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看着就快添加人口，更加关心奶粉。不见得就是要吃进口奶粉，但浏览到的，仍然多是境外的奶粉消息，而且，多是“限购”。春节前的消息说记者从多家进口奶粉代购商处获悉，快递公司已基本停止发货，直邮也暂停接单，国内现货所剩无几。

    我以为这是春节前后的现象，毕竟打工者也要回家过年，代购商的业务怕是会有影响。但其实不止是如此。澳门实施了“奶粉卡”政策，每月配给5罐奶粉，保证本地居民优先购买。香港规定赴港旅客离境只能携带两罐奶粉，违者最高可判200万港元罚款和7年监禁。近半年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荷兰、丹麦等国都推出了限购措施，不少特用中文标注。限购为谁而出，已如国外赌场和红灯区里用汉语喊“有发票”一样，明摆着。

    我看过市场专家的大论，说中国不必有耕地红线，甚至连粮食都可以不种，要吃就从国际市场上买好；如果别人不卖呢，那除非是中国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国际上有人问“谁来养活中国”，忧虑于中国的粮食问题，以及对国际市场的压力；中国则有人主张“要吃就从国际市场上买”。两相对照，总觉得有些不对板。
　　
    现在到国际市场上买奶粉，权当试验看吧，结果限购了，“要吃就从国际市场买”，好像不灵验啊。据报道，国外有的媒体还刊登文章，表示“他们（中国人）不把我们炸回到石器时代的话，也能把我们饿回到石器时代，中国人请回到中国去。”如果中国的粮食真要依“要吃就从国际市场买”的专家方案，国际市场波动、抬价、限售乃至禁售怎么办呢，只检讨一下自己“伤天害理”了事？中国现在在国际市场买油、买矿，已承受诸多压力，甚至只是买制造企业，都会被否决，却要将13亿人的肚子放心地托付给国际市场，这算是什么道理，是不是“伤天害理”？
　　
    又，按照市场原则，一种商品俏销了，应该是从生产商到经销商都求之不得的事情，如果供货不足，则正是加大供应的信号，反馈到商家那里，很快就可以使市场在更大销售规模上平衡起来。既然如此，为何那些自由市场地区纷纷推出了奶粉限购措施？

    在网上稍稍查阅，就看到了一种解释：在欧美等国，婴幼儿奶粉一直是政府重点补贴的对象。“愈演愈烈的海外奶粉抢购潮无疑变相抢食了这些国家给予本国婴幼儿群体的优惠补贴，势必引发当地居民的不满，引起相关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外购买奶粉，快递回国，比在国内买外国品牌奶粉，一罐可以便宜上百元，知道原因了。老是听说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是“从摇篮到墓地”，现在总算是知道“摇篮保障”的片断。既然奶粉是补贴给国民，被中国人抢购，自然不像被抢购了LV那样愉快。
   
    很有些人认为，中国市场上奶粉贵，不只是进口加税，还在于欧美企业的“定价策略”。什么定价策略呢，就是先让你相信他的产品，并且搞得市场上没有本土品牌可以与之竞争，然后再卖高价，让中国市场上的国外品牌奶粉比海外市场价格高得多。现在看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奶粉有税，自不必说；这个能够独立自主载人航天的国家，不能生产出让人放心的奶粉，也不能怪“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更重要的，奶粉贵还是便宜，还是取决于是否有政府补贴。
　　
    不过，又有人告诉我，外国的政府是尊重市场的，奶粉补贴也不会补到市场上去，而是直接发放奶粉钱到居民手中。这使我犯糊涂。如果钱是直接补到居民手中，奶粉的标价就不会便宜，而是标价会得以维持，甚至要贵起来，比起中国，就应该在标价上没有太大差别了，这怎么解释得了洋品牌奶粉在中国市场上贵得多呢？而且既然补贴不会影响到价格，还要进行限购，这又算什么尊重市场？
　　
    我们的市场上，奶粉为何不会有政府补贴？我相信这一定又是一个谁提出就是谁傻的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啊，“补贴婴儿奶粉不具备条件”。为什么不具备条件，则能有多种解释。
　　
    有的人“吃地沟油的命，操上大人的心”，会说“外国生育率低，补贴是要鼓励生育”，言下之意，中国人太多了，不补贴奶粉，正是遏制生育。这就是说，因为人太多，所以有钱无钱都不能善待婴儿，不补贴奶粉，正是计划生育的辅助措施。这种解释有点像熊瞎子为主人效劳，本来是去打蚊子，却将主人的脸打烂。政府既“尊重人权”又“为人民服务”，却被解释成为了计划生育就连婴儿的奶粉都要克扣，政府难道会接受这样的帮腔效劳？
　　
    更多的人会说“不具备条件”是要花太多的钱，花不起。这看起来是一个硬道理，有心无力，补贴不了。但是，我不免又要说到贪官，不免又要想到三公消费，不免又要提到奢华的大楼，这些却都是有钱的呢。没钱补贴奶粉，却有钱养起冗员，有钱供起贪官，有钱支付三公浪费，有钱建起奢华办公大楼，能说不是奇葩的社会？
　　
    近几天有报道说，一个县级副官承认自己一年喝了半吨酒。我知道有的官上桌必饮，饮必茅台，就连下乡调研，地方都以土罐装茅台呈饮，则一年半吨，酒钱就得上百万。宴席钱、出国和不出国的考察钱、配备司机秘书的钱、个人的工资、每天吃虫草的钱、出席活动的酬劳费……这样那样，一年没有几百万下不了地吧，而且我们还要高兴他不是贪官，万一是贪官呢，那就是无底洞了。但要说每年不花几百万去养一个“高级清官”吧，肯定也是“不具备条件”的。
　　
    现在，被查处的贪官，上亿都不再令人惊讶；耸立的办公大楼，一人可达上百平方米；国企大楼里的一个吊灯可以几百万，高铁上的一把座椅几十万，接待参观一天泡上八回温泉，……这些都已经具备条件了，但这个社会仍然会在需要进行民生投入的时候喊“不具备条件”。
　　
    这些年社会一直在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但一直未能得逞，这也是“不具备条件”。人大会上，吹出“为何不公开老百姓财产”的怪调；政协会上，奏出“财产公开未必能反腐”的邪音。近来专家们又纷纷呼吁，必先有大赦法令，才能去搞财产公开；又有纪委官员表示，公开官员财产会引起社会不满。原来，所谓“不具备条件”，只是因为官员财产太多，多到了不好意思或者不敢示人的程度。
　　
    “不具备条件”，就是如此神奇。它可以注定将财政支出大把大把地投入到为脑满肠肥增添脂肪和尿里的糖分，也可以注定婴儿奶粉不能得到补贴。那些具备奶粉补贴条件的地方，当然也没有官员财产不好意思或不敢示人的情况。可能正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独特的“条件”语境，钱都要用于润滑权力机器的齿轮，所以我们虽然进入了“中等发达水平”，但奶粉补贴、儿童福利院、合格校车、养老床位等等，“从摇篮到墓地”的各项可资证明为“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设置，都付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