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五月运动落入了这个陷阱，卷进了这场游戏，身陷这种象征的反依赖中，即陷入属于我们的文化机制（然而却是这场运动企图超越的机制，即运动后期的口号“自主管理”中反映的东西）中，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即运动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缩了水，而它原本针对的东西，除了警察的暴力之外，就是基本的社会暴力，政治的镇压本质，任何类型的暴力，包括性欲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暴力，即社会秩序当做秩序而施加于人们的暴力。
然而，仅仅从中看到一种反抗社会的激进暴动，把它当做食肉花，当做政治或跨政治的“恶母”转世，这是不够的。倘若此类从遗传学角度看相当遥远的幻象，即意在颠覆社会现实原则的幻象，它确实供养着“整体社会的纷争”，那么为了解释清楚这种幻象的出现，还必须与当代社会中镇压的特有机制进行交涉。那么这种新型的镇压激起了怎样的新式暴动呢？
1.
要阅读镇压，不仅需要脱离警察的图式，还必须抛开精神分析所惯用的经验图式，抛开那些对生命力的压抑，摆脱“本质”需求的缺失等。在文明的国家，镇压不再是一种否定，也不再是一种侵犯，而是一种氛围。这便是安定下来的日常性，其中游戏与警察的区分日趋模糊。还可以换种说法，当镇压得到推扩后，它将通过反面物（知识的和性欲的反面物）的内化来表达，其中镇压机关（instance répressive）已经变成了母性机关，变成了大量参与的场所。在母性行话的环境背后，在其氛围、利润分红、参与价值的背后，即在代替标准与公正的行话背后，在秩序、司法与等级行话的背后，即构成父系话语的社会语汇背后，所开启的便是联合镇压的开放时代。这种镇压的威力难以估量，因为它是通过符号实施的。它既不能在大街上任人驱逐，也不能通过巷战去驱逐，因为它已经写入到街巷本身的走向中，既不能在商店橱窗的游历中驱逐它，也不能在巷战的景观中驱逐它在共同治理中，它从责任与权力的符号本身（但也只是符号）中汲取养分。这种镇压的暴力形式向共谋式喜悦的历史性转换，可以从城市的面容中读出：巴黎的林荫大道，即昔日暴动和被镇压的场所，如今变成了蔚为壮观的商业大道，那里的社会冲突不再由武力解决，它们会自行消除。
2.
这种镇压，在经历层面上被定义为氛围或是默契的镇压，在理论上将从反面进行定义，被定义为分工和分离的总体系统性。社会暴力如今较少地表现在对冲动的直接压抑，对个体的生理限制，或对某一阶级或阶层的公开压迫，而更多显示为社会关系的网格化，显示为更复杂更系统的隔离，如地理、职业和文化的隔离，表现为不可逆转的技术与社会的劳动分工，表现为需求的无限扩大.
分离的原则，即打破欲望的统一性和建立多部门人类活动的原则，与某种孤独的自治和自由相连的原则，它是抵消能量的最有效的原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马克思曾经描绘过这种分解的历史成因：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消极的相互规定。在私人领域的幻想式自由中，所有经济与政治的矛盾前来限制日常性，损害日常性的实际意义。只需想想娱乐的“保留”领域便知。人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镇压的本质是什么：将自由的向往编目到奴役的图式中。由于在工作和娱乐两方面都得到加强，所以日常性将以同样的方式从两方面得到构建。那些蜗居于廉租房内或簇拥在工作流水线上的人们，他们也只能做做梦而已，梦想着符号化的自由，游客爆满的海滩和一望无际的车流。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只能依照其地狱的模样来梦想天堂。
镇压的系统性根植于劳动分工。然而在生产层面上所施行的暴力，劳动细化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这些都很少被当做自由来体验：镇压并没有在其中被消费（从该词的所有含义上来说：镇压在此并没有达到完美，也没能品尝自身的形象）。如今对我们而言，更富意味的就是在需求分割中所实施的镇压。因为这种镇压玩弄快乐原则的幻觉本身。所有消费社会的预言家都吹嘘自己能够解放需求，能够促进一种增速的享乐。现代人身上将会出现一种需求的潜在性，只等着能够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唤醒这些需求，便是解放人类，便是帮助他们挣脱几千年来的压抑。“将自己从超我中解放出来吧，尽情享受生活吧，不一而足。”当然，这些新时代的巫师根据幸福的爆炸式目的性，小心翼翼地解放人类。其目的就是让那些过去被心理机关（禁忌、超我、负罪感）所阻止的冲动结晶到物体上，结晶到这些具体机关( instances concrètes )上，而欲望的爆炸力将在其中自行消解，社会秩序的礼仪性镇压功能在其中得以物化。非理性越是趋于“自由”，那么基础的需求倍增将越发与高端的控制并驾齐驱，而且其控制也越发严格。
这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下述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欲望的压抑要通过需求的解放（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就是“镇压性‘去升华’”[ 《désublimation》 répressive]来实行——这种解放伴随着一种需求的区分和强制的分流，伴随着一种对产品种类的布控和计算性分散。实际上，这些都是由产品诱发的需求——或者更恰当地说：产品具有一种更强的协调性（需求绝对是偶然的），正是需求在向产品回流，通过自行分解和中断，进而自行介入到物品种类中（正如活跃的实践必然介入到社会分工中一样——它只有通过修补工作那非攻击性的倒退才能摆脱物品）。在某种程度上，个体需求的体系是通过物体与产品（文化产品亦然）来编目、分类和划分的。所以该体系（这也是社会经济层面上该体系的真正目的）可以任人定向。
这一点可以澄清马尔库塞“压迫性需求”的观念，并且引入一种批评。他看得非常清楚，现代社会那最为微妙的异化就和这个超经济暴力的内化层面连接在一起，而压迫性需求所描述的就是这个超经济暴力，于是马尔库塞呼唤针对这些需求的“决定性否定”，唤醒一些新型的需求，在和谐的目标中意识到并协调好的需求，它不充当现实镇压原则的帮凶，也不充当非理性快乐原则的同谋，与此相反，这些新型需求开启了一种合理的集体快乐原则。可这只是一种幻想：一方面，假使需求是由历史决定的（当然是马尔库塞自己认可的东西），人们却无法看到这些摆脱了异化的需求从何而来。更有甚之：这场“需求的革命”说到底不过是人类道德教化和意识革命等古老理想主义计划的现代翻版。应该明白：各种需求，或是任何关于需求的理论，都永远不可能给我们奉上摆脱异化的前景，也不能贡献另一种革命的选择（alternative），因为作为原样的需求，它会立刻变成镇压的产物，因为它会立刻变成原样的碎片，分割成块和变成网格。假如人们从当前镇压性需求的反面（“决定性否定”）来看待其特殊性，却难保不会事先（消极地落入一种问题学，即镇压的问题学，很有可能陷入一种毫无出路的否定性中，而否定性将立刻重新成为文化机制的一部分。因此：反戏剧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葛罗托斯基式壮举或轰轰烈烈的“生活剧团”也是枉然。重新值得质疑的应当是戏剧这个机构本身，它从根本上进入了舞台，把它作为活动的实施场所，而这种分离的活动与权力的分离机构在任何等级社会中都是对等物。
同样，应该否定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需求，而是作为分离性目标的需求机构。需求和劳动一样，两者中哪一个都不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有作为历史社会事实的劳动分工，还有与之相关的需求划分。正是这种双重划分应该当做镇压的基础来进行分析。任何需求的理论，甚至带有“革命”意图的理论，所能做的也只是调整秩序的社会目的与欲望的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只能是让定向的升华代码更为灵活，为超级镇压（surrépression ）提供一个（思想）理论基础。
由于无法将镇压定位于割裂本身中，定位于社会与个体的实践分裂中，人们注定要为分离领域的逐步自由化而战斗。比如说为了性的“自由”。可是，这种自由必须和性行为的实施联系起来，把该行为当做需求，当做被分离的活动，当做成就，当做错乱，当做消费对象，当做个体的退化（而非作为欲望）工作的自由也
是如此。假日的阳光也是如此：难道不是身体的恢复、美容的担忧和安享福利的求么？不错，但是这些都是分离的目的性，配置给假日的目的性，清教徒式的满足，工作的暂停，欲望的替代：都是托词。假日的阳光具有镇压性，它的真正功能在于否认欢娱的价值，因为它以缺席的整体性符号的身份进行干预。于是便有了裸体主义：这是否就是身体的真相？压根不是：身体的真相是性欲，而裸体主义，在将裸体性当做符号来破坏时，将作出更大的否定，忽视和查禁肉身的裸体性。虚伪么？不。这是镇压的逻辑。
当然，镇压也还直接作用于某些内容（尤其是性事）。但应该看到，它首先是一种策略，通过对社会机体和生理机体的系统分离而起作用，将之分离成若干区域，若干地带，若干分散的活动，各种活动恰恰通过这些区域被指定给需求的部分目标，即注定要指定给满足感（或是不满足感，而不会指定给快乐和违抗。还可以举个例子：我作为“自由”时间和娱乐的消费者并没有被异化，条件是我将形式上与劳动时间相对的时间体验为一种自由；条件是自由的效应本身来自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的分离过程。镇压就在这里，而不在对娱乐时间的可能限制中。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与马尔库塞一致），即在汇集性社会的每个角落，镇压通过玩弄需求游戏得以系统化，即玩弄与退化相连的部分满足原则，而并不玩弄与违抗相连的快乐原则，那么我们也得承认（与马尔库塞相反），任何关于需求的思辨都是虔诚的，只有欲望以其反常的激烈程度，以其面向整体性的异端和起义的冲动，才能提供另一种革命选择。
3.
在讨论了镇压原则是如何在结构上进行自我安排后，让我们赶快回到其幻觉的组织上来。当今社会镇压的效率不再仅仅来自父性机关，即确立现实原则、建立理性的工作进程、确定官僚的组织进程、确定政治的权力进程的机关；它也不是来自母性机关对父性机关那纯粹而简单的替代，这种恩惠式母性机关就体现在福利社会中，它打着温柔革命的旗号去奴役人们的能量。如今，制度的效率来自它玩弄一种双重机关的把戏：“传统”的镇压性权力以其技术与社会的现实原则，以其阶级的统治，还有指向生产的绝对目标，永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它学会了不再突兀地强加于人，学会了规避被压抑者那突然冒进的风险，还有颠覆自身秩序的危险，让快乐原则的符号在镇压的中心尽情游戏。这便是赠与的老套，恩赐与喜悦的唠叨，它充斥着广告：“您看，整个社会都在适应您，满足您的愿望。”这个物品，您没有生产它（您这位工薪者），您没有购买它（您这位工薪者），您只表达了需要它的欲望，而整个社会（慈母）通过它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它的服务将它恩赐予您。然而人们也非常清楚，这种唠叨其实是一套政治话语，其战术建立在一种双分解上：即将社会现实分解成一个真实机关和一个虚拟形象——真实机关将消隐在虚拟形象之后，变得无法阅读，只是在母性氛围中给某种吸收图式留下一席之地。
然而当广告大体上向您这么建议：“社会完全在适应您，请您也完全适应它”，这就很清楚，相互关系被做了手脚：其实是一个想象的机关在适应您，而作为交换，您得适应一种相当现实的秩序。通过那把“贴合您身体线条”的座椅，您所贴合的便是社会的整个技术与政治秩序。社会变得具有母性，以便更好地保持一套约束秩序。此外，在这个恩惠制度背后，我们看到所有权威机构都得到加强：统一规划，权力集中，官僚体制——政党、管理机器和国家躲在这个巨大的母性形象背后强化着它的控制，而母性形象又使人们对国家的（真正）质疑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还可以进行别样的表述：专制的镇压机关曾经费尽气力，试图强行减少矛盾，即减少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之间的矛盾，个体冲动与社会目标之间的矛盾，今日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它将各种冲动驱赶到一种幸福的系统性中，而后者则“和谐地”融入到生产的能动性中。幸福的图式，先前相对于现实原则的那些幻觉和冲动，都不再做出牺牲：相反会得到激发，得到挑逗，得到满足。镇压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在实施。通过这种方式，镇压将所有先前压抑的东西全部重新投注到现实原则中，而这些东西本来有可能向现实原则倒流并将它淹没。
这种退却性镇压的最佳范例便是广告色情（即纠缠整个大众文化的色情，使得那些现代性的卫道士们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的社会正在清除所有的性别禁忌）。广告色情从来不是生殖器和成人的色情。确切地说，它是在生殖器的广告外表下对任何成人欲望的镇压，通过（或穿越）一些性成熟前的倒退图式，通过母性的、喂奶的、自恋的、恋童癖的形式进行压制。正是那种被压抑的性成熟前的性欲，以其符号萦绕“业已解放的”生殖性欲。这才是性解放的真正内容，人们看到镇压在其中如何完成得更为深入，比清教徒式的压抑更为高明。不再需要禁忌，不再需要查禁，也不用道德说教——而只需用非进攻性的童恋过程去代替那种危险的性喷发。
这种通过幼稚化进行的镇压，强有力地激活了游戏的种种图式（讽刺或广告反语，压根没有批判价值，但有一种预先嵌入广告效果的准批判价值，它跟强迫挤出的微笑一样）。在消费社会中，一切都变做了符号，以便供人游戏和消费，包括针对这个社会的最激进的批判。镇压也没能逃出这个模式。大学生们一边在街垒中战斗，一边为自己在半导体收音机中的声音形象而发狂。这个社会到处自我观照，可这种观照的幽默压根不具批判性：这是他的幽默，戈达尔电影的幽默等；洋洋得意的清晰，即自发的知识分子话语的头号价值。
更有甚之（正是在这里，体系会巧妙地重新封闭，变得几乎不可逾越），这种间离游戏还是犯罪感消费的固有方式，而犯罪感又依附于消费本身所引发的幼稚性倒退上。传统的公开镇压，它曾经以清教徒道德的名义来实施。而现代的镇压则以游戏的名义来实施。正是在游戏（组合的“自由”）中，如同繁荣在大众传媒和色情娱乐中的游戏那样，如同登峰造极于知识界的“批判”游戏那样，正是在这种游戏中，欲望最终自行屈服。然而这种游戏无论是在儿童身上还是在艺术作品中，都远远没能使欲望与现实原则相互和解，恰恰相反，欲望躲在貌似洒脱的符号背后，掩盖着钟情于这种倒退式恩惠的强烈犯罪感。这般被驱赶到游戏符号中的犯罪感，就如同任意一件其他物品那样供人消费。
这对某个社会团体来说甚至可以是消费的精品：如知识分子。犯罪感已经进入议事日程，到处被当做一种心理诠释。还应该把它变成社会学。即在其他分析以外，还要分析犯罪感是如何成为一个团体赖以生存的食粮，又是如何被这个团体当做文化目标去开发利用。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犯罪感构成一种区别价值。当然，它具有一些个体的心理基础，但它更多是受社会的操控，如同任意一种服饰线条或行为的文化特征，最起码也是一种时尚效果——亦即一种社会代码的元素。
在西方知识界有一种“犯罪感价值”，就像在基库尤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山羊皮价值”那样。这是严格社会意义上的交换价值，它与每个人的神经官能情绪不再有任何关系。这种犯罪感无法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证明：它是团体的一个结构元素。它只能从社会危机的角度来证明，或者从与其他团体进行文化接触的角度来证明。让我们想想大家从“舞台剧”中寻得的甜蜜苦恼，想想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受虐癖，等等。推而广之，羞耻就是头号的新闻价值。这是一种集体毒品（它从不担当责任）因此便有了“羞耻之墙”、“比亚法拉：文明人的耻辱”等大型宣传战。日常消费与广告本身都浸满了犯罪感，这是“文明的苦恼”的诸多方面之一。两种道德要求的冲突：禁欲的习俗与享乐的现代要求，两者在妥协中找到出路：按犯错计算的享乐——可耻的享乐——享乐中享乐缺失的重新融入等。这也是“消费”。广告中就有一整套这种不愉快享乐的词汇。
因此，我们所描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孤立团体的情形：这里所表达的是整个文明的矛盾，如同往常知识分子这个边缘阶级所表达的那样——然而它同时又抓住这个矛盾，把它当做一种区别价值：知识阶层垄断和操纵着这个矛盾，由此确保自己的一部分权力。
面对欲望的彻底否定性，这一切就定义了游戏的二次否定性，二次否定性如今到处唯我独尊，而且在那些准批判的亚文化“知识分子”身上尤为突出。于是，针对等级制社会价值的违抗便进入了某个文化精英的游戏，对幸福的颠覆性呼吁则进入了那种社会区分的游戏。这才是镇压的加冕礼，镇压机关与各种违抗力量共存于一种真正的夫妻神经官能症中。
从此出发该做些什么呢？是否存在一个体系的外在点呢？体系在其本身的运作中可以夸口戏弄和挫败那些暴烈的力量么？哪一类政治行动是可能的？革命吗？革命的原则，即建筑在解决社会矛盾出路的历史辩证法之上的原则，这是一种理性的原则。它完全处于现实原则的场域之中，它直接接触那种传统型镇压社会，因为它们处于同一个理论和政治的场域内。但它是否还触及一种新型的镇压社会呢？其中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只是被掩盖了而已，并且被那些游戏和倒退的程序所挫败，而镇压式调整则让位于一种协商式调整，让位于一种系统性默契，以及上文所述的那种氛围的欣快。
一种全新的情境被创造出来了，这是一种完美镇压的情境，它通过其超越政治而实施的事实，去召唤一种跨政治的干预。人们在五月所目睹的突然事件正是这样一种干预，在那里，人们最终极少谈论客观的矛盾和辩证的超越，然而他们目睹了一种先于（或后于）现实原则的原则的出现，这种原则通过整体方式以激烈质疑的形式去干预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去揭露体系，改变体系，以便在更大程度上颠覆体系，封锁体系，而不是去引发矛盾以便辩证地解决矛盾。面对镇压性权力及革命的原则，面对这两个既结盟又对抗的原则，诞生出第三个原则：颠覆的原则。
换句话说：革命的能动性面对既定秩序和保守秩序，直到现在还优先于变化的原则，高于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在经济和象征方面同时都是生产力的解放者）的原则。然而面对将变化与增长的意识形态重新考量的社会，而且其镇压模式（“现代主义”的现实原则）又是运作的模式，生产率与创新的模式，而出现的方式又是持续的符号流（形形色色的风尚，最广义上的消费）的方式，面对这样一个社会，革命再也不能自诩为变化的原则，相反，它应该通过中断、决裂、停运和阻塞来表达。当一个体系通过向前逃逸而达到自我平衡时，当它终于消化了自己的所有矛盾、而各种危机变得对它有利时，当功能与关系的等级在这里披上客观理性的外衣时，当其中的性自由本身都成了生产率的副产品时，那还剩下别的什么呢？只有中断体系，提出真正快乐原则的近乎盲目的要求，提出违抗的绝对要求，以对抗在满足的符号下形成的大量勾结。这便是当时出现在五月的积极分子的“干预风格”。
“历史的可能性应该依据一些形式来设想，这些形式更加突出历史的决裂，而不突出历史的延续，强调消极性而不强调积极性，强调差别而不强调进步。”（赫伯特·马尔库塞，《乌托邦的终结》，子夜出版社，争鸣丛书，第10页。）
在一个确切说不再是镇压社会的社会中，在一个说服社会中，在一个以个体目标进行威慑的社会中，只有本能范畴的颠覆可能构成体系的外在点。然而这种颠覆也具有政治性，原因是它贸然现身于政治场域。其登记簿既不收录自觉的目标，也不记录矛盾的目标，其方式不是辩证的方式。这种颠覆的消极性是彻底的。它并不旨在超越种种矛盾，而在于取消各种分离。它旨在恢复总体性，但并非通过一种针对分离成分的辩证考察，而是通过批判式倒退的纯粹行为。
因此应当这么说，对这个镇压与倒退社会的质疑，它本身（大家在五月都看到了）是借助于一些图式而进行的，而这些图式在很大程度上又借鉴于先于现实原则的价值和模式：如拒绝工作，摒弃组织，幸福冲动，“尽情享乐”等。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彻底的颠覆行动的转移，它转向一个并非完全政治的阶级，即转移给青年一代，转移给一个对经济与社会负有潜在责任的阶级，一个还没有同经济领域短兵相接的阶级，他们还没有面对过实际矛盾，而是把它当做价值体系和（反）目标体系。此外，违抗的概念有意参照于古代社会，即先于我们经济秩序矛盾的社会。那种整体结合的原始等级秩序，即并未经历过革命的秩序，它假设了一种违抗：这种违抗是仪式性和周期性的违抗，是一种循环的社会月经，充当着它的定期颠倒的秩序。在我们理性化的社会中也是如此，违抗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融入造反的仪式（“批评”式知识界的造反仪式，见上文）或革命仪式（严格的社会主义）。然而这个社会在其融合的实际权力方面依旧落后于原始社会，它充分掌控着那些有意识的对立过程，但还没有掌握无意识的对立过程，而违抗在这个社会中就像一种野蛮的喷射，像一种不可阻挡之物，它不再是面对权力的那个道德与政治意识的不可阻挡物，而是面对致命镇压的生命冲动的不可阻挡物，它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体系，而是作为秩序的社会秩序，它也不是处于矛盾中的秩序，而是处于一致目标中的秩序。我们会越来越经常地面对这些不可预见的违抗，面对这些价值体系的痉挛。
政治问题就是要分析这种彻底的消极性，看它如何在那些“客观”矛盾中运转自如，但这种分析并不出于某种形而上学或超心理学的角度，而是基于承载这些矛盾的社会阶级的现实。
至于理论分析，从现在起就必须从并非是极性对立的假设出发：即阶级社会／革命的对立，而应该从三极的假设出发：即阶级建制／革命／颠覆，还有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选自《游戏与警察》，让·波德里亚著，张新木、孟婕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