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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半步”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4-22 04:38:25 阅读：
编者按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曾反复使用感觉结构来描述每一时代生活经验中的共同性，这一概念为文化研究者从理论到实践打开了一条通路，而
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曾反复使用“感觉结构”来描述每一时代生活经验中的共同性，这一概念为文化研究者从理论到实践打开了一条通路，而“经验”则因为它自身的丰富性而具备可供深入解读的意义。当代文化研究网特推送两篇经验性的访谈文章，它们属于地方经验，但是因为所在地域——作为“共和国的长子”而走在新中国前列的东北——而具有了普遍性，成为了时代的缩影。在两个被采访者生活经历中，时代变革的大手隐约地推着他们前行。今天，被结构转型抛弃而社会问题重重的东北，在不断地发出抗争的声音。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共和国的历史，思考看似独立的个体经验之间的血肉联系，反观当下仍有待我们承担的责任。
被访人：于立平（老于），1957年生，现在哈尔滨经营某小型加工企业工作。
老于初中毕业赶上了文革的尾巴，1975年下乡， 77年这个工人家庭的儿子已经参军入伍，不过他当兵的目的很直接——及早返城。为此，他选择了一条其实并不平坦的道路。
77年我已经当兵了。75年九年一贯制毕业我就下乡，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下乡在农机厂建的青年点儿，在呼兰县莲花公社务农，到那儿去的都是工厂子女。当时政策是在农村接受两年教育才能当兵，实际上我是虚两年，从头一年末到第二年，不到两年，但政策也允许。去当兵就是想及早返城。家里还不同意，瞒着家里去报名。当时体重不到100斤，身高刚164公分，还没长成呢，各项审查将将儿（刚刚）够。家里再不同意也没办法，都自己做主报名了。返城遥遥无期，自己也不想一直呆在知青点儿，就去当了兵。
当时周围跟我一样选择当兵的青年不多。为什么？我们这个知青点儿都是机械厂子女，家都在哈尔滨，当兵走得远，“父母在不远游”，都不太愿意去。再加上我们招的还是铁道兵，兵种不好，都嫌累。我就说人是没有累死的，关键看个人怎么做。去当兵了，的确累，比农民还累。部队有严格要求，刚入伍就是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摸爬滚打的也过来了。我们主要是系统训练，队列、内务。枪怎么拿怎么放，被子怎么叠，东西该放哪儿。还有军事训练，都跟枪有关，枪的各种拿法，要会拆抢会装抢，每周有比赛看谁装得快。野地训练，战争时期的几种队列变换，应急措施，紧急集合。
说实话，刚一参军就后悔了，真后悔了。倒不是因为训练有多累多苦，驻军的地方实在太偏僻了。从哈尔滨去，先坐火车到承德下车，8点下车，天还蒙蒙黑看不见太阳，坐上大蓬车再往龙化拉。车后面都挡着呢也不知道哪儿是哪儿，走一段休息一会儿，等到了目的地下车一看，张开嘴不是想说话是想哭，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地方怎么能有人呢。转圈儿都是山，不是山清水秀绿油油的那种，是四面石头山，不长树，什么资源都没有。我们是铁路兵修铁路的，大城市用不着我们，哪儿没人上哪儿修。那地方的村庄跟抗日战争时期的差不多，墙是泥巴石头垒的，让烟囱都熏黑了，屋里也没啥光亮，七、八岁的孩子挺多都没衣服穿，光着屁股跑，是真穷。
新兵连分完以后，我们部队驻扎在一个乡里，有个合作社，条件还算相对不错呢，买点儿点心硬得像石头子，就这样，合作社里的点心也让这些新兵给买没了。77年的兵多数是城里下乡的兵，手里都有俩钱儿，吃不了多少苦，当兵就是为了能返城，两年义务兵就可以复员回家。当时也有不少战士耐不住寂寞跟当地的村姑结婚，当地的干部都去我们部队抗议了，说这么穷的地方你们把姑娘都娶走了，我们当地的小伙子怎么办？哪儿还有外地姑娘愿意嫁进这穷山恶水的？不过，在那儿结婚的多数是些农村兵，城市来的像我们这样的还是想尽快返城，拖家带口的怎么返城啊。我跟我爱人还是转业回来后经人介绍认识的。
老于对工作和生活都是认真刻苦的，部队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他还是凭自己实干的表现得到了部队领导的认可，还立了功。老于一度有了留在部队的想法。
一般义务兵两年就可以复员，我在部队一呆就是四年。为什么？干得好不让我走呗。当兵当年我就提了副班长，因为表现得不错。我这人不爱说话也不善言辞，就知道什么事儿只要交给我了我就闷头干。78年的时候我就是部队的给养员了，专门给部队采购伙食、发被服。那一年我们连当干部的没有北方人，连级干部都是四川人，对北方人都不太亲近。我当上给养员，一没领导找谈话，二没“下毛毛雨”，没人跟我渗透点儿消息。部队很突然就让我去司务处帮忙，我拿着钱两眼一抹黑就去买煤买粮。后来特后悔当时没贪点儿钱，那时直接带着现金去老乡家，买菜都直接上老乡地里去拔，买多点儿少点儿谁知道啊。从部队里拿个条，写上买了什么、花多少钱，让老乡按个手印就行。自己买东西自己做账，会计出纳都是一个人，想贪点儿钱太容易了。后来也一直是我一个人做给养员兼司务长。
现在看，这是人人羡慕的肥缺啊。虽然咱不会贪钱，也占着便宜了。那时我是专职司务长兼给养员，在野战部队就相当于上士、班长。出早操或者有什么其他活动，早来晚走都很自由，要用车提前打个招呼就行。头一年当新兵吃点儿苦，后两年享着福了。当时连里领导都很信任我，要不我不能一干就是两年。为干好工作，我自学打算盘、记账。也不难，支出项目和现金对上就行，总共七个科目要对上帐。我一个月一公布账目明细，从来不对付大家，每一笔来往都很清楚，上面来查也绝对不会有问题。总起来看，我当时属于工作做得不错的，又深得领导信任，这时候动了留在部队的念头。
想留下了。我刚一去部队，新兵战士在下面，看排长上前一站训话，心想就这样的都能留部队当干部，说句不好听的，站那儿扣扣索索的话都说不明白，咱差啥不能留下当干部。当给养员的时候就想留下了，但人比较守旧，不会找找上级，当时要会找人早早的就提起来了。一年多都是我一个人管钱，出入一人负责，当时私人送礼都能从帐里出。咱不会那套，总觉着好不容易有点儿钱，战士还吃不好呢。我是花钱很仔细的一个人，当时报账有一项叫副业收入，以前都是报亏损，我就想怎么能让部队亏损呢，就从其他项目里转钱过去，我的帐都是盈利。当时年轻，一门心思想上进，好好表现，很多事儿不明白也不去想。后来明白了，部队有些副业比如养猪，猪得一点儿一点儿喂，还没长大也就卖不了钱，饲料又得花钱，这样养殖期间帐就是赔钱的，卖了才能盈利，副业收入肯定有亏损。原理是这个原理，以前有人连个人请客送礼的钱都报在“副业收入”里，反正是都亏损，多报点儿也发现不了。咱不会也不敢，也算在部队的大熔炉里坚守住自己。
我们部队又一次大迁移，要去唐山。别的团先走，我们团还有些收尾工作留下来。别的部队战士打起背包就走了，我们不行啊，我这儿有猪得迁走，有粮食，有锅碗瓢盆。火车上还得给战士备好吃的，我一个人指挥大大小小的事儿，从赶猪上车到运输大件小件，整个大迁移从出发到目的地一点儿没影响部队整体，一切都按部就班井井有条，战士一路上的伙食也二话没的说。到了唐山，旁边水库里有鱼，我一整就领着人去抓鱼，还给战士们做过全鱼宴，时不常的还杀头猪，伙食好还不多花钱。大迁移时表现突出，又给我报到全团学雷锋积极分子。1979年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授予勋章那年授予了我三等功，全团表彰。喜报送到家门口，敲锣打鼓整三天。当时黑龙江去的兵没有一个获得这么多荣誉，既有组织荣誉，自己的条件也比别人优越。我也想留下来当个职业军人。
中年的老于谢顶很严重，这并不是他个人的体质问题。也许是尽快回到城里已经成了他的心病。应该说，老于是一个能够遵照既定规则按部就班很好地发展自己的人，但他也是个对时代敏感的人，他渴望有不变的规则和秩序，却也清醒地意识到社会在变，形势几乎一天一个样。他担心自己“被耽误”，然而，尽管他费劲心思终于转业回城，却还是“被耽误了”。
79当兵满两年，可以复员了，家里工作也给安顿好了，连长指导员都不批准我走。后来有人透风说要提干，那年我已经23周岁了，其实想回家，但部队说啥不让走。77年恢复高考了，后来部队也和地方接轨，也可以去高考。我也想上军校，以前学习成绩算不上出类拔萃也还是上中游水平，但好几年没学习了，没自信。我去参加考试，语文数学都没达到60分，等试考完了还没出成绩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政策要裁军。年龄到23岁就不许提23级干部（排长），我超龄了，本来眼瞅着要提干，这赶上国家裁军肯定泡汤了。连队不让我走总得安顿我吧，就把我提成了副排长。当时师政委下来监督裁军的事儿，我们一共五个团，我们40团取消番号跟37团合并了。师政委下来了解情况，到我这儿，我就说我们属于半机械化团队，都是有特长，有打山洞的，有抽水的，各方面都有技能，把这些人说改编就改编，对国家、部队都有损失。后来领导下排找我谈话，说有情绪也对，想法也没错，可国家在这个时候，都得服从。大领导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最后还是合并了，我就分到37团二营八连。前途未卜，完全没心思干了。那是79年末，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候。提干年龄被卡下去了，预备党员的名额是下来了，但来部队勤勤恳恳的干了两年多，单单就得了一个预备党员图的是啥啊。回家好工作已经没有了，79年正赶上返城大潮，城市接受不了那么多人，哪儿还能像之前回去挑工作。要不说我的这辈子总是“差半步”，和什么都差半步。就从那一年开始，我哗哗的掉头发。
79年过年我回家探亲，城市里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人比较随意了。到家就不想回去，打定主意今年一定要转业。80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拨儿病转，我就去天津、唐山到处看病，想有个病好回家。当时特别困惑不知去向。跟我一起来当兵的该走的都走了，两年志愿兵满年头就可以回去，三年的基本都走了，等到第四年还没转业的就剩两三个人。那时我是副排长，每天出工有任务，我都不去，请病假，在床上呆着吃病号饭，那是好伙食，每天都有面条。等人都走了，我就在营房里来回溜达，空空如野，特别冷清。领导还是劝，不想让走。整个部队像模像样能干明白事儿的不是很多，闹得再凶，但他们对你各方面能力还是心里有数的。我跟副营长私交还不错，他看我实在不愿意留下，也不勉强了。又熬了这一年终于提前两个月转业了。
我回家之前在天津、唐山溜达了几天，心想一直在这儿守着总得上市区看看什么样儿。去了感觉唐山在地震之后变得特别开放，人的穿戴流里流气的，咱在部队呆惯了怎么看都不适应。唐山地震留下很多孤儿，也没人管，学坏很容易。咱一走一过也不了解别的，就看男孩儿女孩儿混在一起，穿衣打扮什么样儿都有。那时也没理解是因为要改革开放了，唐山开放速度比较快。大市面上就可以摆地摊，过去一些老物品、老书都不受限制可以买了。去天津就更开放了。我当时特别不适应，觉得这也太随便了，这不是无政府状态么？那是我们还比较封闭，国家开放的信息也很难到部队。要是有点儿经济头脑，当时就留在天津做点儿小生意，干啥也比现在国营单位挣钱。
我当兵头三年要是回来可以满市挑工作，到我这时候只能服从系统分配，所谓系统分配就是有机械局、服务局，父母在哪个局哪个单位就得去哪儿，根据特长分配具体工作。当时我全家都在农机厂，不想全家挤在一个单位里，我爸爸是农机厂厂长，凭他的关系就把我安排在哈尔滨第二工具厂当钳工。当时很满意了，毕竟是个效益挺好的国营大单位。
那几年工人都流行不脱产读技术类的大专，我也想尝试念点啥。到了二工具有文化课补习班、技术补习班，厂里派我去，我去了就是班长。但我最遗憾的就是没去考五大（当时哈尔滨有五所大学为各大企业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工人可以在下班以后去学习，以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为代表）。当时不敢去，文化课抛了五六年，上学时也不是最好的，曾经参加过文化测试也没通过，没自信。我要做什么事儿都是一步一步往前看，踏踏实实的每步都走好，就想不出一下飞越了是什么情况。考学也是，我就想要学数理化，踏踏实实的一点儿一点儿学，不敢想自己能一下就考上。就这么一直没考，把自己荒废了。
我一辈子有两个最大的遗憾，第一就是没考大学，第二就是太重视国营单位了，放弃了很多机会。
80年代初已经有些人开始下海，抱上铁饭碗的老于还是更愿意求稳，为此，他觉得自己又一次“耽误”了。在工厂老于从技术骨干到中层干部，一步一个脚印，但他没有当上多大的官，也没有赚到大钱，终于被这个时代抛在了后面。说起自己的人生，老于经常慨叹：“我就是被耽误了，什么事儿总是差一步。”
我刚到二工具就是钳工，当时工种最好的就是钳工和电工，钳工负责检修设备，电工负责维修电路，这两个工种不是全天都有活儿，设备没故障的时候我就可以歇着，看看书看看报也没人管。其他像磨工就得一直对着机床，每天有额定的生产任务跟着，又埋汰又累。我工作清闲别人都羡慕我，我在工厂第一年就是车间团支书，第二年就当上了车间工会主席。
像面对考学这样的大事儿我就总觉得自己不行，胆子小没自信。作具体工作时又太好强了不服输。做事儿还总是求个四平八稳，对个人索取的要求也不高，没啥野心。在二工具的发展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凭工作成绩往上走，不会公关，走到工会主席再就拉倒了。又过了两三年机械局有一个机会去海南开发项目，看上我了想带我去，当时刚有孩子，家里不愿意让去，自己也觉着在国营单位当个优秀的工人还是工会主席已经很好了，不舍得放弃国营单位的工作，左思右想的也没去。几个各方面能力都不如我的人去了，都干起来了，老婆孩子也都过上好日子，哪儿像咱还为孩子的工作这么犯愁。现在跟国营单位也解聘了，一个月开八百块钱，给它工作这么多年，这么上心，到头剩下什么了？现在自己家有点儿小生意，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干吧。人争不过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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