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学校的边门，有一间堆放垃圾的小屋，这里堆放着一家宾馆每天制造的垃圾。我几乎每天都要从那儿经过，远远地就会闻到一股扑鼻的恶臭，走近了，甚至令人胃部痉挛。每次经过那儿，我都提前做几次深呼吸，然后摒住气，快速奔过那间小屋。如果与人同行，我就会不厌其烦地第一千次说出抱怨的话。但经过时，总禁不住向那小屋看上一眼，里面黑魆魆的，堆着或高或低的垃圾，间或能看到有人在里面，拱着背打扫、翻捡。屋里往外流着黑、白、黄相间的液体。人的皮肤要是沾上这种液体，会烂掉的，我心里想。到了夏天，就会有一群肥大、碧绿的苍蝇围着小屋和屋外的液体笨拙而欢快地飞舞。当然，还有白色的蛆虫，缠绕成团，在里面翻滚。
我已经忘了确切的时间，应该是某个春日的午后，阳光灿烂、鲜花盛开。我像往常一样摒住呼吸跑过小屋，并飞快地往那个方向瞥了一眼。小屋里席地而坐着一个老年妇女，面朝门外，也就是朝着路，朝着我，慢慢地吃饭。这情景非同寻常，令我震惊，让我停住了脚步。这老妇女大约五、六十岁年纪，一脸苦相。花白的头发像一丛乱草一样蓬在头上，眼睛细小，皮肤黄黑、皱得厉害，一颗门牙暴在唇外，嘴唇中间还有点豁。穿得很破，让人觉得脏。我一向怀疑、厌恶乞讨的人，遇到他们常躲着走。但是如果她在街上向我伸出手，我会给她钱的。她端着一只蓝边瓷碗，碗里盛着满满一碗汤泡饭。有青菜、豆腐，似乎也有一点肉丝，汤上漂着一层蛋花。她扒着饭，慢慢地咀嚼，然后喝一口汤，一起咽了下去。她应该注意到了我，她分明抬起过低垂的眼睛扫过我的脸，但目光空洞，似乎穿透了我继续向前，而没有停在我脸上。我走开了，落荒而逃，胃里很不舒服。我有一个毛病，有点类似强迫症。我设想着我就是这老妇女，坐在一堆垃圾边，坐在会让人皮肤溃烂的液体上，坐在浓密的臭气包围当中——吃饭……
她长得真丑啊！但不知怎么我想到了我的母亲。
她就是那个时常在小屋里打扫垃圾的人。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也不止一次见到过她，但没有注意。而这以后，却总是见到她，也总是想着她。她佝偻着腰拉板车，车上堆着一袋袋鼓鼓囊囊的垃圾；她佝偻着腰，赤着手在小屋里翻捡、清扫垃圾（如果她戴着口罩、手套，手里拿一把钳子，我会心安得多）；冬天，她站在路边，佝偻着腰，垂着手，守在炉子边，卖烤白薯。她的形象顽强地占据了我头脑中的通衢要道，绕不过去，又无法眼不见，心不烦。她坐在垃圾中吃饭的情景更是牛反刍似的时时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找不到应付的方法。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使我们具备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以合理地对付每天见到的人和事。一个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一个向我们苦苦哀求的人，转眼被我们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我们将这个人和这件事处理掉了。处理得很妥当，因此不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一丝痕迹。现在，我失去了妥当地处理这位老妇女的方法。
我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说到底，我希望一路上只是鲜花，这样我才能够，也做得到合理地做人，幸福地度日。然而路边有一间堆放垃圾的小屋，我不愿接受。但这已成现实，而且客观上也需要，我只能接受，也可以接受。我扪心自问，甚至发现我爱这间小屋，它迎合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需要。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我才能谴责、抱怨，我觉得我被外在世界伤害了。我因此而有了力量，因此而理直气壮，因此而脱俗，因此而有了主体性，因此而冷漠。卡夫卡说，后世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看，是同时代人更多地伤害了他还是他更多地伤害了同时代人，如果是后者，他就是一个伟人。谁不想成为伟人？但是在这间小屋里，有一位使我想起母亲的老妇女坐着吃饭 ，我不能接受，也无法说服自己——这是现实，而且是客观需要的。在见到这一幕的那一刻，我苦心构筑的理论大厦轰然倒塌了，我精心塑造的自我形象、个性也一下子黯然失色、原形毕露。我仿佛挣脱了我自己，破壳而出，从头顶上看着自己衣着光鲜、摒着呼吸、掩着口鼻、快速而镇定地走过小屋。
我怕我会恨上她。因为她既妨碍了我的幸福，又妨碍了我的不幸。由于她的存在，只顾自己幸福地度日不再能心安理得，也是由于她的存在，使我的不幸变得牵强附会，和她相比，我有什么不幸，我有什么资格诅咒和抱怨，我和宾馆里制造垃圾、往垃圾桶里扔避孕套的绅士、淑女原来是一伙。我不愿她的存在。这是个很危险的愿望，要是在一年前，我会认为她不应该存在，再进一步的话，就是消灭她的存在！那时候我信奉尼采，当然只是我所理解的尼采。现在自然是不会这样想了，但现在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该怎么办呢？
要么，以“我不是上帝”聊以自慰？我做不到。
要么，我真诚地向她表示同情，进而谴责她儿女的不孝，不能奉养母亲以尽天年。进而谴责天地不仁、社会不公。进而反省自己、否定自己，跪倒在她面前忏悔。但这样就够了么？要不，我进一步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先在物质上给予她帮助，了解她、关心她，再为她这个阶层境遇的改变而大声疾呼、拼搏奋斗、奉献自己。这样做对吗，有意义吗？我又有些怀疑。我忘不了卡夫卡的那则寓言：有个人坐在剧院的最顶层，看马戏表演。他看到一个小姑娘在马戏团老板的催逼下，拼命赶马飞奔，同时在马背上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好几次差点儿摔了下来。马戏团老板还在马后追赶，高声喊着：“快！快！”这人气愤填膺，赶忙下楼去制止，却发现根本不是他看到的那么回事。原来小姑娘精于此道并喜欢冒险，跟在马后的人非常爱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外孙女，他不断地喊的是：“当心点儿！当心点儿！”这时候，这个人伤心地哭了。也许我正和这在楼上看马戏的人一样。真实情形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她的儿女根本不应该被谴责，也许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也许是因为做母亲的坚持要这样。她劳作惯了，不愿闲着，何况她也没有老到不能活动，她不想吃白饭。她帮宾馆清扫垃圾，冬天再卖点烤白薯，补贴家用。她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虽然脏点、苦点，但她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与帮助。
要么，我就歌颂她的勤劳，歌颂她不怕脏不怕苦，歌颂她恬退隐忍，歌颂她胸怀博大，歌颂母亲，歌颂大地……。这太廉价，也太自欺欺人了。
要么……
我越想越多，越想越乱，也就越来越不安，越来越鄙弃自己。我应该行动，去认识她，与她沟通。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知道了真实情形，我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和她相识？走进小屋帮她收拾垃圾，帮她推板车，向她买烤白薯。和她搭讪，向她介绍自己，然后询问她。这和记者采访有什么区别？这是不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人道主义关怀？我一会儿决定行动，一会儿又否定自己，一会儿又认为应该跨出一步。就这样犹豫不决，不断延宕。
我几乎准备放弃了，但突然有了一个机会和她接触。那天下着雨，我撑着伞，从边门出去送一个朋友。在路边我又看到了她，守在炉子边卖烤白薯。她没有带伞，佝偻着腰，缩着脖子在淋雨。一个念头闪现在我脑子里，我可以把伞借给她。送伞给她不可以，借给她总可以，反正我回去没有几步路，也淋不湿。等雨停了我再来拿伞。再说即使她不像我们这样金贵，不怕淋雨，她的白薯可不能淋雨，淋湿了谁会买呢？我慢慢朝她踱了过去，嗫嚅着：“你没带伞么？”她回答得很含混，大约是说，等剩下的几个白薯卖完，她就回去。“那你打着我这把伞吧，我就住在学校里，离这儿很近。等不下雨了，我再来拿伞。”我把伞递过去，她接下了。我转身往回跑，听见她说：“谢谢！（读xia yia）”当天傍晚雨停了，但我没有再出门。第二天傍晚，天又下起细雨，我从那儿经过，她仍然在那儿卖白薯，撑着我借给她的伞。我走了过去，她把伞收起来，递给我。我说：“我有伞，你还是拿着吧，等不下雨了再还我。”她含含混混地说着郊县的方言，我没有听懂。见她从炉子里拿出一只顶大的烤白薯，装进塑料袋里。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连忙说：“不用，不用！”烤白薯虽然便宜，但这么大一只，还是要值好几块钱。我转身欲走，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嘴里又含混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硬把烤白薯塞进我手里。我一下子非常感动，非常欣喜。不是因为她送我东西，不是因为她热情，也不是因为她诚恳。而仅仅是因为她那样不假思索地一把抓住我，一点也不顾忌，一点也没有怕我会嫌恶，一点也不是为了客气。就用她那捡垃圾、拿烤白薯的手抓住了我。我没有再推辞，拿着沉甸甸的烤白薯走了。
我再也不为考虑如何和她接近，如何了解她而苦恼了，我根本不再想这样。就让她过她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吧！我的生活和以前一样，但又不一样了。我有了一面镜子，让我认清自己，我有了一座桥梁，通向更广阔更丰富的世界。这以后我还是常常会遇见她，有时候她也恰巧会看到我，但毫无半点表示，就象从前一样。不得不说一下的是，我没有向她去要回那把伞，她看到我时也从未叫住我，还我伞。也许她爱占点小便宜。是不是因此我的思索和痛苦就没有意义了呢？一点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