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戴锦华谈妓女,侠女,摩登女郎和新女性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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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戴锦华谈妓女,侠女,摩登女郎和新女性
关键词:侠女 妓女 女郎
最好的年代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年代,而是最独一无二的年代。你会看到20世纪初每一个十年,都是最美的年代,都是最好的年代,那么新,那么独一无二。
    被访者: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等。

    访谈、文|张丁歌

    在我看来,女性是一项发明——现代中国的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发明了女性。当然女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代关于女性的所有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由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并不等同于男女观。绝对意义上的两性是一个现代观念,时间节点就是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是一个呼唤新女性、建构新女性的过程。

    妓女和女侠

    从上世纪前十年的月份牌美女和广告美女中可以发现:1.她们都是妓女;2.她们根本不是新女性,皮鞋洋装但实际是小脚;3.那些画没有身体只有衣服。这和民国后期的月份牌女郎有着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最早出现的女性形象其实是妓女群体(青楼女、殊遇女)。她们并非“新女性”,却是前现代中国唯一可以在社会场域中看见的女人形象,一度成为女性形象的主要代表。她们也非现代意义的妓女,其实相当于公关小姐、交际女郎,甚至沙龙女主人。青楼、殊遇女作为前现代文化唯一允许的空间和角色,基本延续了此前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但在社会转变期,妓女身为时尚的展现者往往得风气之先。“贫学富,富学娼”成了一种时尚流转,“娼”在这里,便指当时特殊的妓女文化。

    但很快,在妇女解放的潮流下,她们的角色被新的女性形象取而代之。所谓妇女解放,实际上最早是由男人倡导的。在他们眼中,现代女性只是“现代母亲”,只有现代母亲才能生出新人。要有少年中国、现代中国,必须先有现代女性。这种女性解放,是功能性的。当然,女性也在倡导妇女解放,比如秋瑾。她兴女学、办女报、争女权,绝对是女性主题的。秋瑾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形象,好玩的是她穿男装,是女英雄。这跟我们在世纪之交看到的大量“女侠”形象刚好有一个对应。

    “女侠”源远流长,清末民初尤其典型。从小说到报刊连载到电影,二三十年代的武侠热,最突出的就是女侠,只要有“女侠”二字就好卖。女侠是一个过渡性身份,它带着前现代的不清楚的性别,同时又开始成为人们关于女性的一种想象。

    女学生、摩登女郎和女工

    民初到30年代的女性形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男性通过女性想象自己,因为女性是新的,男性不是新的。另一部分是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女性,包括以秋瑾、唐群英为代表的女侠、女英烈,再就是当时最突出的新女性群体——女学生。

   女学生出现时,社会结构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作为良家妇女出没在社会场域中的女学生,白衫黑裙,在当时是太新了。那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modern girl,摩登女郎。最早的女明星同时也是女学生,最典型的便是殷明珠。她是英文女校的学生,有一个社交名称叫FF(following fashion),还有一个同学叫AA。她们都是富家女,既是女学生,又是引领时尚的摩登女郎。她们自己开车,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是报纸花边新闻的主角,最著名的时装店会写上“FF穿的鞋子”、“AA穿的裙子”。她们以学生身份被星探发现走进电影,那些电影成为时装窗口,很多内地的人带着裁缝去上海看电影,比着回去裁衣服,今天想来匪夷所思。

    这时的新女性,一方面代表社会结构的新,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域——现代都市。30年代,随着上海这种新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崛起,出现庞大的女工群体。今天我们只讲公寓女郎,只剩下张爱玲的上海,没有包身工的上海了。实际上,上海女工同样介入当时的时尚潮流,虽然受着深重的剥削,收入不高,也会攒钱去买口红、剪裁旗袍。

    女工群体和公寓女郎、摩登女郎之间,有互动有关联也有张力。她们也是从旧的家庭中出来的,也是独立自主,在上海租亭子间生活,也有很多恋爱故事。那种健康的、行动的女性,已经成为当时新女性的整体形象。这也是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月份牌美女开始在衣服之外展示身体,变得丰满、健康,充满活力,几乎是古罗马女神的形象。这个段落刚好是这么一个过程的完成:发现女性—发现女性身体—女性获得身体—女性身体成了现代和国家的表述。

    谁是真正的新女性?

    回顾民国女性时,现在提得最多的就是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这批人。她们的共同特征是才女、美女,出身大家庭、上流社会,接受西式教育,很国际化。她们不仅行走在国际场域,而且和欧洲文化名人有密切交往。

    但她们代表的实际上是特权阶层,是精英的小众品位。说到那个年代的女性代表,必须加上庐隐、萧红、丁玲这些人,她们才是真正的新女性。看萧红的一生,多么起伏跌宕,多么美啊。庐隐,茅盾说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女性”。她们对当时社会公众的影响力非常大,代表了更普遍的新女性。

    萧红们对社会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意识上的,林徽因们则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欧化的生活方式,跟现实是割裂的。其实,林徽因们对当下的影响远比当时大得多。在现在的人看来,她们作为大家闺秀、风流才女,身边围绕着中外著名文人,产生那么些浪漫爱情故事,真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图景,非常有现代中国都市的感觉。与其说她们是“新女性”,不如说是“新主流”,她们的走红,是从台湾返销过来的,基本是90年代以降的一个文化现象。

    萧红们才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像丁玲,她去延安绝对是时尚啊,多少人跟着她跑去延安。品牌文化意义上的时尚,fashion,严格来说是战后消费主义兴起才有的,是非常晚近的概念,而在那之前,什么是时尚?丁玲、萧红她们就是时尚。阮玲玉这样的电影明星也主导时尚,提倡布旗袍、布鞋,若你还穿丝绸旗袍就out了。

   那个时代的审美,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健康。这个“健康”完全是政治性的,事关未来中国如何走出东亚病夫的境遇,如何建成一个伟大的少年中国,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指认美。

    女性文化形象与现实生活的断裂

    中国社会在上世纪初“发明”了女性,但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作家素素提过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民初时,男人是十足的旧文人,女人是十足的新女性。在那个时代,女性突然显得太新了,现实女性真实的生活,比当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来得超前。比如,主演《孤儿救祖记》的王汉伦,是富家女、女学生,冲破包办婚姻像娜拉那样离家出走,在上海做打字员,宣布和夫家、本家都脱离关系,公开场合遇到哥哥互称某先生某小姐。但她在戏里演的是一个忍辱负重、恪守妇道的女子,沉冤得雪苦尽甘来,完全是旧式的苦情戏。这部片子是中国第一部在市场意义上成功的电影。

    这就是时代的表达滞后于实际情况。凌叔华笔下全是旧女性,基本属于闺房记趣、浮生六记,和她现实生活中那种独立的、浪漫的,非常现代的、超前的作为完全不对等。庐隐的小说中都是情感不发达的男人,而女人遇到一个男人,一旦爱上就陷于愁云苦雨中,现实中的她抽烟酗酒、狂歌当哭,非常狂放,还爱上有夫之妇,大胆、颠覆性地追求爱情。

    对于“时尚的女工群体”的表现也是如此。当时的文艺作品对她们审美意义的判断、解读比较少,没来得及认识和书写她们。虽然《新女性》等左翼电影中出现了女工的形象,但一定是作为苦难者,形象非常符号化。实际上,女工群体整体上趋于独立、自食其力,她们是真正的都市女郎。

    1903年杨白明在上海创办“城东女校”,同年《女界钟》出版,公开提倡女性权利、女性参与政治与婚姻自由,共出了18期,这是妇女解放的先声。1918年刘半农发明汉字“她”,是“发明”和书写女性的另一个历史节点。但这个时期所表现的女性的文化形象仍然是脆弱的,这其实也是整个五四一代的脆弱。这种情况是一点点改变的,到30年代才终于到位。

    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代,我会觉得:真美啊!这个美不是审美意义上的美,是她们的勇敢、勇气。当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也挺苦的,因为总是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被裹挟,被抛出去又卷进来,但正是她们大波大澜的人生让我非常敬仰。“真美啊”——这种感叹是很浮士德式的感叹:一瞬间如此辉煌。我认同侯孝贤的一个解释:最好的年代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年代,而是最独一无二的年代。你会看到20世纪初每一个十年,都是最美的年代,都是最好的年代,那么新,那么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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