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视阈中的“山寨文化”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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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视阈中的“山寨文化”
关键词:视阈 诠释学 山寨
”山寨文化”已经从网络传播走向现实话语的争论,公众对此意见很多但观点迥异,主要原因在于对“山寨文化”概念自身不确定性的解读造成公众话语误导。文章剖析了这种误导的原因,从阐释学角度,就“山寨文化”做出了指明性解释,并就相关不同内涵却被混同的概念做出了划分。最后对“山寨文化”指向性意义做了分析。

      一、“山寨”的语义演变

      如果评选2008年的流行词汇,“山寨”一词当仁不让地占据首席。从去年初的“山寨手机”到“山寨游戏机”,到后来的“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到岁末“莫须有”的“山寨春晚”,将“山寨文化”的狂欢抵达喧嚣灼人的顶点。
      如今,“山寨”这个词的概括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只要是模仿的,都可以称之为“山寨”,“山寨”被广泛认为是包括技术的、品牌的、创意的、恶搞的、劣质的、优质的等各种类型的模仿。比如,“山寨”的凯旋门、白宫,“山寨”版的肯德基、麦当劳。显然,如果仅仅以此为特点,“山寨”这个颇具生命力的词,内涵将被抽空。山寨化的有形产品以IT制造业为切入口,渗透至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它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并加以创新,最终在外观、功能、价格等方面全面超越这个产品。产品山寨化以抄袭与超越的方式一路狂进,尤其是挣脱牌照的束缚,追求低成本高回报的窍门,进而颠覆传统行业规则,建立以“山寨文化”为基础的价值序列。这样的价值序列体现出以下后现代性特征的萌芽:公民个人自由极端化,社会组织逐渐失去其稳定性,组织原则不断地受到批判。[1]
 
      二、“山寨”到“山寨文化”的导入
    (一)被“文化”的“山寨化”
       所谓山寨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民间文化、大众文化,是不掌握文化话语权的人的自娱自乐,有时也是以戏谑的方式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和挑战。[2] 这里作者将“山寨文化”单指文化而非市场有形产品制造和流通领域中的山寨化。而集合网络里更多看法,比较大众的理解,是指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者功能的一种制造业现象演变为一种泛文化现象,泛指那些不受权威约束的民间性模仿和改编活动。可见迄今关于“山寨文化”的争论,基本认识有两种区分:一种是只仅限于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山寨化,话语有效空间限于非市场领域;另一种是泛意义的山寨文化,包括经济、文化以及可能的其他领域。鉴如现代话语里这两种理解都有大量从众者,姑且将“山寨文化”做出这样的区分:狭义的和广义的“山寨文化”。无论哪一种理解,“山寨文化”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多元表现形式,反映出当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
   (二)关于山寨文化的论争
     当模仿以“山寨”的概念借助互联网表达时,在不改变与模仿概念的同质性意义前提下,给世界带来了一场与模仿有关的观念涤荡——不同的意见纷争着人们的忠诚。
     学者意见也陷入概念暧昧导致的话语沉疴。一些学者关于山寨文化的表达引起主流文化对山寨性和山寨化的关注,同时也加剧了“山寨文化”自身的暧昧和对人们的困扰,以及“山寨”情绪的莫名放大。如秋风先生认为,山寨精神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山寨产品是中国市场体系劣质化的一个标志,山寨文化不过是文化堕落的另一重表征而已。”葛剑雄先生认为,山寨文化“毕竟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内涵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如果我们对山寨过于宽容,如果我们的社会成了‘山寨文化’生长繁荣的土壤,那么创新文化就更难生长了”。[3] 以秋风与葛剑雄为代表的意见,明显只是看到了山寨产品的器物层面,而没有进行其文化内核的思考,并且对于山寨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复杂意义估计不足。
    “山寨”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多元社会对大众文化的高度容纳,它涵盖了恶搞、颠覆、仿效、解构等民间娱乐模式,最终将一切带有“仿制”烙印的文化行为揽入怀中。眼下公众已经达成某种微妙的默契:不懂“山寨”含义没什么,似乎只要摆出“山寨”的姿态就能获得普通民众的谅解与宽容。但是,关于这种竞争的混乱话语解围,哈贝马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将任意和专制的意志转变成理性,而这种理性又经过各种特殊论述的论证过程公开竞争,为实现社会大众一般利益的实际需要,逐步达到一种共识的协议。[4]
 
     三、诠释学角度对“山寨文化”评论的回应
     山寨文化不属于一种严肃意义的文化,充其量只能是“山寨化”,它是一种借助文化的名义率先在网络里得以传播的一种否定性情绪的扩散,这种情绪扩散加剧了人们对之本质的认识和反思:一种需要厘清、尚且模糊的精神态度。山寨概念本身的内涵在被假借“文化”的传播中被抽空和滥用。尚未对一个概念精确界定之时,就将概念构成思维和话语的依托,相当危险。法国社会理论家阿兰·图雷纳曾反复指出信息社会面临着信息爆炸的严重问题,导致一切事物之间的差异的界限进一步“模糊化”,“一切都相互混合”。[5]“山寨文化”引发的争论,已经陷入这样的话语陷阱,并且因为多方意见的参与,网络表达的暧昧性和传播的可复制性,以及知识分子与主流文化亲密的话语立场,加剧了这种话语的分裂,将“山寨文化”带入了一个混沌的话语场域。
诠释学集大成者伽达默尔在他的《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进行一种筹划。[6] 将山寨文化当成一种文本来解读,互联网里网民散兵游勇式的评论很多,更多不是敌意就是拥护,于事于理无补;加入到山寨文化的炒卖或者跶阀行列的学者言论,也并没有将事理讲清楚。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预先筹划了某种意义,问题在于,连山寨文化本该的意义还没有得到确立时,该概念的意向性解读就标新立异、多如牛毛。伴随着这种标新立异只所以出现,只是因为人们总是带着对某种特殊意义的期待去读文本;面对一个全新而陌生的概念,诠释者事先在自己的头脑中早已经获得了一种自我拥护的语境。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对山寨文化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关于山寨文化的评论——目前看来,就是这样先入为主地将诠释者的世界与被评论的“山寨文化”产生了形式上的相关,一个属于公众的概念就这样被私人化宰制了。
      这样的宰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如此后果:一些本来在既定和延贯的观念里约定俗成的意义被消解。学习、模仿、发明、创新、抄袭、复制等意义开始模糊;大众智慧、平民心态、集体精神、民俗文化、自由个性——它们自身特定的意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伽达默尔所谓的诠释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指向某物和指明某物的意义。[7] 如今大众对山寨文化的诠释,是将该概念作为一种虚掷的对象化进行“指向”性评价,而不关乎概念本身,至少关注得不彻底。参与山寨文化讨论的大多数对该概念进行了形式意义的结构,而山寨文化本身却并没有成为他们评论中结构的精神。他们对山寨文化的言说,并不是关联于概念自身的解释性符号,并非一种针对概念本身诠释的诠释;他们在评论中的一些热情洋溢之语,甚至还流露出既得利益者为自身利益辩护的嫌疑。因此,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山寨文化的热论只是一种指向性而非指明性的诠释,这只能对诠释本身添乱。我们无法在关于可见的对山寨文化的解读中,能读懂什么。他们的评价是为他们个人生存应付环境而做出自由抉择的基础,只有通过对他们的评价再诠释,才能正确理解其自身及其面对的世界,才能为山寨文化超越所处的世界制定和筹划未来归向的可能前景。
 
     四、“山寨文化”概念的回归
   (一)山寨和山寨文化的同质性特征
     1、大众性。“山寨”字义本身散发着乡土文化朴实的气息,有一种潜在的象征文化根性,其感性色彩极易产生联想和轰动效果。山寨文化正是借用了这样一个恰当、时尚、响亮、有影响力的现代性概念,在模糊的语境滥觞中强化了它的后现代指向,获得大众的热情响应。山寨商品符合大众的消费心态,以低成本支出获得极大的市场回报;每个消费者在对商品制造者给予默许性需要同时,也对其会有假设性的敌意和潜在的警惕。“山寨现象”依附生存的群体是普通大众。市场主导社会变革的社会,消费产品必须具有特定指向的群体对象,消费文化必须符合这个群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
      2、底层性。因为山寨化迎合了大众的消费需求和文化心理期待,尽管山寨产品虽然不能与精英文化媲美,但它面向底层大众消费者。在目前经济状态下,精致产品、精品文化只能为富裕人群所享受,中低收入者没有享受这类精品的条件和能力。而山寨产品正好弥补了这种缺失,无疑是为中低层收入者量身打造的具备时代特征的文化及产品,因此,深得低层无高端商品购买力、无高雅文化欣赏力消费者的偏好。山寨产品几乎拥有精品的许多功能,而价格极其低廉,让消费者也间接享受了精品文化的营养,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实用价值。
     3、便捷性。产品山寨化,是对知识产权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的有意回避,它是一种破坏既定市场规范和市场伦理的方式参与对正统市场的竞争,如此争夺具有“游戏性”。这种地下和游戏心态,在于它规避了严格市场准入的成本,从而在制造、流通(传播)领域中获得迅时推广,并且借助互联网非理性的叫卖和情绪化的广告更易获得“不错的口碑”。这比起严格高端的产品而言,因求新求异而不求质量的批量个性制造,对它们的监管也游离于规范市场和文化审批之外,加速它的泛滥和影响深入。
     4、消费性。来自市场的符号生产,追求质量卓越和品牌效应,它可以通过商品的流通和知识传播体系,论证市场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演化成意识形态被世人接受,是最普世的价值。它可以通过一堆废纸的股票,来营造一个财富的神话。它制造出品牌这个名词,并将其效应推到最高点,尽管产品自身的成本也许很廉价。山寨化迎合了市场追求快捷消费的秉性,在大众的狂欢中将消费主义拥抱,从而在便利和快捷消费中将庸俗的实用主义推进,将个人主义的标榜以近乎虐恋的心态获得广大网络的“品牌效应”,暗示出时下我们在尚处工业社会中就开始对后工业社会消费文化的向往和复杂心情。
   (二)山寨与山寨文化的异质性受到模糊解读
在上文做出划分的广义山寨文化下,一般观点认为它解构主流和经典。由于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泛滥,隐含于信息和科学技术的空前未有的自我增生和自我更新的力量,使社会永远处于不稳定的变动之中;[8] 有形产品的山寨化它是对品牌和高科技产品的有意模仿,其中不乏对之的暗恋心态。它是以破坏市场规则的方式秉承着对市场的端奉,因为无论产品如何山寨化,最终都是借势于已经成功的品牌和成熟技术来分享市场羹汤。市场的生成自始至终一直都是创新和模仿互相偎依互相较量的过程,离开任何一个都不构成市场。立场偏向于任何一方面的激情支持都受到来自自身拥护之中的反抗。模仿和创新在思维中都赋予人类创造革新的同质性渴望,最终目的并非是对市场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敌意,而是满足制造“山寨”者和潜在“山寨”消费者的需要。
     而狭义的山寨文化它只是文艺私房菜的大众化呈现,并非是占领文化市场,而是有意消解文化市场,以免费的午餐来见证自我表演的能力,是一种纯粹的自娱自乐。比起山寨产品而言,山寨文化更具有解构和反讽的意味。
 
    五、关于山寨文化争论的启示
  (一)山寨文化的指明性意义
    “山寨”一方面往往是对强势流行文化的反叛,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顺应市场,对于娱乐公司、传媒机构既反对又依偎,因此它和流行文化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山寨化是赋予自由主动性的有意识对当前既定市场法则和主流价值的分离,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反垄断。“山寨”文化,有意打破艺术、经济甚至政治对文化和制造的垄断地位。所以在讨论“山寨”文化的时候,必须要对其有所界定。有人认为:首先,它必须是模仿的;其次,它必须是暴利的;第三,它是反中心的、反正统的,且活跃了文化生态。第四,它应该是能娱乐大众的。[9] 笔者认为,这种确定对于泛意义的山寨文化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是对于狭义的山寨文化,只需要符合首尾两条就够。而且,第三点是山寨文化当前表现出的倾向性,并非该概念本身的必然特征,它可能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体现出与主流的吻合。这样的界定符合吉登斯关于后现代社会的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异的界限模糊化,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偶然性和机遇性所取代,休闲和消费优先于生产,娱乐和游戏取代规则化和组织化的活动,生活形式日益多元化。[10]
   (二)山寨文化的指向性启示
     支持山寨的意识里蕴含着普世价值的追求,它是在我们正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以一种大众的喧嚣,在肯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成功之时,用一种戏谑的行动支付着内心的某种不满足感。山寨文化的论争,让市场和体制内生存的需求者裹挟其中,原来貌似规范有序的市场背后,有一种没有得到抚慰和满足的公众心态,可能造就一种观念的尝试革新,在边缘化的生存中冒险,获得自认为自由精神诉求获得的应当利益而带来的自我体验和快感。这种冒险的行动,在草根的名义下,正在获得广大怀着复杂心情的拥戴者,这不得不激起我们的清醒认识:从经济学走向社会学的一个次生概念,可能导致一种观念的争夺,当我们在欣喜地总结改革开放成果之时,可能还得应对这样一个课题:规范市场需要规范市场伦理的同时,还需要引导人们接受一种与这种市场伦理对应的社会观念——这,不再是经济学家的思考,应该纳入到政治学的视野引起深度思考, 使社会真正变成具有思想自由的公民个人所共同建构“有思想的社会”,而不至于让大众申诉在话语暴力中湮没。
 
参考文献:
[1] Goldfarb,J.C. Civility and Subversion:The Intellectural in Democratic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郭钦.就让山寨文化自娱自乐吧,2008-12-9,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483757.html.
[3] 五岳散人.山寨文化是一种范式转换,2008年12月25日,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4/userobject1ai142392.shtml.
[4] Habermas,J. 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Hall,J.A. 1993,P153.
[5] Touraine,A. Pourrons nous Vivre Ensemble? Egaux et Différentsrents ,Paris: Fayard. Turner, S.P.1997,P13.
[6]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194页.
[7] (德)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文集[G].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第497页.
[8] 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第29页.
[9] 吕绍刚.“山寨”流行的革命性 文化创新时代到来,2008年12月9日,http://www.huaxia.com/zhwh/whgc/2008/12/1250245.html
[10]Giddens,A. Reflexive Modernization:Politics,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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