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社会空间”,是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要做的一个关键项目，也是城市政治的主要内容。城市是谁的？市民有什么权利？不同的城市阶层有不同的权利，因为权利的差异引起的矛盾该怎么处理？对私有财产有无限制吗？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应该有多大？谁来使用这个空间？…… 这些都是社会空间的重要问题。

亨利·列斐弗尔提出过“城市权”的观念，说城市权是属于全民（包括城外的农民）的，但却不会自动给与，而是要经过斗争才能获得。戴维·哈维在他今年（2012）出版的《造反城市:从城市权到都市革命》（Rebel Cities: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中，确认城市权是塑造新生活方式的斗争的核心：

 城市权不仅指个体或集体有权分享城市的资源，更是指一个含义广泛的权利：按照我们的集体心愿改造和重塑城市的权利。要重塑城市，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来控制都市化过程，因此这是一个集体而非个体的权利。在我看来，以这样的方式塑造和重塑我们个人的主体和我们的城市，是最珍贵的、但也经常被忽视的人权之一。（页3－4）

哈维的这本书显然受到“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它显示了一种“再政治化”的时期开始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尤其在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尽管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已经清楚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的衰弱性。

要有效地打破资本主义的支配，我们必须直面两个基本事实：第一，自从中国开始“改革”，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以不同方式转变以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著名口号：（在资本主义之外）“别无他法”，已经成为大多数地方的共识，在这种情形下，想象另外一种体制和社会，已经相当困难。即便所谓的“国有”企业，也非常容易变成——或者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巨型机器。第二，“二战”以后，消费社会造成的消费价值观越来越强大，它同样日渐一日地缩小人民的欲望和想象力的范围。资本主义市场有一个很强的功能：它让所有非市场化的价值，渐渐都被市场化的价值所代替。

当然，日益普及的消费社会正面临两种困境：一个来自它内在的矛盾和不稳定，另一个来自它所引起的反抗。它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性不完全一样，但有共同点。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向是产生越来越多的剩余人口，按照某些计算，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要求，现在只需要人类5％的劳动力。全球性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就是这么来的。一方面，资本主义持续消灭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被吸纳进消费社会的群众中，大量不能参加雇佣劳动制度，这个制度已经不能容纳全球人口了。

同时，这个制度也不能给就业者提供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在所谓“发达”国家，为什么工作？为了消费。可是消费的内在矛盾和不稳定同样日益严重。当消费被塑造成生活的唯一意义/娱乐的时候，消费社会的内在悖论就变得十分深刻：一方面，消费欲望被大规模地制造出来，但另一方面，这种欲望是最不稳定、最易变、因此也最短期的，它总是需要有新的欲望来补充和代替它。换而言之，消费社会是在创造欲望的同时，不断地消灭欲望。而正是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人类的长期和深层欲望，譬如对生命的欲望，对社会的珍惜，对地球的未来的期望，被异化和弱化了。

因此，充斥消费社会的各种“短期预算主义”、商品的计划性报废、生活方式的巨大的不可持续性，都只能加强社会的危机，包括生态的和剩余人口的危机。

贝尔纳·斯蒂格勒谈到过“消费的普罗阶级化”，意思是消费社会不断地异化我们的知识、才能和未来感，剥夺我们的想象力。所以他强调，人类社会和地球现在需要的，是发展以合作、参与和互相护理为主的政治和经济形式，而消费社会所养成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这方面的最大阻碍。

消费社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生活的空间。公共空间越来越少，只剩下私人空间和消费空间：博物馆、车站、飞机场，渐渐地商场化了；街道、电梯、的士、公交车、大学、办公楼、私人住宅的门上，到处都是广告。整个国家都“Mall”化了。与此同时，消费社会的短期性越来越明显，一个商场开10年，已算长命，一座摩天大厦，建成30年后就拆，已经很正常。各种时髦商店，更是一直处在关闭、维修、重开的循环中。

可是，人民也会不断创造出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的运用空间的方式。上海的市民会找地方免费跳舞唱歌。很多上海的老年人到宜家商场里睡午觉和聊天。他们也许不把自己看成是在创造社会空间的斗争者，但是，在这样的专用消费空间里展开不消费的行为，实际上也是表现了某种反抗的潜意识吧。“二战”以后，消费资本主义社会里发生了一系列反抗运动，这些运动的空间性都极为重要。反抗者的空间感和空间性行为各种各样，但有一个共同点：拒绝支配性力量和体制的空间安排，以各种方式“转用”体制所塑造的空间。反抗者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有可能！”

巴黎公社可算是西方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空间反抗运动。它把奥斯曼男爵所设计的“碑铭体”的、方便政府军行动的辐射状的大道网络，转用为市民造反/狂欢的广场、剧场和战场，同时拆毁旺多姆纪念柱等象征集权的建筑：市民的空间想象力，发挥了极为明显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巴黎公社看成是世界上第一次正式的“城市革命”，参加革命的市民所要求的，不是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是收回城市和城市空间，创造另外一种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

从那时起，所有抵抗运动和革命，都蕴涵其特殊的空间战略，例如中国的革命根据地、古巴革命的foco （游击活动中心），无一例外。

1960年代世界各处的反抗运动，也都注重上面所提到的想象政治，争夺社会空间，坚持城市权。大多数的反抗运动，都针对性地抵抗“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城市规划及其空间制度。比如举行规模不等的示威游行，这既是向统治者和媒体显示抵抗者的力量，更是转用城市空间，将街道变成广场，变成政治抵抗的社会空间。2011年席卷各地的“占领”运动，也明显体现了类似的空间战略。有人批评“占领”太短暂了，是不可持续的抵抗方式。这个说法有道理，可是从另一面看，它就如同示威游行，能发挥一种功能，让参与者意识到既有空间的易变。在今天这样已经相当“去政治化”了的社会环境里，“占领”运动是可以成为发展政治和空间想象力的长期资源的。

1960年代抵抗运动的空间感，受到欧美“情境主义者”的很大影响。因此，抵抗者追求“构境”，用各种方式突破“景观社会”里普遍的空间被动状态，敞开消费社会的主流逻辑之外的自由欲望。从表面上看，情境主义者的行为相当琐碎。但其代表性的理论家居伊·德波，在从艺术转向情境主义以后，这样回答“你在干什么？”的问题：“我走路。基本上走路。”

在这里，“走路”的含义很丰富，不是交通方式，而是探索“想象城市”，挖掘被一般人忽视的空间所能提供的想象性资源。情境主义者重视“心理地理”，着力去分析地理环境——无论是计划性构造而成、还是非计划形成的——对个体行为或情感的影响。一般的计划性空间，如商场、高层公寓区和官方广场，都是或者增强人的被动意识，或者促使人进一步个体化，缩小人人都有的那种“塑造空间”的能力。情境主义者则相反，致力于“漂移”式的行为，去发现被刻板规划塑造的城市空间的间隙，“追求新的激情”，在既定的城市空间中，创造另外的空间，即“想象城市”的空间。荷兰情境主义者 Constant Nieuwenhuys提出著名的“新巴比伦”的主张。他写道：

 在快速建造新城市的需要的推动下，我们正在努力营造钢筋混凝土的坟场，在其中埋葬被判决在城市中慢慢闷死的人。因为对我们的想象力的发展和生活乐趣没有任何贡献，令人惊讶的高科技发明有什么用？……我们建议创建新的情境，就在此时此地。要打破所有妨碍我们发展新的有效生活的成规。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来临，我们已经在勾勒幸福生活和整体有机的城市化的蓝图，一种指向生活愉悦的城市的蓝图。（www.notbored.org/another-city.html）

德波开始“走路”的时候，只是少数人参与，三四个朋友，有时候记录，有时候不记录。可是，就因为他们几个人开了头，在欧美广泛开启了1960年代的新的城市空间意识。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城市：旧金山、纽约、伦敦、新加坡，包括上海，都有类似的关注“心理地理”的群体，在积极地探索“想象城市”。

特别是最近几年，从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多种社会空间的斗争中，城市权的诉求再次萌生。我认为，在思考城市日常生活的时候，若只是单方面地重视理性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模式，就很容易忽略——或压制——市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拥有的空间想象力。而回顾1960年代以来围绕城市权而展开的斗争历史，能向我们提供精神资源，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下的城市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