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劳动: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 看不见的劳动: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看不见的劳动: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关键词:
【破土编者按】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成为白领的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声音:你们女人已经很平等了,都超过男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
【破土编者按】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成为白领的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种声音:你们女人已经很平等了,都超过男人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阶级平等,而不是性别平等。迈斯的经典著作《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给了这种论述一记响亮的耳光。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剥削依赖于在全球各个层面维持分工和不平等。妇女在家庭内的无酬劳动、维持生计型生产者的劳动、存在于非正式经济中的劳动以及大自然的劳动,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及其资本积累过程中被隐藏在地下不可见的部分。迈斯用冰山经济的隐喻来形容这些被忽视的劳动。在国际的性别劳动分工下,第三世界的底层妇女走出家庭不仅仅是成为非正式和低薪的劳动者,也成为中产阶级妇女或者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妇女无酬家务劳动的承担者,构筑了资本主义性别解放的幻象。今天,这些被忽略或不可见的劳动也不再仅仅属于妇女们,男性同样被卷入这些劳动之中。这类工作被视作资本主义的最适劳动,并且当今世界里的大部分人正在从事这样的工作。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当下,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重新定义我们思考资本主义和劳动的框架,我们还需要按照“生计经济”的原则重新改造经济组织和发展模式。


看不见的劳动: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一、导论

本文探索我们如何发现资本积累的基础——父权制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二者之间的关联与矛盾。在女权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我与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Claudia von Werlhof 共同去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本文也讨论在当今新自由主义时代背景下这二者之间日益紧密的关联性并尝试呈现我们的分析发现有哪些新的方面值得关注。这将帮助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去了解为何他们的处境愈发困难,即使对于那些处在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也不例外。

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女权主义者,我们主要关注以下几个矛盾。首先是无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家务劳动在工业社会中并不被视为一种劳动。Henderson(1999)估计社会中多达50%的实用产品和服务由无酬劳动创造,而这些无酬劳动又主要由妇女承担。她们创造的价值高达16万亿美元,然而这些价值却从没有体现在所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之中。Waring(1998)极具洞见的《屁都算不上:男人算屁,女人不算》(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一书中指出,这些劳动产生的价值从未统计入GDP。Waring例举了女人的生育劳动,照顾孩子,母职劳动,打理花园,喂饱全家,为自家挤牛奶养绵羊等一系列劳动。然而这些劳动并未视为经济性的活动。经济学家们将其视为免费物品(free goods),就像阳光与水一样,它们是有用的却没有价值。当我去寻找马克思关于这一类型的劳动是否可能有一个不同定义时,我看到一个概念——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ur)。但这一概念却是为那些男性工厂工人,那些被视为养家糊口直接为资本市场生产交换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的男性设定。马克思将这些男性工人视为劳工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主力军。而家庭妇女仅仅被称为再生产劳动者,她们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地生育一代又一代的劳工阶级。家庭妇女们显然并没有生产出任何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或者商品,亦或是货币价值,而货币价值是在资本主义中唯一可以被计算出来的价值。

基于这一分析,我继而发现这些不可见的劳动才是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的最适劳动(optimal labour),因为它们被结构性地认定为无需成本的劳动。有关这一点具体的讨论可参考我的研究《纳尔萨普尔的刺绣工人: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印度家庭主妇们》(Lace 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

在印度南部,钩编刺绣是以家庭式手工作坊为主要形式。在当地,家庭妇女不仅仅需要承担“社会再生产劳动”还需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中去。依靠这些妇女劳动者,刺绣交易商将刺绣销往世界市场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因此,我用劳动的家庭主妇化(housewifisation of labour)这一概念来强调这一类型劳动的特点。

但是,随后我和我们的朋友们发现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也没有获得评估,比如生产主要满足自己需求以维持生计为主的小农们的劳动,以及那些在殖民地生活的劳动者从事的劳动,他们几乎就是殖民者的免费劳动力,最后还有自然的劳动。难道自然不是年复一年地为人类提供近乎免费的劳动么(Mies and Shiva, 1993)?!于是,我们发现妇女在家庭领域的劳动可以与上述所有生产模式关联起来,我们称之为生计型生产(subsistence production)。在我们看来,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言,生计型生产是资本积累永恒不变的基础。如果没有生计型生产,那些所谓的自由劳动力根本无法出卖他们的劳动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也不可能积累资本。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作被新兴的微电子和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并引发许多工业国家遭遇经济危机。Gorz(1985)的书《去天堂的路》(Paths to Paradise)主要的观点便是传统的无产阶级已经消亡。为了反驳他的分析,von Werlhof(1988)撰写了她著名的文章《无产阶级已死,家庭主妇永存!》(The proletarian is dead! Long live the housewife!),这篇文章也发表在我们的书《妇女:最后的殖民地》(Women the Last Colony)中。

虽然,那时我们尚不知用何种新术语来形容这种状态,但这篇文章标志着我们开始转向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Von Werlhof 写道,那些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力军的男性无产者以及劳工阶级正在消失,而登场的则是家庭主妇以及妇女或主妇为主体的非正式部门受雇者,譬如:计时工,季节工,兼职工,合法或非法的移工,童工,小型生计生产者,妓女(译者注:作者原文使用的是prostitutes一词)等等。von Werlhof认为这种劳动的家庭主妇化将成为未来劳动市场的常态,不仅影响妇女也一样影响男性。这意味着,很多男性也要接受比其他男性正式雇佣工人所得工资低许多的工作。他们必须像母亲们那样全日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那些原子化、缺乏组织的非正式劳动者根本无法像雇佣工人一样享有劳动法和正式劳动合同所保障的工资与劳动环境。他们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生活,当给他们开出这份工资时,老板们仿佛已经认定他们的家庭里还有其他负责养家的人。因此,他们所获得的收入与家庭主妇所获得的收入一样,只被视作对于养家男人收入的贴补。

在今天我们当年的预测已经成为现实。非正式雇佣劳动已被新自由主义下资本主义认定为最适劳动。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巴不得可以减少劳动法对资本家的约束,福利国家可以取消,国界应该消除以便资本、商品和投资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流通,政府资产可以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变革导致了全球正式雇佣劳动的急剧下滑。无数无业者和失业者面对生计不得不成为了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劳动家庭主妇化也一样深深威胁即使那些拥有固定工作的人们。于是,一个新的术语产生代替劳动家庭主妇化以便更准确地定义当下的状况,即,不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或弹性工作(flexible work)。这种状态还在持续,如今人们时常需要三份这样的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McJobs)。年轻人很难期待在他们接下来的日子里能获得一份全职有保障的工作。我推断这是种劳动重塑,并且在我的书《全球范围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全球劳动分工下的妇女》(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Mies 1986)。我把这种全球经济形象化为一种冰山模式。

二、 全球经济的冰山模型

经济学家们通常只把那些冰山顶上的显现部分称之为“经济”,他们的“经济”仅仅只是由资本和劳动力构成的。这块可见的部分被算入GDP,这部分内的劳动是被保护,有规范和组织的。通常资本家会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真正冰山经济中最大的部分却隐没在水中,这部分的劳动是不可见,缺乏规范以及保护的,是那些无组织并大多数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的工作。许多这类生产劳动往往被视为“免费物品”,例如自然提供的生产。而且,这样的工作多是非法的,提供给那些别无选择的非法移民,例如那些欧洲农场里的廉价工人。

看不见的劳动:世界范围内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

图表一:冰山经济

当今全球劳动力的主体大多是那些位于水线以下的劳动者,他们寄希望于“赶超发展模式”(catch-up development)能够将他们送入资本主义——父权制冰山的上端,至少与同工业化国家中那些受保护的工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但是新自由主义伊始,那些富裕国家的正式工作领域内的自由劳动力者境遇也愈发糟糕。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去他们的工作而进入水线下的非正式就业领域,不得不成为不稳定劳动力中的一员。甚至,他们被告知,从现在起,这样的工作形式对于劳动者而言才是常见的职业。

三、父权制的影响

虽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现状下,家务劳动仍被视为一种“最适劳动”,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称其为“资本主义——父权系统”呢?与1986年相比,现在的境况又有何不同呢?

在1986年,我们就已经察觉在南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内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妇女的剥削绝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资本家们审慎的策略。而且,我们也发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在像孟加拉,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同样也存在于中国、越南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些富裕国家经济学家也主张开辟廉价劳动力的就业领域。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它的发展极大倚赖了那些在纺织厂或是服装厂工作的、以青年妇女为主的廉价劳动力。她们被剥削的境遇就隐藏在那些我们在超级市场购买到的廉价服装里。此外,这种国际劳动分工还往往伴随着对于妇女暴力行为的增加(例如:在孟加拉国妇女被泼溅硫酸毁容、遭遇强奸、谋杀;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地区,如华雷斯市,很多在边境加工厂的年轻妇女惨遭杀害)。此外,在全球范围组织妇女卖淫和针对妇女的人口贩卖的情况也在急剧蔓延。

这种针对妇女的父权暴力愈发严重,尤其在那些正在经历或刚刚经历完战争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阿富汗、以及现在的伊朗。在那里,不仅仅国外军队,还有大批所谓的国际组织人员,从联合国到非政府组织的员工以及西方的商人都存在性服务的需求。因此,依照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生意一样的规则,卖淫成为了一种全新被认可的全球性服务行业,而且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行业。不单在战争区,卖淫行业同样兴起于那些传统欧洲与新东欧的边界,例如捷克、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加入欧盟的国家。父权制在WTO的关贸协定中也被强化,在服务业贸易总协定(GATS)中尤为突出。许多妇女在家庭内的工作也被纳入新的服务范围。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进步,可以将妇女从家务劳动这个苦力活里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从事这些家务劳动只不过变成了来自南方国家以及东半球的妇女,她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合法工作的许可,只能沦为为了替代中产阶级甚至工业化国家劳工阶级妇女从事家务劳动的新女佣,从而这些中产阶级妇女。当一个妇女需要通过剥削其他妇女而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向上流动,这绝没有任何妇女解放的意涵。我将这称之为一种新形式的殖民化。当妓女被称作性工作者或是个体户时,它没有任何平等的意味。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进一步促进资本增加而耍的父权手段而已。

这些策略不过是利用了看似理性的“双向选择”论、妇女解放话语以及对于平等的渴望。即便对于今天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而言,她们仍视平等为妇女解放的主要目标,而并不要求终结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在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形成的行动纲领中,她们要求所有政府应该引入“性别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政策。可如果置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我们检视这种政策的成果,其实我们很难看到对于大多数妇女处境的改善。毫无疑问,一些妇女通过这种政策获益,成功攀爬上资本主义冰山经济的上端,但是这确是以其他妇女与男性的付出作为代价的。这也依然是一个事实,资本主义需要父权制去保持在各种层面上的不平等与剥削。资本主义无法提供针对所有人的平等,尤其是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生活水平。因此,对于那些在冰山模型中水线之下的妇女与男性而言,新的平等仅仅意味着他们在同一世界内都成为了一样最廉价的劳动者。这就是新自由全球化和普遍竞争的法则。

我认为这一分析已非常清晰地指出“赶超式发展”提出的旧策略和承诺已彻底失败。尤其当我们关注冰山经济中的所有参与者时,包括自然、所有国家、阶级以及性别。“赶超发展模式”绝不是对所有人,所有男性与女性,所有(前)殖民地都有效的。并且,它绝对会对自然造成伤害。

四、从全球化到在地化

我对现有资本主义父权世界系统的分析,并不想把大家带入一个逻辑性的结论以获得某种悲观的结局,然后就这么陷入抑郁。事实上,我是要去摧毁一种幻象——我们可以保留蛋糕并且还能吃上一口。如果我们希望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能有一个让人类社会以及造福所有人的经济存在的话,我们除了去彻底拒绝冰山式资本主义父权经济这种毁灭性的范式,并寻找另类途径之外,别无他法。

那种仅仅希望回归到新自由主义之前“凯恩斯福利国家”状态的方案也一样行不通。我们需要一个更彻底的变革,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生命,包括妇女、儿童、自然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再是金钱和被商品化了的一切。我们亟需一个真正的在范式上的转向,一种全新的视角,我和我的朋友称之为——生计视角(Subsistence Perspective)( Bennholdt-Thomsen and Mies, 1999)。

这样一个社会以及经济的蓝图尚未完全勾勒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环顾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数量众多的个人、团体、组织、草根运动都与我们一样提出了以下问题:

“这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经济,在这个经济体制内尊重自然,关注人类,重视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未来,不再为了获得目光短浅的利益而去剥削与殖民他人及地球?”

我刚刚在这里所呈现的只是一种视角,一种观点,以及关于这样一个视角应该具有的基本原则。而接下来的我们要讨论的改变性的行动更为必要。

五、生计经济的原则与特性

(一)劳动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性别分工模式会遭遇改变。男性将与女性平均承担无酬劳动。独立、自主选择、有益于社会和生态的劳动将替代雇佣劳动成为经济的主体。生计型生产将优先于商品生产。当下恰恰相反,生计型生产是辅助市场经济的。这样的情形必须被扭转。雇佣劳动和市场应该是去支持生计型生产。

(二)生计经济的目标

生计经济的目标并不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在超市里供应充足的商品,而是美好的生活,即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这种倡导一切美好的生活只可能出现在较小的可自力更生的社区或地区,而不可能存在于全球化经济模式下。

这种良好的关系的建立是基于互惠,尊重以及团结的原则。这预示着消费者与生产者、城乡、以及不同文化与地区之间可以建立出一种全新非异化且更紧密的关系。

(三)改变原有的需求与满足模式

当一个有着另类诉求的新经济出现,人们对于满足需求的定义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将不再需求毫无实用价值却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破坏的商品。新兴的生计经济将阻断本地以及周边区域对于那些跨国公司的依赖,今天那些跨国企业掌控着我们的需求,向我们输送他们的商品。如果我们期冀打破跨国公司对我们生活的控制,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生活向知足和简单转向,当然这种转向便是美好生活的前提。

(四)生计经济下的技术有何特点?

技术必须再次成为一种用于满足需求的工具而不是发明出来仅仅用以加速资本积累。技术并非价值中立。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内嵌于技术之内。某些高科技不仅无用而且往往毁灭生命(比如基因技术和核技术)。这些高科技的发明是为战争服务的。而在生计经济中,这些高科技将毫无存在意义。生计型技术必须是可还原的,并且操作它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是大部分人民可以掌握的。它必须有这样的特点,保证它产生的后果是可逆转的,可以获得修正和复原。

(五)生计经济的道德特征

生计经济尊重不同地区自然存在的有限性,它的形成与任何内在或外在的殖民行为无关。这种经济必须再嵌入社会,它在社会中并不占据中心或主导地位,而是成为社会的众多子系统之一。 这也意味着它强烈批判与拒绝所有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准则,这些在今天已经渗入各个国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准则包括:以利益为导向的成本效益原则,普遍竞争,公有资源的私有化,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化以及国家对市场管制降低。社区和国家有责任保证公共资源服务于所有人民,而不是为资本所用。这样的一个新兴的道德经济可能只能在一个相对小的社会环境内存在,因为在那里人民可以掌控经济,但不可能在全球经济中幸存。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毫无人情可言。

(六)生计经济中的市场与交易

本地或区域市场可以满足当地及区域的需求,并且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当地大部分人的需求。当然,在这些市场之间也存在商品的交换。这一类型市场的存在将保护不同地区与国家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也将抵抗全球性的单一种植模式以及垄断集团。但这并不能阻断长距离的商品贸易,这些商品主要是一些必需且当地却无法提供的商品。而当地生产生产的商品则不应从国际市场进口。交易也应遵从“下级自治优先原则”(priciple of subsidiarity)。

六、生计经济中的金钱

金钱可以用于流通,却无法成为积累财富的手段。

本文由侯戈翻译自2005年10月29日Maria Mies在绿色经济研究所的主旨演讲“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 revisited”

References

Bennholdt-Thomsen, V. and Mies, M. (1999) The Subsistence Perspective: Beyond the Globalised Economy, London: Zed Books.

Gorz, A. (1985)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London and Sydney.

Henderson, H. (1999) Small is Beautiful: 25 Years Later with Commentaries, in E.F. Schumacher (Ed.) Vancouver: Hartley and Marks.

Mies, M. (1997) ‘Women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M. Scott Cato and M. Kennet (Eds.) Green Economics Beyond Supply and Demand to Meeting People’s Needs, Green Audit.

Mies, M. (1980) Lace Makers of Narsapur: Indian Housewives Produce for the World Market, London: Zed Books.

Mies, M. (1986)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Zed Books, 1986, 1998 (with a new foreword).

Mies, M. and Shiva, V.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Mies, M., Bennholdt-Thomsen, V. and von Werlhof, C. (1988) Women the Last Colony, London: Zed Books.

Von Werlhof, C. (1988) ‘The proletarian is dead! Long live the housewife!’, Women the Last Colony, London: Zed Books, p.168.

Waring, M. (1998) Counting for Nothing: What Men Value and What Women are Worth, Bridget Williams Books.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

相关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