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台湾年轻人对中国想象的变迁
时间：2015年9月22晚上
地点：706青年空间
要了解现在台湾社会认同的结构和变迁，还得从早期的状态开始说起。第一部分我要讲的是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变迁。在战后的初期，或者说在解严之前和解严之后有什么变化，这部分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历史的过程，对当下的台湾社会认同的特征也会产生一定的了解。
日据时期台湾人的“祖国坐标”
这部分可以从台湾的族群结构开始，简单向大家交代一下。认同涉及到族群的内容，族群实际上也是文化。因为认同过程中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文化。不同的族群会有不同的文化。所谓的台湾人分汉族和原住民，汉族占的绝大多数，98%，原住民只有2%；汉族里有本省人和外省人，本省人占了七成左右；福佬人，也就是闽南人具有绝对的优势，占了80%。现在台湾的族群结构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想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祖国的概念来看，台湾人怎么样理解它的祖国。我们先简单看一下1945年以前台湾社会的祖国认知。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台湾人的认同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民意调查，所以是很困难的。那个时候主要是看社会精英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一些什么活动，可以看出他们认同的大致状况。
当时的“祖国坐标”有三种。第一个就是倾向中国，代表人物蒋渭水，他跟孙中山认识，呼吁日本统治后期提高台湾人的权利，也算是抗日。他采用一个比较温和的做法，跟前20年用武装抗日不太一样。第二种是倾向台湾，把精力集中在对台湾的建设和提高台湾人的地位上。代表人物有林献堂和蔡陪火。第三种可能存在一部分认同日本，尤其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日本需要动员殖民地的人来支持他的战争。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要求对天皇对日本绝对忠诚，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提高了台湾人的权利。因为让你来帮我打仗，如果还歧视你，你会有戒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就取消了一系列过去的歧视性做法，包括对台湾子民入学的限制放宽松了。到了战争结束时，台湾社会对日语的使用能力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据说有九成人会说日语。所以这个过程当时会使得部分台湾人有祖国认同上的变化，包括李登辉上个月发表的言论，谈到他是“作为日本人为祖国而战”这些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话。
但这里面还有很多微妙的东西，不能轻易地直接把它定位为中国派或者是祖国派。林献堂一定就是台湾派吗？前后都有一些变化，只能说大致上是这样的。至于辜显荣，中国角度来讲肯定是被批判的对象。辜显荣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曾经跟日本军官密谋要让台湾独立，但是他后来投向了国民党，他的儿子辜振甫还成了海基会董事长。所以，人生很难讲。
首先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看认同。什么叫认同？认同如何形成？学术界有很多的研究，包括一个人的认同是怎么形成的，也出现了好几种的理论。其中有一个相对比较受重视的理论，就是之所以我们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是中国人。所以他跟我们之间就有一道界限，比如说名字不一样，肤色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拿的护照不一样，等等。所以产生了我是中国人，他不是中国人这样的概念。所以有自我与他者的存在。边界论是其中一个理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接触过外面之后才产生自我，我跟他者接触之后才产生我是什么。如果永远站在一个只有自己的范围里生存，永远不接触外界，也没有外界的信息进来，你可能不会想到我是谁。
顺便一提，80年代有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安德森教授提出来，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是靠想象的。以前的共同体是每个人我都认识，共同体就是一个村。现在国家那么大，你不可能认识那么多的中国人。可是你知道他是中国人，是凭想象的。想象有很多的条件，比如共同的法律、共同的教育制度、共同的教科书、共同的货币、共同的市场。
国府迁台后前三十年的“祖国化”进程和“中国人意识”的普及
我们回顾整个历史，“中国”这个概念，在台湾社会有时被当作自我，有时当作他者。这种现象其实在台湾是非常突出的特征。“中国”什么时候是自己、是自我呢？我的研究就是它在“中心化”的时候，它是自我的。台湾，我以前做过“中心”跟“边陲”的研究。台湾有过“中心化”的过程。比如说在49年到71年是“中心化”的过程，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是五大国之一。所以那个时候它说我就是中国，而且他也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那个时候他是自我的。但是这个理念后来变成了“边陲”概念。就认为说，原来我不是中国，持这种想象的人开始多了，现在达到相当高的顶峰了。这个过程里，曾经“自我的中国”，变成了“他者的中国”，这是比较形象化认同的变迁。
我们来看看之前的年代，台湾“自我”的那个年代如何强化？基本上每一种认同都是靠建构来构成的，人为的意识是很强的。我们中国人意识里我们国家存在了五千年，这个不是真实的东西。五千年前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吗？我的理解是，一百年前都还不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我是中国”这一概念。台湾在二战结束之前是日本的殖民地，接受了50年的统治，所以他的认同有相当大结构上的变化。换句话说，到了45年之后，重新面对一个全新的认同的重建。当时国民政府在45年之后开始统治台湾，就开始塑造一个“你是中国人”的认同。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这项巨大的工程。陈仪当时搞“祖国化”，要对祖国有认同。以前有的对日本的认同是不正常的，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灌输这种想法。
我们看1949年之后也有一些变化。1949年之后国民政府的框架就从大陆转到台湾去了，“中国”法统下台湾社会的中国化。两方面，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硬件是整个社会，就是中国国家化，有很多的符号在台湾建设。比如说忠烈祠，是祭祀革命先烈的地方，比如金门的郑成功祠堂，台北的蒋中正纪念堂。“中国”这个国家的符号从1949年之后直接移植到台湾去了，使台湾走向了国家化的方向。它之前是一个省，或者是日本的殖民地，现在变成一个国家框架直接套在台湾的土地上。
在软件这一部分，通过新中华文化的建构，使中华文化在台湾发扬光大。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教科书，都是中国历史的符号、民族的标志，像黄河、长江、长城。所以，后来本土浪潮崛起的时候，就批评说，我们对五千年的历史、对中国的国土很了解，比如说长城有多长，泰山有多高，长江有多长，都背得很熟，可是我们不了解玉山有多高，台湾的面积有多大。再加上“中国符号”已经遥不可及。还有一些文化上的建构，包括很多的歌曲、电影，获得中国人认同的内容。比如有个电影叫做《梅花》，里面有一首歌也是叫做《梅花》，后来被认为是中华民国的代国歌。内容符合中华民族的认同，这首歌后来邓丽君也唱红了。
“中国人意识”在台湾社会中普遍化的现象，经过了这样的硬件、软件的结合，经过了50、60、70年代这三十年的普及和教育，台湾人的中国人意识是相当成功的。我们看看比较近的调查，1993年中国人意识还是相当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将近五成，加上“我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则有八成，当时只选择“我是台湾人”的只有16.7%。但是这短短几年，在90年代末整个逆转，中国人意识开始退出主流。从九十年代末到现在，这个趋势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严峻了。
八十年代末开始“告别中国”，本土文化建构掀起
刚才我们谈的是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前三十年，我们还有后三十年。我的理解，前三十年是在建构新中国文化的年代。80年代末开始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告别中国。“中国”这一概念在这个时候，开始从自我变成一个他者，台湾的主流社会开始把中国当作一个虚构的对象或者是一个假想敌。
里面有一个方向，就是台湾本土国家的摸索。在台湾这个土地建立我们的国家，这是一个方向，这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去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在我的研究里，它其实也是一个“去边陲化”，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开始有这个想法。台湾虽然有一块儿是中心化，毕竟它整个历程还是边垂的过程，这个过程里面有政治方面的运作，也有社会力量的展现。政治运作当然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陈水扁时代的台湾政治的“去中国化”。硬件上包括把“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把“大中至正”匾额改成“自由广场”。另外，软体文化上，有了新的史观出现，以台湾为主体的史观开始建构，现在已经成熟了。《认识台湾》为代表的新历史教科书，在90年代后期就诞生了。除此之外，台语歌的创作，包括流行台语歌的创作，也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当然还有很多本土文化以及客家文化，都有重新的认识和建构掀起的过程。
台湾的民意调查看了很多，我自己也参与做过。2005-2007年，当时我还在日本教书，跟台湾政治大学的选举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民意计划有过合作，同时做民调。这个题目不妨看一下，2005年-2007年关于港台民众对自身的认同，台湾的主体意识相当强，自认为是台湾人是五、六成，自认为是香港人的只有一、两成。反过来只选择我是中国人的，2005-2007年不到10%，平均才5%左右。在统独这一部分。我的题目是“如果中国政府允许台湾人民自由选择，你认为它有可能选择独立吗？”台湾人民到底在想什么，我想知道真实的想法。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超过五成选择独立，这是2005-2007年。如果是现在的话可能会更高。香港大概只有两成。
马极力为本土论寻找新方向，但主流已不可逆转
我们再来看看马英九，我把他的八年任期叫做“力挽狂澜的尝试”。明年5月份他就正式结束了。他曾经尝试努力把中国因素更多留在台湾的土地上，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他还没上台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做这部分的部署了，他当时当上了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到了2007年才正式参选总统。我曾经跟踪了他整个政策的走向，包括他在竞选之前，跟当选后的两年，也写了很多的文章。
这是中国国民党建党以来第一份台湾论述，它要面对主流社会，把主流社会跟中国来联结，这是它的做法。2005年8月15日，马英九就任党主席发表《改革，团结，壮大，执政》的演讲，重点有一句话，将建构“台湾新希望运动”为主轴的本土化论述。这意味着什么？马任党主席之后第一份政治论述，也是国民党1949年以来首份台湾论述。他在2007年也出了一本书，叫《原乡精神——台湾的典范故事》，把台湾历史故事跟中国联结在一起。
马英九建构新台湾论述的意图，第一，证明国民党政权非外来政权。第二，他要挑战陈水扁，他认为陈水扁误用的台湾历史情节，他希望为本土论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他的意图，我的理解就是要恢复中国坐标，重建中国人的意识。中国坐标如何卷土重来？他为了实现他的台湾论述，就打了一个“蒋渭水牌”。蒋渭水向来在民进党看来，是为台湾打拼的台湾英雄。他其实也很热爱中国，跟孙中山国父也有来往，也支持中国的革命。所以他希望联结国民党与台湾的历史关系。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通过国史馆任命的新馆长林满红，重新解释《中日和约》。什么叫《中日和约》呢？在大陆叫《台日和约》，1952年，在台北宾馆，中华民国跟日本签署了《中日和约》。然后马英九告诉大家，在台北宾馆两国签的条约难道还不是承认台湾已经回归中华民国了吗？他是要否定台湾另外一种声音——台湾地位未定论。因为在国际法上，把A这一块土地移交给B，要在两国共同条约上写得很清楚才行。可是，无论是《开罗宣言》还是《中日和约》都没有写，只是说日本放弃了台湾，没有说日本把台湾交给中国。所以在台湾法学界还有声音说台湾地位未定。马英九说“非也”，在我们台湾签的条约难道不是交给中华民国吗？那是不是有效呢？坦白讲，还是各说各话。他当然也是为了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合法性寻求历史法律的依据。他来做了一些去“去中国化”，把陈水扁的“台湾邮政”改回“中华邮政”，恢复中正纪念堂等等。但也不完全都恢复到以前，有一些他恢复不了。比如说，重要的国统会没有恢复；自由广场他只恢复了一部分，保留了“自由广场”四个字。所以我当时写那篇文章，就是“欲走还留”。为什么不彻底呢？他知道本土的力量，他不可能全部逆主流民意做事情。
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没有带来台湾的向心力
下一个部分，中国崛起下台湾社会的新趋势。我们现在看看中国的“崛起飞跃期”台湾认同的结构。中国崛起飞跃期，我把它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从中国追赶七大工业国步伐的角度，1995年先跨越加拿大，2000年跨越意大利，这是初期；中期是2005-2010年，跨越了法国、英国、德国还有日本，达到最高，当然还有后续。然而，中国越是飞跃期，台湾越不愿意做中国了。这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2003和2013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做的十年一度的大规模的国家认同调查，这个不受政治干扰，也不是媒体、政党做的民调，只是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大型学术性民调，我个人也有参与问题的设计和讨论。
根据这项调查，我其中一个结论认为，在中国崛起飞跃期，“台湾人认同”明显增强，“中国人认同”则大幅度减弱，三分之一的民众自认为完全不存在任何中国意识。这样的结果出来，为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调查的数据。这意味着，象征经济腾飞的中国崛起现象，对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认同”没有明显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没有带来台湾对中国的向心力。
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完全是台湾人”的从五成上升到将近七成。这也不过短短的五年时间而已。而自认为“完全是中国人”的还有14.5%，但是完全不是中国人的从16.7%上升到23.1%。第二个结论，我认为支持台湾独立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因为台湾人认同明显强化和增加。我认为大陆维持对台的军事遏制力，有一定的恐吓作用，台湾人基本上还是不愿意打仗的。
中国崛起对台湾社会认同的影响。虽然大多数认为崛起的中国经济力量是左右台湾社会国家认同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变相，但是民众对这个认知的元素也在下降。这一组数据表明，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它就觉得无所谓了。强了我就愿意跟你统一，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的。从世界整体经济讲，人是经济动物，经济最重要，所以经济可以左右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那部分的力量在减弱。
那么，如果中国的体制继续维持现状，请问您赞成与中国和平统一吗？数据显示，会减少希望统一的人数，那这意味着什么？大多数台湾民众认为中国继续维持现状和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是阻碍两岸统一的两大因素。
我看中国崛起飞跃期的展望，就是两岸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相近之后，会不会拉近两岸的距离呢？大多数民众倾向认为，即使两岸距离拉近，条件日趋成熟，也不乐见两岸走向统一，与五年前调查相比明显发生急转直下。这代表一个问题，中国崛起效应的局限性日趋明显。我们回到经济，1998年和2003年的调查，我们刚才说，经济因素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可是其有效性也开始递减。这意味着如果即便大陆的经济越来越好，或者远远超过台湾，也不见得会越来越希望统一。我举个例子，今年李光耀先生过世，今年刚好也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50年前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跟台湾是一样的，大致两百美金。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是台湾的两倍。我当时也借这个新闻，通过社交媒体做了一个调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新加坡模式吗？几乎一窝蜂都是“NO”。这意味着大陆经济力量或者生活水平远远超过台湾，除非体制有改变，否则也很难往统一迈进。
后太阳花时代台湾确实有了新特征。太阳花运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它的效应还在持续，并没有因此结束。比如说，“中国因素”的问题现在还在持续，也会直接影响到正在展开的大选。“中国因素”也成为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背景。我的理解，简单地讲，台湾也好主流民意也好，认为两岸经济一体化会使得大陆未来有机会通过经济力量来影响台湾，被台湾人所理解的是他们的主权、他们自主性会受到伤害，所以才有这样一个现象。当然，这个现象并不会因为太阳花运动的结束就结束了。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年轻族群对当下中国的想象，我特意用这个做一个总结。我想中国崛起当然对台湾来说有很多的理解，有两种理解还是比较主流的。第一认为这是机会，台湾经济能够被带动起来，重新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想这也不是台湾，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期待。另外一种解读，就是中国越来越强大，这样的话我们的台湾价值会不会越来越没有生存的空间？所以有种恐惧感，我想这会同时出现的。可以说，在2012年之前，也就是马英九任期的前四年，前者的效率是比较明显的，经济因素带动台湾的经济重新提升。可是我们看到后面这三年，其实是后者的因素，担心比期待更多。现在还是延续这个趋势。
第二点，还是认为中国政府坚持拒绝民主，同时呼吁统一，缺乏信任感。这肯定不是靠一时的理解，这是长期的。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只是年轻族群。
马英九2008年上来，恰恰是台湾人意识越来越强的时候。中国的崛起飞跃正是伴随着台湾意识越来越强。过去大陆一直解读认为，就是陈水扁搞“去中国化”造成的结果，我提出很大的批判。那这样的话，马英九上台不是就可以扭转了吗？结果不是这种情况。所以不能把责任推给某一个领导人，这是整个社会的转变。相反领导人很多时候被社会牵着走。所以两岸双方的原因都存在，不能只解读单方面的。
最后留给大陆政府的课题就是，如何获取台港年轻人的信任。左边是香港，右边是台湾。恰恰是中国的崛起，面对这个课题越来越严重。最终我想做一个结语，我想从台湾香港的问题，连接到现在大陆排山倒海讨论的“一带一路”战略。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为了强化世界对中国的信任和期待，也是希望能够让中国跟周边的关系越来越好。可是我们看到，其实这条路没有那么简单，恰恰是中国崛起的时代，不只是港台，在东海与日本的矛盾，在南海与菲律宾的矛盾，其实是“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我觉得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最后我留一句话给为政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老祖宗讲的话，两千年后的今天我觉得很有价值。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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