，还有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审美……
    作为让凶案具有“必然性”的文化环境，作者交代得十分详细，但是，对于作为凶手的三石头，作者寥寥几句就交代了他的生平，对于凶案发生之前三石头所具备的心理状态完全没有去打探，这才是够奇怪的！本来，从三石头这个具体的人身上，才能真正找出最有说服力的杀人动因，作者却完全没有交代。对于在凶杀案现场的最直接触因，作者也是避而不谈，只用了这样一句话就交代过去了：“总之，三石头到了检查站被横杆挡住，与贾二把兄弟们发生对话，旋即掉转车头重新上山。就在离开众人视线的两分钟里，三石头捅了贾二一刀。”他们与三石头之间究竟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具体情况，尽管“有六个人目睹却语焉不详”，但作为调查者，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需要把握并进行甄辨的。对于三石头杀人之后的心理状态，作者的交代也极为简略——只是交代了他试图自杀，描写了他见到记者时，“他眼眶红了，又有些慌张，但没有把目光移开。”而事发当时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事后又是怎么想的，杀人之前是否有着隐秘的积怨，警察和群众又是如何反馈的……作者完全没有试着去了解。而这些，对于解释整个杀人事件并形成文章的说服力都是十分重要的。
    本应作为核心人物的“三石头”，却只是寥寥几笔就交代过去了，这个人物是苍白的，没有“灵魂的深”。这种写法叫人困惑。是因为他个人的杀人动因与前面所交代的文化动因不一致，才被舍弃的么？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非虚构文学标杆式作品《冷血》的写作。作者卡波特用两条线索——犯罪方，受害者和警察方——来交代了案件的整个过程，每一个细节都是来源于作者花费了五年记录下的六千多页的调查笔记，同时借助了新闻和文学的写作技巧，再现了谋杀案中的人物和事件的过程。这部作品绝大部分笔墨都是在刻画两名凶手的性格，分析他们的心理，寻找犯罪的原因。
    作为非虚构作品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之所以还没有达到“事实的深度”和“灵魂的深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作者对于调研和真实还缺乏足够的深入。非虚构文学的非虚构性不仅体现于写作对象是“事实”，写作过程 “忠实于事实”，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写作之前的准备——要求作者“行动”与“在场”，强调“有我”。极力倡导“非虚构”写作的《人民文学》曾阐释了它对作者的期望：希望作者能够拓展个人的有限性，建立一种开放的路径，走向自己的新生活和别人的生活，同时将自己的身体和心放进现场，对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与心灵进行直接、具体的观察。李云雷也有过这样的阐释：非虚构作品都是以个人体验为中心，但重点是在对“世界”的发现。个人进入到一个“空间”里，对它进行观察、体验和思考，挖掘内部风景和内部逻辑。遗憾的是，《大兴安岭杀人事件》更感兴趣的是故事和文化表层的视觉冲击，对于内部的风景与逻辑的挖掘还很不够。
    非虚构作品区别于传统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有着作者个人深度的感情投入，文字间应该是要充满着温度。葛兰西曾指出：“事实上，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试图以冷漠无情的态度选择描写的环境，从而暴露出自己的‘非历史主义’的弱点和道德、精神上的贫困，这难道不是屡屡发生的情况么？再者，把内容单单理解为对一定的环境的选择，这是很不够的。对内容来说，带根本意义的乃是作家和整整一代人对这个环境的态度。惟独这态度决定整个一代人和一个时代的文化，并进而决定文化的风格。”在葛兰西看来，文学内容最具根本意义的是作家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理解非虚构写作中的精神取向以及它在自己的范式内提出的有待解决的难题，是理解非虚构如何成为它自己的一个关键问题。《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给人的感觉似乎更多的是躲在镜头后面“看”，对于大兴安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作者满足于她有限的所见所闻，“把内容单单理解为对一定的环境的选择”，对于眼前所正在发生的重大问题，包括鄂温克人、伐木工人的命运与前途，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国家意志与民族文化的传承等重大命题，都缺乏比较深入的思考和追问。这篇作品固然算得上是上乘之作，但过于“客观”，失之于片面和冷静，缺乏悲悯情怀。
    《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的成功，得益于作者选择了一个好题材，也得益于调查过程中碰上了一桩“杀人”的偶然性事件，从而得以将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多方面材料组织起来，以纪录片外加美国西部片的风格，将背景和人物呈现了出来。但是，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来看，《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新的启示。
                                         2015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