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女权节即将来临，微博上多了这么样的一个话题
 
导语：其实与年龄无关，只要你对美丽、浪漫和温柔充满期待，还要有那么一点天真，你就是永远的女生。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段，你的经历、你的身份，你的职业，每个人能做女生，每个人也都有做女生的愿望。#女生节取代妇女节#妇女节这三个字的生理属性太强，相比较而言，女生这个称呼我更喜欢。
 
似乎是有预谋的，广告商、销售商与网络媒体实现了共谋，很多颇具影响力的大V都发了这个话题。
 
大V中，打广告最狡猾的是陆琪，他巧妙的把妇女偷换成了已婚妇女。最诚实的则是余丰慧，他开门见山的指出了这次活动的目的：
 
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女性消费为7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50%。其实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电商时代女性消费力都颇为可观。尤其是到了现在的O2O时代，女性消费无疑已经占据大头。而在消费过程中，谈女生和美女能促进消费的实现，谈妇女只能引发矛盾。
 
如我所料，这一切都是消费主义的阴谋。
 
那么，三八妇女节中的“妇女”，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找了一些资料，有关妇女节的由来：
 
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简写IWD）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day），在中国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 是为了纪念在1911年美国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中丧生的140多名女工。同时，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
 
从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劳动妇女罢工游行集会以来，至21世纪已走过了百余年历程。在不同的地区，庆祝的重点有所不同，从普通的庆祝对女性的尊重、庆祝对女性的爱到庆祝女性在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的成就。由于这个节日一开始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发起的政治事件，这个节日和众多国家的文化都有融合，主要在欧洲，包括俄罗斯。
 
国际妇女节是妇女创造历史的见证，妇女为争取与男性平等所走的斗争道路十分漫长。在一些地方，这个节日已经失去了政治意味，成为了简单的男人表达对女性的爱的时刻，类似于母亲节与情人节的混合。为什么原本是属于女权者的节日，会被偷换成其他的概念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国外反女权主义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宣扬消费主义等，成功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
 
20世纪后期美国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为媒体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提供了崭新的方式。此时的媒体在宣称“后女权主义”时代的到来，将女权主义目标终结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既然美国的妇女们已经实现了与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那么妇女们现在迫切需要的，不是“新的权力或权利”，而是“新的生活方式”；不是“自我决定”，而是“自我满足”，是那种在“销品贸”里就能够得到的物质上的满足。[3](P76)因此，美国主流媒体鼓吹消费主义，美化和夸大妇女们从购物中获得的满足与乐趣，号召妇女们积极响应消费社会的号召，企图用消费自由代替妇女所追求的真正的自主权，并最终用消费主义取代女权主义。自70年代中期起，在广告商们的策划下，被动的消费者们以全新的“新时代女权主义者”的面貌闪亮登场——她们在充分行使着自己拥有的权利：不是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或经济权利，而是购买产品的“权利”；她们也在行使自己“选择”的权利(意指在堕胎问题上与反对堕胎的“赞成生命派(pro-life)”相对立的“赞成选择派(pro-choice)”)：不是在选择堕胎还是继续怀孕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收银台前做出是否购买某商品的“选择”。此时，妇女们对于“自我决定”权的要求被严重削弱和贬低：她们虽然也在行使着“自我决定”的权利，但不是根据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该做出的“决定”，而是跟随和响应市场的呼唤而做出的购买商品的“决定”。总之，“新时代女权主义者”是以消费为导向的时代里虔诚的消费者，她们完全认可消费主义文化，而妇女们是否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她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了。[3](P71)
 
这种主张用追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代替追求“新的权利”、用妇女的“消费自由”代替“真正的自主权利”的所谓女权主义，被黑人女权主义学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非常形象且恰当地命名为“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这种“生活方式女权主义”宣称任何一位妇女，无论其政治信仰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只要他/她们追求消费自由，跟进和响应市场的号召；此外，“生活方式女权主义”还指责女权主义理论是空洞的精英主义理论，于现实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重要性，并将女权主义理论贬为“学术女权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否认理论在各种女权主义思想中的作用，无视和排斥学术界内外正在进行的关于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的争论。在这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眼里，对妇女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平等”，而是“自由”，是与消费社会的信息完全吻合的诸如享受美食、购买高档鞋、名牌服饰与化妆品的自由。不难看出，媒体鼓吹消费主义的目的，是用消费主义麻痹女权主义者，转移女权主义者或女性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或削弱她们的政治敏感度，使之在专心于物质消费之时忽略对自身地位的捍卫，从而压制妇女与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言论，将妇女的与政治相关的言辞“销声匿迹”，将妇女的自我表达的愿望引向“销品贸”。因此，“生活方式女权主义”本质上是反智识主义的，是一种企图将女权主义“去政治化”的“伪女权主义”。[2](P27,32-36)
 
的确，一旦主流媒体与广告商、销售商实现共谋，其用消费主义“去政治化”女权主义的威力是十分强大的。虽然并未公开谴责与声讨女权主义，但媒体声称它们代表所有女性的利益，使用“市场潮流”这个“一致性”大棒，有效地抑制妇女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的愿望，阻止妇女实现其政治与社会抱负。[3](P48)而且，正如克里斯托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自恋文化》一书中所言，一旦消费主义以支持妇女的姿态站在妇女一边共同抵抗男性的压迫，它对女性的进步所造成的伤害是最为险恶和巨大的。“广告业以解放妇女为名，鼓励她们大量地消费，并且将消费的自由伪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因此，广告业在将妇女与儿童从父权制的权威下解放出来之时，即刻又将他们置于一种‘新的父权制’的统治之下，这就是广告业、大型工业公司以及政府三者的联合体。”(P74)
 
总之，反女权主义者为了与女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用了与女权主义“反其道而行之”的斗争策略，即通过“个人化”妇女的问题，公开放弃其原先的女权主义政治立场，以及鼓吹消费主义文化等策略，来最终实现将女权主义议题“去政治化”的目的，使女权主义失去其在公共领域讨论和争辩妇女问题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