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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松等：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讨会暨《劳动哲学》新书发布会综述
作者： 来源：王江松老师网易博客 发布时间：2013-02-17 11:55:48 阅读：
劳动文化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一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等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
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讨会暨《劳动哲学》新书发布会综述
2013年1月22日上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与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讨会暨《劳动哲学》新书发布会”。李德顺、沈原、石秀印、杨河清、冯同庆等著名学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部分教师和《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华读书报》、《财经》、搜狐、共识网等学术刊物和媒体的编辑记者共50余人与会，就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的研究和发展问题进行了紧张热烈的讨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哲学”主持人、《劳动哲学》作者、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王江松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学这两门新兴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以及这两门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内容。
一、关于劳动哲学
按理说，劳动哲学在我国应该是一门热门的哲学学科，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着最为丰富的劳动哲学资源，另一方面，我国劳动者、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层面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事实是，虽然这些年来，出现了许多哲学分支学科，甚至出现了“资本哲学”、“货币哲学”，但作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的劳动哲学却完全付诸阙如，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对我国现实劳动问题、工人阶级问题的哲学思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哲学与实际生活的脱节：一方面，哲学界对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缺乏敏感，以为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直接同一的，用不着为工人阶级寻找一种不同于其他阶级阶层的特殊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与转型中地位急剧下降的工人劳动者，忙于生存和适应环境，来不及重新思考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地位，就是工会和工会理论界也鲜有人从哲学角度来宏观和全面地考虑问题。
然而，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内在地需要劳动哲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和矛盾的社会结构中，执政党必须并正在由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直接代表者，变成间接代表者和最终代表者，变成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居中协调者或仲裁者。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即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某种“父爱主义”的治理结构，向一种“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治理结构转化。社会各阶级、阶层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并对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承担更多的义务（其中包括创立和发展自身意识形态的权利和义务）。比如，中国工会和中国企联都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终极理据，但既然已经在法律上认可了它们代表和维护两个特殊利益群体合法权益的地位，它们就不仅会从双方共同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出发，还会从其特殊意识形态出发，伸张和论证其特殊利益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强势集团，其自我意识（以“自由主义”为主要表现形态）也在逐渐形成并获得理论上的强势话语权，而劳动者阶层和工人群众，不仅已经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正在失去其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只是消极地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照顾”和“安慰”。劳动哲学作为形而上哲学通向劳动世界的必经环节，正好可以满足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理论需求。
其次，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劳动哲学。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绝不可能建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一边倒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基础之上。劳动哲学有助于推进当代中国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进而有助于工人阶级以积极主体的姿态加入到我国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去。
第三，劳动哲学将填补我国哲学与劳动和工会学科之间的一个空白，它一方面可以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劳动和工会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得到发展。
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证明，在最一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各门具体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些贯通两者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一般世界观和价值观向具体科学的下降，故而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第二层次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它们又可以说是由具体科学向一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上升，故而我们又可以把它们称之为“部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它们分别建立于与其对应的具体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又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对具体科学涉及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从而使具体科学和最抽象的哲学对接起来。
劳动哲学（Philosophy of Labour），作为对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关系、工会等社会现象的哲学思考，正就是最普遍的哲学与有关劳动的诸多社会科学（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保障学、劳动法学、工会学、职工民主管理学……）之间的中间环节。就其学科位置而言，劳动哲学具有相对独立性：
就劳动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前者必须直接依托于后者，另一方面，后者也的确不能取代前者。如果绕开劳动哲学这个中间环节，这些社会科学就很难得到来自哲学的支持。事实上，这些社会科学之所以在近30年间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劳动哲学基础。
就劳动哲学与哲学的关系而言，劳动哲学固然要以最一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基础，但后者也不能绕开劳动哲学而直接去指导上述各门社会科学。这些年来，我国的哲学研究之所以未能对劳动领域、职工生活和工会工作产生应有的影响，职工群众和工会干部之所以远离哲学这一“形而上学”，哲学界之所以与工会界不相往来，也正在于缺乏劳动哲学这一中间环节。
《劳动哲学》一书共计61万字，分上下两篇。上篇“劳动哲学的思想资源”，以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为轴心，向前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空想社会主义的劳动哲学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产生的思想史基础；向后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义、工联主义、互助合作主义、资本主义等各派劳动哲学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对现代西方各种劳动哲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指出这些劳动哲学流派对于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劳动哲学的重要参考价值。下篇“劳动哲学的体系结构”，建立了一个劳动哲学的范畴体系。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从“劳动一般”，经过“劳动者”、“劳动与价值”、“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等环节，到“异化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按照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说明了劳动哲学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劳动运动的关系，增加了“对工会运动的劳动哲学透视”与“从劳动哲学视角看中国工会的改革和发展”。
二、关于劳动文化学
以“劳动哲学”为核心，可以而且必须进一步发展出一整套劳动文化体系。
历史唯物主义从劳动角度出发解读文化的发生发展，是马克思开创的一种西方学术传统。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与反作用”理论框架内，文化的源头、发展动力和相对独立性都得到了透彻的理解，但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从文化角度全面审视劳动发展史，更没有在劳动与文化的双向运动中提出“劳动文化”概念并建立起劳动文化学体系。
在30余年来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老工人的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滑落，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步失去文化上的话语权；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80、90后新工人，接受的也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受众的精英文化和市民文化。在这种主流文化场域中，劳动者已不再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而是改革的被动承受者，最多不过是知识分子同情的对象，有时甚至成为城市人猎奇、消遣、娱乐的对象。劳动者这种文化上的弱势必将进一步加剧其经济政治上的弱势，使已经很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党中央已经提出实现体面劳动、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目标，因此,建立和发展一种为普通劳动者伸张权利和要求的劳动文化是极为必要的。
面对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教、资本文化、市场原教旨主义文化的咄咄逼人的进攻，建立、发展、弘扬一种劳动文化，对于恢复、加强、巩固普通劳动者的国家、社会、历史主体地位，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确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事情。
纵观国内外对劳动文化的研究，虽说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还缺少一种对劳动文化的系统研究，缺少劳动文化学这样一门具有专门研究领域、范畴和方法的人文社会科学。本研究的学科价值在于：（1）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艺术等传统人文学科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劳资关系与工会问题，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2）此研究将初步建立一个包括劳动哲学、劳动伦理、劳动心理、劳动美学、劳动文学、劳动艺术、劳动文化传播在内的劳动文化学体系，填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空白。
Labor Culture，可译为劳动文化、劳工文化、工人文化。劳动文化是一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一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一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等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
广义的劳动文化，指劳动者及其代言人对劳动、劳动关系和劳动者的一切认知、评价、要求、理想等等，是社会意识、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定义，劳动技术学、劳动生理学、劳动经济学、劳动管理学、劳动政治学、劳动法学等学科也应包括在劳动文化之中。这里所说的劳动文化，不是这种包罗万象的概念，而限于一种狭义的概念——与前述研究劳动的物质方面的劳动学科不同，劳动文化学研究劳动的精神方面，主要是从人文科学角度出发，研究劳动者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旨在启发和帮助劳动者形成清楚明确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公民意识。按此界定，劳动文化学研究大体上包括：（1）劳动与哲学；（2）劳动与心理；（3）劳动与伦理；（4）劳动与审美；（5）劳动与文学艺术；（6）劳动与文化传播。从劳动文化学中能够发展出劳动哲学、劳动心理学、劳动伦理学、劳动美学、劳动文学、劳动艺术学、劳动文化传播学等分支学科，这些学科过去只是得到零星的发展，还没有在劳动文化的大视野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 专家学者对《劳动哲学》一书的评价与对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学学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全国价值哲学学会会长）：
江松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们就认识了，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读汝信先生的博士生时，我也在那里工作，他这么多年来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学术过程，我可以说是历历在目。近些年来，他把劳动这一历史上错综复杂、现实中极为敏感的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进行一种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终于写出了这本厚厚的、61万字的著作。面对重大、复杂而敏感的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应当正视、研究而不是回避它们，不能因为研究中存在风险而逃避。现在说要有理论自信，真正自信的人不是嘴上天天喊自信，而是面对挑战时说来吧！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和劳资关系问题，具有时代的、实践的意义，表现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当代复杂问题时应有的自信。自信不是打保票说没有毛病和缺点。我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对它的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为劳动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主要想谈一谈有待深化改进的地方。
一个是学科与学说的关系问题。一门学科能否成立，要看它提出的问题有无基础，使用的方法符不符合科学规范。江松是把劳动哲学作为部门哲学或哲学分支来建构的，但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建立自己学说的冲动，即试图建立一个当代中国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劳动学说。学说与学科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鲜明的阶级或党派立场，后者则侧重对事实的分析研究，当然，好的学说一定是要建立在学科研究基础之上的，而不要让一定的价值导向和情感导向太早太多地影响学科研究。这一点希望江松在今后的研究中做得更好一些。
二是我感觉这本书受历史上各种劳动理论和学说的影响太重，不得不在它们中绕来绕去，最后选择的也是别人的东西。能不能针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一种中国特色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劳动理论？哈贝马斯前几年来中国时，我和他有过一次交谈。他自认为他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们不认可，按照他们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永不妥协的批判，资本主义走到哪里，马克思主义就批到哪里，而哈贝马斯却转而与资本主义进行对话和妥协。我个人以为哈贝马斯是对的，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原意的，因为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历史是一个客观进程，个人不能负更多的责任，资本家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他们受客观的逻辑驱使而行动，他们本身也是遭受异化的；当代资本与劳动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那种激烈对抗的关系已经缓和下来了，哈贝马斯对交往关系的重视以及寻求交叉共识的商谈伦理，是具有积极价值的。那么我们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劳资关系？我觉得还是要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在理论上要拓宽“劳动”、“劳动者”的范围。比如在我国，谁是非劳动者？谁是非工人阶级？尤其是在国有企业，是否也存在劳资关系？谈到“劳动文化”，究竟什么是劳动文化？与之严格对应的似乎应该是闲暇文化，如果把雇主文化、官场文化作为它的对立面，是不是又要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某些女权主义者所说的，你们男人压迫了我们几千年，能不能让我们反过来压迫你们几百年呢？
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在审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感到，作者流露出了对中国工人阶级命运的深切关注。本书不仅是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利益的表达，同时也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出发对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以及整个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作了比较客观理性的论证，力求为工人阶级的权利要求提供学理上、学术上的支持。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劳动价值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正像王教授所说的，马克思是劳动哲学当之无愧、无与伦比的创始人，这一点也得到20世纪西方严肃的劳动哲学学者的一致认可，其他各派劳动哲学都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劳动哲学展开思想对话和交锋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曾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也在深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现成结论无法对时代提出的丰富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本书作者对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虽然作者的一家之言不一定能得到所有人的赞成，但对推进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人民出版社既是党和国家重要的政治理论图书的出版机构，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出版基地，以学术性、思想性、公益性为出版导向，几十年来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品牌著作。按照我们的老社长胡绳先生的遗训，我社出版的学术著作是有严格的进入门槛的，那就是，如果你的书不是精品，就不能进我社的门槛。我们认为，王教授的这本书，是一部经过严格审定而出版的优秀的学术著作。
沈琴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
江松多年来一直从事哲学研究，就人性问题、个性问题、悲剧问题发表了多种著作。2002年，他产生了要把哲学与劳动和工会领域结合起来的想法，但当时还停留在一般方法论层面，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进入路径。2007年他去哲学研究所做博士论文答辩时，看到一则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与《哲学研究》编辑部举行“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的消息，萌发了进行“劳动哲学”研究的念头，并认为找到了打通哲学与劳动和工会领域的桥梁。2009年，他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资助。今天有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他长达十年艰苦劳动的成果。现在，他又从劳动哲学出发拓展到劳动文化的研究，我院为此成立了以江松为所长的“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由他牵头，成立了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的研究团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劳动问题，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座的杨河清、沈原教授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劳动哲学是一个崭新的视角，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江松的《劳动哲学》是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一门学科的发展要具备三个条件或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现实的需要和实践的推动，引来某些学者的关注和回应；然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其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论文和专著；最后，进入大学课程体系，出版教材，设立专业。我希望江松老师能在10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劳动哲学这门学科，使之起到对其他劳动学科独特的推动作用，融通和渗透到其他学科的研究之中，从而能够更好地解决我国的劳资关系问题，更加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也是我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职责所在。
杨河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我很兴奋。大约在四五年前，我和江松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相遇，听他说起劳动哲学这项研究，当时我就感到我们失落已久的某种东西在他身上复活了。应该说，80年代，劳动科学还是一个平衡发展的年代，但是后来整个社会和学术界越来越浮躁，有些似乎不能带来实际功效的学科，比如劳动哲学、劳动美学、劳动史学等等，都消失不见了。当前些日子在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江松教授把这本书送给我时，我一看到书名就有些激动了，好像找到了一件失落已久的东西。我初读这本书，认为它有非常深刻的考证，非常完美的论证，处处有思想的火花，真的可以把读者引向更为广袤的劳动世界。的确，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在一定研究领域都是很重要的，都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一些根本的与劳动有关的问题，如劳动的悖论、劳动力资本、劳动产权等问题，只有哲学才能回答。我感觉劳动哲学一定会在劳动科学的发展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劳动科学领域的一件大事，其在劳动科学领域的位置，正如冯同庆教授评价广州市总工会陈伟光的《忧与思》在工会学界的位置一样，如果说不是填补了一个空白，至少也是填补了一个薄弱环节，对劳动科学的深化和广化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5年、10年、20年以后，当人们回顾劳动科学的发展历史时，这一定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标志性著作，或者说是一个里程碑。我将把这本书指定为我的博士生的课外必读书。希望江松能够再接再厉，尽快贡献出第一本劳动文化学著作。我认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可能是贵院在国内打得响叫得响的一个品牌，可能成为贵院未来学术发展的一个龙头（如果不是支柱的话）。果真如此的话，这对国内学术界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下面我提出几点商榷意见：（1）关于学科价值问题。本书把劳动哲学定位为国家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桥梁，有点窄，其他劳动者没有包括进来，劳动哲学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哲学，而应该是所有劳动者的哲学；（2）同情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立场我是赞成的，但劳动哲学还不等于劳动者哲学，或者说劳动者的范围要放宽一些，比如高管的劳动、在座各位教授的劳动，也是劳动，这些也应该包括进劳动哲学的研究范围；（3）有些考证很有趣，比如劳动的词源学考证，给人很大启发，但还感觉意犹未尽。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首先，这本书非常重要。劳动科学做了大量经验研究，但还没有提升到哲学、知识论层次，这本书作了一个试验或尝试，提出一些哲学的概念，使之成为统合各种经验研究的灵魂，这非常重要。记得80年代初，景天魁先生的那本《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就是从劳动出发来解读历史的，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年来的经验研究之所以上不去，就是因为缺少关于劳动的社会哲学。江松这本书可以说填补了空缺。
然后我想从劳工社会学角度对这本书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1）如何界定劳动？当年马克思把劳动界定为体力和脑力的支出，从现代劳工社会学角度，劳动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产性劳动，如工厂劳动、车间劳动；第二类是情感性劳动，如服务业劳动，它不仅仅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还是情感的支出；第三类是规制性劳动，就是说劳动不仅是对物质世界的改造以及对物的管理，而且是对社会的改造和对人的管理。这样一来，对劳动的界定就已经从马克思当年的水平涉及到了更广泛的范围，哲学应当对此有所反应。
（2）通观全书，还存在如下一些缺憾：一是忽视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多维性，比如普鲁东、拉萨尔等人就没有提到；二是忽视了劳工组织的多维性，工会固然很重要，劳工NGO也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康纳尔大学工业和劳动关系学院就在同时研究工会和劳工NGO两大块；三是忽视了全球化条件下工人运动的多维性，许多新兴的工人运动形式已经出现了。希望你在修订这本书时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让我们能够把它当作一本真正的《劳动全书》，以便我们从事经验研究时能实现更好的概念化。
石秀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我们社会学的角度就是在人们看到物的地方看到人,劳动关系最深层的东西就是哲学。理论越彻底就越能说服人，把世界的本质说清楚了,制度的安排就会好得多,所以德国的劳资关系就比较和谐。英国就不一样，英国人的思维是经验论和多元论的，斯密就认为每个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然而然会导向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英国的劳动关系就趋向于自由化和市场化。哲学思维方式从本质上决定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
中国有哲学吗？至少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孔子是个大智者，不是哲学家。他的一句“为上智与下愚不移”以及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2000年以前就把劳资关系定型了。他们都只是提出判断而不加以论证。中国历史上没有非官方的中立的哲学家，或者说中国哲学让权力吞噬了。所以千百年来我们冲不破历史的循环，如果没有哲学首先从思维上突破，这个循环我看就很难打破。我们现在没有共识，如果老板、官员只为自己利益着想，社会上流行的就只是成功学、潜规则、商战谋略和兵法，就没有哲学。我感觉江松所研究的这个领域是非常广阔和新颖的，不过不要写这么厚，一般人不会看，要简单，20来万字就可以了，理论越简单越彻底越能说服人。希望你能在茫茫黑夜点亮一个信号灯，点亮心灵，穿透历史和未来。我们的确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研究》副主编）：
参加这个会，我感到兴奋和震撼。劳动哲学相当重要。近代以来，我国思想界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很热。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从劳工问题开始改变中国社会关于社会主体的传统观念的，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开端。49年以后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体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劳动的理论，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解释，着重于现代性的构建和交往关系的重建。我们《哲学研究》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那个资本哲学研讨会，主要探讨的是这样两个问题：（1）资本在当代社会和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2）面对由资本构建的关系和权力，我们怎么办？应该说，中国资本哲学对资本仍然保持批判性态度，着重强调的是劳动者所面临的资本场域问题，这与江松教授的劳动哲学强调的面对强势资本劳动者的出路何在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当代中国，与资本、劳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自由、正义如何在劳动层面得到落实，比在更加一般的层面得到落实，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
王克勤（著名记者、“大爱清尘”公益组织发起和主持人）：
作为记者和公益人，我也与江松一样，长期关注社会底层，特别是劳工的生存状况和艰难的处境。江松不仅是一个认认真真做学问并且实际上做出来了的学者，他的劳动哲学研究对于重建劳动文化和劳动的精神价值具有很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做学问的同时，身体力行地参与为劳工做实事的社会行动，通过实践反过来更深入地研究劳工问题。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秋天，深圳很多劳工NGO面临整体关门的不利形势，江松立即飞赴深圳、广州两地作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推动事件朝好的方面转化。他不仅理性地研究劳动学科而且感性地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我与他走到了一起。目前，“大爱清尘”成立了由江松、戴春老师领衔的尘肺病研究中心，目的不仅在于救助全国600万的尘肺病农民工，更在于推动国家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防止尘肺病的发生。我觉得，这是21世纪最严重的“中国问题”之一，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在座各位专家学者的鼎力相助。
孙恒（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
我老家河南开封，当过音乐老师，后来辞职北漂，在卖艺过程中认识了很多工友，再后来成立了打工艺术团和工友之家。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现实，3亿农民进城务工，脱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失去了一切社会联系，只能以个体的力量面对现实，包括拖欠工资、5800万留守儿童、2000万流动儿童以及王克勤老师关注的600万尘肺病农民工，等等。去年我们做了一个调研报告，叫做“回不去的农村、呆不下的城市”，反映了3亿人的无根漂泊状态。谈到劳动哲学，我认为首先要明确一个主体，那就是多达3亿的新工人群体。10年来，我们在工人社区做文化和教育工作，一个越来越使我们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人群沦为弱势？我们试图找一些国外的和党在历史上留下来的思想理论，但发现这些理论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了，已经不能用了。去年春天看到王老师的书稿，隐隐约约地找到了一些东西。王老师谈到首先要有工人的阶级意识。但是这个意识如何建立呢？还有，有了意识还不够，还得有力量，而力量来自于组织。现在工人维权为什么这么难，关键是没有组织，成本都转嫁到个人身上了。如何形成意识，如何组织起来，可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解决，不是这本书能够解决的。前几年，我去过马克思墓，墓碑上写着：“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我来说，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去改变世界，如何去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使工人群体更有力量。我不从概念出发，而从实际出发。如果一定要谈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那么我也坚信，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劳动，人类千万年来就是通过劳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把自己变成真正的人。我们现在从事实际工作，希望这本书在现实中能够发挥作用，通过我们劳工NGO，通过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把思想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本书只有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才会实现它的价值。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不就是生产知识，生产让行动能够改变现实的知识吗？但是在中国，我们发现研究新工人群体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有时候我们甚至认为不要再抱幻想了。希望有更多像王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够回到工人农民中，回到劳动者中，重新建设新的文化价值观，达到与行动相结合的历史阶段。
冯同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我已经65岁了，从今年起准备淡出理论思想研究，但今天的会我必须来，一定要来，特别想来。在我们这个学院做劳动研究有些特殊的困难，其中甘苦惟有我们自己知道。今天来了这么多专家，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值了。表扬的话我就不再说了，只提两点想法：
（1）去魅、去惑。这不是要颠覆什么（我向来不是一个激进之人），而是要做好劳动哲学的研究。孙恒刚才的发言让我震惊。哲学应当回应现实，与最初的、原型的需要相对接。我们站在当代中国的时点上，用孙恒的话说，传统的理论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因此要有新哲学、新劳动哲学。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流派，但不能停留在这些上面。我们很多学者缺乏与原型的对话和原创。我们的学者一定要与劳动者相结合，建设我们的新劳动哲学。习李接班，意味着中国已由伟人政治、强人政治过渡到常人政治，中国已有革命时代、建设-改革时代向日常生活时代转型，因此过去那些革命哲学、政治化哲学、GDP哲学也要随之转型。中国一定要进入一个常态生活，不要再被政治和不好的意识形态所左右，陷进去出不来，自相残杀。中国的苦难太沉重，我们的父辈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带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我们还在用过去那一套东西教我们的学生，真是误人子弟，乃至误国误民。江松你这本书是一个起点，希望你在此基础上再出发，一定要再出发。
（2）时代还在呼唤着工人思想家和工人哲学家。如果常人政治、生活政治的氛围能够形成，对学者是很有利的，同时，在工人当中也一定会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思想者，如广东那边的吉峰、周述恒、高海潮，他们就是原型。过去建设时代出了李瑞环，现在需要新的李瑞环。今天孙恒的讲话就很棒，我向你学习了。德国就有工人哲学，有工人哲学家，我们下一个时代，不光要有学者们星光熠熠的作品，还要有工人哲人、工人文学家、工人艺术家。
游正林（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我把劳动界定为工业社会的雇佣劳动，因此我认为劳动哲学的主要内容应该就是劳资关系哲学。我感觉江松这本书对20世纪西方劳动科学的成果掌握得不够，此外，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理论经验遗产和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层次的经验也缺乏归纳和总结。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这10年来，不同学科都在研究新工人群体的特殊困境。新工人叫农民工，他们的职业是工人却没有工人的身份，这样一种情况决定了他们抗争的特殊性。工人要摆脱他们目前的无力状态，一是要有宏观的制度建设和集体行动，二是要有微观的改变，也就是工人价值观念的变化。从劳动哲学推进到劳动文化，有助于工人从残缺的主体变为完整的主体。现在很多工人被一些落后的意识形态或者资本文化所装备，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在控制他们。劳动哲学能让他们重新思考劳动与价值、劳动与生活、劳动与政治等等之间的关系。但我感到，这本书如果想对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产生影响的话，还必须做形式和内容上的改造。
乔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
台湾的陈继盛教授写了一本劳动思想史，他是从具体的劳动行为出发，概括出各种劳动样态，提炼出各种制度，最后上升到劳动思想。这与学哲学的人的思路似乎是相反的，他是从劳动现象走向哲学，而江松则是从哲学走向劳动。我在想，这两种思路是不是应该结合起来？就劳动世界存在的价值体系而言，我感觉《劳动哲学》可能遗漏了若干重要的元素，比如功利主义、尊重私有财产的自由主义，还有可以在劳动合同、劳务派遣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康德的责任哲学、罗尔斯的正义论、亚里士多德早已总结而现在依然可以体现在劳雇双方的美德伦理、来自罗马教廷的劳动思想资源以及现代社工的一些价值理念等等，这些都可以吸收到劳动哲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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