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骥村记录和分析中，郭于华发现婆姨们（已婚女性）谈到集体化过程中的经历和记忆的时候经常的回答是“不晓得”，“忘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等问题[3]；方慧容在河北归远市西村调查时发现村民对大量相关事件记忆呈现出混乱的模糊状态，她将其概括为“无事件境”[4](p467-569)；贺萧在陕南调查的时发现许多女性在对集体化时代的表达中出现了“时间的缩水”，“很多标志着集体化时代的重大事件不翼而飞，难以在表述中找到”[5]的问题。
与以上女性记忆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我在大寨这个“典型村”调查时发现大寨女性的健谈、对历史事件的敏感、叙述的生动、记忆的清晰，这些都使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寨女性不同于上文提到的郭于华、方慧容、贺萧等学者对于女性记忆特征的表述？
将大寨妇女的口述资料作为主要的研究素材来探讨记忆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考虑到“故意遗忘”与“有意建构”的问题。大寨妇女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文革”的国家话语中这个群体被描述为“阶级斗争的闯将；一心干社会主义的劳动大军；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突击队；具有崇高无产阶级思想和共产主义与远大理想的革命妇女”。[6](p3-9)与这些宏大的国家话语的形成对比的是，好像大寨妇女除了继续革命，响应国家号召外，再无其它生活，这种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这种由他人代言的历史的记录与表述肯定是片面的。在集体化时代宏大的社会工程面前，大寨妇女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她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口述史调查可以进入“沉默、封锁、幽闭的心灵”[7]，可以避免传统历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有助于发掘传统史学中所无法看到的、另类的历史。因此，从口述史的视角进行社会性别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于大寨妇女的了解，同时也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大寨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毫无疑问，深入的口述史的调查需要建立在人类学长期的田野调查基础上。为此，我分别于2012年和2013两次走进大寨，共进行了11个月的实地调查。通过倾听大寨妇女的讲述，我记录和分析了她们在集体化时代，尤其是农业学大寨中的记忆特征和逻辑结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对这些记忆在激活、重构、刻写过程中所展示的国家实践逻辑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不论是从文献的记载还是口述的讲述，大寨最早的历史只可以追溯到抗日根据地时期，也正是从那时，太行山下这个普通的村落开始进入了国家的视野。“人们通常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8](p38-69)当我们走进大寨社会，让大寨人回忆解放前的时候，民众都会提起以前大寨的“三穷”和“五多”。[1]虽然这样的表述明显是要为新政权的建立寻得合法性，然而透过这些话语我们仍然能够大致对解放前的大寨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对于大寨人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寨，因为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他们“被发现”，他们也成为了被学习的对象。
（一）从走出家门生产到“半边天”的铁姑娘队
在外部势力介入下，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基础上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被打破了。1946年，大寨进行土改。土改在许多历史记载、文学读本里被描写成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而在大寨村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村里人都说大寨当时没出现什么激烈、过火的运动。不过，成分还是划出来了：一户地主，三户富农。正是从土改开始，广大妇女走出了家门，走向了会场，投入到了支援前线，参加集体劳动的洪流中去。大寨妇女从锅台、灶台上走了出来，主要的原因是男劳力的匮乏。
“咱村一直就缺少男劳动力，1947年，正太战役打响，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前线，村里还组织了支援队伍，留下的半劳力加上妇女，完成了播种的任务。战役结束后，陈永贵在评功会上被选为支前模范，受到了表彰。这是咱大寨第一次受到表彰，当时可高兴了！”[2]
其实，在合作化之前，大寨妇女一般不去地里劳动，地里的工作都是男人的事情。在当地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养儿女，做衣衫，成天灶前灶后转。”这样的状况在1947年10月陈永贵成立老少互助组后有了改变。
“那个时候，人家好汉互助组人力好，还有牲口。我们老少互助组就不行。为了不误生产，最后决定男人起早搭黑加班干，同时也发动妇女参加送粪。在旧社会，女人是不下地干活的。女人们都很乐意，纷纷参加到了送粪的行列，就连十来岁的小姑娘也出来了。此后，大寨的妇女也就习惯了。”[3]
即便如此，劳动力的短缺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寨女性中最有名的群体“铁姑娘队”出现了。
村民们至今仍然能够记得铁姑娘怎样诞生的：
“在鬼子占了昔阳县的时候，大概是1940年吧，鬼子进村，活埋了大寨男老力12名。1942年，村里又有42人被鬼子整死了。为了打鬼子，村里还有7个男的参军，其中5人被打死了。所以到了解放的时候，大寨就剩下60多户，180多人。村里没有男的，当时提倡男女平等，女的也要参加劳动。我们这一批女的基本上都是十二三岁就开始劳动了。我们劳动很卖力，陈永贵开会时就说这些铁妮妮可受苦了。后来，记者宣传的时候就把“铁妮妮”改成了“铁姑娘”。[4]
虽然地方劳模的出现和模范的形式意味着国家的介入，但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会树立不同的劳模，加之当时的传媒落后，很多地方劳模并未被广大民众熟知。就以铁姑娘为例，早在1957年，山西省昔阳县就树立了张玉娥的“铁姑娘”典型[5]，不过这位铁姑娘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在“文革”期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9](p25)的领袖语录也风靡一时。在国家的号召和村落的内驱力下，许多妇女走出了家庭，参加了集体劳动，大寨铁姑娘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群体。这些“铁妮妮”们参加劳动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响应国家话语中所提倡的男女平等的号召，从家里走出来，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第二，缺少男劳动力，这对于大寨来说尤为重要。[10]
对于铁姑娘的讲述，男人们只是说，“铁姑娘可受老罪了，村里没有男青年，没有办法”。男人们表述显然没有妇女们，尤其是铁姑娘的表述细致与鲜活。因为对于许多铁姑娘来说，她们从学校毕业或者干脆没有毕业就加入了劳动的大军，她们是用身体实践来感知那个时代。尤其是通过身体的艰辛劳作，加之国家的介入后，铁姑娘被赋予了极大的荣誉，成为了符号化的象征载体。这些都促使她们一直留恋那个时代，曾经的经历也就成为难以忘怀的历史而留存在了她们的记忆之中。
（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昔阳县志》上其实并没有反映出大寨1959-1961年遭受过自然灾害，但是受国家话语的影响，普通民众自觉的把当时的饥饿归结为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对于粮食的匮乏，女性比男性感受更加明显，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1960-1963年的四年里，大寨每年人均粮食为400斤。人均售粮为851斤。[11](p20)也就是说，大寨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而将粮食卖给了国家，由此导致大寨的粮食危机。
“（19）59年受了少半年，60年，61年这两年难过的，花钱也买不下东西。那会儿一天五两粮，吃野菜可真难过。小块地都收回了。要是有点自留地，也饿不下那势。白天去地里劳动。晚上去和顺悄悄地买粮食，不敢让人知道了。也买点糠，倒是咱这儿有哩。不过也不敢说是人吃，怕丢社会主义的脸。糠太多了，大便不下来。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遭灾了，另一个就是国家困难把粮食交国家了。老百姓就得吃糠，夏天了问题不大，弄点野菜。什么也吃过，杨桃花沤点酸菜，蛐蛐菜，大部分的树叶都吃过，刚出来的杨树叶子用水泡了吃。”[6]
本来是一种个人之苦，但是最终将其上升到了一种群体认同的苦感，并进而提升到“国家和民族的苦难”。[12](p80)而在国家与社会苦难面前，个人的苦难就显得特别微小。换言之，通过官方话语的诠释，个人的苦难被稀释了。
农业学大寨是在极端现代主义指导下的巨大社会工程，这一乌托邦工程最为极端化表现就是普及大寨县。1970年8月25日，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在会上，宣布农业学大寨进入了新的阶段：建设大寨县。同时宣布了昔阳县率先在全国建成了第一个大寨县。建设大寨县、搞穷过渡，全国挨饿，大寨人也一样，通过普通大寨人的讲述，我们明白了这“社会的苦难”。
“农业学大寨的时候，我还是村里的干部家庭。即便这样，动弹一年有时候连口粮也不够。那会儿学大寨，吃不上也不敢说咱没有粮食吃，也得去动弹，有那好亲戚朋友给那两钱，买点做豆腐的渣子，还不能明目张胆地买，还得说喂鸡了，喂狗了，实际上自己吃了，不是这陈永贵出了名，怎么地学俺，咱首先国家，后集体，然后才轮上个人，不用说现在这个季节了，一到阴历三四月份就没吃的了，还说你不会过。[7]
在典型村这样的光环之下，普通人无从选择，必须紧跟国家的步伐，在大寨就是一切听从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依靠政治运动的推动，大寨原本的农业典型、劳动模范，也实现了逆转，被建构为政治模范、政治典型，完成了“被国家化、被典型化”的过程。
（三）有女不嫁大寨男
在整个集体化年代，大寨人的婚姻圈并不大，大约在周围十公里的范围。况且很多外面的女性其实不想嫁到大寨，因为“那个村受的太厉害，我们吃不了那苦！”另外，每一次运动来的时候，大寨的领导人都是积极响应，所以除了身体之苦外，许多大寨人还承受着心灵之苦。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寨成为了全国的典型，大寨人也高人一等。即便如此，在婚嫁的对象选择上，旁边的村庄的姑娘们很少选择大寨。
“村里成分好的还沾，成分高了就麻烦了。在村里根本找不下对象，就拿爱禄小来说吧，他是富农的后代，三十几了还找不下，再不找就得打光棍了。可是村里也没有女孩愿意嫁给成分高的。老陈就给介绍了一个村外的，怕人家不来大寨，老陈就说大寨怎样怎样好。人家女方来大寨的那天村里是用枣红马去接的。成分高了还是麻烦，没人去给拾掇。我就去了。”[8]
在革命化的年代，婚姻也革命化了。结婚仪式从简，女方到男方家如果距离遥远，就要派人骑自行车去接，如果距离很近一般是走着去的。能够骑着枣红马，在当时来说是很高的待遇，婚姻问题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当时大寨人所承受的身体之苦。当时想要嫁到大寨的女性很少。外面的女性进不来，就得想办法在内部解决婚姻问题。然而，大寨实在太小了，并且贾姓就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地有“同姓不婚”的说法，如果不改变这一原则，即便是村里的女性不嫁到外村，还是很难改变村里婚姻的状况。为此，陈永贵在大寨提出：“只要是出了五服，同姓可以结婚”。通过这种方法，村里许多同姓之间开始有了婚姻关系，这也导致大寨人的通婚圈进一步缩小。
“大寨铁姑娘不出村，老陈主要是害怕到外面再吃苦。他说我们马上就有牛奶面包了，到外面还得吃二重苦。老陈是外来人，他从不欺负外来人，外来人在村里可沾了。”[9]
“1967年咱书记搞了一个外面的（对象），陈永贵知道这件事以后在黑夜就开了个铁姑娘会。在会上就不提名字地骂：‘有些姑娘们，不要前途要粪土，白培养了。’陈永贵准备培养凤连接班，凤连也沾。大寨本来地多劳力少。再了，陈永贵也老了，大寨没人接班也不行。难道还让毛主席树立起来的旗帜这样倒了哩？[10]
就铁姑娘这一群体来说，婚姻形式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都是通过媒人介绍；第二，没有嫁到城里的；第三，充满了革命主义的气息。“文革”中，婚姻的建立与感情因素没有多大的关联，甚至作为国家代言人的村领导可以干预、影响婚姻，政治条件成为了婚姻中的主要因素。政治化婚姻是政治化身体的重要体现，这种“身体政治”反映了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性的扭曲。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国家话语的宣传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国家主动与地方的社会性别观念相结合，创建了地方化的国家影响。
1965年，全国妇联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通知中就号召全国农村妇女“要以大寨为榜样，以大寨妇女为标兵，开展比、学、赶、帮和增产节约运动，为争取今年农业有个更好的收成，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11]
“仪式是一种将政治记忆刻写在身体之上，进而体现合法性的活动。”[13](p183)在集体化时代的社会剧场中，国家嵌入社会，权力介入到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场域中，日常生活被仪式化，本属于民间的仪式，结果却充满了国家的身影。换言之，民间仪式成为了国家展现自身权力技术和权力实践的过程。不论是上文谈到的本来属于民间仪式的婚姻的举行还是下文将要论述的国家仪式在村落的展演，这些仪式都说明了国家权力与政治力量深深地嵌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政治仪式的展演离不开对于身体的操控，也正是通过仪式的展演，政治权利的合法性被刻写在身体之上，随着仪式被不断重复，政治权利的合法性也不断被激活、解释、确认、刻写，乃至进一步延续。
（一）仪式社会
集体化时代，尤其是“文革”中，民众失去了接本的自由，整个社会被建构为一个“大监狱”。在这样的场域中，做为个体的民众承受着身体之苦、心灵之痛。然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却发现大寨妇女对于集体化时代却充满了留恋之情。
与物质世界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集体化时代大寨人的精神世界是较为愉悦的。不论是迎来送往，还是参加比赛，以及各种仪式活动都为她们本来苦涩、苦难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乃至于今天回忆起来都津津乐道。“仪式是一个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载体，它的重演特征对于塑造社群记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14](p70)而这样的仪式活动经常在大寨上演，经历了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这对于记忆的刻写起了很大的作用。据《大寨村志》记载：“从1964年到1979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十六年中，许多中外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和数以万计的群众相拥而至，参观访问，共接待了29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万人次和来自五大洲134个国家的2.5万名外宾。[15](p4)在每次迎接重要宾客的时候，铁姑娘队是少不了的。对于大寨铁姑娘来说，相比起父母辈在旧社会的足不出户，新社会使得她们能够从锅台、灶台上走下来，投入到国家的轰轰烈烈的仪式中，还成为了国人关注的对象，这样的迎来送往的活动绝对是值得回忆一辈子的事情。正是通过这些政治仪式的不断展演，社会记忆也被不断地塑造，国家的合法性也在不断被强化。
大寨妇女、乃至大寨人影像最深的周恩来总理三次访问大寨。总理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大寨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12]
第一次访问大寨
1965年5月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客人来大寨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来大寨。上午9点，好几架直升机从东北方向进入大寨上空。为了迎接总理，上面来了很多领导。我们站在路两边，能见到总理可是激动了……
周总理二访大寨
1968年4月9日，大寨人像欢度盛大节日似的，来到了（昔阳县）城南河滩的临时机场，等待着周总理和外宾的到来。陈永贵陪着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范文同等其他外宾走过欢迎的人群时，我们都鼓掌。范文同还高兴地举着《毛主席语录》本说：“毛主席万岁！胡主席万岁！”……
周总理三访大寨
1973年4月，周总理和外宾乘坐的专列抵达阳泉车站。周总理看起来瘦了很多，不过他的精神还很好。村里孩子们都在路边站着，铁姑娘们扭起了秧歌。……
另外，铁姑娘多次提到了在总理第二次到大寨的时候观看打靶比赛的事情。
我们铁姑娘队还出去比赛。我是三种姿势，打二百米，现在有枪我还会打靶。总理来的时候，当时恰好刘胡兰的妹妹刘芳兰也来大寨参观。凤莲就和芳兰两个都是山西省的民兵射击能手，于是就特别给总理和外宾安排了一场女民兵射击比赛。打完后“打得不理想”，没请总理验靶。总理走后陈永贵发火了，拍着桌子大吼：“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打靶是铁姑娘颇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她们说虽然受到了陈永贵的批评，不过大寨的领导人具有家长式作风，批评别人也是家常便饭，铁姑娘们早已习惯了。不管怎样，能够见到总理，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能给总理表演这就更是值得自豪的事情。通过为总理表演打靶，大寨铁姑娘队的名声与符号被进一步放大，乃至于大寨铁姑娘这种“去性别化”的行为方式不仅是妇女解放的标志，而且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精神的标志。而这样的表演场景，这样的历史背景早已被塑造为社会记忆而深嵌入铁姑娘们的脑海之中，且在一次次讲述中被固化。
（二）政治化的劳模
对于大寨女性社会记忆的研究，不能不提起宋立英，因为她在集体化时代被称为“常不闲”，而在今天又被认为是大寨的“活字典”，她对大寨的历史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如果说铁姑娘队对于领导人物的来访记忆尤深，那么大寨第一位女党员宋立英的记忆就不同了。铁姑娘们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而宋立英则是1930年出生，之间隔了一代人。13岁的时候，宋立英嫁给了村里的贾进才，也就是那一年，宋立英秘密入党，成为大寨村第一个女党员和第一任妇联主任。宋立英呈现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于集体化时代“剧场社会”中政治仪式的反思。
1955年12月26日，大寨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称为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仍属于武家坪乡。高级社成立后，联社从各村选拔干部到联社工作。宋立英因为工作积极，且已经是入党8年的老党员，因此被组织上选中，被任命为武家坪乡副乡长当了3年脱产干部。
也正是因为大寨在昔阳最早成立合作社，同时还涌现出了“首战白驼沟”、三战狼窝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等革命化的口号，在1957年的时候大寨已经是县里和地区的典型。为了使这个典型茁壮成长，在县委书记张怀英的提议下，三年后宋立英从乡里的脱产干部回到了大寨村工作，任支部副书记兼任妇联主任。当我问起她当时从乡干部又回到了村里是否愿意？她说：“如果现在想起来好像吃亏了，因为如果不回来就应该是国家正式干部了。不过在当时我就没考虑过这些事情，在乡里和村里都是一样的，其实在村里工作照顾家庭更方便些。”[13]按照正常的途径，在村里工作是先进典型的，就有去乡里、县里工作的可能性。然而，随着大寨名声越来越大，尤其是大寨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后，全国人要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而宋立英自然应该是从农民的身份转换成官员的身份。事实并非如此，直至今天宋立英仍然是大寨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农民。
口述访谈中呈现是与文献记载中不一样的历史。尤其是在“文革”中，宋立英成为了革命的典型。1977年3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肩挑重担·勇往直前——记大寨大队的女模范宋立英》，在文中，宋立英更是被塑造成了一个革命的英雄：在虎头山下，在大寨新盖的猪场旁，揭批“四人帮”的现场会正在热烈进行。会场上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仇恨“四人帮”的烈火越烧越旺。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宋立英，激动地站起来，历数反革命两面派江青窜到大寨的所作所为，愤怒地批判说：“‘四人帮’要篡党夺权，他们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死对头，也是我们妇女的死对头。江青两次窜到大寨，搞修正主义，砍大寨红旗，充分暴露了她反对毛主席的狼子野心。我们一定要深入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仅是宋立英，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紧抓阶级路线不放松，在记者的“捉笔代刀”之下，可以说“每个大寨人”都俨然变成了大批判的“专家”。宋立英说，“大寨当时是全国的典型，每次运动来的时候，就要求大寨人表态，其实大寨人也没办法，只能按照记者写好的和报纸上报纸上的内容去念。”[14]实际上，对于宋立英这样一个处于半文盲状态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妇女来说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可能有那样的高度。在这里，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发生了错位。
在极端革命化的岁月里，大寨被建构成一个最为政治化的村落。在这个“出人才”、“出经验”的“万能典型”村庄里，曾经汇集了天南海北与四海五洲的参观人员。大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闻名，世界知道”的村庄。大寨人见过世面，对这些政治人物如数家珍。我每次访谈，他们都很自豪地谈起不同政治人物光临大寨时的不同场面。每一个外来“上层人物”的光临都会是一场国家仪式的展演。这些频繁上演的国家仪式，在传达国家声音的同时，也为大寨符号的进一步塑造创造了条件。
集体劳动、迎来送往、政治运动，这些集体化时代剧场社会中的场景在大寨这个符号化的典型村体现的尤为明显，而这些社会记忆已经深嵌于妇女的脑海之中。在后集体化时代的大寨，随着国家仪式的再次展演，曾经的记忆被激活、解释、刻写、塑造，尤其是文化重构过程中大寨符号被借用为资本后，原来的记忆更是成为了她们足以炫耀的文化资本而被逐步强化与延续。实际上，政治仪式本质上与宗教仪式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在“宗教仪典中，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个体灵魂再次融入到它的生命源泉之中。”[16](p5-13)不论是“集体欢腾”的场面的举行还是仪式的展演，都是集体记忆得以产生的源泉和不断复制，不断更新的重要机制。
本文主要以口述材料作为分析和立论的基础，结论不可避免要受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然而，任何个体的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我们所主要关注的并非社会文本的正确与错误，而是聚焦于为何这样表述而非那样表述，背后有何意义。同时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并不能完全随便地记忆或忘却，记忆和个人的其他观念或行动一样，也要受到某种社会强制力的控制。因此，“个体记忆并非完全是主观性的。况且群体的记忆也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来体现自身的。”[17](p71)大寨妇女也不例外，她们的成长经历、实践过程均在其社会记忆中有所反应。面对如今身体的羸弱，她们也明白当时“受的苦太大了！”不过聊以自慰的是妇女精神的愉悦。正是这些愉悦，加之典型的光环使得大寨妇女对集体化时代恋恋不舍，每当回忆起集体化时代的岁月时候她们依然兴奋不已，充满了留恋之情。
（一）记忆的清晰性
与郭于华在对陕北女性访谈中所遇到的“不晓得”，“忘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方慧容在河北所发现的“无事件境”，贺萧在陕南归纳出的“时间的缩水”，等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寨女性对历史事件十分的敏感，甚至能够较为清晰地说出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事件的描述也十分鲜活生动。大寨女性的健谈，对于历史的敏感，记忆的清晰，与其典型村被树立，典型化被推广过程中女性身体实践和仪式的展演不无关系。
奥威尔说过：“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句话很经典地概括了权力和历史的关系，而作为非常重要的权力技术就是对人们记忆的控制，人们记忆的扭曲和改变。[18]保罗·康纳顿说过，“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19](p40)在集体化时代的社会剧场中，仪式的一遍遍操演客观上加深了人们的记忆。况且很多大寨女性就是历史的当事人，在运动仪式中，她们曾经也扮演过重要角色，宏大历史也早已成为了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铁姑娘对于领导人记忆的深刻源于在迎来送往中多次和领导人接触的机会。且这样的记忆在多次的运动中被不断地重复，在后集体化时代，大寨依靠集体化时代形成的革命遗产，将其建构为旅游资源，在这一转换过程中需要借助诸多的符号，而“铁姑娘”、“大寨妇女”也是诸多符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领导的易人，体制的改变而发生断裂。在虎头山上，很多大寨妇女当年战天斗地的文化景观，在普通民众的家里，经常见到印有“铁姑娘”商标的产品，这些符号都在一遍遍地加深着大寨妇女对自己曾经历史的记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外来的游客、新闻工作者、学者在不断地走进这个小山村，不断地让当年这些战天斗地的妇女们讲述大寨辉煌的历史，这些女性群体也就需要不断地对过去的仪式进行重复性回忆，以便于合理地表述。也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回忆中，大寨妇女对于集体化时代的政治事件、仪式活动经历了不断地激活、解释、刻写、塑造。此外，很多大寨妇女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干部，需要不断地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以应付来自国家的检查和社会的监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大寨女性的记忆。就以宋立英为例，她能够对土改、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多个历史阶段发生的事情很清晰地表述出来，这倒并非完全是因为她是大寨年龄最大的女性。除了个人记忆力强这样的因素外，也与她在集体化时代长期担任大寨村的领导，加深了对于村落历史的记忆有关。改革开放后郭凤莲回归大寨后，在很多场合，也要把宋立英请出来，让她发言。直到今天，宋立英仍然活跃在大寨的舞台上，她被称为是大寨的“活字典”。
（二）被权力控制的记忆
大寨不同于普通村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在集体化时代是“典型中的典型”，而在后集体化时代又被国家树立为典型。典型的树立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改造和重建乡村的过程，在这样的宏大社会工程面前，普通人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被重新进行了建构。在后集体化时代再造大寨的过程中，运用了许多集体化时代的革命遗产。然而，革命遗产的借用也是有选择性的。被去除了，在今天主要景点的虎头山上和大寨村里，集体化时代大寨“极左”的一套已经难觅踪迹，如今大寨展示给外人的是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改革开放后在郭凤莲带领下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记忆是一个“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恢复的过程”。[20]这样的过程在我们对大寨妇女的访谈中也经常遇到，她们所回忆起的一般都是当年战天斗地的辉煌历程，所谈到的大多是“集体欢腾”革命化场面，而将个人之苦、社会之苦自动过滤了，如果不是进行长期的访谈，如果没有“走进她者的世界”，也许这样的苦难就会被永远淹没于洪洪的历史长河之中，而再也不会被发现。
“人的集体记忆之所以具有高度一致性，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共同目睹了某个事实，而是因为她们被告知了某些话语。这些话语再重复讲述之后造成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多年后仍然深深地存在于她们的集体记忆之中，作为事件载体的他们最终与事实紧密相联，难以区分。”[21](p342)除了国家话语的告知之外，记忆所具有的一致性特征也与政治仪式的上演过程中国家意志的灌输不无关系。在集体化社会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一场场政治仪式不断上演的同时，国家也在不断地传达属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这一场场的仪式中，大寨这个普通的村落被改造成最为政治化的村庄。“仪式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举行的‘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22](p291)而在特定场合中，如国家认定的节日，在这些节日里所举行的象征性活动也成为了传达体化实践和维持社会记忆最为重要的手段。在大寨，元旦、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这些属于国家范畴的纪念节日离不开仪式的举行。除这些属于国家节日中的仪式外，政治人物的频繁光临也将国家的仪式带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这些仪式活动，国家的意志被一次次强化。
对记忆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权力的控制。如果这种记忆一遍遍地经过不断被传输出去，经过选择的记忆也就成为了一种信史。不论是宋立英，还是铁姑娘队，以及其她的大寨妇女，在长期的身体实践与仪式活动中，她们早已习惯于将自己的经历与国家话语联系起来，适应国家的表述。甚至对于集体化时代的极端化年代，她们也有其合理的解释。运动的岁月中许多人因为成分一直抬不起头来，丧失了最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三年的饥荒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即便如此，在后集体化时代这些本不符合逻辑，本是反人性的行为在这里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她们说“没当时的哭那有现在的甜”，从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大寨妇女把当时身体之苦、婚姻之苦、心灵之苦与现在的“甜”联系了起来。也正是通过“剔除意欲忘记的过去，以及加入并不存在或者故意歪曲的内容，以重建历史的现实意义”的过程[23](p23)。最终，社会记忆在经过激活、重构、刻写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并不断变迁。也正是在这样的框架内，当年的苦也就具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记忆是需要激活的，在长期的访谈，多次的调查中她们所展现出了比国家话语，官方书籍更为复杂鲜活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这样的记忆才是她们正常的生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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