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0年代的苏联东欧，正是西方爵士乐、摇滚乐通过走私方式流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早期阶段。因为当时卡带设备并不普及，音乐装备相对落后，所以大部分年轻人依旧强烈依赖老式唱片，这也造就了当年风靡一时的地下唱片——骨碟（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也可以叫伦琴唱片| Rock on bones/Roentgenizdat）。

 

谁是第一个发明骨碟的人已经无法考据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当时的苏联东欧的早期嬉皮（官方称之为阿飞|Stilyagi）活动关系不浅。尤其是在离西欧非常近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在嬉皮运动的影响下，新潮乐迷、地下电台与知识精英达成了一种隐约的默契，它对骨碟的发展与传播，可谓功不可没。

 

骨碟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音乐产品，附属于乐迷和向往西方文化的年轻人。但是，它又与当时的生活方式变革（后斯大林时代的消费主义兴起），以及社会物资短缺（二战后创伤）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骨碟更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是物质再循环与精神享受结合的产物。它所记录的，并不只是被指摘为靡靡之音的爵士和摇滚，更是一个社会形态的缩影。

 

时至今日，当骨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仍旧把它作为社会和历史的标点，作为个人记忆的标点，来还原和品味当时的苦与乐。对骨碟的收藏，也是地下乐迷们的极乐。人体构造的透射呈现与音乐的多媒体再造，完美统一在了柔软的碟片之上。低劣音质中跳动的节拍就像是那个时代阴影中的苏俄公民一样，拧巴而不屈。

 

 

 

二

 

在苏联时代，骨碟只是昙花一现的，它只是众多地下出版品中的一种。时髦点说，这就是一个快速被消费的苏俄地下自媒体，寄生于非官方的传播网络之中。它与地下书刊杂志齐鸣，是磁带技术兴起前，当之无愧的地下聆听之王。便宜且方便获取的碟片资源，无限的复制可能性，造就了骨碟的疯狂普及。所以理所当然的，在1958年，骨碟被官方列为非法出版物，很多传播骨碟的人也被以各种罪名送进了监狱和劳改营。

 

对爵士、波普、摇滚的强大需求，是不会停歇的。虽然传播骨碟的惩罚是很有政治意味的，但传播骨碟本身甚至可以不是反抗权威的，只是出于纯粹的荷尔蒙需求。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人们的用享受来“反感”政治，而不是“反对”政治。这与西方嬉皮们既要享受，又要把享受行为政治化的样子，是有很大不同的。

 

普通的，普遍的，朴素的享乐意识，是没有任何政治元素搀和的：人们就是需要音乐，需要释放。

 

这样来看，骨碟并不总是和所谓的反抗解放自由相关，它更贴近的是消费主义与放浪形骸。

 

人们海量的复制与传播，并不是为了集会，而是为了舞会。多数时候，一场Party远比一场演说来的刺激。

 

所以，牵强的把它与反苏意识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不恰当的。即便它是非常具有瓦解性的，属于意识形态里的“社会危险品”。

 

更进一步：人们想听美国的摇滚乐，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美国和支持资本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赶上潮流，想成为最时髦的青年。Stay cool and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当然，美国文化的入侵对社会主义意识的削弱，是客观存在的，但究竟瓦解和享乐，哪一个才是最初的追求，已经很难辨清了。在一团纠缠不清的时局中，什么古巴导弹危机，什么尤里加加林上太空，什么赫鲁晓夫改革，都无关紧要。人们，尤其是青年们，只是想放轻松，想学美国人，唱歌跳舞喝酒泡妞。

 

骨碟传播对社会的另一个影响，表现在他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巨大的需求，造就了巨大的黑市。这与之前物资紧缺时，供应生活必需品的黑市不同。骨碟与时髦消费品（时装、乐器、美容品等）所构成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链条之外的循环系统。理论上来说，应该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等级的时候，人民对于文化的消费才会蓬勃发展，才会带来客观的文化产业收入。但是，在第三产业相对落后和保守的苏联东欧，人们开辟出了超前而诡异的消费模式——啃着黑面包听着最潮的爵士和摇滚乐。对“精神毒品”的追求，成了那个年代里异端而令人激动的存在。

 

 

三

 

如果没有官方的高压，苏联东欧的前卫音乐、乐手和乐迷也许不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文化符号。但恰恰是额外的刺激，使音乐陡然变成了一等一的时兴“文化毒品“，而骨碟，就是土法注射剂。

 

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吧：

 

半夜一群早有预谋的阿飞翻墙进入医院，偷走一打打X光片，上面影射着各种人体构造……

 

阿飞们悄悄来到有母盘的人那里，带上刻录机，然后焦急的等待着一件件成品加工好……

 

莫斯科地铁阴暗的角落里，列宁格勒大街的僻静拐弯处，一群人打着暗号，然后在胡同里交易……

 

叼着烟穿着风衣的人四处张望，躲避警察的跟踪……

 

他们稍稍抽出一张骨碟，给买家验货……

 

Beatles，John Coltrane，Rolling Stones，David Bowie的歌声在地下室里，在紧锁门窗的筒子楼里，缓缓响起……

 

烟头满地，烟雾缭绕，伏特加酒瓶在大家手里轮转，不时的还有望风报信的人冲进来……

 

这就是50年代末的苏联东欧，骨碟如日中天的年代。

 

这就是苏联的海盗电台。

 

 

四

 

当然，我们始终无法逃避威权与党国的力量。

 

但，这种生活，并不是被模式化统治/压迫的生活。它虽然充满无趣，但毫不死板。我们姑且把这种政治氛围称作：生活化/世俗化的政治(realitilized/secularized politics)。

 

也是说在政治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之后，一部分人在高压的状态下会自然而然的忽略政治语境的存在，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成为一种“超生活”。这有点像，现实-超现实的感觉）。

 

一些既便是含有浓烈政治元素的东西，也被生活化的、享受化的、娱乐化的、世俗化的情境所吞没。于是，在政治笼罩了生活之后，生活又反过来化解了政治，人们在用隐秘的狂欢的惯性，用集体无意识反感了政治。

 

人人背诵，人人遵守，人人洗脑，但人人又是彻底的玩世不恭。

 

所以，民间力量的释放与传播，在没有精英分子的参与和控制，并形成一股与官方抗衡的anti力量之前，是非常散乱的。它搭建在资本主义消费观和模糊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加上斯拉夫民族性格中疯狂无畏的酝酿，成了一种很独特的存在。

 

消费主义对文化的渗透，超越了政治对文化的威慑，于是文化中的反叛性并不是反作用于政治，而是作用于政治手段。也就是说，它反对的是政治中的个人，是那些剪开喇叭裤的纠察队员，是那些到处破坏情侣谈恋爱的风纪委员，是人民中的每一个你我他。

 

这种反叛并不逃避政治，它对政治有很强的分化作用，就像是一个漫长的铺垫，微薄但持久。

 

一切最终可以被归纳到统一的变态（变换形态）的政治语境中。

 

在外人看来，它就是一个词，苏联人民。

 

而实际上，它不是，根本不是。

 

就像他们自己形容的：一群酒鬼、一群疯子再加上一群天才。

 

在这场迅速爆发的，被制造出的，短暂而迷人的审美运动中，充满了高压下被发扬出的本能。

 

说实话，其实吧，大家没想多好，也没想多糟，吃吃喝喝跳跳，和这个国家一起变老，就拉倒。

 

至于成为历史，成为带“izdat”词尾的名词，被收录在地下文化大辞典中。

骨碟，已经变味很多了。

 

这就像一个政治局下的蛋：蛋壳已碎，政治全无，只剩下满满的风波和音乐。

 

 

最后，引用一位牛逼的研究俄罗斯亚文化教授的总结：

 

“骨碟，就是（苏东人）想象中他者完美的化身。这场奇妙的文化试验，映衬着苏联国家机器的里里外外。”—— Alexei Yurchak，《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本文原载微信公号“苏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