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且很显然，这些突出成就的取得，和很多研究者致力发现新史料、积极认真运用新史料密切有关。但不能不指出的，随着这些令人兴奋的成就取得，也随之出现了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取向，就是在相当部分研究者那里出现了对易见史料——比如，对曾经在国家运转中居重要位置的《人民日报》、《红旗》，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干部乃至全体人民学习的文件、文献等——所具有的历史认知价值重视不足、下功夫不够的问题。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如此说的意指，我下面谨举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为例来加以说明。
就是在我近年的当代史阅读、思考和教学中，我惊讶地发现：竟然在关于我们今天仍处身其中的“新时期”的历史起源的叙述中，其最核心的部分却存在着严重的“非历史”问题。如此说是指在现有关于新时期确立的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看作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而如此内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得以召开则被归为思想解放运动。对照历史，这样一种有关新时期诞生的扼要陈述我是接受的。严重的问题在接下来，在把这被认为导致了新时期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叙述为、或过度叙述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所以特别指控这一有关新时期兴起的历史叙述环节，是因为正是在这一叙述环节中，隐埋着严重的非历史误导：就是这一把思想解放运动直接或过度聚焦叙述为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所发生的论争的叙述模式，排除着太多——在1977、1978年历史中发生的，并实际有力参与着使新时期得以以我们所见面貌快速出现的——思想解放内容，而这些排除，又会严重误导我们对在当代中国史上具有关键地位的新时期发生的理解和认识。
确实，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在很大的意义上确实可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国大陆的“新时期”，但问题在于不能将此开启了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因为一旦如此叙述，事实上等于把历史-观念意涵丰富的思想解放运动，过分先入为主界定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面目可憎的教条主义（“两个凡是”）对立并战而胜之的戏剧性事件，而这也就等于事实上在把历史-观念意涵极为丰富的新时期出现，过度看作是这一认识论翻转所直接引发的效应。而这样一种理解和叙述所带来的后果，不仅影响我们对有关历史有准确的知识掌握，还会影响我们对我们所处身的新时期进行深入的反省和叙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
比如，和这一过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论争重要性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直接相伴随的，便是在历史叙述上过度夸大“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前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的规定性。而这样当然会大大误导我们对这一历史重要转折过程的理解。
因为回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就可发现，这段历史除新时期诞生这一大事外，还有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文革结束。
文革正式被宣布结束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与文革结束相伴随的还有中央宣布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文革结束问题之所以特别值得进行历史审视，是因为只要读过毛泽东晚年被当时党和全国大力宣传，为当时全党全社会所知的两个指示《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周恩来整理、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传达）和《毛主席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就很清楚，毛泽东至死关心的核心问题仍是他发动文革要解决的修正主义问题。也就是，毛泽东不认为当时中国解决了变修危险问题，这样，他虽然不要发动文革初的那样一种有“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危险的文革了，但是仍然不想就此终结文革，而想摸索一种新的、他幻想更稳妥有效的文革形式。而认识到这点，就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权力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们是通过什么样一些作法，得以快速、平稳地结束文革了呢？
意识到这一问题，就会重新审视四人帮被捕后和时代变迁关系密切的当时中央主导下的“四人帮”批判运动，就会更有耐心去检视其大批判面貌下所隐含的历史-观念意图，就会发现这一批判运动在快速由政治、道德层面推进到思想、理论层面后，虽然表面上不仅没有挑战反而看起来在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正统文革理论，实际上却以摆脱和毛泽东文革后期思考紧密相关的文革后期激进思潮为目标，而努力在把全党全国的思想-观念意识扭转到华国锋倡导的“抓纲治国”方略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1977年上半年的四人帮批判，在当时便被称为“思想解放”也就毫不奇怪了（两报一刊的1977年元旦社论《乘胜前进》）。而也正是以1977年上半年便发生的这一“思想解放”为背景，华国锋主导的当时中央，才得以于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顺利结束毛泽东若活着绝对不会终结的文革，同时把“抓纲治国”正式确定为接下来统一全党全国思想、指导具体治国实践的方针大计。
也就是，从历史实际过程的角度看，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以这1977年思想解放运动为历史前提的。如此说，是当我们仔细覆按这段历史就会发现，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能短时间内蔚为全国性大潮，其最重要的历史契机便是——主导了1977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的华国锋等，却对这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所推动出的“抓纲治国”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不满意，为了找到速度、效益更好的现代化建设方案，而公开号召方方面面都来为此进行积极广泛的探索。1978年2月华国锋在全国五届人大上所作的《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结尾，便核心传达着当时中央国家的这种鼓励探索的强烈意识：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对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更大胜利，充满了无限的信心。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情况、新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都要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改进。我们必须刻苦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
从这段报告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显然这时华国锋所代表的中央已经看到了——他们所急迫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他们此前的治国方略有着相当多的新要求与新挑战，从而使他们认定要在中国快速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需在众多方面推动有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正是以这一中央鼓励的思想解放为契机，1978年在科技问题、管理问题、经济体制问题、资本主义的重新评估和认识等方面才得以快速发生影响深远的观念理解变革和体制运转变革。
也正是在当时中央和国家所致力推动的这一广泛的思想解放热潮中，我们才能理解华国锋1978年国庆向全党、全国、全社会号召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在国庆二十九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等当时影响极大的——这类言论所指为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社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这一意义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只是以1977年“思想解放”为前提的1978年思想解放热潮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当然有其特别的一面，就是它超出了华国锋所希望的思想解放范围，而在实质挑战之前一直被尽量绕过的“两个凡是”。但如此，并不意味着其它未正面挑战“两个凡是”的思想努力就受两个“凡是”束缚。因为如果其它思想努力真受两个“凡是”束缚，1977年的文革结束就不会发生，1978年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及此运动中发生的多方面观念和实践的急剧调整就不会发生。而这些思想努力所以不挑战“两个凡是”，是因为挑战“两个凡是”在当时会特别涉及到——被认为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的如何妥帖安排毛的遗产，而又不引发破坏性后果的问题，因此这时大部分实际后果非常巨大的观念变革、思想努力，聚焦只在实际上越过障碍、达致目标，而避免去正面挑战它们很清楚自己正在明确背离的毛的权威。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殊性在于它为正面讨论具有多方面历史效应的毛的遗产问题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于由此导致的对和毛直接有关的历史、人事、观念的重新评判变得容易、直接等。从这些方面来说，这一讨论确实贡献很大。但问题是，不能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这些贡献，便无视其它同样有关，甚至更有关中国未来面貌、走向的诸多变革。
比如，在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中决定性发生，对新时期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身心感觉状态，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感觉状态都有关键模塑作用的，相对于毛时代，特别相对于文革后期激进思潮的众多变化与重构：包括一种新的对“物”“物质”的感觉和理解；一种新的关于中国社会的感觉和理解；一种新的关于制度运转的感觉和理解；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评价方式的建立；以及与这些变化和重构紧密相关的，一种新的中国-世界感，自我-他者感的再确立，等等，在现有把思想解放运动直接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关于新时期兴起的叙述模式中，便没有露面的机会。（对我此处和下面讨论有进一步兴趣的朋友，请关注我的“中国新时期兴起的历史、观念意涵——通过历史文献的细腻解读看1977-78年中国大陆的历史、观念变迁”系列研究。）
而且不仅这些没被提到的，即使那些在有的历史叙述中会被提到的，比如，1978年有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技问题的重新理解，按劳分配原则的重新高调提出，价值规律重要性的重新高度强调，等等，也由于这些提到因为已先被过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历史重要性的叙述与理解所塑造，因此对这些变化的感觉与理解其实是被对真理的真诚追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派自认）对阵固执的教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派对它论争对手的理解与塑造）这一霸道认定所核心形塑的。也就是，这些会被提到的观念变化，在现有通行的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来核心界定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即使被提到，也是不加省思地被纳入现有历史理解和历史叙述中，而不会追问这些变化是否适合被直接纳入现有历史理解、历史叙述？更不会追问这些变化的实际历史-观念意涵为何？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为让读者更容易把握住这些变化的多方面意涵而去重新摸索新的历史叙述-呈现方式。
而一旦认识至此，我们也就会明了现在通行的这种把思想解放运动直接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关于新时期兴起的历史理解、叙述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已决不仅仅是影响历史知识准确的问题，而还有重要思想后果。就是由于这一叙述、理解模式事实上在把1978年发生的——很多对新时期其实有重要塑造作用的——观念变化，或者事先就被排除出历史叙述视野，或者即使被叙述也在叙述中严重误导，从而使这些在我们要深入理解新时期本具有不可替代认知意义位置的历史节点，不能被收进我们的理解与反思视野，而如此，当然更谈不上对这些节点进行认真的反省和分析，和从这些节点的反省、分析所由出的视点来特别省视、反思新时期。
并且，把思想解放运动直接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历史叙述模式，还会影响我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本身进行深入的历史把握。认真展开地阅读有关历史文献，我们就会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所以能在当时的历史中发挥如我们所见的作用，实和它能从1977以来的思想解放所引发的诸种观念变化及与人事变化等中特别借力有关。因为只要我们对比毛泽东逝世时和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时的有关状况，我们便会发现：在这不到一年多的时间里，有关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什么被看做是检验理论的实践？什么过程被算作检验？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检验，等等，都已发生着重要变化。在毛逝世时，显然其时最具压倒气势的观念是毛泽东“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样激进但明确的指示，是以毛泽东这些指示为背景的对“右倾翻案风”的激进批判，而这时主导观念则是核心关怀在四个现代化的“抓纲治国”（国家并鼓励对其内涵进行再探讨和修正）；在毛逝世时，实践的最核心内涵还是指如何找出使中国免于变修、以保证中国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而到这时实践的焦点则已转为现代化建设成效；在毛逝世时，有关检验的压倒认识还是揪出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集团证明着文革发动的必要与正确，而此时检验的意指则已主要转为社会经济成长指标的表现；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检验在这一年多也变化明显，就是随着文革中被打倒老干部的快速复出，高层干部队伍这时已和一年多前情况大大不同。显然，这些都是我们要历史地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绕不过去的构成性要点，却吊诡地都不会在把思想解放运动仅仅或过度叙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历史理解、历史叙述中，被进行必要的把握与分析。而这样，当然也便意味着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以在当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关什么是占历史优势位置的理论？什么被界定成有检验理论资格的实践？怎么样又被算作通过检验？和谁有资格参与裁定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等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复杂的历史-思想-政治过程，包括：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这么发生？使这些变化被接受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时代氛围是什么？这些变化多方面历史内涵、多方面历史后果是什么？等等这些为我们要深入地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本不能不认真追问的重要问题，却都因这夸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争的历史作用的理解和叙述模式，被推出了我们的历史认识视野。
因为所有这一切，不过都是从不同方面参与着把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为丰富的“新时期”诞生，窄化为是非、正误清楚的认识论翻转。
而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当代史研究若不尖锐面对“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不同的问题，便不能摆脱现存有关“新时期”诞生的非历史叙述与理解的束缚，便不会有效推动人们去重新审视和理解新时期所实际由出的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极为丰富的历史，去重新省思探究此中多种思想努力、观念变化实际历史-观念意涵如何的问题。而没有这样一些追问和努力，那些在现行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中隐去、但对历史实际展开却有着重要影响的众多观念、理解变迁便不可能充分浮出水面，当然更谈不上对这些重新浮上水面的岛屿，进行认真展开的分析、反省工作，和由之出发的对新时期历史-现实的重新省视。而也只有当这些工作都得到足够认真、充分地，我们也才有条件对新时期诞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作出真正深入、有力的把握与评估。
如果大家通过我上面的扼要讨论，认为提出“历史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历史叙述中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不同问题确实重要，那我要接着说的是，我所以能发现这一问题，固然得益于当代史研究界的多方面进展，但更和我——认真读解《人民日报》《红旗》等易见文献，特别是认真读解其中的社论、评论员文章、中央领导人讲话、署名理论性文章，并认真思考这些看着远离经验事实的信息和实际历史展开是怎样一种关系——这样一些努力紧密相关。
也就是，最早的当代史书写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易见文献束缚下的产物，而如此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这些当代史书写史学品格、品质不足；相比，近年研究者致力事实性材料的挖掘和运用，正有跳出这些束缚，建立起当代史史学品格、史学品质的大功；但问题是不能矫枉过正，因为一旦走过了，就容易出现对这些国家曾公开强调的易见文献的认知价值重视不足的问题，反会影响当代史研究的深化。就是通过认真追问——国家或国家里的某些人为什么在某些时候特别提出一些文本？通过强调这些文本他们到底在回应和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非得要通过这种形式来回应这些问题？这些文本的提出和强调与历史的实际展开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这些文献其实会释放出它种文献不容易释放出的历史认知信息，并为当代史研究更深入、有力地展开所不可或缺。
也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直观看上去最少经验事实信息蕴含的那些当代历史文献，其实反常蕴含要深刻把握这一历史离不开的很多重要信息，关键在研究者是否找到了打开这些文献的钥匙。因为只有解读得法，近年被重视不够的这批文献才会向我们充分呈露和它们紧密相关的那些历史秘密。
而这也是我所以特别提出常见文献解读问题的原因，否则这方面意识有误，将有碍当代史研究的深化。
本文原刊《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5月号，作者授权“保马”网络发表，感谢贺照田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注：本文是根据我2014年9月6日在“新史学沙龙&东方历史周末”第一场“20世纪史学路径的转变”的引言稿修订而成的。感谢杨念群兄、谭徐锋编辑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感谢陈明、辛智慧、李志毓、卫纯几位朋友对我修订一稿的阅读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