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做什么？舆论分化尖锐。左翼自由主义者表达了他们对欧洲任由成千上万名难民淹死在地中海的愤怒：他们说，欧洲应该表现出团结友爱的精神并敞开它的大门。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说，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外国人应该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这两种解决方案听起来都很糟糕，但哪个更糟糕呢？套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它们都更糟。最虚伪的是那些呼吁开放边界的人。他们清楚的知道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开放边界会立刻在欧洲触发一场民粹主义的起义。他们玩着高于这个腐败的世界的美丽心灵，同时又在这个世界中活得好好的。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也清楚地知道，放手不管的话，非洲和中东的人民是不会成功地解决他们的自己的问题，或改变他们的社会的。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在西欧的我们在阻止他们那么做。使利比亚陷入混乱的恰恰是欧洲对它的干涉。为伊斯兰国的崛起创造条件的，恰恰是美国对伊拉克的袭击。在中非共和国正在进行的，基督教的南方与穆斯林的北方之间的内战，也不仅仅是种族仇恨的爆发，它是由北方石油的发现触发的：法国和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代理人争夺对资源的控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助长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军阀气焰”的，恰恰是全球对矿产——包括钶钽铁、钴、钻石和铜——的饥渴。

如果我们真想阻止难民流动的话，那么，承认这点，即大多数难民来自“失败国家”——在那里公共权威或多或少是无效的——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等，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国家权力的瓦解不是一种地方性的现象，而是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一个结果，在一些情况下——像在利比亚和伊拉克——它还是西方干涉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也应该指出，中东的“失败国家”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英法在一战期间胡画的那些边界。）

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中东最富有的国家（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对难民的开放程度要远逊于那些不那么富有的国家（土耳其、埃及、伊朗等等）。沙特阿拉伯甚至把“穆斯林”难民送回了索马里。这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不能宽容外来的闯入者的原教旨主义的神权国家么？是的，但沙特阿拉伯对石油收入的依赖也使它在经济上完全成为了西方的伙伴。是应该有严肃的国际压力来逼迫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和卡塔尔和阿联酋）接受大批难民的，特别是因为，通过支持反阿萨德的叛乱，沙特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应该对叙利亚当前的形势负责。

新形式的奴隶制是这些富裕国家的特征：阿拉伯半岛上成百万上千万的移民工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在亚洲，成百万上千万名工人生活在像集中营那样组织起来的血汗工厂中。但还有一些更接近（我们的）家的例子。2013年12月1日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的一家中资服装工厂着火，烧死了七名被困在一个用硬纸板搭建的临时宿舍里的工人。“没有人能说他们对此感到惊奇”，当地工会的一名成员，罗伯托·皮斯托尼纳评论说，“因为多年来，每个人都知道，在佛罗伦萨和普拉托之间的那个区域，成百上千名——如果还不是成千上万名的话——人正在近乎于奴隶的状态下生活和工作。”普拉托还有四千多家中资企业，而且，据信，成千上万名中国移民非法地生活在那个城市，为一个车间和批发商的网络而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之久。

新的奴隶制不限于上海、或迪拜、或卡塔尔的郊区。它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只是看不见，或者说假装看不见它罢了。血汗劳动是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必需品。许多进入欧洲的难民都会变成欧洲日益增加的不稳定劳动力的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以牺牲当地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而后者则通过加入最近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大潮，来对此威胁做出反应。

逃离被战争蹂躏的故国的难民们有一个梦想。抵达意大利南部的难民不想呆在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前往斯堪迪纳维亚。在加莱的成千上万名移民也对法国不满意：他们做好了冒生命的危险进入英国的准备。在巴尔干，数万名难民绝望地想进入德国。难民们明确地肯定他们的梦想是要有无条件的权利，并要求欧洲当局不仅给他们提供适当的食物和医疗服务，还要把他们送到他们选择的目的地。在这个要求中有某种神秘地乌托邦的东西在：这情况就好像，实现他们的梦想，是欧洲的义务似的——而这些梦想，顺便说一句，又是大多数欧洲人所不可企及的（当然许多南欧和东欧人也偏爱在挪威生活咯？）。确切来说，恰恰是在人们发现自己处于贫困、窘迫和危险的境地的时候——这时，我们会预期他们会安于最低限度的安全与幸福——他们的乌托邦主义变得最不妥协。但难民们面临的那个严酷的真理是，“不存在挪威”，甚至在挪威也不存在。

（难民的）东道主们谈论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必然就是种族主义或原始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抛弃这个概念。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欧洲的反移民情绪——这一情绪最近的表现是在挪威，在那里，根据最近的民调，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已经超过社会民主党成为该国最流行的政党了——就会一路挺进了。在这个问题上，标准的左翼-自由主义路线是一种傲慢的道德主义：在我们给“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理念以任何可信性的那个时刻，我们也就妥协了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只是在提出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公然拥护的那种东西的一个更温和的版本罢了。而最近几年来中间政党采用的，也确实是这种小心谨慎的进路。他们拒斥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的公开的种族主义，但与此同时又声称他们“理解老百姓的担心”，并因此而贯彻一种更“合理”的反移民政策。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拒斥左翼-自由主义的态度。对现状进行道德说教的抱怨——“哎呀欧洲对他人的苦难冷漠”等等——只是反移民的残忍的对立面罢了。他们共享一个预设，那个预设绝不是不证自明的，那就是，保护一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伦理的普世主义是不兼容的。我们应该避免陷入这种自由主义的自我拷问。“我们担得起多大程度的宽容？”我们应该宽容不让他们的孩子去上公立学校；逼迫他们的女人以特定方式着装和行为；包办他们的子女的婚姻；歧视同性恋的移民么？我们永远不可能足够宽容，或者说我们永远已经是太过宽容了。打破这个僵局的唯一方式，是超越单纯的宽容：我们不仅应该给他者以我们的尊重，而且还要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加入一场共同的斗争的前景，因为今天，我们（欧洲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欧洲人和难民）共享的问题。

难民是我们为全球化的经济付出的代价，在这种经济中，商品——而不是人——被允许自由地流通。多孔的边界、被外观人淹没的观念，是内在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欧洲的移民（现象）并非独一无二。在南非，一百多万来自邻国的难民，在今年四月因为偷走了当地穷人的工作而遭到了他们的袭击。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的起因不仅包括军事冲突，也包括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等。在福岛核灾难发生后，有一个时刻，日本当局准备撤出整个东京区的人口——超过两千万人。如果这件事情确实发生的话，那么，他们会去哪？他们会分到一片土地继续在日本发展呢，还是说他们会被遣散到世界各地。如果气候变化使西伯利亚北部变得更适于居住和农耕，同时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变得太过于干燥以至于无法支持大量人口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人们会怎样组织人口的分配？在过去，当此类事件发生的时候，社会改革是狂野而充满自发性的，伴随着暴力和毁灭。

人类应该做好以一种更加“可塑的”和游牧的方式来生活的准备。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将不得不从根本上重新界定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设想全球的合作和决策的新方法。首先，在当前的时刻，欧洲必须重申其为难民提供有尊严的待遇的承诺。这方面不应该妥协：大规模的迁徙时就是我们的未来，而这一承诺的唯一一个替代选项，是重生的野蛮主义（即一些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第二，作为这一承诺的一个必然后果，欧洲应该推行清晰的法则和规则。应该通过一个涵盖欧盟所有成员国的行政网络来加强对难民流的控制（以防止像匈牙利或斯洛文尼亚当局所采取的那种地方性的野蛮主义）。难民的安全应该得到保障，但也应该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接受欧洲当局分配给他们的目的地；我们不会宽容宗教、性或种族的暴力；他们和我们也都无权强行推行自己的宗教或生活方式；我们都要尊重每个个体放弃他或她所在群体的习惯的权利等等。如果一个女人选择遮住她的脸的话，那么，她的选择必须得到尊重；如果她选择不蒙面的话，那么，她不戴头巾的自由也应该得到保障。这样的法则是有利于西欧的生活方式的，但这也是难民为享受欧洲的好客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些法则应该得到清晰的陈述和有力的执行，在必要时还可以采取压制性的措施——既针对外国的原教旨主义者也针对本土的种族主义者。

第三，我们还必须发明一种新的国际军事与经济干涉——一种避免新近过去的新殖民陷阱的干涉。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案例表明，错误的干涉（在伊拉克和利比亚）和不干涉（在叙利亚，在那里，在不干涉的表象之下，诸如俄国和沙特阿拉伯此类的外部国家还是深刻介入了当地的局势）都将以同样的僵局而告终。

第四，最终要也是最困难的，我们还需要根本的经济变革，这一变革将废除创造难民的种种条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非欧洲的难民迟早会和来自希腊和欧盟内的其他国家的移民联合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样一种有组织的，调整（现状）的尝试被叫做共产主义。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发明它（共产主义）。也许，长期来看，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注：本文由洪姆译自Slavoj Zizek, “The Non-Existence of Norway Slavoj Zizek on the refugee crisis”, 见http://www.lrb.co.uk/v37/n18/slavoj-zizek/the-non-existence-of-norway，将正式刊载于《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7 No. 18, 24 September, 2015。本文经译者授权破土网站首发，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请标明译文出处。