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确存在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即长期为国有资本积累做出贡献的职工，偏偏在改革中被人为安排“缺席”，因而他们在改革中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甚至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分析都能看见。

我曾就这一问题专门进行过调研，并分析了一些企业改制的过程，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从各级政府的角度来看，真有其“理由”：在地方政府眼中，似乎企业原有职工参与改革过程，就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想着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经由政府及企业领导推动的改革，就能从全局出发，从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甚至能从职工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筹划并推动改革。最典型的“场景”就是，一旦有政府或企业主导的企业改革受到职工的抵制时，政府或企业领导在给企业职工做思想工作时无一例外地有如下说辞：“改革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是为了职工的长远利益”。此外，在地方政府眼中，如果企业改制中参与者越多，那么，因为大家有不同想法而导致改制越难形成共识，而经由政府强力推动，可以减少改革阻力。如果用经济学的话讲，参与者越少，改革形成的交易成本越小。

首先，关于“职工在改制中只看到局部、只知道维护既得利益”的假说，的确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但谁又能保证，主导改制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不是从局部从一己私利出发在主导改制？对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的政府官员可能滥用权力的本能警惕，而不是对普通百姓的天然的怀疑，更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特征。而现实中暴露出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几乎全都是由政府关于与企业领导利用改革的名义，变相掠夺国有资产；恰在这些案例中，企业职工几乎都是国有资产真正的保护者。这也是与中国目前的体制现状相关的：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下，政府官员以及企业领导，其实根本无法也不需要为国有企业效率负责。企业效益好坏决定不了其任用或升迁，甚至也决定不了其财富。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有存在进一步利用企业改革掠夺国有资产的激励，而没有企业改革失败后他们可能面临惩罚的任何约束。恰是国有企业职工，他们几乎承担了企业改革的一切风险：企业改制好了，他们的饭碗就有了；而企业一旦改的更差了，首先面临降薪下岗的都是他们。因此，他们才真正有将国有企业搞好的激励。

其次，不让企业职工参与改制过程可以加少交易成本的说法，的确也符合经济学中关于公共选择的理论。但仍有两方面原因使得我们怀疑这种做法的效果：第一，如果承认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朝市场化方向发展，那么，就必须接受由此可能带来的更高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概念的“始作俑者”那里，交易成本就是利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成本。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拥有不同偏好的经纪人需要通过交换最大限度满足自己不同偏好，所以社会总的交易成本比命令经济下要高得多。因此，诺斯曾说过“哪里的市场体制发展的更好一些，哪里的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会高一些。”他还举例说，从1870年到1970年，在美国经济中，交易费用已从187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上升到1970年的45%，在香港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中，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科斯还说：“只有纯粹的计划经济与共产主义才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因为一切听命于政府就行了。”由此看来，我们那些官员避免过高的交易成本以强力推动改革，恰是传统命令经济习惯仍然在起作用，而与其主张并激发了包括国有企业职工在内的各经济人的主体意识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背道而驰。第二，更重要的，尽管避免国有企业职工参与减少了交易成本，但一旦企业改制中缺少职工的参与，使得职工的权力没有被很好地保障，由此带来的后续社会成本不知我们那些地方官员是否计算过？从个案上看，媒体曾报告过河南某国有大型造纸企业被政府与企业领导安排整体出售给一家私营企业，结果导致原企业工人持续的抗争与上访，不仅给当地社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而且也导致改制失败，企业从一个原本盈利的状态变成了半瘫痪。最后，政府部门花费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来处理后续问题。地区去层面上看，2004年初我在调研时听东北一位政府研究部门的学者说，当年政府用下计划的方法实现减员增效，结果职工被强制减下来，企业未见搞好。而且，即使有的企业通过建元提高了些许效益，上缴利税稍多一点，甚至从表面上看，政府被企业的包袱轻了些。不过，企业职工被推向社会后，由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障费用、维持社会治安费用，不知高出原来多少倍，但很少有人计算这笔账。更可怕的是，因为改制过程中政府官员与企业领导以所谓的“中央精神”当尚方宝剑，缺乏来自于国有企业职工的民主监督与制约，使得改制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反过来再度激发了国有企业职工的不满情绪，也毒化了整个社会风气，极大地损害了东北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形象，这笔账与由所谓的强制改制节省下来的费用以及提高了一些的效益比，更是大到无法计算，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因此，我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充分听取并最大限度反映职工的意见，把职工对自己命运的关心，与其对企业改革的参与联系在一起，既是改革过程稍复杂一些，政府需要事先协调的利益更多一些，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防止企业改制过程中因缺乏民主导致腐败，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事后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