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夏洛特烦恼》的时候，我联想起了另一部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电影，冯小刚拍摄于1997年的《甲方乙方》。这两个电影在情节和立意上有相似之处，但《夏洛特烦恼》相较于前者又有“进化”之处，体现在其批判性更强也更彻底了——当然不过是虚伪的“批判性”而已。

《夏洛特烦恼》说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失意的屌丝夏洛酒后大闹梦中情人的婚礼，然后被母老虎般的老婆追砍，逃到卫生间、趴在马桶上做了一场大梦，在梦境中他穿越回了1990年代，把过往的生活重过了一遍；他追到了梦中情人，成了大明星，过上了他梦想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过腻了，觉得还是“母老虎”好，想把她找回来。酒醒后，夏洛发现他所拥有的就是想要的，开始懂得珍惜手中握有的“小确幸”。

《甲方乙方》里有一个徐帆扮演的明星唐丽君，她厌烦了闪光灯和红毯，想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于是委托了葛优扮演的姚远来操办。结果，没过多久，大明星就受不了了，又开始想念当明星的日子，求着姚远再把她捧红了。

可见，这两个故事很相似，又有不同。相似处是都拿演艺明星的生活作为追名逐利获得成功的例子，都从这种生活追求中看到了虚无，并给予了“批判”；不同是，大明星唐丽君其实还没过够那种日子，所谓厌烦不过是她在不知道该怎么矫情好了的时候想出来的一种矫情的方式，而夏洛倒是真过够了、真厌倦了。这能说明唐丽君和夏洛是具有不同人格的俩人吗？恐怕不能，而且这是两个虚构的人物，做这种比较也没意义；有意义的是比较分析创作者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虚构这两个人物，其原因，就要放在时代背景下去找了。

1997年，我还是个大二的学生，想不明白为啥人要活着，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对社会的变动毫无感觉，遑论洞察力，看《甲方乙方》不过图一个乐呵。如今回想这部电影，感慨万千，只恨当年幼稚，理解不了冯导的“深刻”。

须知，1997年，与邓公“南巡”时隔不过短短五年！但看看《甲方乙方》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表现：大款的大奔、会所、建立暴富之上的浮华和浮华过去的空虚，北京郊区的距离浮华咫尺之遥的贫穷，小市民（杨立新扮演的技术员）的困顿和人贫志短，新兴中产的心灵鸡汤（姚远把婚房借给了技术员，让他患绝症的妻子在最后的日子住了几天城里人的好房子），今天社会万象的标配，全都一应俱全。

对阶层分化和固化的讨论，进入新世纪才大规模地兴起，那是因为分化和固化在上个世纪末的几年就完成得差不多。时隔十八年，《夏洛特烦恼》重复的其实还是《甲方乙方》的主题。不同仅在于，《甲方乙方》既表现了分化的现实，也表现了分化的势不可挡的势头，以及让差距更大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大一些的期待；《夏洛特烦恼》呢，社会层面的动能看不到了，命运改变的可能性只能通过做梦来实现了。

两个片子的不同还在于“批判”的力度。在《甲方乙方》中，大明星其实没过够镁光灯下的日子，大款也没过够花天酒地的生活，还记得那个爬在土梁上眼巴巴地等大奔来接他，抱着烧鸡就不撒手的土豪吗？那是个很好的隐喻，新兴的资产者那时的疲劳感还只是暂时的，而且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还不稳固，闭关几日就得赶紧回去继续打拼，否则位置可能不保。

到了《夏洛特烦恼》，说放手就真的可以放手了，当然这种放手的洒脱不属于夏洛那种小人物，洒脱不过是真土豪的心态的投射：他们的屁股已经坐稳了，吃也吃腻了，玩也玩累了，君不见，土豪们都惦记着回归乡野做乡贤，把丢失了多年的诗歌和锄头都找回来么？

这种“批判”只能停留在银幕上、影院中，灯光亮起，就能不算数了。文艺是现实的写照，可是文艺工作者还是市场人，如今的文艺生产也是既有的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夏洛放下了，演夏洛的沈腾放得下吗？肯定不能，他肯定在巴望着当葛优的接班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