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喆
作者开宗明义，传播的面貌并非一向如此。国内流行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并以其为正典，多数国内传播学教材都是从罗杰斯出发，显示了学术跨语际的政治。而秉持批判立场的传播学史，作者至少指出了两本：
Hanno Hart 《传播批判研究》
Dan Czitrom 《美国大众传播思潮》
还有法国人Mattelart的《传播学简史》以上都出了中译本，不过尚未进入传播学教育的主流。作者正是要在这个脉络中添砖加瓦，而这次的出发点是“劳动”——“劳心”与“劳力”二元论勾连了多个当代社会的经典理论问题：劳动分工、社会不平等、知识分子角色、阶级斗争与阶级意识、传播学的合法性……
1，生产者共和论或美国的激进传统（世纪末的美国传播与劳动）
不同于一般的传播学著作开始于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进步时代”，席勒将美国关于“传播”的争论回溯到19世纪早期，回溯到“铁路、电报、和邮政”作为传播手段的时代，而当下的主流传播学研究已经将这些领域排斥出研究对象的范畴，因此对19世纪传播史的理论化是必要的，有助于纠正当下传播研究的画地为牢。
1820-1830年代，手工业者（artisans，马车夫、鞋匠、铁匠、印刷工人）是当时社会的劳动主体，因资本家垄断能力的增加，他们提出了“生产者共和论（producer republican）”作为斗争的武器，这一传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达到巅峰，耦合了当时的各种激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各种合作的社会主义，甚至女性主义等。
技术手艺和机械工匠构成了生产者共和论最主要的活力，共和论也扮演了桥梁功能，产业工人、中小企业主、店铺卖家、农场主农民、办事员店员，都被其吸引。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早期是普遍比产业工人更具有抗争性的主体，因为正是他们反对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反对流水线，反对体力和脑力的二分，在席勒看来，手工业工人的价值观代表了一种“打破脑体对立”的劳动实践，因此能提出超越脑体对立的社会要求——而当下的产业工人，在意识形态上是想逃脱体力劳动，成为“脑力劳动者”。
不同于主流新闻史，当时商业报纸和劳工阶级之间的矛盾要大得多，以至于劳工阶级坚信“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报纸”，而且必须是采取合作社形式才能成功，而不是简单的股权分享。而对于报纸的不满直接导向新闻业赖以生存的“传播手段”——电报，及其所有权问题。在19世纪末，电报、铁路、金融银行是当时财团资本主义的基石，在那个没有广播电视的时代，这些就是最紧迫的“传播学”问题。这早已被历史学家证明，在这些传播的机构和技术手段出现以前，跨地域开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难以想象的。
劳工敏锐地看到了“电报所有权”的问题，早期受西联western union垄断的电报业价格极其昂贵，普通人望而却步。在1880年代，美国电报的用户超过90%来自工商行号和新闻界，对照同期比利时和瑞士用于家务和社会的电报用量是55%和61%。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电话时代（at&t这个公司的历史很值得一写）。除了资本家，没人发过电报和打过电话，除非家里死人。
因此在当时的抗争中，要求将铁路、电报与电信收归国有的要求是”三位一体“的，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派的激进主张是通过政府对这些行业的规范来反垄断，从而稳定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和稳定竞争关系。而这一诉求是由“印刷工人工会”提出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新闻-电报”联合体的垄断结构。
社会主义者Laurence Gronlund援引社会进化论者Herbert Spencer早年著作陈述相同的理念：国家乃有机构成体，各个成分需要相互依存，因此需要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出版品，所有重要的生产工具均必须由集体控制。想不到社会进化论可以被用来以如此共产主义的方式进行政治表述，而60年后哈钦斯委员会（the Hutchins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提出的理念倒显得稍有退步。
当时已经国有化的“美国邮政总局”是正面的代表，因为市政经营的邮政，保证了所有人的公平使用，具备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当时的一个要求就是“电报邮政化”，并且很快干脆指向了“传播工具的邮政化”，包括电话，铁路，甚至金融、银行。在世纪末的那几十年很多都市的选战中，都有候选人将电报收归市政经营作为筹码。
悲剧的是，南北战争后数十年间，知识经济的“化公为私之圈地运动”再次狂飙突进。企业财团和科学工程部门的出现，取代了具有企业精神的个人发明家，通过专利权，财团控制了发明家。而整个19世纪末期，新的工作被发明出来，进入所谓脑力劳动行业的人数猛增，比如工商行政雇员、新闻从业者、律师等等。手工艺匠人组织，开始把这些人从生产力劳动（producing classes）中分离出去，但这种分离并不是劳心与劳力的分离，而是他们认为，自己是生产者共和论的主体，因为手工艺柔和了体力与脑力活动，而那些银行人员是非生产者（unproducers）——他们创造不了“财富”，既没有体力投入，也无苦劳可言。日后在veblen的有闲阶级论中也看到这种区分。
因此在19世纪末的时候，农民组织和劳工骑士团拒绝律师等职业成为其会员。虽然有人要区分生产性和不具备生产性的劳动，但社会主义者还是力图统合二者，但这个概念很难界定和区分。不过在1880年代，劳工骑士团短暂地代表了所有概念的劳动，虽然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裂痕。整个1880年代，各种生产者加入骑士团，组成了”生产者大联盟“。但在国家的威慑，两党共谋等压力下，很快就解体了，人们不再能够将劳动的本质当作是社会整体的构成部分，劳动力中享有优势的部门开开始撤退，成为一种防御性质的工艺联盟、工会，即行业工会。
对于脑力劳动理论化的失败，和劳心劳力的二分，正是席勒整本书所要展开的传播学史的过程。早与葛兰西几十年，机修工人Baptist Hubert就指出，所有劳动，即便是最低层次的手工体能劳作也需要脑力的配合，因此有关知识与手工工作的区分，只是一种手段用来虚构社会地位，因此民主权利和经济福祉不应该仅限于分工体系当中的特定一方。这正是早期马克思青年时代透过“劳动”阐明的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席勒认为后世的社会主义者轻视了知识劳动的价值，对劳动作此”阉割“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时间活动也就必然形同遭到处罚，得承担其后果。
席勒透过整本书正要说明，一直到当下，传播研究对于Hubert的论点中的意涵还是继续忽视。19世纪后半叶，在那个传播研究初始学院化的年代，“知识”劳动不断增加，组织与部署这些社会部门的方式，与手工劳动截然不同，于是也就确认了“传播”似乎超然的自主地位。如果说有关“传播”的正规思考起步于这个快速固定下来的社会分工，那么，最后这就会造成“劳动”在社会整体位置中的消失。
历史就这样来到了“进步时代”，接下来的问题是，杜威以降的芝加哥实用主义传播研究跟生产者共和的激进传统之间有何关系？席勒认为，杜威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型人物，在世纪末到世纪初，广泛参与了各大激进派何改革派的运动与争论。正是因为杜威，生产者共和论的关键概念遭到置换，传播与劳动和生产的连接被消除，被杜威以新的概念“经验（experience）”加以统合。
“工业乌托邦”是进步时代思想的一种贴切描绘。一方面反对恶性竞争和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公共信息事业的建立导向有机的情报（organized intelligence）。而阶级冲突和社会分裂，最终会被“情报信托（intelligence trust）”所克服。在这里， 传播扮演了整合社会的神奇角色，正如杜威在Democracy and education书中的名言： 与其说社会经由（by）传播存在，不如说社会存于（in）传播中。
又如：
“有形有体的东西可以在空间中运输，信仰与抱负、渴望却无法触摸，不能任意抽取与穿插，因此具有稳定性，整合社会的功能。
席勒认为，为了促使传播推进社会共识，此刻的杜威陷入了双元主义而不自知。“有机情报”成为了一个自由漂浮的能指，它无处不可停泊，只要港埠接受。
根据Howard Zinn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中的考察，进步时代可以被看作美国刚刚形成的“劳心阶层”也就是中产精英对之前激进劳工运动的一种调整和回应，这不仅仅体现在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中，更体现在广泛的政治理念和经济政策中，可以说，进步时代正是美式资本主义危机应对的一个绝佳历史例证。在其中，技术和技术阶层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有趣的是，当资本主义的危机在20世纪后半页再次降临美国之时，又是新技术资本和新的加州伦理拯救了美国。
正是由于这种“乐观的对于劳动的排斥”，使得进步时代背离了杜威的初衷。而研究社会控制的社会科学家正是在这个时候登场了，杜威本人对这种结果相当恼怒，他认为当时美国的状况是集体民主精神之名，却是专家控制之实。而工商业也找到了借由生产“情报”而重掌控制的新方法——科学管理。
小杜威三十岁的李普曼正是这个精英时代的代言人，虽然他一直是杜威的论战对象。被大陆新闻传播学界奉为“神明”的李普曼，其实就是个政治的“娼妓”，他的政论的主要目标无非是迎合彼时的"政治/经济"格局，它的需要日益明显，美国准备参加一战，格外需要操纵民意。我们的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李普曼提出了“身外世界”跟“脑海图景”的柏拉图式寓言，但我们不知道，李普曼论证认知的必然中介性，正是为宣传提出合法论述——“统治当局需要灵活柔软、富有创意的机构与代表，经营并管理民意”（所以说李普曼是PR的老祖宗……）一战后，李普曼一直是这种大众说服主流观点的代言人，也为此大大得到“奖赏”，知道越战之时，才有异议提出（很难讲是不是再次顺应当时的“新主流”）。
共和派要直接抵抗，杜威的工具主义却将企业现象当作必须接受的先验假设，“传播”进入抽象境遇，被当作舒缓社会关系的关键，实用主义者试图超克阶级冲突，假设一种超越一切先验存在的合作式传播，他们从这个假设出发，发展社会关系。将传播去理论化到社会冲突之外，也许注定了实用主义最后在两面夹击下（经济萧条and法西斯动员）失败的命运。
到了三十年代，杜威面对现状，也公开表达，必有激进的社会变革才能实质改变当前的劳动贬值趋势，改变社会关系。但此时，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传播也不在是代表一种充分共享和教化的社会共识，而彻底沦为社会支配——席勒所说的一种新的“变异类型”
2，怪异的支配方式——文化
第二章席勒的关注重点是“大众文化”。
James Carey 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稻草人的魔弹论”，在大众说服转向科学研究的50年代，魔弹或者皮下注射式的宣传效果，只不过是为后来的科学理论开辟道路，甚至是吊诡地继续为将宣传精细化开辟道路。
那么实际的情形如何呢？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传播学得以学院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赞助的研究有着明确的体制需要：“收音机制造商和广告业主必须取得更为科学的评价基础，掌握收视率影响因素，同时更重要的是掌握收音机对于”民意形成“和”社会控制“的影响过程。主导了当时阅听人研究的《人民的选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赞助者有洛克菲勒基金、《生活》杂志、和民意机构罗普（ElmoRoper）。
这种研究取向与拉氏和莫顿早年的理论志趣并不完全一致，在后世被无数次引用的那篇著名论文《大众传播、流行品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其中提出了社会麻醉的负功能（narcotizing dysfunction）,"不让纯正的批判力量获得有力的增长、培养了顺服心里与习惯（comformism）。再如亲身影响力研究（Personal Influence，或者叫迪卡特项目Decatur）。研究对象是特定年龄的妇女，赞助商是MacfaddenPublications，其出版的各种罗曼史杂志为家庭女性读者。有趣的是，C. Wright Mills正是Decatur项目的实地调查的指导员。
由亲身影响力为模范所建立的传播过程的社会心理学，于此同时流行的还有“信息社会理论（information theory）”同时预设了一种“客观”的与现实不发生作用的“信息”来代替芝加哥学派意义上的“传播”。用当代的说法来看，这些理论的正典化过程，都是研究的“去政治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