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戴锦华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等。

    访谈、文|张丁歌

    在我看来，女性是一项发明——现代中国的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发明了女性。当然女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代关于女性的所有概念，是现代化过程中由西方引进的。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并不等同于男女观。绝对意义上的两性是一个现代观念，时间节点就是清末民初。那段历史是一个呼唤新女性、建构新女性的过程。

    妓女和女侠

    从上世纪前十年的月份牌美女和广告美女中可以发现：1.她们都是妓女；2.她们根本不是新女性，皮鞋洋装但实际是小脚；3.那些画没有身体只有衣服。这和民国后期的月份牌女郎有着本质区别。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最早出现的女性形象其实是妓女群体（青楼女、殊遇女）。她们并非“新女性”，却是前现代中国唯一可以在社会场域中看见的女人形象，一度成为女性形象的主要代表。她们也非现代意义的妓女，其实相当于公关小姐、交际女郎，甚至沙龙女主人。青楼、殊遇女作为前现代文化唯一允许的空间和角色，基本延续了此前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但在社会转变期，妓女身为时尚的展现者往往得风气之先。“贫学富，富学娼”成了一种时尚流转，“娼”在这里，便指当时特殊的妓女文化。

    但很快，在妇女解放的潮流下，她们的角色被新的女性形象取而代之。所谓妇女解放，实际上最早是由男人倡导的。在他们眼中，现代女性只是“现代母亲”，只有现代母亲才能生出新人。要有少年中国、现代中国，必须先有现代女性。这种女性解放，是功能性的。当然，女性也在倡导妇女解放，比如秋瑾。她兴女学、办女报、争女权，绝对是女性主题的。秋瑾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形象，好玩的是她穿男装，是女英雄。这跟我们在世纪之交看到的大量“女侠”形象刚好有一个对应。

    “女侠”源远流长，清末民初尤其典型。从小说到报刊连载到电影，二三十年代的武侠热，最突出的就是女侠，只要有“女侠”二字就好卖。女侠是一个过渡性身份，它带着前现代的不清楚的性别，同时又开始成为人们关于女性的一种想象。

    女学生、摩登女郎和女工

    民初到30年代的女性形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男性通过女性想象自己，因为女性是新的，男性不是新的。另一部分是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新女性，包括以秋瑾、唐群英为代表的女侠、女英烈，再就是当时最突出的新女性群体——女学生。

   女学生出现时，社会结构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作为良家妇女出没在社会场域中的女学生，白衫黑裙，在当时是太新了。那时候常用的一个词叫modern girl，摩登女郎。最早的女明星同时也是女学生，最典型的便是殷明珠。她是英文女校的学生，有一个社交名称叫FF（following fashion），还有一个同学叫AA。她们都是富家女，既是女学生，又是引领时尚的摩登女郎。她们自己开车，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是报纸花边新闻的主角，最著名的时装店会写上“FF穿的鞋子”、“AA穿的裙子”。她们以学生身份被星探发现走进电影，那些电影成为时装窗口，很多内地的人带着裁缝去上海看电影，比着回去裁衣服，今天想来匪夷所思。

    这时的新女性，一方面代表社会结构的新，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场域——现代都市。30年代，随着上海这种新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崛起，出现庞大的女工群体。今天我们只讲公寓女郎，只剩下张爱玲的上海，没有包身工的上海了。实际上，上海女工同样介入当时的时尚潮流，虽然受着深重的剥削，收入不高，也会攒钱去买口红、剪裁旗袍。

    女工群体和公寓女郎、摩登女郎之间，有互动有关联也有张力。她们也是从旧的家庭中出来的，也是独立自主，在上海租亭子间生活，也有很多恋爱故事。那种健康的、行动的女性，已经成为当时新女性的整体形象。这也是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月份牌美女开始在衣服之外展示身体，变得丰满、健康，充满活力，几乎是古罗马女神的形象。这个段落刚好是这么一个过程的完成：发现女性—发现女性身体—女性获得身体—女性身体成了现代和国家的表述。

    谁是真正的新女性？

    回顾民国女性时，现在提得最多的就是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这批人。她们的共同特征是才女、美女，出身大家庭、上流社会，接受西式教育，很国际化。她们不仅行走在国际场域，而且和欧洲文化名人有密切交往。

    但她们代表的实际上是特权阶层，是精英的小众品位。说到那个年代的女性代表，必须加上庐隐、萧红、丁玲这些人，她们才是真正的新女性。看萧红的一生，多么起伏跌宕，多么美啊。庐隐，茅盾说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女性”。她们对当时社会公众的影响力非常大，代表了更普遍的新女性。

    萧红们对社会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意识上的，林徽因们则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欧化的生活方式，跟现实是割裂的。其实，林徽因们对当下的影响远比当时大得多。在现在的人看来，她们作为大家闺秀、风流才女，身边围绕着中外著名文人，产生那么些浪漫爱情故事，真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生活图景，非常有现代中国都市的感觉。与其说她们是“新女性”，不如说是“新主流”，她们的走红，是从台湾返销过来的，基本是90年代以降的一个文化现象。

    萧红们才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像丁玲，她去延安绝对是时尚啊，多少人跟着她跑去延安。品牌文化意义上的时尚，fashion，严格来说是战后消费主义兴起才有的，是非常晚近的概念，而在那之前，什么是时尚？丁玲、萧红她们就是时尚。阮玲玉这样的电影明星也主导时尚，提倡布旗袍、布鞋，若你还穿丝绸旗袍就out了。

   那个时代的审美，贯穿始终的主题是健康。这个“健康”完全是政治性的，事关未来中国如何走出东亚病夫的境遇，如何建成一个伟大的少年中国，在这样的意义上来指认美。

    女性文化形象与现实生活的断裂

    中国社会在上世纪初“发明”了女性，但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作家素素提过一个非常好的观点：民初时，男人是十足的旧文人，女人是十足的新女性。在那个时代，女性突然显得太新了，现实女性真实的生活，比当时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来得超前。比如，主演《孤儿救祖记》的王汉伦，是富家女、女学生，冲破包办婚姻像娜拉那样离家出走，在上海做打字员，宣布和夫家、本家都脱离关系，公开场合遇到哥哥互称某先生某小姐。但她在戏里演的是一个忍辱负重、恪守妇道的女子，沉冤得雪苦尽甘来，完全是旧式的苦情戏。这部片子是中国第一部在市场意义上成功的电影。

    这就是时代的表达滞后于实际情况。凌叔华笔下全是旧女性，基本属于闺房记趣、浮生六记，和她现实生活中那种独立的、浪漫的，非常现代的、超前的作为完全不对等。庐隐的小说中都是情感不发达的男人，而女人遇到一个男人，一旦爱上就陷于愁云苦雨中，现实中的她抽烟酗酒、狂歌当哭，非常狂放，还爱上有夫之妇，大胆、颠覆性地追求爱情。

    对于“时尚的女工群体”的表现也是如此。当时的文艺作品对她们审美意义的判断、解读比较少，没来得及认识和书写她们。虽然《新女性》等左翼电影中出现了女工的形象，但一定是作为苦难者，形象非常符号化。实际上，女工群体整体上趋于独立、自食其力，她们是真正的都市女郎。

    1903年杨白明在上海创办“城东女校”，同年《女界钟》出版，公开提倡女性权利、女性参与政治与婚姻自由，共出了18期，这是妇女解放的先声。1918年刘半农发明汉字“她”，是“发明”和书写女性的另一个历史节点。但这个时期所表现的女性的文化形象仍然是脆弱的，这其实也是整个五四一代的脆弱。这种情况是一点点改变的，到30年代才终于到位。

    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代，我会觉得：真美啊！这个美不是审美意义上的美，是她们的勇敢、勇气。当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也挺苦的，因为总是不断地变化，不断地被裹挟，被抛出去又卷进来，但正是她们大波大澜的人生让我非常敬仰。“真美啊”——这种感叹是很浮士德式的感叹：一瞬间如此辉煌。我认同侯孝贤的一个解释：最好的年代并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年代，而是最独一无二的年代。你会看到20世纪初每一个十年，都是最美的年代，都是最好的年代，那么新，那么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