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马特”一词音译于英文 smart，意为时尚的、聪明的。但由于文化知识精英的话语垄断与价值重构，让“杀马特”从“smart”一翻译成中文，就成为了其反义词。现在在微博上流行的“杀马特”，指代的是这样一个群体：留着怪异发型，穿着夸张，佩戴古怪，浓妆艳抹，气质诡异，来自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青年。
就在最近，“杀马特强子”、“留几手”、“杀马特龙少”等微博红人，塑造了自己的“杀马特”形象。他们的微博用语中，东北土话等方言成为佐料，东北××屯、河南驻马店、北京二拨子村等是这些微博用户的一个假想来源地（而实际上，这些地方都是农民工流出地或居住地）。但显而易见地，这些迅速走红的博主并非真正的农民工群体，而是百分百的文化知识精英，只是借用或恶意使用这套语言与形象，用以嘲讽取乐，以制造网络狂欢，每一句话都将反讽进行到底，从而在文化尊严上，彻底贬低“杀马特”这一群体，强化了社会公众对于此群体的歧视与隔离。
被“杀马特”的青年们，与去年流行起来的“洗剪吹组合”形象一起，构成了当下中国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他们如何融入城市、被城市接纳（ 现在是被嘲笑），如何完成自身的个人的现代化（现在是半现代化的惊悚穿着），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局势。特别是它与“小清新”的对比关照，能展示出中国文化多元化背后的文化区隔与文化歧视。
那么，“杀马特”到底是怎样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的存在对我们理解今日的中国社会又有何意义？ 这正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
“杀马特”是怎样炼成的
杀马特”群体，有许多可辨认的文化特征。在社会学背景上，他们多为农村出来的“90后”，中学毕业或中高职技校毕业。在其文化选择与喜好上，各种网络口水歌曲是他们的最爱。从生活方式看，他们的服饰是廉价的地摊货，使用的是国产山寨手机，然后用之自拍放到 QQ 空间，除此之外，他们的照片也有很多是在照相馆拍摄，背景通常是一块湛蓝色天空的幕布，或街头大头贴机器拍摄的大头贴。生活状态上，他们从学校走出后，直接离开了家里人，进入乡镇以上的中小城市，或者大城市的城郊，租住在价格较低的民房或地下室，且是多人合租。职业上，成为理发店员工、保安、餐馆服务员、富士康这类工厂的工人，是他们主要的就业去向—也不排除个别在一些“灰色”与“黑色”地带的工作。和父辈很多从事建筑业的苦活累活不一样，他们很难承受高强度的体力活。交际的圈子，也是同龄的老乡为主。当然，也延伸到网络世界，通过玩劲舞、QQ 视频等，结识同龄的同兴趣爱好的网友。业余活动的地方，就是网吧、迪厅、路边大排档等。
倒推文化渊源，“杀马特”的“炼成”受到了 2000~2010 这10 年间的城市“90后”非主流文化的传染，而城市“90后”非主流文化则沿袭自欧美国家的青年亚文化。
但到了“杀马特”这里，这种青年亚文化，不再是非主流的叛逆，更不是欧美国家标新立异、要展示反叛性的重金属风格或哥特风格。相反，他们的这个形象，是试图接近主流的一次失败的努力。
“杀马特”们努力构建一个自己心目中理解的城市人形象，然后试图模仿之，在相似的群体中形成一种风潮。他们一直在试图接近城市文化，成为他们的一员，但是融入城市文化对于这个群体来说无疑太奢侈了。他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让他们实现想象中的生活方式，于是，夸张的外形、廉价的服饰、国产山寨手机与网吧低像素摄像头的自拍照，塑造出了他们现在的形象。他们自认的流行时尚，在众多城市人看来，却是惊悚、夸张、“二逼”、土气，和穿着劣质西装配着运动鞋的农民是一个性质，只不过是另外的一种乡土气息，是一群 21世纪的“闰土”。结果，在这个消费社会，他们成为了审丑狂欢的消费品，和芙蓉姐姐、犀利哥、凤姐等一样，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如果说“小清新”们日益被指认为主流的都市青年文化，如果说“旭日阳光”们被媒体包装成一种草根文化，那么“杀马特”们却是名副其实的“杂草文化”，他们长在人们无视的地方，长成后也是无人关注，不仅不被尊重和重视，甚至还可能面临被调侃、被消费、被迅速忘记的命运。
与小清新的文化区隔
与杀马特迥然相反的是近些年持续流行的“小清新”之风，它在青年文化形态上，与之构成了一个两极化，各处一端，绝无交叉。它们二者的差距，并非嬉皮士与雅皮士之间的差异，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矮矬丑”的屌丝与“白富美”的女神之间的距离，而这距离是卖多少个肾也难以填补的，构成了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区隔》中所言的由“品味和趣味”区隔出的社会分层。
小清新是以接受过大学教育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的女生为主，同样具有可辨认的文化特征。着装上，热衷淡淡的清雅色系，布鞋、白色亚麻衬衫和长及脚踝的棉布裙子、无镜片眼镜、运动装“；武器”装备包括笔记本电脑、LOMO 相机、单反、iPhone，然后照出且经过PS的唯美的、逆光的、暖色调的各种照片；生活方式上喜好在校内网或微博上发状态、发美食照片、上星巴克、喝依云矿泉水、抱布娃娃，养宠物狗；喜好旅游，鼓浪屿、丽江、乌镇、港澳台、境外特别是韩日欧是她们心中的圣地；村上春树、安妮宝贝、陈绮贞、柴静、刘瑜是她们的文化偶像。她们鄙视粗俗的“杀马特”，也不鸟愤世嫉俗的愤青，还时不时地装个萌，发个嗲，也会对时事有些关心，但更多的时候，她们是沉溺在自己小圈子的世界里，“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人生若只如初见”、“默然相爱，寂静欢喜”成为她们的黄金绝句。她们很多是前几年的“非主流”转型而来的，又成为“ 布尔乔亚”、“小资”的后备军。
“杀马特”与“小清新”作为同时存在的文化现象，但其二者权力话语完全不同，这也造成了它们截然不同的社会待见。如果说“小清新”们日益被指认为主流的都市青年文化，如果说“旭日阳光”们被媒体包装成一种草根文化，那么“杀马特”们却是名副其实的“杂草文化”，他们长在人们无视的地方，长成后也是无人关注，不仅不被尊重和重视，甚至还可能面临被调侃、被消费、被迅速忘记的命运。
尴尬的“第三元”
改革开放之后，因社会流动的加剧，所谓的“ 盲流”终于得以正名。最早进城的、生活改善起来的第一代农民工们，开始和城里人一样，穿起了夜市地摊上购买的衣服，也夹起了手提皮包，腰上也别上了手机。但社会并没有让他们真正地落脚城市。一转眼 20 年过去了，他们的后代也从农村走了出来，进入了城市。但命运又开了一次轮回的玩笑，他们的下一代，又在学习城里人样式，却成为了不农不城的“杀马特”。严格意义上说“，杀马特”们已经不再是农民了，只是户籍依然将他们烙印在这个身份之中，城市的城门，对于他们已经洞开，但城门之后，还有一层厚厚的挡风玻璃在隔绝着他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杀马特”们将构成中国社会的“第三元”。他们对于父辈的农民形象来说，已经属于光怪陆离、花枝招展的城里人了，但对于城市人来说，他们的骨子里永远透露着乡土气息，无论多么努力展示，结果都是卸不掉身上的气质。在社会学意义上，他们成为了没有故乡的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第三元”。在文化上，他们同样面临着这种窘境，农村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城市以讥讽的眼光消费他们。
同时，在话语权垄断的背景下，大量的农村与中小城市的故事难以在都市媒体之上呈现，而大城市里的鸡毛蒜皮，都能够成为新闻。报纸、杂志、影视，都在一个劲地展示或奢华的或小清新的图像影响，倾销着城市消费主义膨胀的欲望。在这种耀眼光芒之下，“杀马特”们成为了一群被遮蔽的群体。他们生活在一个灰色地带，他们生活的那些场域，则成为文化意义上的隔离区，是低素质、混乱和危险的象征。这是社会大背景下的作用，由于有限的教育背景，微薄的经济收入，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逼仄的发展未来，他们或没有能力或没有意识在文化方面很好地提升自我，这是个人以及群体半城市化和现代化不完整的结果。于是，他们在文化形态上就成为了文化半成品，是不仅物质贫困、文化也异常贫困的“文化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